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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混合经济。我们要的是一种主动的、恰当选择的计划和市场共存的混合经济。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勾勒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套混合经济体制。抨击一切国家存在，抨击一切计划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危险。
[中图分类号]F045[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1004-6623（2004）02-0050-08
问：你一向主张中国需要贸易保护主义。但是，我们知道保护有可能保护了落后。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是不是应该表明开放更能使中国发展？
答：你的提问实际上将两个概念混淆了。和开放对应的，是封闭；和自由贸易相对应的，是贸易保护。开放和封闭讨论的是开门和关门的问题，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解决的是开了门以后要不要门槛的问题。我主张贸易保护而不是闭关锁国，就是主张打开大门，但设置门槛。根据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设置高低不同的门槛。哪些行业国际竞争力强，这些产业的门槛，即关税或非关税门槛就可以低一些；哪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弱，这些行业的门槛就需要高一些。从整体上，则要研究，哪些产业是为了与各国贸易可以作出让步、牺牲的，哪些产业是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所在，必须确保成长的。空气、信息可以自由流动，但外国商品的洪水却不能随便到我国来泛滥。
把贸易保护与闭关锁国等同起来，把自由贸易和开放等同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幼稚和无知。遗憾的是，这种幼稚和无知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媒体、教材上泛滥。
问：但贸易保护毕竟不是件好事，中国企业不能老是靠保护生存啊。
答：这个看法其实本身就是成问题的。一般来讲，学术界公认，当国家弱小的时候，它是需要贸易保护的；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它需要推行自由贸易。当经济繁荣的时候，自由贸易的潮流就会兴起；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贸易保护的潮流就会兴起。
最近几年是世界经济的萧条期，所以，美国、欧洲、日本到处都是贸易保护的声音。比如，美国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说中国的东西太便宜，对美贸易顺差太大，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让美国企业破产了。按照市场自由理论，破产就破产呗，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促进技术进步，多好啊。可是这只能适用于美国企业让中国企业破产，轮到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淘汰了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美国就不干了。只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所有出口美国的中国产品都变得贵了，卖不动了，这样美国那些该被淘汰的企业就有救了。
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看，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论战从未停息过，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过谁。这背后说到底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较量。真正的问题是，作为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如果需要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国居然流行的是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这说明了什么？
问：但不可否认，自由贸易至少能够让我们买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要是没有汽车关税，进口汽车就会很便宜，10万元钱就能买一辆中档轿车。主张贸易保护，岂不意味着中国人要多花钱买落后的国产车吗？
答：不错。这的确是自由贸易的好处。由于自由贸易，由于国外的商品可以廉价地进入中国，比如说瑞士表、意大利西装、美国小麦等等。这正是我们主流媒体宣传加入WTO好处的主要说法。
国外的商品价廉物美，等于国内的商品质次价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自由贸易能够让中国人购买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会在外国货的竞争面前败下阵来。所谓败下阵来，首先是利润要减少；其次，如果企业有负债，那么银行的呆坏帐就会增加；第三，要是银行逼债，那么倒闭破产的企业就会增加；第四，跟着这些企业的倒闭破产，就是工人失业要增加。如果工人失业增加，在业工人的工资就会降低。所以，当你作为消费者享受到好处的时候，作为生产者，你可能会受到威胁。我们每个人有双重身份，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因此，当我们作为消费者受益时，也得考虑作为生产者是否会受损。
问：自由贸易理论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有那么大危害吗？
答：真有这么大。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自由贸易理论，但是这些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没有一天不在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样一来，甚至受自由贸易之害甚深的中国本土企业家们都迷迷糊糊地觉得自由贸易就是好。自由贸易的核心逻辑是，自由贸易能使各国发挥比较优势。你生产葡萄效率高，我生产布效率高，葡萄跟布一交换，你的利益最大化，我的利益也最大化。非常直观。这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为什么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道理。
要看一种经济理论对不对，放到经济实践中去检验一下就知道了。我们来看看美国是怎样奉行自由贸易的。
美国早期是一个自由贸易国家，从美国独立到1807年为止。当时美国的经济结构还特别有利于自由贸易：主宰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三大利益集团，全部受益于自由贸易。第一大利益集团就是美国的农场主。农场主开垦森林，然后种植棉花、小麦、烟草等农产品，把这些东西出口到英国，供给英国的纺织机械，供给英国人吃饭；第二大利益集团是从事进出口业的船东和进出口商，专门把美国的小麦棉花运出去，把英国的纺织品、五金、机械运回来：第三大利益集团就是给前两部分人贷款的银行家。这三大利益集团都从这样一个对英国的自由贸易结构当中受益。
1807年，英国和法国在欧洲大陆交战。英国战船炮击美国商船切萨皮克号，引起美国举国上下群情激愤。然后，国会决议，下令对英国实施禁运。
禁运之后，英国没有了美国的棉花，马上转用埃及的棉花；没有了美国的小麦，转用土耳其的小麦。世界上无数国家都可以生产农产品，而且还在相互竞争，竞相压价；而工业品，当时还只有英国能够生产。结果美国的棉花、小麦烂在地里，波士顿、纽约两个主要港口的船舶，百分之八九十就停在那里。银行家收不回款，被挤兑倒闭。整个美国的国民经济崩溃。这一年多，美国人民饱尝闭关锁国的痛苦。当年美国北部的工业以200％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超过我们大跃进的速度，1959年的增长率是159％。为什么有这么快的速度？因为英国的纺织品没了，铁锅、铁铲、锄头没了，这些东西全都变得价格非常昂贵了。棉花小麦烂在地里，原料价格就很低。一来一去，搞工业突然间变得非常赚钱。赚到的钱又马上扩大再生产，让它变成更多的商品。这样，美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就非常快。
一年多以后，又开始自由贸易。英国货物一到美国的东海岸，马上美国的工厂就不冒烟了。好在到1812年，美国和英国又打仗了。这一仗打了3年，双方封锁海岸线，造成类似禁运的效果。这给美国工业第二个成长的机会。到了1816年，美国的工业就得到了第一个贸易保护的法案，平均关税率25％。其实，当然美国还有一个天然关税率，是由大西洋运输的高昂运输成本自动征收的。这样，法定关税加天然关税，美国产品得到的实际保护关税可能要高于40％。到1890年，尽管美国当时已是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关税却达到70％。此后美国的关税有所下降，但是一直比较高，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所以，美国实际上是靠贸易保护发展起来的。
其实，20世纪的三大工业强国的其他两个，德国和日本，不仅也是靠贸易保护，甚至是靠国家资金和计划发展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回顾历史，可以说，贸易保护，而不是自由贸易，是国家从弱小到强大的不二法门，而自由贸易则是强国摧毁弱国发展潜力的战略武器。
今天，在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却流行着自由贸易理论，这正是中国的危险所在。
问：照你这么说，不但自由贸易不好，甚至自由市场经济都不好啰？
答：我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有双重性，既有促进技术进步，产品丰富的好处，又有两极分化，经济危机，资源浪费的坏处。我相信，任何了解市场经济现实的人都会这么看待。问题在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完全否认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将市场的好处绝对化了，这才会产生我们今天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神化。
这种神化市场的倾向，影响极为广泛。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现在弱，所以我们要贸易保护。等到我们强了，我们再自由贸易。世界上现在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很多，也都首先肯定经济全球化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坦是要保护弱势群体，弱势国家，弱势产业。实际上，这是对自由贸易的话语霸权的投降。
不妨设想一下，在1800年的时候，如果当时所有国家都听从英国自由贸易的主张，大家都跟英国做自由贸易，那么这个世界上将只有一个国家是工业国，所有国家都是农业国。这是一种财富状况，我把这种财富状况叫做状态A。第二种状况，所有国家都搞贸易保护，所有国家都成了工业国。然后工业国之间再进行有保护的贸易，这是状态B。你说，是状态A的世界财富总量大还是状态B的世界财富总量大？
据统计，当今世界80％的贸易量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20％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可以忽略不计。这可以打一个比方，两个富人之间交换东西多呢？还是两个穷人之间交换的东西多？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交换，就是你出卖劳动力我雇佣你。
所以，我的结论是，都成了工业国的世界，财富总量最大，贸易总量也最大；而只有一国是工业国的世界，财富和贸易的总量都将是最小的。
实际上，历史选择的是中间状态。有一部分国家听了贸易保护的学说，成了工业国。贸易保护学说的主要代表，一个是美国的哈密尔顿，一个是德国的李斯特。哪些国家听了李斯特和哈密尔顿的话呢？是美国、德国、日本，还有半听半不听的法国、意大利。所有这些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工业国，半不听的国家工业力量就弱一些。哪些国家当时是听自由贸易理论的呢？那就是整个拉美，整个非洲，整个亚洲，除了日本。中国是被迫自由贸易，鸦片战争强行让中国接受英国货的倾销，使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全面衰落，使中国经济沦为殖民地经济。
所以，沿着这一思路理下来，和大家的常识就非常不一样，自由贸易将使世界财富最小化。
完全自由贸易模型曾经有一次历史机会，那就是1945年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拥有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50％，又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0％。美国商品不但多，而且还特别便宜。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美国前竞争对手，德、法、意、日、英，都是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而美国是本土没有遭受战火蹂躏的唯一的发达工业国。1944年，美国的资本家展望战后重建的前景，欣喜万分。最好所有的前竞争对手都不生产工业品，工业品全部由美国来生产。美国作世界工厂，其他各国作世界农村，将美国的产品销往全球各地，永远地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美国当时就做着这样一场大梦。为了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着手构建战后自由贸易的三大支柱。
第一大支柱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按此体系，以美国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美元，将成为世界货币，其他各国的货币都必须按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方便自由贸易。此外，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实际上削弱各国的货币主权，使各国调节本国经济对外竞争力缺了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大支柱就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的作用就是要削减各国关税，推行自由贸易。
第三大支柱叫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专门给发展中国家贷款，但实际上却是为美国的投资铺平道路、降低风险。比如说，智利是世界上铜的主要生产基地。智利的铜由美国的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开采。但是，运送铜矿石的公路、铁路谁修？阿纳康达公司不出钱，让世界银行出。听上去智利得到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实际上是阿纳康达铜业公司得了好处。这就象当年日本为了开采中国东三省的铁矿、煤矿，修了大量的铁路，并不是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是为了掠夺这里的资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门是扶危济困的。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各国的市场被美国货占领，资源被美国公司以低价开采走，这个国家必然会贫穷，会债台高筑，会出现货币危机，这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现货币危机的国家贷款。条件是该国必须以经济主权相抵押。比如说，万一中国出现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紧急贷款200亿美元，但得有条件，比如说拿大庆油田、连云港、大连港或者山西大同煤矿做抵押。美国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渐渐把世界各国的资源都控制在手里，各国的市场都成为它的工业品的市场。这些就是美国所构想的战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
正是因为美国在战后奉行了单边自由贸易的对外经济政策，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长达20多年的黄金时期。当时，日本和德国的经济以8％、9％的速度增长，美国的增长比较慢一些，是4％-5％左右。除去通货膨胀因素，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整体达到了4.4％，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速度很低，事实上很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从1973年到1990年代初，该指标只有2.4％，即只有五六十年代的一半。
这样，西方经济真正迎来了一个“双赢”的时代。如果说这段时间有输家，那就是美国，它确实有些吃亏。正如英国在19世纪搞单边自由贸易衰落一样，美国在20世纪搞单边自由贸易也衰落了。美国工业生产占西方世界的份额下降了，从50年代初期的50％一路下降到70年代初的25％，这个份额被欧洲和日本夺去了。大量的商品从日本和欧洲涌入美国，使美国由贸易顺差逐渐转到贸易逆差。
这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转折。到1971年黄金危机的时候，尼克松断然下令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使美元和黄金脱钩。此后世界进入了“浮动汇率制”时代，而美国则从单边自由贸易的极端，一变而为超级贸易保护，单边贸易保护，即要求欧洲和日本开放市场，却收紧美国海关的进口大门。为此，美国多管齐下。
第一，是使美元大幅度贬值。1971年时，1美元兑360日元，现在1美元兑110日元左右。汇率是贸易上的核武器。我把贸易战的武器分为若干种类。第一种是常规武器，就是关税。比如说，要阻止美国纺织机械的进口，保护中国的纺织机械行业，可以设立一个40％、50％的关税。其特点就是除了阻止你的对手，还阻止了你并不想阻止的对手，伤害无辜，引起各国的共同反对。所以说，这是常规武器。非关税壁垒就是精确制导武器。比如，日本宣称，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大蒜的农药含量超标。他不说欧洲也超标，不说泰国也超标，就说中国超标。这样，日本就能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引起的贸易争议最小。此外就是核武器，即汇率战。一旦人民币汇率贬值，所有的中国出口商品都便宜了，竞争力都增强了。70年代初“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美国就对他政治上的盟友们、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使用了汇率战这个核武器。不光是对日元贬值，对马克也贬值，对英镑也贬值，都贬值。由于汇率战烽烟四起，各国货币争相贬值，这才有70年代的“停滞膨胀”。
第二，是实施产业转移，将本国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美国把底特律的汽车厂搬到墨西哥去，那里的工资是美国的1/10。发达国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会出现产业空心化。我觉得，产业空心化这个概念名不符实。对于欧美国家来讲，他们70年代以后实行的叫产业核心化。他们是把低利润、可控制的加工环节甩到国外去，把高技术、高利润、难控制的环节留在国内，是不是核心化？
货币贬值和产业转移，这是美国回应欧洲和日本挑战的两项根本措施，而这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实质。问题在于，美国把工厂开到拉美，日本就把工厂开到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工人的工资低，印尼工人的工资更低。结果美国的竞争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膨胀，到2002年竟达约5000亿美元，是90年代初期的5倍，是70年代初期的几十倍。所以，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竞争激化、产业转移、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产业转移浪潮意味着世界经济的萎缩。道理是这样的：当底特律的汽车工厂迁到墨西哥时，美国失去一个30000美元的工作岗位，墨西哥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作为整体，其需求萎缩了27000美元。当然，这只是一级计算，实际需求下降并没有那么大的幅度。因为，美国工人还可以得到50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所以需求只下降了22000美元。又其中，5000美元可能用于汽车的降价，从而扩大了汽车消费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变成CEO的高工资和股东的高利润。CEO的工资就是因为全球化涨上来的。1980年美国CEO和工人的工资比是40∶1，1990年上升到85∶1，1997年是326∶1，1999年是475∶1。这是因为利润来得太容易，产业转移造成巨大的利润空间。CEO的工资上升会造成私人飞机产业的兴旺，豪华轿车业、山间别墅业，这也可以带动一部分需求。股东的高利润会产生进一步投资的冲动，新投资则是新需求。所以，这样一来，实际的需求下降，不到27000美元。但是，由于其他各级的需求增长都赶不上一级需求计算时的需求下降，因此，世界经济的总体需求还是下降了。
因此，从逻辑上分析，由于全球竞争激化，70年代后世界经济应该呈现一种螺旋萎缩的趋势。
问：这只是逻辑分析，那么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答：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用4项指标来分析世界经济的运行状态，即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国债余额占一国GDP的比例（简称国债率）、银行利率。
五六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9％、10％，美国也有4％、5％、6％，失业率则都很低。西德和日本只有1％、2％，而美国也只有2％、3％。各国财政不但没有赤字，有时候还有盈余。美国只是由于打越战，才有几百亿美元的赤字。银行利率则比较高，5％、6％不等。现在这四项指标都处于战后最糟糕的时期。首先是经济增长率。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可以说是零增长，失业率上升到5％以上，国债率则上升到130％，银行利率则下降到可以忽略不计，0.5％。欧洲经济在90年代一直是低增长，大约只有2％左右，而失业率则高达8％、9％，有时候甚至是12％，被称为“欧洲病”。利率也很低，欧洲央行利率是2％。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国债率不得超过60％。现在德国、法国都想突破这个数字，因为谁突破这个数字，等于国债消费的好处可以为本国选民所享受，而风险则可以向整个欧盟转嫁。美国90年代被称为“新经济”，一枝独秀，其实是各国资金流入美国造成美国经济的泡沫化。2000年3月，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暴跌，美国的经济泡沫崩溃，进入萧条状态。国债率也高达60％左右，而失业率则上升到6.5％左右，银行利率则下调至1％。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用中国作对比可能容易理解一些。中国的国债余额只占GDP余额的25％，大家可以计算，25000亿人民币的债务、按5％利率计算，每年国家仅债务利息支出就将达1250亿元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农业税总和。如果把这笔钱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就不会出现农村师资流失，学生逃学。我们的机场、港口、道路、桥梁，都是用国债修起来的。没有国债支出，钢铁产量、水泥产量怎么消化，工人就业怎么办，银行坏帐会不会增加等等。同样道理，如果日本没有130％的国债投入，修建桥梁、道路、码头、港口和工厂，那日本经济就可能是高额负增长。如果没有美国、欧洲各国的60％左右的国债投入，这些国家的经济是不是也可能零增长或负增长？
再看利率，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现在已经降无可降。中国的银行利率是1.98％，这就使我们手持现金大量增加。如果利率降到0.5％，是不是大家都不想去银行存钱了？利率下降可以降低投资成本，降低分期付款消费的成本，本来可以促进需求的增长。但现在怎么降利率，需求就是不动。这不是说明世界经济的萧条已经很深了吗？
再看失业率，美国的官方统计失业率是6.5％，与五六十年代相比，当然是高失业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里还不包括已经失望，不再找工作的人。这些人找不到工作，就干脆领失业救济金。还有，应该把监狱里的人数算进去。60年代美国监狱内的人数一直在缓慢缩减，以至于到1975年为38万，而到1995年有540万美国人被监禁，占18岁以上男子人数的5％，每5个黑人男子中有1人包括在内。这样加起来，和欧洲的10％左右的失业率就接近了。
此外，还有一个数字值得重视，即个人信贷消费形成的债务。2001年1季度，美国国债，加上居民信贷消费债务，加上企业债务，总共是31.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0％多一点。其中居民信贷消费债务大约是7万多亿美元。这笔债务和国债的效果一样，可以拉动需求。但也和国债的问题一样，是寅吃卯粮，是以未来的需求为代价维持现在的低增长。
发达国家普通低增长、高失业率、高国债、低利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凄凉一片。从中国往北看，俄罗斯、东欧各国，90年代经济负增长50％左右；从东欧往南，土耳其，刚刚发生过金融危机；土耳其往南，中东地区，炮火连天；中东往西，埃及、摩洛哥各国，也是危机四伏；越过撒哈拉沙漠往南，整个是第四世界，除了饥饿、瘟疫和战争，再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国际注意力；越过大西洋到拉丁美洲，金融危机先是洗劫墨西哥，接着是巴西，阿根廷，造成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从拉丁美洲越过太平洋，就到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香港、台湾，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的阴影徘徊未去。
如此看来，中国经济倒真成了一枝独秀了。在全球性萧条中，只有中国经济还有增长。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的1/30左右，中国经济的局部增长根本就改变不了世界经济总体萧条的趋势。甚至相反，由于中国以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税收和地价大量吸引外资，中国的繁荣可能还会加速世界经济的螺旋下降速度。
可见，事实也正如逻辑所分析的一样，完全的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市场只能造成世界人民的福利最小化。
问：你刚才承认，在全球经济的萧条中，中国差不多成了唯一的繁荣国度，而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反对全球化？
答：因为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国，又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受益的方面，刚才已经提到了。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发现，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劳动力价格那么便宜，那么训练有素，社会稳定，不象其他地方游行、罢工不断。中国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是多少投资进来，劳动力价格都上不去。要把这个投资放到泰国，劳动力很快就被吸干了，然后，工资、地价就会上涨。就是这个原因，深圳打工者的工资就没怎么涨。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来到城市，这样，只要你想在这个工厂呆着，工资就涨不上来，甚至还要往下跌。
这里头就包含着我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全球化逻辑、自由竞争逻辑对工人特别不利。各国工人被迫在全球资本面前争抢饭碗，让老板占了太大的便宜。全球化的真正受益者是数量极少的数千家跨国公司，他们的CEO和股东。第二条理由是，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前景不利。“四小龙”、“四小虎”的奇迹是依附于外资的经济增长奇迹，一旦外资撤走，本地经济立刻全面衰退。第三条理由是，外资占领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使中国企业的市场空间日益缩小，在低利润的市场上相互打价格战，更加没有可能发展自主的高技术产业。
事实上，就在中国经济受惠于全球化，吸引来大量外资的同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几乎同时全面衰退。自主技术企业几乎是全军覆没，最后只好争夺给跨国公司作配套厂商的打工机会。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还是享受了好处。许多国家是只得到坏处，没享受好处。
问：你的描述的确与教科书上的差别太大了。虽然你似乎既有逻辑，又有事实，两者对应的似乎也不错，但还是难以让我信服。
答：我愿意进一步讨论一下，我与亚当·斯密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知道，买卖双方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平衡。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信息不对称，卖方掌握较多的成本、质量、价格信息。掌握信息少的一方是弱者，而掌握信息多的一方是强者。价格有利于强者。
还有一种情况叫力量不平衡。即使你知道成本是多少，但就卖你这个价，你还得买。比如说北京的房子。其实，多层建筑的建筑成本每平方米大约是500块钱，高层建筑的也就是700块钱，包括配套设施都在内。这个信息很多人都知道。但是现在你要买房子，5000块钱一平方，你还得买。你明知开发商赚了大钱，但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力量的不平衡。你会发现，由于各种形式的垄断广泛存在，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平衡也是广泛存在。理论上讲，每一个平等交易的背后都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和力量的不平衡。因此每一个交易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
因此，价格是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状态其实是对不平衡力量的一种度量。同样，市场交易的价格也是对买卖双方不平衡力量对比的一种度量。所以，看上去每一笔交易都可以在某一点上达成平衡，但是价格不一样，就强弱对比不一样。有人声称，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东西都可以卖得出去，不可能有过剩。这也对，但他就是没有说以什么价格卖出去。
更进一步，强者在交易中将弱者的财富拿过来以后，更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更加有机会等待、拖延，从而成为下一次交易中的强者。弱者失去了财富，更没有时间、精力去收集信息，从而成为下一次交易中的弱者。这样，无数人的无数次交易的结果，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使全社会利益最小化。
从控制论角度讲，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是一种正反馈。什么叫正反馈？就是系统的输入变量又经过系统放大成为输出变量，输出变量又部分成为输入变量，再被系统放大，这样，原始输入变量就会被不断增强、放大。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因为亚当·斯密的模型假设、市场经济是一个均衡经济，从而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即所有厂商都是长不大的，价格下降了，大家生产东西少了，价格上升了，大家生产东西多了，这样输出变量的增加会导致输入变量的减少，从而系统会稳定在一个均衡状态。马克思说的“价格围绕价值轴心波动”的价值规律，其实也是一种负反馈模型。既然是负反馈，就不会有厂商被淘汰，也不会有新厂商的进入和现有厂商的逐渐壮大，不会出现垄断，更不会有两极分化，这样，市场就是无比美妙的自动调节器。既充满活力，充满竞争，又处于负反馈的动态均衡状态。
然而，市场竞争的现实却是一个正反馈。正反馈有正反馈的好处，即变量会被迅速放大。如果铁路有厚利可图，那么全社会的资金会迅速流入铁路建设，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产业的发展，使铁路在短期内铺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正反馈也有坏处，即正反馈不可持续，会崩溃。正是经济活动的正反馈特点造成了经济危机和繁荣交替的周期性。正反馈不但造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垄断和战争，还造成资源在一起一伏间的巨额浪费。正反馈逻辑说明，每个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将会导致全社会利益的最小化。
如果看经济史，大家都会知道有一本书，写美国产业发展史的，叫《看得见的手》，是美国的一位真正可以称得上经济学家，也是管理学家的人写的，他叫钱德勒。钱德勒提出了两个概念，叫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这两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标准概念。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摊到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就会下降，单位产品的综合成本会下降，所以生产的越多，利润就越大。所谓范围经济，是指一个企业生产或销售多种产品，这多种产品共享采购、制造、销售、地租、管理等各方面的费用，从而使单位产品的利润增长。这意味着只要多销，必然厚利。所以，原来是很多小厂商之间的竞争，最后有一些技术好、管理精的企业就把别的企业吃掉了，它自身的规模效益就出现了，出现之后就变得更强，然后继续把更多的厂商吃掉，结果同一市场上的几万个厂商就迅速地缩小到几百个、甚至几个厂商。
可见，斯密模型其实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虚构，与现实经济的发展毫无关系，并不是能够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
问：你说的道理其实很浅显易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人皓首穷经，钻研西方经济学？为什么斯密、李嘉图在我眼里能够一直是需要崇拜、仰视的大师？
答：事实上，经济学是一个学术孤岛，所有的其他学科，历史、政治、哲学、伦理都否定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我们知道，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人类社会，最大的困惑是如何处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产生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一举取消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争的矛盾，认为追求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最大化，就能够导致社会的长远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斯密经济学一出，从理论上就取消了任何其他社会理论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其他社会理论都反过来对斯密经济学构成否定。
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特别明显，随着经济学成为显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其他各学科的命运似乎都江河日下，后继乏人。这其中，当然与经济学给人产生的联想有关，以为学经济学可以赚钱、谋生，而其他学科则似乎需要科学兴趣和社会兴趣。其实，斯密经济学的功能并不是教人赚钱，而是使市场经济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我们过去的政治经济学的功能类似，那是使社会主义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学的逻辑可以解构一切其他学问的必要性。
比如说历史学，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司马光，无论是孔夫子还是海瑞，都懂得土地兼并，会导致流民涌入城市，使王朝崩溃，从而要求抑制土地兼并。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正反馈特性的认识和把握。正因为如此，古代的统治者都懂得要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以防止王朝加速崩溃。
国外的历史学现在也进展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学派，即年鉴学派，代表了未来历史学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美国的历史学家华勒斯坦。在布罗代尔的体系中，世界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生活层次，即我们所谓的自给自足层次，变化很少，不纳入市场交换；第二个层次是市场经济层次，小商小贩，农贸市场，竞争程度高厂商众多的产业，就活动在这个层次。因此有人类社会起，就有市场经济存在。第三个层次是资本主义层次，这是大商人、大资本家活动的领地，其活动垄断、隐蔽、与权力关系密切。500年来，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这三个层次的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但是，市场管辖的范围越来越小，而垄断巨头们管辖的范围却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盛，把市场经济给吞噬了。因此，500年来的历史，就是一个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历史。
其实，我的概念和布罗代尔有点不同。我认为，透明的、公开的市场交换就蕴含着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不平等的成份，只是在小商小贩阶段，其不对称、不平等、不公开、不透明的程度还比较浅，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交易的积累而不断加深。因此，市场经济本身就会产生垄断，产生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因此不是资本主义反市场，而是市场经济产生资本主义。大家可以慢慢辨清楚。这只是概念理解不同，在事实层面的认定上，我和布罗代尔是异曲同工的。
问：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思想似乎与马克思的并不一致。你怎么评价马克思？
答：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我个人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缺陷之一。在中国，自由市场理论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80年代初期，当中国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时，其基本理论依据就是价值规律。然而，价值规律实际上无非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是马克思把现实市场经济误解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确证。其实，垄断存在，则价值规律不存在；价值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更进一步，垄断存在，则“经济规律”不存；“经济规律”存在，则垄断不存在。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中国的早期改革家们才能够想象和憧憬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在中国顺利泛滥。马克思是19世纪的一位思想大家。但是，我更崇尚的是他的立场和价值追求。实际上，思想家并不是都能够摆脱时代的局限和烙印。
问：我们作为普通人，如果抛弃斯密经济学，接受一种不受富人欢迎的经济学说，能够谋生吗？
答：可以。我现在讲的经济学，可以称为竞争经济学。竞争经济学首先是不带价值判断地分析复杂的经济活动，揭开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其次，如果你是企业家，你会懂得怎样去和对手竞争；如果你是记者，你会懂得怎样写出深度报道；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懂得怎样处理政府和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你是大学兰，你会更加容易地认清人生的道路的多样性，选择自己的人生；如果你立志改造社会，使社会变得更加适宜人居住，你会懂得哪些是人为力量可以做到的，哪些是人为力量做不到的，从而懂得树立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去实现，依靠什么力量等等。这本书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萨缪尔斯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
事实上，我并不是唯一批判斯密神学的学者，我只是比较彻底而已。20世纪下半叶，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叫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学派事实上论证了计划的协调效率比市场高，因而从逻辑上否认了斯密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但是，由于斯密神学的意识形态意义，该学派很谨慎地只承认自己是对斯密经济学的补充。非常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个新制度经济学居然被中国的市场神学利用，用来摧毁国有企业。
问：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应该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
答：我主张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实际上，混合经济是萨缪尔森提倡的。我批判的只是萨缪尔森继承斯密的部分。萨缪尔森是一个折衷主义大师，可以把市场神学和否定市场神学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系折衷在他的教科书里。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部分基本上是市场神学部分，而宏观经济学却是反市场神学的，是要求政府干预的。萨缪尔森是出于折衷而提出混合经济，我是出于理论的完备而提出混合经济。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所勾勒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套混合经济体制。在事实上谈到计划的地方，决议用的词汇却是统筹、协调、规划、管理。任何现实的经济体制都是混合经济体制。欧美国家是不是混合经济？欧美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0％——60％。这个财政收入使用全部是按国家计划进行，而不是按市场进行。由于市场总是造成两极分化，所以政府要进行转移支付。就是从富人那里收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穷人。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能没有这套转移支付体系，都不能离开计划调节和干预，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纯粹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混合经济。但是，被动的混合经济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危险，我们要的是一种主动的、恰当选择的混合经济。如果混合经济体制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的话，那么，抨击一切国家存在，抨击一切计划存在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就很可能会把中国引向分裂。
要害在哪里？不承认政府和计划的必要性，就不需要强调国家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这些概念就都不需要有。相反，只要承认混合经济，就得承认计划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形式之一的合理性，就必须要有利他主义存在，就必须要有集体主义存在，就需要有整体优先的价值观念存在。
因此，最后我想说，假如中国需要的是计划和市场共存的混合经济制度，那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一批以国家整体利益至上的，甚至人类利益至上的，新一代理想主义青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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