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和关联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联性论文,历史时期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①。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②。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
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贯追求。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④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⑤。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0年时间，即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即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即到21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年-197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苏为鉴”，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⑦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而苏联高达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⑧“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⑨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⑩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和采用欧洲模式。前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年-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年-1978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构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苏东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苏东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小而全”，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11)。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12)。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13)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主权，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挠，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一是前苏东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1951年-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年-1960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年-1967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年-1970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年-1973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年-1975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年-1979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第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层基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通过改革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市场经济体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反计划”因素和“准市场”因素。在具体运作层面，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理性的计划经济，而是松散的计划经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追求理性和精密计算。在理论上，苏联开发了比较系统的计划方法，包括投入产出方法、数理计划方法等。在计划实践上，苏联的经济计划非常严谨，一旦制定和通过法定途径确定，就难以改变，乃至于僵硬。但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则呈现出明显的“人治”特征，以至于有时候呈现出无政府的、无计划的特征，因此，在实践上往往否定计划性。例如“大跃进”目标的确定，是对此前“二五”计划目标的推翻，“大跃进”时期年度经济指标的确定实际上是根据党的少数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确定的，而不是计划的产物。“文革”时期否定一切规章制度，打破一切计划工作框架，实际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期间，1967年、1968年两年甚至没有制定年度计划，这种松散的计划为向市场经济转变留下了空间。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上，如前所述，中国的计划经济是“条块”并存的。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强调部门管理，即“条条”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具有更为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在地方层次追求构建相对独立的地方经济体系，因此，更多地强调“块块”管理。从1958年开始，中国开始逐渐向地方分权。1971年全国开始实行以“包干”为基本原则的财政体制和物资分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自主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为改革开放初期地方采取灵活经济政策包括引进外资和引入市场机制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计划经济的环节上，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铁板一块”，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农村集体经济尽管被纳入了计划经济，但是，毕竟只是“准国有经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也保留了生产队的部分经营自主权，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改革最容易发生的环节。在经济构成上，由于上述“中国特色”的存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准市场”因素，即计划调节以外的经济活动形式，包括市场活动及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亚市场行为和活动。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在经济运行层面，还存在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中国在建立计划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时，其公有制成分也没有达到100%，还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地下经济”(14)。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等持续的政治运动，地下经济以隐蔽的形式存在。这些民间草根的经济活动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一旦形势许可，条件具备，就会快速发展。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计划经济外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的过程，即市场活动经济活动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角度看的“地下经济”、“黑市”的存在及活跃，实际上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的种子。
总之，正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准市场”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也决定了这种体制的改革必然朝着否定自身的方向，即市场经济方向发展。
第四，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两岸三地”格局为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初始条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开放快速推进，30多年间，中国已经从半封闭经济体系发展成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对外开放的引领和促进，开放与改革的互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快速推进的重要动力。中国对外开放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前期形成的“两岸三地”格局。“两岸三地”格局，即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存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形式。“两岸三地”格局构成开放的初始条件：一是“两岸三地”紧密比邻，存在显著的制度差异、体制差异，一旦排除意识形态影响，破除政策限制，就会形成巨大的体制机制和管理经验学习效应，构成开放的巨大动力。二是“两岸三地”之间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为相互之间资本、技术、产业、人才流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这种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显著释放。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为主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成为改革的外部参照，成为开放的直接对象和平台，改革开放初期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就是以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存在为前提的。
“两岸三地”格局是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1949年，当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准备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时，中央及时作出了“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暂时不动香港，维持现状”战略决策执行的结果，初步达到了中共中央的预期。周恩来曾在1951年春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谈话时对这个战略决策进行了初步的总结，系统阐述了中央制定这个决策的战略考虑。他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在新中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15)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总结10年的经验，对港澳工作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在不改变香港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也延伸至澳门，同时，通过正确处理台湾问题，形成大陆与台湾“一个中国”的共识与格局，这样，改革开放前形成了“两岸三地”的基本格局。这种格局蕴含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意图不仅在改革开放前得到充分体现，而且在改革开放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
第五，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的诸多发展“红利”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红利”本意是指对投资人的利润回报，引申为某方面或某发展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贡献。支撑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市场、制度、文化、生态等，当这些要素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时，就构成发展红利。用这个视角观察，第一个时期为第二个时期准备了多种发展“红利”，或者说，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发展“红利”。一是制度红利。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形成巨大的稳定红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升社会动员参与能力，形成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工程，提供了巨大的基础设施红利。二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条件。改革开放前的人口政策固然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红利。过去30多年，中国年龄在15岁～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趋势，由1978年的57.99%上升至2000年的70.1%，再至2010年的74.5%，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61.5%的水平。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率呈逐步下降态势，由1978年的72.44%下降至2000年的42.6%以下，2010年则进一步降至34.2%。这种人口结构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提高了储蓄率，提升了人力资本，有力推动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三是土地红利。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田改造等措施，耕地数量逐渐增加。改革开放时期，土地红利开始释放。一方面，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率，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急速提高。另一方面，土地支撑城镇化、城市化的进程。2001年-2007年，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增长70.1%，但人口只增长了30%，土地有力地支撑了城市化快速扩张。更重要的是，土地红利的释放增加了大量的土地财政。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9万亿元，同比增长70%，占财政收入比重达32.53%。土地收益变成财政收入后，又反哺于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有效促进了城市发展，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推动了国企改革和发展。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根本性转折，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没有第一个时期，就没有第二个时期，因此，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个历史时期对立起来。
①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禹贞恩主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37页。
④⑤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380页。
⑦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235页。
⑧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7、728页。
(11)赵凌云：《延安精神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企业家》1991年第1期。
(12)赵凌云：《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13)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页。
(14)所谓“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本来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
(15)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战略思想——漫谈许家屯回忆录之三十八》，《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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