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谱对唐宋词选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谱论文,唐宋论文,明代论文,词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6)02-0063-05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明代词创作与词学水平整体不高。近年来，随着明代词学研究深入推进，学界对明代词及词学的评价趋于理性与客观，认为明人在词学方面探索与建设的功劳不容抹杀，相关论著多有出版，如江合友《明清词谱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张若兰《明代中后期词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张仲谋《明代词学通论》(中华书局，2013年)、岳淑珍《明代词学批评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等，明代词谱的创制与完善即为其中一端。在唐宋词乐失传的背景下，音乐谱已不可得或不可知晓，文字格律谱的编制则日益提到词学建设的议事日程，明人曾依托唐宋词选等词学资源编纂《词学筌蹄》、《诗余图谱》、《词体明辨》等多种词谱，《草堂诗余》、《花间集》、《尊前集》、《花庵词选》等唐宋词选对明代词谱的创制与编纂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本文试以明代有代表性的词谱为例，重点就其对唐宋词选中词调及例词的选录等情况展开探讨。 一、《词学筌蹄》：脱胎于词选《草堂诗余》的词谱 明代张綖编纂的《诗余图谱》曾被人认为是第一部词谱。明末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发凡》云：“维扬张世文《诗余图谱》七卷(按，应为六卷)，每调前具图，后系辞，于宫调失传之日为之规规而矩矩，诚功臣也。”[1]清初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亦云：“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2]658张綖首先创制词谱的观点曾广为学者所接受。近年，随着明代词学研究的深入，张仲谋先生撰文指出，明人编纂的第一部词谱不是《诗余图谱》而是周瑛的《词学筌蹄》。[3]《词学筌蹄》以抄本形式流传，明代以来的目录书少见著录。当前比较常见的《词学筌蹄》是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初抄本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本。 《词学筌蹄》编者周瑛(1430-1518)，字梁石，晚号翠渠，福建莆田人。其生平事迹见《明史·儒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四库全书》本《翠渠摘稿》卷八附录郑岳所撰《本传》等。周瑛是一位理学家，不以诗文名世，今存词数首。《词学筌蹄》卷首有林俊《词学筌蹄序》，介绍该书编纂过程及体例：“旧编(按，当指《草堂诗余》等词选)以事为主，词系事下，平侧长短未易以读。蜀藩方伯、吾乡周先生翠渠以调为主。事并调下。调为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读以小圈，以便观览。……调凡若词干凡若干(据上下文意，当为“调凡若干，词凡若干”)，厘为八卷。后学程度，较胜旧本，名曰《词学筌蹄》。阅而序之如此。弘治九年岁在丙辰，见素子莆田林俊书。”[4]宋原刊本《草堂诗余》早已佚失，周瑛等人在弘治初年所见的《草堂诗余》可能有两种刊本，一为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遵正书堂刊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一为明成化十六年(1480)刘氏日新书堂刊本，该本源自洪武本，题名，卷次，选录词作与洪武本相同，所以周瑛所依据“旧编”当是洪武本《草堂诗余》。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分前集二卷，后集二卷，共录词367首。此书是为应歌之需而编辑的唱本，为便于演唱者根据不同需要选择相应词作，故书中词作分类编排，前集分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大类，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柳禽鸟七大类，每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甚为繁复。《词学筌蹄》的编纂目的是为初学填词者提供帮助和方便，所以改为按调编排，将词题附于词作之后，并且自创谱式符号，“圆者平声，方者侧声，读以小圈，以便观览”。卷一所录词调《醉花阴》谱式如下：
右谱一章十句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喷金兽。佳节又重阳，宝枕纱厨半夜秋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右李易安 《醉花阴》双调五十二字，前段五句，三仄韵，二十六字，后段同。上面的谱式对句读、平仄的标识一目了然，大体正确，但也有失察之处，如“瑞脑喷金兽”的“喷”字当为“销”，平声。此外，有的字可平可仄，没有标出，叶韵之处也未标志。可见《词学筌蹄》作为词谱是相当粗糙的，时有讹误，词谱草创之初恐怕在所难免。 早在宋代，随着词与音乐的逐步脱离，某些词人已开始唱和、模拟名家词集，将之作为创作范本。例如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唱和《清真集》，按照清真词作的平仄四声和韵依次填之，实际上已将《清真集》当作词谱看待了。这种创作方法在明代也甚为常见，如明前期著名词曲家陈铎有词集《草堂余意》，就是次韵唱和《草堂诗余》而成，明人张杞也有《和花间集》。明代前中期《草堂诗余》流行，明人将其改编成填词范本——词谱，就属于情理之中的事。周瑛明确交代编纂此书的目的就是为“学者按谱填词”提供范本：“《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圆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5] 《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涉及词调182调，选词367首，《词学筌蹄》录词调176调，录例词354首。将《词学筌蹄》与《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据吴昌绶等《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二书所涉词调、词作比照一番，可以看出《词学筌蹄》的词调、例词来源以及编排上的某些特点。 《词学筌蹄》中的词调基本上源自《草堂诗余》，词调编排初看杂乱无章，但似乎有“以类相从”的考虑，即将词调中有相同或相近词语的排在一起。如卷一开头《瑞龙吟》、《水龙吟》、《丹凤吟》、《塞翁吟》4个词调的尾字均为“吟”字，接下来《帝台春》、《武陵春》、《绛都春》、《沁园春》、《汉宫春》、《海棠春》、《画堂春》诸词调尾字均为“春”字；卷二所列《青门引》、《华胥引》、《如梦令》、《梅花引》、《江城梅花引》、《六幺令》、《千秋岁引》、《阳关引》、《声声令》、《探春令》、《木兰花令》、《惜余春慢》、《丑奴儿令》、《品令》、《声声慢》、《石州慢》、《浪淘沙慢》、《潇湘逢故人慢》、《拜星月慢》、《兰蕙芳引》等26个词调，调名尾字多为“令”、“引”、“慢”字；卷四所列《天仙子》、《卜算子》、《捣练子》、《江神子》、《风流子》、《女冠子》、《八六子》、《更漏子》、《何满子》、《南柯子》、《南乡子》、《行香子》、《生查子》、《清平乐》、《西平乐》、《大圣乐》、《齐天乐》、《永遇乐》、《倾杯乐》等22个词调，调名尾字多为“子”、“乐”字，这种编排方法与明代后期的《啸余谱》颇有近似之处，只不过《词学筌蹄》尚未形成明确的体系。 《词学筌蹄》对词调的同调异名现象没有予以辨析。《草堂诗余》所涉词调中就有同调异名的现象，如《念奴娇》与《酹江月》，《玉楼春》与《木兰花令》，《菩萨蛮》与《重叠金》，《庆春泽》与《高阳台》，《桂枝香》与《疏帘淡月》等，作为词选，调名重出的问题不算太大。但是，作为词谱的《词学筌蹄》却不予以辨析，实足成为明显的疏误。 将《词学筌蹄》与《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所录词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书同一词调下所录词作基本相同，《词学筌蹄》在《草堂诗余》一书基础上进行了少量增删，如补录苏轼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但《词学筌蹄》也往往照抄《草堂诗余》的错讹之处，如《草堂》所录词作误题作者的情况较多，《筌蹄》几乎全盘照搬，跟着出错；《草堂》所录词作多不署姓氏作者，易让读者误认为是承前省略，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筌蹄》也不细察，故产生不少作者误题的情况。明代第一部词谱《词学筌蹄》由宋代词选《草堂诗余》脱胎而来，虽然该书比较粗糙，错漏甚多，其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二、《诗余图谱》：增补《草堂诗余》未收的词调词作 与《词学筌蹄》比，张綖的《诗余图谱》也是在学习、借鉴《草堂诗余》等词集选本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但其体例更为细密、完善，影响也更大一些。 张綖(1487-1543)，字世文，号南湖居士，江苏高邮人，其词学著述有《草堂诗余别录》、《诗余图谱》、《南湖诗余》等数种。《诗余图谱》三卷，初刻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①，后又多次重刻。通行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谢天瑞《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十二卷，前六卷为张綖《诗余图谱》，后六卷为谢天瑞所增补，今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此外还有明末毛氏汲古阁《词苑英华》本。 词调的编排方式是编纂词谱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唐宋时期的部分词集即按宫调编排，按理说，词谱按宫调编排应是合理的选择，但在词乐失传、词已成为案头文学的大背景下，按宫调编排的难度较大，也不便初学者。明代词谱《啸余谱》对词调的编排，尝试根据词调名的字面意进行分类编排，没有把握住词调的体式特征，也不太可取。张綖找到了简便易行的方法，即以字数为标准，将词调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编排，《诗余图谱·凡例》指出：“词调各有定格，因其定格而填之以词，故谓之填词。今著其字数多少，平仄韵脚，以俟作者填之，庶不至临时差误，可以协诸管弦矣。”[3]张綖首创的“三分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清代词谱大多采用小令、中调、长调三类编排词调。 《词学筌蹄》已经开创前列图式，后附词例的词谱形式，张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试举卷一对《菩萨蛮》的标注： 《菩萨蛮》一名《重叠金》，一名《子夜歌》，又与《醉公子》相近 前段四句四韵二十四字
词 李太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阑干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可以看出，《诗余图谱》每调先标示平仄谱式，平声用
，仄声用
，平而可仄者用
，仄而可平者用
，还标明词调的句数、字数、换韵情况，同调异名的现象也得到辨析。《诗余图谱·凡例》云：“词有同一调而名不同者，盖调有定格不可易，名则可易。如东坡赤壁《念奴娇》因末有‘酹江月’三字，后人作此调者，即谓之《酹江月》，又谓之《赤壁词》，又谓之《大江东去》，因其一百字，又谓之《百字令》之类是也。亦有同义易之者，如《蝶恋花》谓之《凤栖梧》、《鹊踏枝》，《红绣鞋》谓之《朱履曲》之类是也。今皆列注名下，云‘一名某，一名某’，使览者知其同调。”[7]这种谱式考虑到词调的多方面特征，对填词者的确会有较大帮助。 明代《草堂诗余》流行，颇受读者重视。有证据表明，张綖作词、选词以及编制词谱的词学活动与《草堂诗余》都有密切关系。张綖于嘉靖十七年(1538)编成《草堂诗余别录》一书，这部小型词选共选录唐宋词79首，选录词人40余家，苏轼人选13首，秦观入选8首，远多于其他词人的选词数量(其他词人大多只选录一、二首作品)，《别录》所选北宋词明显多于南宋词，这与《草堂诗余》的选词倾向基本相符。张綖《别录》自序明确指出，其编选《别录》的目的是删除《草堂诗余》的“猥杂不粹”之作，而保留“平和高丽之调”：“歌咏诗余者，唐宋以来之慢调也，吴文节公(吴讷)于《文章辨体》亦有取焉。虽亦艳歌之声，比之今曲，尤为古雅，故君子尚之。当时集本亦多，惟《草堂诗余》流行于世，其间复猥杂不粹。今观老先生朱笔点取，皆平和高丽之调，诚可则而可歌。复命愚生再校，辄敢尽其愚见，因于各词下漫注数语，略见去取之意，别为一录呈上。倘有可取，进教幸甚。”[8]朱崇才先生认为，根据序中语气和“老先生”等称谓来看，《别录》很可能是张綖年轻时学词的“作业”，“老先生”极有可能就是他学词时的业师王磐(号西楼)。[9]张綖曾从同乡前辈王磐学习词曲，朱曰藩《南湖诗余序》曰：“先生从王西楼游，早传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宫某调，第几声，出人第几犯，务俾抗坠圆美合作而出，故能独步于绝响之后，称再来少游。”[10]84从二篇序言可看出，张綖在创作上比较注意词体的音律规范，这为其编纂词谱奠定了较高的词学素养。 《诗余图谱》初刊于嘉靖十五年(1536)，在此之前张綖能够见到的《草堂诗余》版本一为洪武本，一为成化十六年(1480)刘氏日新书堂刊本。由于成化本源自洪武本，所以张綖阅读、研习的《草堂诗余》当为洪武本。兹将二书所录词调、词作予以比照，就会有所发现。《诗余图谱》共录词调149调，例词223首。张綖对《草堂诗余》所涉词调及所选词作的借鉴、增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诗余图谱》沿用《草堂诗余》已有词调，但抽换了所录之词。如《草堂诗余》中《长相思》一调，选录的是冯延巳“红满枝，绿满枝”和李煜“一重山，两重山”二首词作，《诗余图谱》则将冯词更换为张先的“蘋满溪，柳绕堤”一词；又如《清平乐》一调，《草堂诗余》原选赵令畴“春风依旧”一词，张綖换为黄庭坚“春归何处”与韦庄“春愁南陌”二词。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词调下录有多首词作，每首词代表了不同的体式，如《南乡子》一调录词3首，苏轼“霜降水痕收”词为双调五十六字，前后段各五旬四平韵；李珣“烟漠漠”词为单调三十字，六句两平韵三仄韵；欧阳炯“画舸停桡”词为单调二十七字，五句两平韵三仄韵。这表明，张綖选录词作时已经注意到同调异体现象，虽然尚未象后世词谱(如万树《词律》、《康熙词谱》)中明确标示“又一体”，但其编纂词谱时已经有意选择更多体式的词作以备读者参考。 《草堂诗余》无相应词调，《诗余图谱》新增了若干词调、词作。新增词调为：《上西楼》、《恋情深》、《绣带子》、《望仙门》、《相思儿令》、《洞天春》、《秋蕊香》、《醉红妆》、《恋绣衾》、《钗头凤》、《唐多令》、《系裙腰》、《金蕉叶》、《定风波》、《凤衔杯》、《黄钟乐》、《解佩令》、《谢池春》、《看花回》、《感皇恩》、《殢人娇》、《两同心》、《小桃红》、《连理枝》、《粉蝶儿》、《忆帝京》、《师师令》、《剔银灯》、《御街行》、《一丛花》、《山亭柳》、《柳梢新》、《拂霓裳》、《雪梅香》，共计34调。如新增《恋情深》词调，录五代毛文锡词一首；《绣带子》词调，录黄庭坚词一首；《相思儿令》词调，录晏殊词一首；《洞天春》词调，录欧阳修词一首；《醉红妆》词调，录张先一首；《恋绣衾》词调，录陆游词一首；《黄钟乐》词调，录五代魏承班词一首；《御街行》词调，录柳永词一首；《山亭柳》词调，录晏殊词一首。值得注意的是，《草堂诗余》本有相应词调，张綖并未采录，如若干常见常用词调如《西江月》、《如梦令》等，《诗余图谱》却未收录，不知何故。 从词调与例词的选择来看，张綖编纂《诗余图谱》时，词学视野已较开阔，不再局限于《草堂诗余》一书，还参考其他唐宋词选或词集文献。如《诗余图谱》所录词调《黄钟乐》，仅见《花间集》魏承班一首，宋之后别无作者，所以，张綖编《诗余图谱》时参考过《花间集》，当属无疑。张綖还从《花庵词选》、《乐府雅词》等总集以及词人别集中选录了部分词作，进一步充实《诗余图谱》的词例。有意思的是，《花间集》中有诸多词调可供增补，《诗余图谱》却未予充分采录。稍后的《词体明辩》则充分重视和收录《花间集》、《尊前集》等词选中的词调，弥补了这一缺憾。 三、《词体明辨》：增录《花间集》、《尊前集》等词选中词调 张綖《诗余图谱》问世三十余年后，又有一部词谱问世，并在《诗余图谱》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这就是徐师曾编纂的《词体明辨》。徐师曾(1516-1580)，字伯鲁，号鲁庵，江苏吴江人，一生勤于著述，撰著颇丰，著有《文体明辨》等。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说明，其书乃据明初吴讷《文章辨体》一书增删订补而成。该书《附录》卷三至卷十一为《诗余》部分，列出词体谱式，实际上是一部词谱。如清人沈雄指出：“柳塘词话曰：徐师曾鲁庵著《词体明辨》一书，悉从程明善《啸余谱》，舛讹特甚。”[11]806张仲谋先生指出，《文体明辨·诗余》这部分后来很可能以名为《词体明辨》的单行本行世，却受到人们误解，因为程明善《啸余谱》中词谱内容乃是辑录徐师曾《词体明辨》而成的，可能因为《文体明辨》卷帙繁重，传本甚少，前人未细察二者关系而导致误解。[12] 徐师曾编纂《词体明辨》时，张綖《诗余图谱》已开始流行并产生影响，所以《词体明辨》对《诗余图谱》多有取资借鉴，并提出自己制谱的新思路。其《诗余序》曰：“诗余谓之填词，则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至于旬之长短，虽可损益，然亦不当率意而为之。譬诸医家加减古方，不过因其方而稍更之，一或太过，则本方之意失矣。此《太和正音》及今《图谱》之所为作也。然《正音》定拟四声，失之拘泥；《图谱》圈别黑白，又易谬误。故今采诸调，直以平仄作谱，列之于前而录词其后。若句有长短，复以各体别之。”[13]序言中可看出，徐师曾对《诗余图谱》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不同意其用黑白圈的方式标示平仄。《词体明辨》在词调编排方式上，也没有借鉴张綖按照小令、中调、长调的编排方法，而是采用以类相从的标准，将词调按“歌行题”、“令字题”、“慢字题”、“近字题”、“犯字题”、“遍字题”、“儿字题”、“子字题”、“天文题”、“地理题”、“时令题”、“人物题”等25类排列。这种编排体例与明前期《词学筌蹄》的词调编排方式有近似的地方，但显得更为细密周详；与《诗余图谱》小令、中调、长调三分法相比，则显得繁复冗杂，有些混乱。例如，“令字题”至“子字题”是按词调名末字相同者分类编排，“二字题”至“七字题”则是以词调名字数分类编排，读者就不免疑惑：“子字题”中所列词调名都是三个字，如何不列入“三字题”中?所以《词体明辨》的词调编排方法并不合理，不便检索和使用，所以此种词调编排方式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和仿效。但是，《词体明辨》在平仄标注方式上进行变更，并明确列出同调异体的谱式，成为该谱的显著特点和创新之处，这种制谱体例对后世词谱编纂者有较大启示，如清代《词律》、《钦定词谱》处理同调异体时，即标注为“又一体”。 《词体明辨》所录词调数较《诗余图谱》(嘉靖初刊本)明显增多。《词体明辨》共录词调329调，421体，与《诗余图谱》所录词调比照，可以发现《词体明辨》将《诗余图谱》所录词调悉数收录，仅《阮郎归》、《桃源忆故人》等词调未收。《词体明辨》较《诗余图谱》新增一百多个词调，这部分词调和例词从何而来呢？ 《词体明辨》参考了《花间集》、《尊前集》、《花庵词选》等唐宋词选，并从中大量采录词调、例词或其他词学资料。例如，《荷叶杯》、《上行杯》、《杨柳枝》、《竹枝》、《归国遥》、《柳含烟》，《赞成功》、《献衷心》、《定西番》、《接贤宾》、《感恩多》、《西溪子》、《赞浦子》等词调乃从《花间集》中采录，词调后的例词也从《花间集》中选录。该书所列《荷叶杯》谱式中的4首例词，均录自《花间集》；又如《竹枝》一调，共录词8首，其中刘禹锡、白居易所作的5首录自《尊前集》；《杨柳枝》一调，录词5首，刘禹锡所作2首录自《尊前集》，其他3首录自《花间集》。《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总集，标志着词体文学在文辞、风格、意境等方面文体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也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词体明辨》从《花间集》中大量采录词调和例词无疑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对进一步丰富词谱中的词调具有积极意义。 《词体明辨》还注意参考《花庵词选》。如《雨霖铃》一调，录柳永“寒蝉凄切”词，当取自《花庵词选》；又如“歌行题”《瑞龙吟》一调附周邦彦“章台路”词，词后有注文：“此词自‘章台路’至‘归来旧处’是第一段，自‘黯凝伫’至‘盈盈笑语’是第二段，此谓之双拽头，属正平调。自‘前度刘郎’以下，即犯大石系第三段，至‘归骑晚’以下四句再归正平，今诸本皆于‘吟笺赋笔’处分段者，非也。”[14]103其实，此段文字录自黄升《花庵词选》对周邦彦《瑞龙吟》(章台路)一词的尾批。 除了唐宋词选，《词体明辨》也采录其他词集所涉词调与例词。值得注意的是，《词体明辨》中新增的《千年调》、《昭君怨》、《六州歌头》、《锦帐春》、《寻芳草》等词调，例词都只选录辛弃疾词，当是依据稼轩词集录入的。《草堂诗余》选词较多的是周邦彦、秦观、苏轼、柳永等人，辛弃疾仅有10余首词作入选，《词体明辩》收录辛词多达40余首，数量仅次于北宋周邦彦词，这表明明代中后期，稼轩词受到词坛的注意，制谱者也及时跟进。 总体而言，从《词学筌蹄》到《诗余图谱》，再到《词体明辨》，明代词谱所录词调与例词趋于丰富，参考的唐宋词选等词学资料趋于多样，制谱的体例也趋于细密，为清代词谱的编纂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张仲谋先生在台北“国家图书馆”见到明嘉靖十五年《诗余图谱》初刻本，并撰成《张綖〈诗余图谱〉研究》一文，见《文学遗产》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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