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为国为民 无私无畏无愧——胡耀邦拨乱反正与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拨乱反正论文,无私无畏论文,胡耀邦论文,为国为民论文,为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7-0024-10
“拨乱反正”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中一个重大事件。“拨乱反正”这一特定的政治术语，是指“文化大革命”后期及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冲破各种阻力，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使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拨乱反正”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第二阶段是从粉碎江青集团后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三阶段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经过“拨乱反正”，党和国家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P269)。胡耀邦在这一重大事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就胡耀邦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作一评述。
一、为党、为国、为民——胡耀邦与拨乱反正
(一)拨乱反正的初步尝试
邓小平曾说：“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哄下了台。”[1](P81)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说，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时就开始了。
1.拨乱反正的背景
1974年，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8年，毛泽东考虑这时该由“大乱走向大治”了，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安定团结为好。并再次提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期间他考虑到周恩来病重，希望重用邓小平等人。1974年12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不顾江青集团的干扰，在长沙商定了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准备提交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及四届人大进行选举。这被称为“长沙决策”。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在长沙批阅的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讨论了准备提交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等，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在会上作了由邓小平负责起草的只有五千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了国家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再度崛起，江青集团的组阁企图被挫败。
但中国政坛上这场关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可以说，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四人帮”，而后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然要涉及毛泽东。回过头来看历史，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长沙决策”具有两重性，就是说，这次重要决策既为邓小平担负重任，并通过其卓越的工作，让人民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并最终选择他创造了条件；但毛泽东并没有下决心解决“四人帮”，并给他们及其同伙一定的权力，也由于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强调批判“修正主义”，又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说毛泽东既对邓小平的工作给予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同时也为邓小平的工作设置了障碍，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当时中国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预示1975年的拨乱反正很难成功。
2.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全面整顿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四届人大召开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全面整顿开始进行。在九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邓小平排除重重困难，以巨大的革命魄力、势如破竹的气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整顿。他首先抓了党的整顿，重点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随后他又抓了军队的整顿、地方的整顿、工业的整顿、农业的整顿、商业的整顿、文化教育的整顿、科学技术队伍的整顿、文艺方面的整顿等等。胡耀邦成为这次全面整顿中科学技术领域整顿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1975年7月，胡耀邦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果断地开展工作。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是组织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8月1日，胡耀邦部署科技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7日至11日，多次主持修改提纲。11日，拿出第一稿，定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讨论稿)》。分为六个部分。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2](p431)。8月17日，胡耀邦将《汇报提纲》第三稿送交邓小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这个提纲力图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文件鲜明地指出：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我们所熟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的。在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文件时，毛泽东讲他不曾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即指出马克思这样讲过，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3](P108)。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提出，表现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已经认识到世界范围的经济、国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长期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不可能繁荣昌盛，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可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邓小平、胡耀邦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次全面整顿遭受了挫折。胡耀邦也与邓小平一道再次受到批判并被迫停止了工作。在后来开展起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也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全面批判。但历史已经表明：这次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四人帮”和“左”倾错误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进程，预示着“四人帮”的一套不得人心，“左”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尽管整顿被暂时压下去了，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已经深入人心，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整顿中看到了希望。邓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人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道德勇气鼓舞了人们去反对“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对邓小平、胡耀邦等的对立面“四人帮”，这种力量已经逐渐汇成强大的历史潮流。
被江青集团打下去的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以及在这以前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迫害和打倒的一批人，是一批共和国的栋梁人才，他们中间既有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又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军事家，还有思想敏锐深刻的理论家、思想家。即使在当时江青一伙掌握舆论工具、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进行深入的思考：三个重要文件(“三株大毒草”)基本上运用毛泽东的话来提出和分析问题，而反对这三个重要文件的文章也是用毛泽东的话进行批判。这本身更引起人们的思考！即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从历史的实践来看，这场全国的“大批判”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江青集团所谓的“批倒、批臭邓小平”，并在政治上搞倒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目的，而为全国人民接受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主张，支持他们工作做了某种准备。
(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
1.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摧残，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来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当时国内政局仍不明朗，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没有恢复工作。1977年3月陈云等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提议也被否定。中央党校内也是困难重重，帮派势力还有市场，长时期形成的冤假错案成堆，党校设施也遭到破坏。工作千头万绪。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需要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更需要政治智慧。胡耀邦忠诚党的事业，不畏艰难，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坚决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采取整风会议等有效形势，果断地在中央党校停止了继续“批邓”运动，把重点放在复校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全校集中精力揭批“四人帮”，处理校内冤假错案，推翻强加给中央党校的不实之词，经过整顿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为保证能在秋季正式招生开学，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和资料的选编、校园的回归和校舍的维修、图书馆的建设等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当年9月中央党校正式复校招生。
在这期间，胡耀邦充分展现了大刀阔斧、敢于开拓创新的工作风格。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党校提出“一个阵地和一个模范”的办学目标，即“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4](P5)的教学方针，确定了实行“坚持学习原著为主，自学为主的方法”。并决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作为中央党校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内容。
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学员提出了“四项要求”：即“利用在校这段时间，好好地读点书，好好地想点问题，好好地总结点经验，好好地准备着重新走上工作岗位。”[4](P5)他坚决主张在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在学习、研究和讨论问题时，“发表的意见一律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4](P5)，使党校学员和教员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保证了教学方针的实现和教学任务的完成，也促进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解放。
值得强调的是，在党和国家正处于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党校按照新的教学目标和方针方法轮训和培训了近2万名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这批毕业学员回到各自的岗位或分配到新的岗位后，对推动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胡耀邦的出色工作，中央党校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思想解放、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各方面都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中央党校也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作为新时期中央党校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胡耀邦这些功绩将永载史册。
2.主张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胸怀全局的政治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以其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为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3](P156)。胡耀邦回到中央党校后，立即精心布置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叶扬、陈中等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10月7日，粉碎江青集团一周年，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在全国范围内冲破“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此文一出，反响强烈，人们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但文章出来后，也受到严厉指责。但是，胡耀邦等不顾压力，11月27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强调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撤去那位原部长的职务。胡耀邦率领中组部的工作人员，把当时最敏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组织路线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中央专案办的某些人还为胡耀邦到中组部后所做的工作而震怒。胡耀邦顶住这种强大压力，积极开展工作。
1978年1月28日，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干部尽快分配工作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3月21日至4月24日，为了解决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疑难案件，中组部又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他顶着压力，提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方法是群众路线。会后，各部门、各地区克服了重重困难，排除层层干扰，开始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工作进展得很费力。
在1978年9月20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又提出“判断对于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5](P474)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局面。
3.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路线是非和历史是非的标准
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一方面从事“文化大革命”诸多遗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抓紧筹办秋季开学的事宜。要开学，必须首先考虑教学方面的准备。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和自学为主的方针，已经明确。课程设置是老五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也很快就定下来了。前三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的书目也很快就编辑出来，经多方征求意见和领导审定，不久就印刷出版，教材问题解决了。辅导和备课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但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历来是中央党校的重要课程，在当时这两门课的准备工作却不顺利。据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金春明回忆说：1977年秋天，胡耀邦针对中央党校中共历史教学中提出的如何评价“路线是非”问题，提出在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一条原则和一个标准”，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引发人们对检验真理标准的深入思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1977年9月21日、22日，中央党校党委接连两个半天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这两门课和教学问题。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长篇讲话，针对教学人员的思想状况，他着重从根本理论原则上强调地讲了几个问题。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其次，不要搞教条主义，照搬文件，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再次，要相信自己，自力更生，搞好党校的教学。
这次会议后，9月26日，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商讨教学方案和研究任务，正式成立了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担任组长，负责起草一份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材料。
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个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分别作了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叶剑英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他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准备做一件大事，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因此，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叶剑英还说：“我相信，只要我们许多老同志和研究党史的同志一起，同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6]
叶剑英的讲话，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党史研究非常重视。胡耀邦也深感责任重大，认真安排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
中央党校校党委在12月2日专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副教育长的冯文彬主持，请各学员部的负责人参加，研究党史教学方案。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那个文件，那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历史是非。”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标准问题[7](P242)。
这个会议是在12月10日召开的，如果读者联系上面作者提到的10月7日，胡耀邦布置发表中央党校杨逢春等人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再联系中共中央正好在这天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就会认识到胡耀邦的这番话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说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特别是政治实践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4.创办《理论动态》
为推动思想理论方面的拨乱反正，胡耀邦积极创办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他提出要把这一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要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他要求《理论动态》的文章要联系当时实际，要解决问题，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在胡耀邦的领导下，《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创刊，他又为《理论动态》出题目、出思想，组织同志们写文章。《理论动态》发表的文章几乎涉及到当时党内外所关注的所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主张完整、准确地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
胡耀邦领导的《理论动态》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阐述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如《理论动态》的第一篇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以较大的理论勇气对“第三个里程碑”进行了评论。此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多篇文章谈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第3期《列宁关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一段精辟论述》、第4期《如何把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辅导搞得更好一些》、第10期《要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第16期《干部理论教育要系统地学习原著》、第19期《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等文章，都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而提出来的，胡耀邦审定的这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上大谈“完整、准确”这一观点，其倾向是很明显的。
第二，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
强调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是《理论动态》的又一鲜明特点，它的第6期《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第15期《经济建设不是阶级斗争吗？》、第18期《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第24期《现代科学技术概况》、第29期《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等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第三，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理论动态》的又一特点。如在它的第9期《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13期《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第23期《把任务、政策和方法同时交给群众》、第26期《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等文章中，强调解放思想、砸碎牢笼，着重论述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问题。
第四，多次论述“实践标准”。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理论动态》的又一突出的特点。在第13期《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第9期《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第31期《文风与认识路线》等文章中，都程度不同地谈到“实践标准”的问题。
如孙长江在《理论动态》第26期发表的文章《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中，谈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民群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他们自己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任何人的意志。”邵华泽在《理论动态》第31期上发表的文章《文风与认识路线》，也论述了实践标准问题，在这篇文章的第3部分，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在1978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学员在讨论实践标准时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和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8](P8)
孙长江自己后来也发文章谈了这件事。他说：“胡耀邦给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研究组提出的两条指导原则，一是准确地完整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个研究党史的指导思想在中央党校学员中发生很大影响，但也有一些误解，主要是有些人误以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毛主席的指示，一是实践。我和吴江同志交谈这些思想情况，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说明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我毛遂自荐要求写这篇文章，吴江同志同意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命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P6)
这就是历史必然要发生这一幕在中央党校的准备。胡耀邦到中组部担任部长后，仍是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仍然负责《理论动态》的定稿工作，把握着这一重要的理论阵地。
在胡耀邦的领导下，《理论动态》成为当时国内拨乱反正的一个理论阵地，一个思想解放的阵地，另一个没有围墙的党校。
5.积极组织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胡耀邦积极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出了突出贡献。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理论动态》发表了经他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经《光明日报》等报刊公开刊登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但文章发表后，胡耀邦却受到当时主管宣传口的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指责。但他顶住强大压力，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又组织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等文章。特别是在发第三篇文章时，他的考虑应该说非常深远而又重要的。当时《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说：“胡耀邦还提出，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把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广大干部在自己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克服有些实际工作者思想薄弱、眼界狭窄，认为真理标准只是理论问题、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使拨乱反正不仅在思想路线上展开，而且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展开，进而深入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去。”[10](P60)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开展。
这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中央党校研究中共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为开端，进而发展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思想理论和政治准备的思想解放运动。胡耀邦在此为我们党所作的突出贡献将永载史册。胡耀邦在这个过程体现的政治原则性、历史责任感、献身精神和高尚品德，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6.积极参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积极参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入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以改革开放的开端而载入历史史册。胡耀邦积极承担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组织工作和中央常委和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11](P159)，并为这次会议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的邓小平讲话，就是胡耀邦参加研究和起草的。他还组织起草了叶剑英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他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伟大转折之后，党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在两年徘徊期间初步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以巩固三中全会的成果，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首先要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能否实现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关键。对这一点，人们早就有强烈的要求，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对此作了极大的努力，已经在排除“两个凡是”的干扰的困难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工作规模之大超过了党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建国前党内的冤假错案。
第一，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特别是为刘少奇平反，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第二，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宣部、文化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平反。第三，对各地发生的事件、冤案进行复查平反。第四，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改判或平反。第五，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和恢复名誉。第六，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并先后作出平反的决定。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各级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不断排除干扰，克服“左”的阻力，并对有关人员采取组织措施，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多次发布有关文件，对这项重要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平反冤假错案取得这样大的进展，又是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结果，是开辟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要求。
2.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是为了总结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为了解决在粉碎江青集团后，在理论上出现的“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争论和1978年出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出现的分歧。
在中央常委的支持下，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至4月3日结束(中间休会一段时间)。会议由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参加会议的有170人左右，包括了中央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有关人士。1月18日，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讲话。引言讲了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1)粉碎江青集团后理论思想领域的形势；(2)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3)完成任务的必备条件。会议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风，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讨论了共和国成立30年来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党的建设、国际问题一系列重大问题等。这些问题主要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路线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中的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关于民主与法制以及个人专断问题；关于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理论问题；关于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关于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问题；关于理论工作经验教训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开放问题等。这是会议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会议上也有不协调的声音。一方面有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是复辟倒退，指责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闹会”；另一方面，又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攻击毛泽东思想，进而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
针对以上党内外的情况，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为了防止把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引入歧途，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为了正确地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保证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受中共中央委托，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是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后的又一纲领性文献。
这篇文献，不仅高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旗帜，深刻阐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鲜明地指出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而且强调搞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特点出发，要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至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路线开始形成。
3.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
党的中央全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推倒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这并不等于思想路线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12](P14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扫除开辟新道路的障碍，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考虑，从国内国际的政治大局考虑，从加快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考虑，还是要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一次更大的规模的、普及到各个行业、各个单位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积极领导了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是军队。从1979年5月开始，各地负责同志纷纷发表讲话，分析形势，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解放思想。
邓小平再次以其战略远见，对这场讨论的补课给予积极的支持。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接见了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是邓小平公开支持这次补课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到一个重要问题，“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12](P193)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中正式提出：“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13](P239)这个讲话是中央全会通过的，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讲的，因此，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补课所作的正式部署。
1979年5月后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这次普及教育的展开，无论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1978年。这次补课在1979年秋冬形成高潮，到1980年又继续进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结束。
4.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研究，由于这次全会主要是讨论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研究和总结只能是初步的。与会者提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共党史，并作一个历史决议。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起草工作。文件起草小组以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起草班子为基础，由胡乔木等负责。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1980年3月起草小组把决议提纲报给中央负责同志审阅。邓小平对《决议》的整个工作给予极大关注，在繁忙的工作中，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来抓这项工作。3月19日上午，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认为提纲“铺得太宽了”，他认为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以达到“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对提纲进行了修改。随后分别在1980年6月、10月写成《决议》的第一稿和第二稿。10月将第二稿交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加上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参加讨论，应是5600人参加了讨论)。1981年3月，把修改后的稿子交50多位党内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稿子经再次修改后，5月交70多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0天)。又经修改，6月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7天)讨论。这期间还通过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决议》稿的意见。通过集思广益，集体修改，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智慧，终于把多数同志的意见集中统一起来。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起草工作结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件。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各种不正确认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胡耀邦对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5.十一届六中全会与党的十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历史决议，它的重要还体现在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组织上的重大调整。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重大调整，既是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又对保证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对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辟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还将对思想解放的继续推进起到重大作用。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对中国新时期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次会议。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二大正式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二、无私、无畏、无愧——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
在重大历史关头能高瞻远瞩，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潮流推动伟大的政党和伟大的民族实现历史转折。这无疑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更需要一种伟大的人格力量。
(一)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高瞻远瞩推进中兴伟业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1977年10月，作为一个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胡耀邦就曾提出了著名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三条建言”，即“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14](P208)这说明胡耀邦以其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和宏大气魄，敏感地认识到党和国家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停止“批邓”、组织上清理冤案、经济上狠抓生产，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华民族的中兴伟业。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清醒地认识政治大局和发展趋势。所以无私无畏的胡耀邦能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和领导拨乱反正，推进“中兴伟业”。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开始担任党内更重要的职务后，更是积极地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善于谋划全局是胡耀邦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从这一点上说，胡耀邦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率先实现理论突破
胡耀邦在这期间，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手不释卷。由于好学深思，他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深厚学养，善于思考战略问题，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这期间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思考。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胡耀邦在这期间主管了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内部刊物：一个是《理论动态》，另一个是《组工通讯》。他率先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进行。他还率先突破平反冤假错案的理论障碍，组织发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头文章，为在理论上破除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桎梏起到了先导作用。从这一点说，胡耀邦是无私无畏的敢于独立思考、创新开拓的理论家，更无愧于党的信任，坚守住中共中央党校这块阵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个位置。
(三)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忘我工作
从1977年胡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工作到中共十二大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胡耀邦怀着对党、祖国和人民的一颗忠诚的赤子之心，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呕心沥血、殚思竭虑的岁月。这期间他所付出的辛劳，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更为艰难的是这期间他始终处在风口浪尖上，面对“两个凡是”的束缚，特别是在平反冤假错案、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曾遇到强大政治压力，但他不顾个人的政治安危，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以“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精神无私无畏地去工作。体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具有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他还积极真诚地为曾经对他本人胡耀邦进行过残酷斗争的一些人平反冤案，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开阔胸襟、无私无畏的思想品德。从这一点说，胡耀邦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愧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称号。
(四)肩负重任，永葆共产党员谦虚谨慎的政治本色
从1977年3月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5年间，是胡耀邦个人地位发生重大而急剧变化的时期，也就是说，他由一个“靠边站”的还在走的“走资派”，到担当起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总书记这一党内的最高职务。虽然担任了党内的最高职务，但胡耀邦谦虚谨慎，经常强调“两个没有变”。继续保持着共产党人好学深思，不断进取的活力。担任党内主要领导后，他一直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作为最高准则来贯彻执行。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条中，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13](P417)作为第二条，并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他严格要求不突出个人，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集体领导。在他的推动下，1980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等。表现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的品格和无私坦荡的胸怀。
(五)密切联系群众，真诚关心同志
严于律己、品德高尚，密切联系群众，真诚关心同志是胡耀邦的一贯作风。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晚上不回家，坚持住在学校，并利用晚上时间在住所开座谈会，征求中央党校学工人员意见。他自己在食堂排队打饭(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也如此)。他经常深入到党校各教研室、学员宿舍、食堂、办公室等与学工人员促膝谈心，关心群众疾苦，共商党校工作。他还像在战争年代送指战员上前线进行战斗那样，亲自送教员上讲台。在经济学教师准备上讲台讲课前的一个晚上，他亲临教研室全体会议给大家鼓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送大家上前线！”使大家深受感动和鼓舞。对此当年的教师至今记忆犹新，说起来还非常感动。胡耀邦非常关心学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高级班150多个学员，他都认识并谈过话。胡耀邦在中组部工作期间，同中组部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恢复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的组织部门真正建设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耀邦到中南海上班，他总是安排时间来阅办群众来信，批请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认真查处，并且要求他们将查处结果报告给他本人。正是由于胡耀邦具有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战友深厚的感情，加上政治上高瞻远瞩的观察思考，才使得成千上万蒙冤受屈的人得到平反昭雪。这使几十万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准备。从这一点说，胡耀邦不愧为公道正派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心人。
综上所述，拨乱反正中的胡耀邦做到了无私、无畏、无愧。他的伟大业绩和伟大人格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将永远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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