间接税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一般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间接税论文,宏观经济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税制是政府经济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工具。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1994年税制改革至今，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与财政分税分级体制和市场化趋势相配套的多层次复合税制。但近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递增7%以上的速度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方兴未艾，并且，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必然对我国税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我国税制需要改革已是共识。
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99-2001年“三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例分别是59.64%,57.86%和54.58%（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相关章节。），因此，间接税改革必然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企业界、理论界与国家税务管理部门围绕间接税改革进行了很多也很有意义的讨论，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增值税改型、增值税税基范围等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界、理论界与税务管理部门对改革的意见很不统一，亟需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总的来说，国内对税制改革的定量研究工作比较少，一方面由于税制改革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要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建立规模庞大的模型；另一方面，计算工具与计算实现是制约研究工作的主要瓶颈。但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税制改革定量分析方面做了一定工作，比较突出的有：杨元伟、焦瑞进在加拿大工商研究院帮助下开展的《宏观税收负担数量分析》项目[1]，王韬、周建军等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开展的有关中国税负分布与税制改革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2]，此外，还有一些国内研究者在运用CGE模型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对税收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3]。这些研究表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model)模型完全可以胜任对中国税制改革宏观效应的定量分析工作。
二、“1-2-3”模型
一般的，CGE模型可以定义成对一个经济体进行数字设定的模型，这个经济体通过对商品和要素的数量和价格的调整，实现Walras一般均衡理论所确定的供需均衡。简单而言，建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目的，就是把Wlaras一般均衡理论构造由一个抽象形式变为一个尽可能逼近现实经济的可计算和可处理的数学模型。总的来说，本文建立的CGE模型由四类方程组构成，这些方程组分别是：实物流方程组、名义流方程组、价格方程组和均衡方程组。由于该模型描述的是一国总体经济情况（国外部门并没有按照地区进行详细细分而统称为国外部门）；模型对经济行为的描述集中体现在经济实物流和名义流两方面；模型将产品按生产地与销售地不同而分为三大类，包括：国内生产的供出口的产品(E)，国内生产的供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D)以及进口产品(M)三类，所以，这一类结构的模型在国外又被称为“1-2-3”模型[4]。而且，由于其简单便于理解并不乏科学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Shantayanan Devarajan等人曾利用一个类似的模型对60多个国家进行贸易改革的财政效应进行分析[5]，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一）实物流方程组。实物流方程组主要描述的是国内外市场中产品的供需情况。方程(1)为前沿生产函数，定义了国内产出的可能前沿。在“1-2-3”模型中，由于国内产出按产品销售地分为出口产品(E)和国内销售品(D)两种不同产品，并且假设这两种产品之间存在一种常转换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transformation,CET)关系，所以，该函数为E和D的函数经过CET转换后的方程，其转换弹性为Ω。在此处，由于没有考察中间产品，常量
也可视为实际GDP；同时，将设为常量，也意味着模型假设所有的原始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都得到了充分利用。方程(2)定义了国内市场总供给。该方程形式为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函数，意味着国内市场出售的产品为进口同类产品M和国内生产产品D的CES综合，其替代弹性为σ。方程(3)定义了国内市场的总需求，它是私人需求、投资和政府需求的总和。方程(4)定义了出口商品和国内销售品的比例关系为两者相对价格的函数。类似的，方程(5)定义进口商品与国内销售品的比例关系是两者相对价格的函数。
（二）名义流方程组。名义流方程组描述的是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指标，比如：税收收入、国民总收入、总储蓄、总消费等。方程(6)定义了税收收入，它是进口关税、间接税、直接税和出口关税的总和(如果是出口退税或补贴，该项为负值，由于在现实中，该项通常为负值，方程(6)直接列为减项)。方程(7)定义了国民总收入，它是总产出、转移支付和私人部门的国外汇款的总和。方程(8)定义了总储蓄，它是国民总收入按储蓄比例计算的储蓄额、经常账户净额和政府收支赢余（政府储蓄）的总和。方程(9)定义了消费净额，它是国民总收入减去储蓄和直接税调整后，并经价格调整后的净消费额。
（三）价格方程组。价格方程组描述的是实物流和名义流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价格关系，包括国内外市场价格、产品生产价格（成本）、产品税后售价以及汇率等指标。方程(10)定义了进口产品价格是国际市场价格加上进口关税，经汇率调整后的价格。方程(11)定义了出口产品的价格是国际市场价格加上出口关税，经汇率调整后的价格。方程(12)定义的是国内市场商品售价（含税价），它是国内市场综合产品价格。方程(14)定义经间接税调整后的价格。方程(13)则定义了国内总产出价格。方程(15)定义了汇率水平。根据CGE建模惯例，在模型中，汇率被定为相对价格水平，而被固定为1个价格单位。由此，模型所求得的各价格变量均为相对汇率水平的相对价格。
（四）均衡方程组。均衡方程组描述的是CGE模型的各种均衡关系。在本模型中，这些均衡关系包括国内产品总需求与国内产品总供给均衡，国内市场综合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经常账户均衡，政府收支均衡以及储蓄——投资均衡等均衡条件。方程(16)定义了国内产品的供求平衡关系。方程(17)定义了国内市场综合产品的供求平衡关系。方程(18)定义了经常账户平衡关系。方程(19)定义了程序投资平衡关系。方程(20)则定义了政府收支平衡关系。
表1 “1-2-3”模型变量表
由以上方程组和变量表可以发现，本模型共有20个方程，但内生变量数目为19个，方程数目多于变量数，并仅仅多一个。说明模型的20个方程并非独立，可以从中任意选择一个剔除即可保证模型成立。根据CGE模型宏观闭合理论，对方程的剔除有若干种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反映了建模者不同的政策取向。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把方程(19)作为一个Walras法则的检验方程而从模型中剔除。
三、数据与计算
CGE模型对基础数据的要求很高，而由于我国基础数据的统计工作还不是很细致，所以，取得实际数据的难度很大。一般的，CGE模型的基础数据来自社会核算矩阵(SAM)，而SAM是对一定时期内一国或一地区经济结构的全面描述，它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增加了各类机构信息，如居民、政府、世界其他地区的收支流，将投入产出表与宏观经济账户统一在一致的框架下，以平衡、封闭的矩阵形式表示生产部门、要素和各类机构之间的联接关系。最新的中国社会核算矩阵是相关学者以1995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综合其他统计资料而建立的。由于本文所建立的“1-2-3”模型是一个中小规模的以研究中国经济总量为目的的模型，主要侧重于考察间接税改革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情况，而并没有对生产方、消费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细分，所以，在基础数据的采集上显得相对简单得多，完全可以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等数据源取得相应数据。表2列出了经过少许调整的基础数据。根据基础数据可以通过校准法流程得到模型的主要方程系数值，具体见表3。
当从表2中取得模型所有外生变量的数值，并确定了表3中的系数值后，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计算软件（如GAMS，Microsoft Excel等）求得该模型的解。由于使用专用软件如GAMS需要学习编程语言，并且，该专用软件需要专门购买，花费较大；鉴于本模型规模不大，并通过将1999年实际GDP设为1，其他数量变量取相对值的方法简化模型后，采用通常的Excel软件已经完全可以胜任模型的求解工作。因此，本模型应用Excel求解。
表2 1-2-3模型的基础数据(1999)
表3 1-2-3模型的主要系数
四、税收政策方案分析
一般的，CGE模型可以通过改变适当的内、外生变量的属性来模拟在特定条件下不同的政策取向。受瓦尔拉斯(Walras)一般均衡理论的约束，在各替代方案中，由于政策考察的侧重点不同，模型将原有的某些内生变量作为外生变量而确定，为保证原有模型结构继续保持稳定并存在均衡解，必须选择相应数目的变量进入模型作为内生变量。这在建模流程上显而易见，内生变量减少，而方程数目不变，要维持原有模型的稳定性，应该选择相应数目的外生变量进入模型。由于，近年来，中央政府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发行了大量公债，为防止大量发债带来的财政风险，税收收入一直是政府非常关心的经济指标。所以，在模型模拟各种可行的税收政策改革方案时，我们选择将税收收入作为外生变量确定，以反映在各种替代方案实施时，保证该经济指标至少不受影响的目标。
本模型以表2中所列的中国经济的实际数据作为基准数据，由于篇幅原因，该模型基准状况的均衡解没有专门列出，但在各替代方案的均衡结果表中以斜体字形式列出，以作为对比。
（一）方案一：在维持税收收入不变的前提下，降低间接税率对经济的影响。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确立了以三大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现行税制，流转税收在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很大，近年来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税收总收入半壁江山以上[6]。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增值税等类似的流转税在很多国家税制中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流转税收入比重是比较低的，税制的主体税种是所得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所得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加之现行流转税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使得企业界对改革流转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本改革方案中，模型将税收收入作为外生变量确定，即保证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将直接税率引进模型，作为内生变量，考察因间接税率变动而引起的经济系统的变化情况，具体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经济系统的变化
注：当总收入低于1（黑体标出）的时候，模型停止模拟。
表4的计算结果显示：
首先，当间接税综合税率逐步下降，为维持一定的税收收入，直接税率持续上升，当间接税与直接税综合税率分别为：0.06097和0.09019时，由于计算得到的总收入等于1，表明该两种税种此时的组合将使经济指标低于模拟前的基本水平，模型停止计算。
其次，表4结果显示随着间接税综合税率降低，各经济指标也随之降低；表3结果显示间接税综合税率至少可以由目前的0.11473提高到0.12499，才可能对经济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即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冲击，目前似乎不应对现行流转税进行大规模减税改革。
（二）方案二：维持税收收入、国民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寻找间接税、直接税的优化组合。在方案一中，模型讨论了降低间接税综合税率，提高所得税率的改革方案，但应该看到，在现行税制中，这两种类型税收的关系并不简单地体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为了寻求它们之间可能的优化组合，模型设计了第二种替代方案，即将税收收入、国民收入作为外生变量确定，而将间接税、直接税引进模型作为内生变量，通过考察两者相互变动寻找一个可以接受的满意组合。具体计算结果见表5。
表5 直接税、间接税的优化组合
注：当间接税综合税率或直接税综合税率小于0时（黑体标出），模型停止该方向模拟，因为税率不可能为负数。
表5所列的计算结果显示了多种间接税与直接税可能的组合。从各主要经济指标的结果来看，各种组合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而且，似乎本模型模拟的基期情况是比较合理的。如何从众多可能的组合中进行选择，不但要看宏观经济政策在特定时期的侧重点，而且，还要参考本文提供的其他几种方案的计算结果。由于表5已经很直观地体现了模型计算结果，所以，笔者在此不作赘述。
（三）方案三：维持税收收入、总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将直接税率和储蓄率引进模型，作为内生变量，考察间接税率变动引起的经济系统的变化，尤其是投资的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考察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是有意义的。由于模型假设社会总储蓄等于总投资，而总储蓄被定义为国民收入按特定储蓄比例提取的部分、政府储蓄和经常账户盈余三项（主要为前两项），因此，储蓄比例与政府收入是值得重点考察的。另外，由于在中国现行税制中，不但以流转税为主体，并且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从理论上讲，“生产型”相比“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因此，近年来，增值税转型问题一直引起理论界和企业界的争论。由于后两种类型的增值税增加了“购进固定资产抵扣项目”，使得同等税率下，三种类型增值税税负依次是“生产型”＞“收入型”＞“消费型”，所以，模型对增值税转型的模拟就体现在间接税综合税率逐步降低上，并通过与储蓄率指标相结合来考察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在这样的条件下，模型得到模拟结果。具体结果见表6。
表6 间接税率变动引起的经济系统的变化
注：当直接税综合税率小于0时（黑体标出），模型停止该方向模拟，因为税率不可能为负数。
表6的结果显示：在保证税收收入和总收入的前提下，随着间接税综合税率的下降，除总投资外的各经济指标都围在准模型均衡解上下波动，但变化幅度均不大；而总投资则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该结果表明：适当降低间接税综合税率可以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该结论对中国当前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五、模型改进措施
首先，本文在研究对象上仅考虑中国经济总体，没有对部门进行详细划分，难以对部门级经济进行细致地考察；在税种分类上，笼统地考虑间接税与直接税，并没有对间接税、直接税的具体税种进行分析，使得模型结果难以确切地体现税制改革的经济效应。因此，对税种进一步细分，增加模型包含的政策种类，科学地、合理地扩大模型规模，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措施。事实上，制约模型规模扩大的根本问题在于基础数据。正如清华大学张金水教授所言[7]，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千千万万种产品，在构造经济数学模型时总是将它们归结为1种、几种或几十种、几百种产品。而最新的由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制的《中国投入产出表》(1995)将产品划分为6种及33种，如果直接以该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数据来源建立CGE模型，则分别可以建立6部门或33部门模型。由于我国基础数据工作的薄弱，构造33部门模型并估计其中参数工作量将较大，因此，研究者应该根据自身的数据采集、处理能力而确定所建立的CGE模型的规模。
其次，尽管分析政策变动对经济福利的影响是CGE模型应用的主要成功之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外部经济环境对政策变动带来的冲击存在应变性，从而减缓或抵消政策变动的冲击。外部经济的这种应变性使模型结果对政策变动效应预测的精确性大打折扣。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CGE模型体系本身的局限性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玉歆、樊明太曾指出[8]：“CGE模型虽然以其理论结构的严谨性而颇具吸引力，但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预测工具”，“和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连接已在实践中被采用”。因此，本模型要解决外部环境的应对性对模型结果的扭曲问题，也应该参照与其他宏观经济模型连接的办法，使这种应对性通过连接的其他宏观经济模型间接地反映到CGE模型中；与此同时，郑、樊也认为“不断更新投入产出数据，对产业进行正确分解，以及正确理解产业统计的含义”。对环境变动进行合理的预测、分析十分重要。
最后，本CGE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具有比较静态均衡的特性，但应该看到，比较静态均衡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系统根据政策逐步进行调整的动态过程，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适当的动态属性，建立动态CGE模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另外，在动态模型中还应对时间期间进行适当处理。即，建立多期CGE模型，应该适当地变动每一期的长度。对决策影响程度大的近期的长度应该小，而对决策影响程度相对小的远期的长度可以长一些，而所有各期由建模者选定的时间折算表(subjective discountrate)折算为对即期的影响。这样处理不但可以解决模型求解问题，而且可以使选择同样的期数覆盖更长的时间段，或者同样的时间段只要较少的期数就可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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