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思想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师 娅
（咸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笛卡尔著名的“乌尔姆三梦”表明，在其思想开端，信仰从神秘主义角度奠定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其哲学中，笛卡尔则通过思辨理性的理智直观，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其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以数学为典范，在其形而下学中给出经验理性的原则。于是，在笛卡尔思想中，信仰所导向的目的论与理性导向的机械论形成一个紧张的关系。
关键词： 笛卡尔；信仰；“乌尔姆三梦”；思辨理性；经验理性
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肇始者，笛卡尔在把对人的神性的关注转向人的人性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转向意味着要处理信仰与哲学理性之间的关系。并且，从理性来看，笛卡尔将“自然的灵明”① 自然的灵明，法文为la lumiere naturelle。 解释成普通人的经验理性与读书人的思辨理性，[1]（p9）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中，这样的区分更明显，[2]（p14）理性在他那里已经有了思辨理性与经验理性之分。于是，笛卡尔哲学呈现出信仰与思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辩证关系。
试验表明，pH在4 ～ 6的范围内进行沉淀处理后，出水中镍的质量浓度低于0.04 mg/L，满足GB 21900- 2008标准的“表3”要求。当pH ＜ 4时，螯合剂对镍离子的沉淀能力减弱，处理结果不能达标。当pH ＞ 6时，柠檬酸根对镍的配位能力增强，处理结果也不达标。
笛卡尔对哲学的大树之喻实际上包含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两部分。形而上学“包括知识的本原，其中就说明神的主要属性，我们灵魂的非物质性，以及我们心中的那些清楚的、简单的见解”。[1]（p70）显然，这样的划分是基于笛卡尔对神学的理解。笛卡尔将天启神学划出他的思考范围，他的神学只能够被理解为理性神学。[3]（p8）其形而下学则主要是两部分：一、物理学，二、医学、机械学和道德学。形而下学是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展开，“正是关于上帝和自我（灵魂或心灵）的形而上学研究，使他发现‘物理学的基础’”。[4]（p17）因此，相应地，他也将他的哲学分成了两部分：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1]（p49）
目前学界对笛卡尔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其认识论，因而主要关注人的理性能力。然而，对笛卡尔的哲学做一次整体上的概观，深入到对其信仰、思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考察，更能挖掘笛卡尔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一、信仰作为哲学的隐秘基础
尽管信仰在笛卡尔那里是晦暗不明地被谈论到，但是在其对第一哲学的沉思中，在其对方法论的思考中，我们可以摸索出信仰在笛卡尔哲学尤其是其形而上学中的地位。在基督教世界，波拿文都拉主张的内在之光经由艾克哈特的神秘主义之后，上帝的神圣之光就直接内在于个人心中，并与内在之光有着本质上的同一性，成为个体直观内心的灵修之源。[1]（p170）灵修的要点在于心灵持守于自身，使人对自己的行为、信仰有着坚定的信念，它展现的是意志的信仰力量。这种隐秘的能力潜藏在笛卡尔的“乌尔姆三梦”和他的沉思之中，并且更多地是通过反面的形式体现出来。
对“乌尔姆三梦”的探讨，使我们理清笛卡尔形而上学中的信仰成分。让我们将《奥林匹卡》中记载的笛卡尔之梦进行重构与解释一下：[5]（p2-30）
对形而上学的运用始于笛卡尔对数学的认识：数学的基础本质上来说是其形而上学部分，坐标几何的发现将原本抽象的欧里几何从抽象的想象中解放出来，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仅仅对直线和圆所构成的静态事物进行认识的几何和关于数字演算的算术，只是普通数学（ordinary Mathematics）。普通数学的证明在笛卡尔看来只是依靠侥幸得来，“与悟性（understanding）无关、仅仅涉及视觉和想象的证明”，因而，它“没有向我们的心灵指明其所以然，也没有指明如何知其然。”[2]（p16）[7]（p11）
时间：1619年11月10日。地点：乌尔姆（Ulm）。
从时间和地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夜晚笛卡尔进行关于新科学方法论的沉思，这些内容构成了《谈谈方法》的主题。[1](p11)与1628年所发表的逻辑著作《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相比，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普遍怀疑态度使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1619年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的第三个梦完全处于平和之中。梦中出现了三个富含意义的事物：A.一本字典，B.他在手头的诗歌集锦中翻看到“我应该选择哪条生活道路？”的诗句，C.陌生人给他看一首诗，首句是“是与否”。与前两个梦相比，这个梦没有可以引起激烈反应的事物，而是更抽象。对梦中事物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梦中的解释，A意味“所有学问的集合”，B“象征着哲学和智慧的结合”，C则不出现。另一种是梦醒后的解释，关于A的解释隐退，而B的意义被修改成天启与热忱，由此将哲学与诗歌划离人的知识，但还保持了它与神圣者、神学的联系，C的意义在此浮现，它是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作，是人的知识与世俗科学中的真理和谬误，神圣者与此相区分。在后一种解释中，“作为知识要素的语词或言词被数学研究的对象所取代”，[5]（p14-15）想象在真理之中的作用也让位给理性。
在第一个梦中，吓着他的是幻影与“一阵强风”，在梦醒之后被解释成邪灵；另外一阵强风则试图引导他去教堂，并且他在醒了之后马上祈求上帝的庇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东西：上帝，邪灵，笛卡尔；它们与笛卡尔在《沉思集》之后划分的三种观念——一个实在的、肯定的上帝观念，一个否定的、无的观念，介于之上存在体和非存在体之间的“我”的观念[6]（p56-57）——一一对应。我们再次可以猜测，正是因为处于至上的存在者与非存在者之间，笛卡尔才在梦中发现了他以前未发现的隐秘的罪，这个发现是作为非存在者的邪灵从反面指示出来。因此，笛卡尔的梦魇的原因与其说是对他的隐秘之罪的担忧，不如说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非存在性。
当市场交易主体对人民币汇率持升值预期时，出口企业为增加出口换汇收入，减少未来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将外汇资金迅速结汇；国内进口企业则预计未来进口购汇成本因汇率升值有所减少而推迟进口时间，或者利用延迟付汇等贸易信贷手段以及海外代付等贸易融资方式降低境外采购成本，市场交易主体贸易及结算行为的变化使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扩大。
此外，梦中出现的从外国带来的瓜，作为孤独的象征，在他以后的哲学沉思之中有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分析发现:① 管道的变形是对称的,位移以纵向位移(y轴)为主,最大位置在对称面处;② 在埋地段,管道在上覆土体压力作用下发生了椭圆化形变,使得管-土接触部位出现了水平径向(x轴)变形,所敷设的土体在管道作用下也出现相应程度的下沉,逐渐变得更加夯实;③ 管道顶部底部受到的应力较大,是结构分析的控制性截面,比较危险也易于破坏;④ 管道的最大应力发生在埋地和悬空的交界面附近;⑤ 在埋地和悬空的交界面的管土下接触面处,土体应力和轴向变形都比较严重,是土体易坍塌的危险区.
第二个梦。梦前笛卡尔的理性开始发挥作用，“他对此事件的善和恶作了各种思考。”接下来，与第一个梦预想的作为神罚的“晴天霹雳”有着根本差别，这个梦梦中的“一声尖锐刺耳的声音”被视为“雷鸣”，一个较为常见的自然现象。与他日常行为相关的是，他因雷鸣而恐惧乃至被惊醒后，睁开眼睛所看到的火星被他解释成以前睡觉醒来的眼冒金星。这一次，他不依靠上帝而是依靠哲学的解释，从恐惧之中恢复了平静。
睡前，笛卡尔“满怀热忱，身心完全被当天发现了神奇科学之基础的想法占据着”。“神奇科学”无疑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而言的，亚里士多德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出发，对其进行经验综合，从而一步一步上升，得出普遍事物的基本原理，因而，其形而上学就是对他的物理学的超越，其普遍性与确定性自然有待怀疑。相反，笛卡尔的“神奇科学”则从不可怀疑的第一原理出发，得出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进而以此为基础，从下往上去认识具体事物。而第一原理怎么得来？这是笛卡尔思辨哲学的核心问题。
1619年的梦境只是使笛卡尔以一般的态度对唯一确定之物的追寻采取了普遍怀疑的方法，这与1640年相同，“对一切事物的存在只要有一点点怀疑，就假定它们不存在，不过决不能认为它自己不存在。”[6]（p10）非存在者的假设与乌尔姆之梦的邪灵有着相似之处。记载乌尔姆之梦的《奥林匹卡》没有公开发表，《谈谈方法》中也没有提到关于邪灵的信息，但是《沉思集》则让非存在者以另外的方式出场：相对于全善的上帝而言，骗人的上帝的干预假设与缺陷设计假设则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扮演了邪灵的作用；[6]（p18）为了达到一个普遍怀疑的目的，笛卡尔干脆将上帝搁置，直接假定“某一个妖怪”（法文第二版则是“某一个恶魔”）的存在。[4]（p20）
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挖掘笛卡尔的精灵所蕴含的内容。在第一个梦中，事实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将他吹得打转的强风和吹向教堂的强风。在第一个梦梦醒之后他说明此梦中有邪灵诱惑他，因而他转向上帝。第二天对梦进行再解释时，笛卡尔认为“正是上帝之灵（spirit of God）使他迈出了朝向教堂的第一步”。笛卡尔对邪灵和上帝的关系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处理，但是，正如上文对第一个梦的分析所提到的三种观念相对应，威胁他的强风显然是非存在者，而引导他去教堂的则是上帝之灵，全能的存在者。在对第三个梦的解释中，他认为是真理之灵向他敞开一切学问的宝藏，真理之灵还被解释成雷鸣，并且我们知道，雷鸣是在他对善恶进行思考之后出现的，对雷鸣的恐惧则是借助哲学的解释，真理之灵只能被理解成哲学的理性力量。因此，笛卡尔的精灵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关联：邪灵的出现促使他转向上帝，相信上帝之灵，并在此基础上相信哲学，因为哲学的基础在他那里的隐秘的基础还是信仰。
对于现代物流来说，企业物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只有在企业物流和社会物流同步发展条件下才能真正体会到现代物流的魅力，企业需将现代物流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们可以这样来通过乌尔姆三梦来解释宗教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关系：在乌尔姆三梦的启发下，笛卡尔确认了信仰对于哲学的本体论地位，尽管信仰本身是无法被认识的，但它可以在梦中以象征的方式来显明自己在心灵中的确定性。信仰所带来的确定性是理性的不可知的基础，也只有在理性中，信仰所造成的效果才成为可解释的。
二、思辨理性的认识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意志的信仰能力使“我思”获得其确定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之上，思辨理性奠定了思维的规则，而经验理性则对物理世界进行认识。笛卡尔在《论世界，或论光》中，以其自然神学对本体界和现象界作出了出色的论述：
三个梦的结构与第三个梦的结构显示出一个相反的过程：神学与哲学被明显区分开了；神学的作用离梦境的时间越长就越少被提及；而哲学的理性解释是笛卡尔恢复平静的重要手段，在第三个梦的最后，哲学的暗示达到了顶峰，并且在醒后的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笛卡尔的生活中，基督教信仰始终是他的支柱，梦后的第二天他很快就决定计划去朝拜洛雷特的圣母。那么宗教信仰在他追求真理之路之有什么作用呢，抑或被完全剥离了？
普遍怀疑产生的结果是两个互相矛盾的事件：P.“世界上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事件Q.P是可靠的。[6]{p22-23}笛卡尔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有三种：（1）以上帝来保证事物的确定性，（2）直接由“我思”推出“我在”，（3）以“非常强大、非常狡猾的骗子”对我的欺骗反证“我在”。[6]（p23）三个论证与乌尔姆中精灵的出现相比，除了秩序的差别之外，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不过在这三个论证之中，我们明显可以得出这样的区分：作为“我思”的“我在”与非我的存在者，也就是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区分。
1.普通数学与一般数学。
主客的区分马上使笛卡尔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应该是（1）由“我思”确证上帝的存在，还是（2）由上帝的存在确证“我思”？或者说，应该从“清楚、明白的观念”来推出上帝的观念，还是以上帝的观念保证“清楚、明白的观念”的真理性？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笛卡尔都陷入循环解释之中。
我们先来考察笛卡尔的方案（2）。它的前提是上帝必须存在；无论是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6]（p167）还是果因论证，[6]（p167-168）抑或保存论证，[6]（p168-169）其本质都需要一个关于至上完满的上帝的观念，它形式地或卓越地拥有一切完满性，才能从可能的存在中得出必然的存在。因此，问题又出现了：我们的关于上帝的完满性的观念是怎么得来的？
这就必须得回到对“清楚、明白的观念”的考察，回到思维的结构及其内容中去。1628年，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中，笛卡尔认为真理的来源有两个，即对于考察对象，“我们能够从中清楚分明地① 清楚分明地，法文为net et distinct，net或为clair，英文为clearly and distinctly，管震湖将此译为“清楚而明白地”，为与下文相互对应，统一改成“清楚分明地”。 直观出什么，或者说，从中确定无疑地演绎出什么”。[2]（p8）认识首先经过直观提供清楚明白的“起始真理”，“较远的推论是仅仅通过演绎而获得”。[2]（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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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直观？它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conception），这种构想容易而且独特……纯净而专注的心灵中产生于唯一的光芒——理性的光芒的不容置疑的构想，这种构想由于更单纯而比演绎本身更为确实无疑”。[2]（p10）[7]（p8）直观的对象包括直观主体的存在和思想、几何命题等等一些容易的事情。显然，这是一种神秘的理智直观。
更好地理解这种“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我们就必须考察笛卡尔对“思想”界定。笛卡尔在《沉思集》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将意志活动、理智活动、想象活动和感觉活动都归为思维。在后来其思想成熟期的著作《哲学原理》中，笛卡尔进一步对思想的方式进行区分。只有两种思想方式，一类是知觉（perception）或者理智（understanding）的运作，它有三种情状：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觉（senseperception）、想象（imagining）和对仅能用智力了解的事物的构想（conceiving）；另一类是意愿（volition）或者意志（will）的运作，它的情状有欲望（desiring）、对厌恶的克制（holding in aversion）、确认（affirning）、否认（denying）、怀疑（doubting）等。
但是，笛卡尔对理智与意志的关系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原则》的第三条认为对神启的信仰是意志的作用，而信仰的根据则在于理智。《沉思集》也指出，“理智的认识永远先于意志的决定。”[6]（p63）在《论灵魂的激情》中，笛卡尔的策略是将意志视为灵魂活动的力量，一种渴望（desire），它划分为纯精神的渴望和肉体的渴望，纯精神的渴望就是意志对灵魂自身的关注和对上帝的爱，并且人的一切活动，包括精神的和肉体的，不仅仅取决于心身关系，更主要的是灵魂之中的意志。这样，当否定感觉与想象之后，尽管笛卡尔在早期承认了理智直观的清楚性和明白性，但在其晚期思想中，实际上以意志的倾向性取代了理智的清楚性对精神活动的支配地位，① 理智的清楚性与意志的倾向性首先由笛卡尔在《沉思录》中提出来，并且前者优于后者。 尽管在整个形而下学中并非如此。
这回应了笛卡尔乌尔姆之梦的主题，正是意志构建其灵魂认知活动的隐秘根基，也与《谈谈方法》中追求真理的规则的自明律相合，甚至贯穿到《哲学原理》的序言中。[6](p46)但是很快，笛卡尔在确认思维活动的地位之后，在此基础上论证上帝的存在，意志的内在之光与上帝的神圣之光被理智的自然之光与上帝的神圣之光所取代。
“我思”得到确证之后，上帝存在的证明也表面地得到了解决，本体论至此才初步完成。上帝作为唯一的、绝对的实体，是有限的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保证，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是证明两种有限实体的存在。[6]（p170-171）笛卡尔进而探讨“人类知识原理”，也即他的认识论。笛卡尔以上帝的完满性否认了原来关于骗人的上帝的假设，同时也否认上帝会给思维主体一种弄错的能力。[6]（p55-56）
那么认识上的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仅仅是理智或者意志自己造成的，因为单是理智本身并没有错误，理智拥有关于自身的观念，但是关于世界的无数观念，理智自身没有它们却不能说理智缺少它们。也就是说，就理智而言，它是自足的，然而相对于世界万物而言，它是有限的。也不能将错误归于上帝赋予我们的完满的自由意志。错误的产生是理智和意志共同造成的，是意志超出了理智的范围。避免错误的方法很简单，将意志限制在理智认知之内，这也就是理性主义的根基。从而，重点在于理智的作用。
避免了错误，怎么认识真理？首先在于将“凡是我领会得完满的事物”与“其余的、我所理解得糊里糊涂的事物”分别出来，[6]（p65-66）一方面坚持自明律规则，另一方面在与对象打交道时不能混淆主客双方。认识的对象主要有四种：一、精神或实体及其性质，二、物质实体或身体及其性质，三、身心结合的产物，即感觉，四、永恒的真理，它们只是在我们心中存在的公共意念或公理。[8]（p81-82）第一和第四种认识对象实际上在《沉思集》基本上论述过。笛卡尔的新科学的意义在于他将其新形而上学运用到其物理学与其他具体科学之中。
三、经验理性的数学方法与形而下学
信仰所带来的确定性在哲学中表现为否定性的“我思”。因为“我思”在笛卡尔那里最彻底的表述就是主体思辨理性的普遍怀疑活动。普遍怀疑之对象可以是假的，但是这个纯粹的怀疑活动却是清楚明白的，主体在这种活动中就达到对自身的直观。所以“我思”也就是思辨理性的一种理智直观活动。理智直观当然能够确立主体自身的存在，于是就有了“我思故我在”。
“假定现在神在想象的空间里某个地方创造出物质，② 物质，中文译本译为“一团物质”，但英文译本中并无“一团”，本文根据英文译本改译。 足够构成这个世界，再把这物质的各部分乱七八糟地搅合在一起，混淆得跟施恩所能设想的一样，然后不再做别的事情，只是向自然界提供通常的协助，① 在此，笛卡尔排除了经院哲学所认为的上帝对世界的“非常的协助”，从而为科学地解释世界与社会奠定了神学基础。 让它遵照他所建立的规律活动，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1]（p35）
物质世界的运动法则可以根据上帝的永恒中推出来，数学真理作为考察这些法则的方法，也是上帝的自由创造。
这件《实征税粮簿》表明，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出元大都之后，在偏远的亦集乃路，税粮征收仍在照常进行。文书上的朱书畏兀体蒙古字可能是当地蒙古或色目吏员所写。
该局组织了以“春夏秋冬”四大战役为牵引的系列专项整治，两次承办青岛市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监管业务量、办案量、罚没款量连续6年位居全市首位，仅2016年就查办案件624起，罚没款720余万元。在全国食品安全城市中期评比中取得97.6分的好成绩。
真正的数学在笛卡尔眼里不应该是这样，当他看到几何学和代数的缺陷之后，他“不再专注于算术和几何学的特殊研究（the particular studies），转而致力于探求某种普遍马特席斯（a general investigation of Mathematics）。”[2]（p18）[7]（p13）构建自己的一般数学。与《谈谈方法》中追求真理的第三条规则相对应，笛卡尔以“最简单、最容易”[1](p16)[2](p19)为标准，找到获得知识的研究对象。知识的对象无一例外地具有数学所关注的两个基本要素，即事物的关系或比例，数学将此抽象成秩序和度量，这使“普通数学”从原来的领域扩展到一切事物之中，于是，数学变成一门普遍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各门具体科学。
笛卡尔一般数学的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点在于找到数学所研究的物质对象中统一的性质，这样才能在统一的质的基础上进行量的分析。物质对象或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物质的广延具有无限可分的特征，任何物质实体，只要我们能在思想中对其进行分割，它就永远是可分的；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上帝具有无限分割最小的有广延的物质分子的能力。[8]（p111）不仅上帝，精神实体对物质的广延形成单位，由于它们“自身含有所需纯粹而简单性质的一切”，[2]（p24）因而，对于事物的每一维而言，只有唯一的绝对的一个单位，各个单位“犹如某种纽带，把简单物互相联系起来”，[2]（p59-60）寻找它们的相等关系。由于广延存在于我们的形象（images）之中，物质的量其实就是我们的想象能力对物质广延的描述。
以统一的单位为中介，笛卡尔发现了解析几何的基础。我们对物质的形象中只有连续的表示大小的形象和非连续的表示多少的形象，连续量（大小）可以通过单位转化成非连续量（数，即多少）；前者原来是几何的研究对象，后者则是算术的研究对象，沟通两者的桥梁是运动。
(2) 东江三角洲河道糙率在三角洲顶部较大，三角洲下部河道糙率较小，河段糙率在0.02～0.03之间，糙率取值与1989年水面线基本一致。本次水面线选取的石龙汊口附近糙率较大，这与该处河道床面坡降较大有关。
现代农业科技园是以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农业科技创新为目标而打造的现代农业发展园区，园区不但拥有农业科技成果和企业孵化功能，又具备示范效应。“十二五”以来，常州市科技系统共培育了江苏省“溧阳高效农业科技园”“金坛茶叶科技园”“常州现代花木科技园”“常州现代设施农业科技园”“钟楼现代农业科技园”5家省级现代农业科技园，上述园区是常州市相关涉农科技企业的聚集地，这些涉农科技企业将在园区内围绕相关主导农业产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研发、信息交流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常州市现代农业发展。
巴斯克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艺术身份的论述很有价值，一方面他为马克思曾提出的“任何工作都可以且应该具有一定创造性或艺术性成分”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且这一观点对于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工作哲学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为马克思提出的“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而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美学和审美经验的概念，且该概念比最传统的那些概念要丰富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好地探索这些观点的潜在含义，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中，走出一条新的研究之路。
因此，对运动物体的描述，使坐标几何所象征的一般数学成为可能的方法论基础。对透过云层的光线的轨迹的分析，探索出以点的运动描述曲线的方法，而方程思想在几何中的运用更使各种曲线图形的代数表达成为可能。在笛卡尔的坐标几何中，“任何曲线的方程，都是一个满足该曲线上所有点的代数等式。”[9]（p170）“方程和曲线的结合就使得在科学上大规模运用数学成为可能。”[9]（p172）方程的优越之处在于由已知数可以求出未知数，这样，物体的无定限绵延就可以通过方程而在空间上静态地表示出来，也就是说，将运动带进几何，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
2.形而下学。
笛卡尔的形而下学包括哲学之树的树干和树枝，解析几何的发现使笛卡尔试图以数学法则来解释运动物体、动植物、乃至人，形成了他的机械论的自然哲学；与此同时，道德学成为实践哲学的最高科学。
机械论的自然哲学只关注物体的形状（或位置）、体积和运动，因而它与解析几何一样，必须找到统一的单元，而忽视具体事物的其他特征。自然过程中的能动原则、生命力以及间距作用也被排除了，甚至，由于我们的心灵无望认识上帝的计划，“终极因”（final cause）也被清除掉，目的论似乎从笛卡尔的体系中消失。
项目区内共有大牲畜13头，小牲畜200头，大牲畜最高日用水定额为60 L/（头·d），小牲畜最高日用水定额为10 L/（头·d）。经计算，牲畜日用水量为2.8 m3/d。
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论灵魂的激情》中，灵魂有着被物质化的危险。尽管我们不仅有着耽于肉体的渴望，也有着朝向上帝和回归心灵的渴望，但是，灵魂居住于大脑中部的松果腺之中，因而只能作为拥有广延的物质实体存在。并且，数字、时间、形象等都是对事物绵延形成的观念，亦即思想的情状，那么当我们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物质实体的同时，心灵或思想的运作同时也被数学化、知性化。体现人的自由目的的意志也被纳进庞大的、僵死的机械论体系之中。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说笛卡尔的实践哲学是机械论，意志作为人将其自身对象化、现实化的能力，有着自由化与异化两种相反的趋势。乌尔姆之梦中，笛卡尔以至上完满的存在者为意向对象，是对自身形象的自由展露，因而，他将自己从事哲学工作比喻为从事建筑，[1]（p13）与将哲学喻为大树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哲学仅仅有着目的论的理解，而后者则可能兼有机械论的理解。相对于经院哲学的抽象思辨而言，笛卡尔不仅关注理论思辨问题，也一方面强调知识、哲学的实用性，把目光投向现象世界，另一方面也积极用经验、实验方法发现具体科学的真理。
这种形而上学上的目的论与形而下学上的机械论的无法统一，导致了身心关系问题。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在形而上学那里没有暴露出来，但在解释现象界时就突显了。形而下学以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为形式上的起点；然而，当笛卡尔以数学为典范，按照数学的证明方法建构物质世界的具体原理时，抛弃了第一原理的内容，从而也以理智支配意志，以机械论取代目的论。
政策三：9月27日，财政部印发《财政部贯彻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全面安排。
四、结语
在笛卡尔思想中，信仰与理性存在巨大的张力。乌尔姆之梦在意志上启示笛卡尔，要信仰上帝，这以神秘主义的形式打下了其形而上学基础。但其哲学对形而上学基础进行理性阐明，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后，就要离开其神秘主义起源。在此之上，笛卡尔以数学为典范，给出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中经验理性的原则。由于心物二元论问题无法解决，尽管笛卡尔也给出了自己的上帝存在证明，但其形而下学还是走向机械论。
当代法国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和马里翁通过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进行现象学解读，发现该命题蕴含着奠定笛卡尔哲学基础的现象学存在论意涵；这与乌尔姆之梦带来的信仰给该命题所确定的本体论基础是一致的。所以，对笛卡尔哲学中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现象学解读，将深化和丰富我们对笛卡尔哲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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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7-0075-06
作者简介： 师娅（1979—），女，咸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育厅2018年度专项科学研究计划“中国传统优秀修身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研究”（18JK0818）。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