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不欲”论的官德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不欲论文,德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5)04-0080-05 在《论语》中，在人的欲望的调节与控制的问题上，孔子依据一以贯之的中庸原则，提出了“不欲”的主张，即克制过度的、贪婪的欲望，努力在禁欲与贪欲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合适的平衡，努力实现个人的身心和谐以及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利益和谐。孔子的“不欲”论主要是针对为政者的贪欲提出来的，是其“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思想的重要内容，有着鲜明的官德指向，对我国当下的官德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不欲”论的思想内涵 《论语》有七处提及“不欲”，其中两处指的是一种德性标准，其含义是节制、不贪。一处是《颜渊篇》中，季康子向孔子抱怨猖獗的盗窃问题时，孔子对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另一处是在《宪问篇》中，子路向孔子问及“成人”的标准问题，孔子回答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其余五处的语境中，“不欲”意思是“不想要”“不希望”等，本身不具有实质性的伦理意义，如《颜渊篇》和《卫灵公篇》中都出现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构成独立的道德规范，不是本文论述的对象。 作为德性要求的“不欲”，不是禁绝人的正常欲望，而是要克制过度的欲望。这一理解是符合孔子的中庸原则的，中庸之道就是“叩其两端”(《论语·子罕篇》)、“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篇》)、“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把握好一定的“度”，超过了这个“度”属于“过”，达不到这个“度”属于“不及”。在人的欲望的把握上，“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篇》)正是中庸境界的准确表达。孔子尊重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篇》)，他甚至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篇》)与此同时，孔子强调人的欲望要求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要以道义来约束欲望，“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见得思义”(《论语·子张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 “不欲”是“成人”的主要德性之一。“成人”就是“完人”“全人”，就是具有仁德、智慧、节制、勇气、才艺与礼乐修养的人。孔子在阐述“成人”的标准时，提到“公绰之不欲”(《论语·宪问篇》)，这就是说，“不欲”是完美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志。朱熹在论及孔子的“成人”之道时，将“不欲”阐释为“廉足以养心”(朱熹《四书集注》)。在《论语·宪问篇》中，原宪问孔子，“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孔子回答：“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这就是说，一个人没有贪欲的毛病，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孔子认为申枨不能算作一个刚毅的人，原因是“枨也欲”，即申枨的欲望太多。可见，要成为一个德才兼备、文质彬彬的君子，成为一个人格健全、人格完美的“成人”，就必须具备“不欲”、节制的德性。 节制欲望会造就社会和谐，放纵欲望会导致社会失衡。以鱼的获取方式为例，孔子主张“钓而不纲”(《论语·述而篇》)，即要用鱼竿来钓鱼，而不要用渔网来捕鱼。我们不能够把“钓而不纲”简单地理解为孔子的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必须看到其中蕴含着的深刻内涵。贪欲者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选择“一网打尽”或“竭泽而渔”的获取方式，必然后患无穷，既会破坏生态的可持续性，又造成了同代人之间在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失衡，还给后代子孙的利益获取制造了巨大障碍。因此，从创造人与环境的和谐、代内利益的平衡、代际利益的和谐考虑，只有抑制贪欲，使其不至于产生破坏性后果，才能够让世世代代的人们都能够共享自然带来的“取之不尽”的利益。 关于人的欲望的合理控制，《论语》还有其他形式的表达。《论语·子罕篇》记载，孔子称赞子路不以“衣弊缊袍”为耻时，引用《诗经》中“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一句，其中“不求”就有“不贪求”的意思。当颜回向孔子问及关于仁的道理的时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论语·颜渊篇》)所谓“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不正当、不合乎道义、违背礼仪要求的欲望，就是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戒色”“戒斗”“戒得”是人生不同阶段欲望控制的着重点，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影响人的生命的和谐。 二、“不欲’’论的官德指向 “不欲”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从普遍性的角度讲，是对于每一个人的道德要求，即任何一个人都应当节制自己过度的欲望。从特殊性的角度看，孔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不欲”论，是有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其针对的主要群体是处于社会上等阶层的为政者。这就是说，孔子的“不欲”论具有突出的官德指向，要求为官者一定要养成“不欲”的美德，节制贪婪的欲望，为民众做好表率，这是实现良好社会治理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之所以说孔子的“不欲”论具有鲜明的官德指向，主要理由有如下方面： 第一，为政者的贪婪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一般说来，作为政权运行的管理者，为政者实际上掌控着多种社会资源，他们对于财富、权力、享乐等资源的敏感性较其他人群更为突出，在一个没有有效约束的机制下容易滋生膨胀的欲望。在剥削制度下，不平等的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使得贪婪成为剥削阶级共同的、必然的人格特征。王亚南先生指出：“历史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偱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官污吏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1]从《论语》的记述看，贵族阶层的贪欲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季氏在“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篇》)的仪式中，梦想着做一国之君的荣华。季氏虽然已经达到“富于周公”(《论语·先进篇》)的地步，却还要通过增加税赋的方式大肆聚敛财富；孔子的弟子冉有不仅没有制止，反倒帮助季氏搜刮民财，孔子怒不可遏，当着众人宣布冉有“非吾徒也”(《论语·先进篇》)，将其逐出师门。权贵们奢靡腐化，沉溺于宝马和女色之中不可自拔，“好色”重于“好德”(《论语·子罕篇》)，“齐国归女乐，季恒子受之，三日不朝”(《论语·子罕篇》)。 第二，为政者的贪婪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根源。《论语·颜渊篇》记载，作为统治阶级、上层贵族的季康子“患盗”，对于社会盛行的盗窃之风感到忧心忡忡，向孔子请教治理之策。对此，孔子没有指责下民作乱，而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季康子所代表的贵族阶层：“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篇》)孔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位于社会上层的统治者贪婪无度，欲壑难填，大肆攫取社会财富，下层百姓必然民不聊生，盗窃等“作乱”行为的发生就是必然的。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篇》)即下层百姓在无法继续忍受其穷困的时候，不会像君子那样固守其穷困状态，而是会成为既有统治秩序的破坏者。《论语·颜渊篇》记载了鲁哀公与孔子弟子有若的一则对话，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的建议是，税赋水平降低一半，由十分抽二减为十分抽一。鲁哀公对此无法理解，有若解释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的意思是说，如果遇到年成不好，统治者必须节制贪欲，要学会过苦日子；如果税赋过高，税源得不到涵养，百姓日子不好过，国家的财富就会枯竭，以国君为代表的权贵集团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没有了保证。 第三，孔子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有节俭美德、“不耻恶衣恶食”的为政者。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社会的、民众的、长远的利益的实现，他就不会过于关心、计较个人的、近切的欲望的满足。孔子生逢乱世，礼坏乐崩，人欲横流，他本着改良社会的入世精神和救世使命，希望社会回归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的等级秩序之中，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的幸福生活，体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篇》)的社会关爱，达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篇》)的和谐理想。孔子把造就民众幸福、实现社会和谐的希望寄托在君子、贤人的培育之上，要求他们崇尚节俭，宁俭勿奢。孔子是节俭的倡导者，“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论也”(《论语·里仁篇》)。主张当政者要“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篇》)，统治者要有仁爱之心，做到“惠而不费”(《论语·尧曰篇》)，对百姓多施加恩惠，不去浪费民财。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篇》)即对于礼，孔子认为礼的根本是情感上的真诚，而不在于礼在形式上的奢华，主张礼的形式要做到简朴、节俭。 第四，为政者“不欲”德性的培育，需要向具有节俭美德的榜样学习。《论语》中的节俭表率有很多，如禹、孔子、子路、颜回等。孔子对禹极为推崇，称赞禹就是一个具有“不欲”美德、“不以恶衣恶食为耻”的榜样，“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篇》)。禹就是以这种姿态、作风、形象为民众做表率，领导人民完成了治水大业，留下了千古不朽的美名。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是“不耻恶衣恶食”的典范，孔子称赞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篇》)他对于安贫乐道的颜回更是大加赞赏：“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篇》)孔子也是实践节俭美德的楷模。他说“俭，吾从众”(《论语·子罕篇》)，即大家都很俭省，自己也应该如此。他以简单生活为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篇》)。孔子曾经想搬到非常偏远落后的九夷去住，有人劝他不要去了，孔子回答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篇》)在《论语·子路篇》里，孔子称赞卫国公子荆，说他在居住条件上不追求奢华，稍有改善就非常知足。 三、“不欲"论对官德建设的启示 孔子是在当时的剥削制度的背景下对为政者提出“不欲”的道德要求的，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不表明这一思想就没有价值，相反，在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依然“死而不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国人欲望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上的今天，有必要继承和弘扬孔子的“不欲”论。孔子的“不欲”论对于我国当今的官德建设有如下方面的启示： 第一，做到“不欲”需要高扬道义精神，“以义导欲”。道义与利益、德性与享乐之间冲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现实之中二者的激烈冲突又是实际存在的，这种冲突在为政者那里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果为政者沉湎于对财富与享乐的追逐之中不可自拔，就必然会丧失对道义、德性的兴趣。正因为此，孔子才不厌其烦地劝导他们做到“欲而不贪”(《论语·尧曰篇》)，要“谋道而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篇》)，要“忧道而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篇》)，要“好德”而不要“好色”(《论语·子罕篇》)，要“喻于义”而不要“喻于利”(《论语·里仁篇》)，把“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篇》)作为成就完美人格的重要条件。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篇》)这一思想对于我国当今的官德建设的深刻启示在于，即官员必须在道义追求、德性修养上坚守高标准，在物质追求、生活享受方面坚持低标准，以高层次的欲望抑制、制约低层次的欲望追求。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2]只有树立崇高的道义信仰，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够为预防贪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为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信仰状况、道德状况，必须对干部进行扎实有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帮助他们克服“精神懈怠”现象，抵制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消极影响。 第二，做到“不欲”必须坚守为官的规则底线，“以礼制欲”。要使官员做到“欲而不贪”，就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即既需要道义的引导，也需要规则的限制。如果说道义对欲望的引导是内在的、柔性的，那么，规则对欲望的限制则是外在的、刚性的。孔子的“不欲”论包含着对于底线规则的维护，这一底线就是体现儒家道义的礼制，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礼制的要求，不得逾越礼制的界限。孔子到70岁时才敢说自己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距”(《论语·为政篇》)的境界，因而就众人来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篇》)，即一个人对自己强化约束、节制好欲望，就不容易有过失。我国今天的官德建设也要坚持德法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以严格的国家法律、党的纪律、道德规范为官员的行为划出一条“警戒线”，通过对于规则的不折不扣、全面彻底的坚决执行，使有贪念的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2013年1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新华社《网民呼吁遏制餐饮环节“舌尖上的浪费”》材料上的批示中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率先垂范，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严格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坚决杜绝公款浪费现象。要采取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的举措，加强监督检查，鼓励节约，整治浪费。”[3]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以刚性的制度约束、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让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其深刻意义就在于此。 第三，向具有“不欲”美德的榜样学习，“见贤思齐”。孔子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管理者应当为被管理者、上层人群应当为下层人群做好表率，强调“政者正也”(《论语·雍也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孔子提出著名的“德风”与“德草”理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孔子在与季康子的对话中直言：“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篇》)这就是说，为政者的贪婪是社会混乱秩序的根源，如果统治者能够“不欲”，为下层百姓做好榜样，他们就不会“犯上作乱”。如果说在剥削制度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由于阶级对立、阶级局限、利益冲突，绝大多数的为政者不可能成为民众的道德榜样，那么，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官员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应当而且能够为大众做好表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切实抓好党员、干部的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4]。 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19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5]他号召广大干部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孔子的“不欲”论是我国优秀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廉政思想中的“点睛之笔”，我们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其加以继承和弘扬，定会有助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治理目标，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收稿日期：2015-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