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与俗:从异化到融合--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演变的新趋势_文学论文

雅与俗:从异化到融合--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演变的新趋势_文学论文

雅与俗:从疏离走向合流——论90年代我国文学演进的新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年代论文,我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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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长河中考察,也许人们会一致承认这样的事实: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俗文学没能像今天90年代的态势这样,如此兴旺发达,如此风靡华夏。即使以“崛起”、“奇观”这样的称谓概括之,也并非言过其实。俗文学一度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轰动效应占领广大图书市场,以新颖奇崛赢得众多读者的青睐。尽管一些鱼目混珠之作曾损害了它的声誉,尽管其自身也出现过泥沙俱下的弊端,然而,俗文学在短暂的时间内取得今天这样重要的地位,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无法回避的探讨课题和研究对象。一般性的讨论早已经历过了。而90年代以来,雅文学与俗文学呈现出的流变的新格局,不能不令我们格外地关注。

这是一个商品与消费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曾经披着形而上学的圣衣高高在上的思想启蒙者头上的光环逐步黯然失色。而那些曾需要启蒙和引导的人们,却在取得经济实力的同时,也掌握了一套商业主义的话语。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们作为重要的文化消费者,开始影响文化生产者的思维和趣味,从而培育和积淀出他们崇仰的素质。

在这种看似本末倒置的文化态势中,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趋势:雅文学,或称精英文学受到空前的严重的挑战。衰落与萎顿的阴影始终摆脱不去。严肃文学难以调动广大读者的阅读情绪,只有在“圈内”左冲右突,自我鉴赏。而俗文学,即大众文学却出现了空前的扩张和兴盛。一个又一个的热潮几乎令人眩目:武侠小说热、港台言情小说热、侦破法制小说热、纪实文学热、雪米莉热、汪国真热、王朔热、梁凤仪热、域外文学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效应和“票房价值”。可以看出,雅文学与俗文学,似乎正在进行一场空前的大较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新的出版图书的格局,随着影视文艺、流行音乐、卡通画、MTV等亚艺术形式的冲击,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其自身也在进行着一场空前的大调整。彼此都从对方的存在和流行中,看到一些值得吸取的“营养素”。这样,雅文学和俗文学,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从过去的疏离走向今日的互补,从今日的互补中,又显示出趋向合流的萌芽性特征。在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这场大较量、大调整、大演变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中国文学发展新格局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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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向来有“雅”与“俗”的分野。重雅轻俗、尊雅贱俗,似乎也成为历代文坛的审美定势。

那么,究竟什么是雅文学?什么是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究竟在何处呢?

我国已故著名学者郑振铎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一书中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民间的文学,也是大众的文学”,“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除此以外的,便是雅文学”。郑振铎在这里并未给俗文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他仅是从通俗性、民间性、大众性的角度来阐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一些人一提及俗文学有意无意地总是将之与“低俗”、“庸俗”、“媚俗”等概念和印象联系起来,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最本质的区别,说到底是它们在美学形态上的区别——美学规范与审美趣味的区别。二者在这方面的殊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小说的功能和作用上看,雅文学是思考的文学。它思考时代变迁、社会演进、人生哲理、情感内蕴。作家因思考而显示出创作的严肃、深沉和探索的特点。雅文学注重性格刻画、心理开掘,注重作家个性的张扬与思想蕴含的超脱。而俗文学是消遣的文学。它提供给人们阅读上的直接的愉悦性。俗文学重视深入浅出,明朗通畅,重视故事完整、情节跌宕、人物传奇、情趣盎然。近百年来,雅文学的发展几乎取得了世界性的共识,更多地着眼于人类历史的探源、世界未来的探索、生命存在的意义等深刻的哲学与人类学的课题。如卡夫卡的《城堡》、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喧哗与骚动》及我国当代的余华、格飞、马原的一些先锋派作品,无疑是要调动高密度的智性审美思维才能解读的。

(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看,雅文学是作家的文学,俗文学是读者的文学。作家文学意味着以作家为本位,读者文学则是以读者为本位。从某位意义上说,雅文学需要读者适应作家,即所谓“要欣赏但丁,就要提高到但丁水平”。俗文学则需要作家去适应读者。总体来说,俗文学作品往往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俗文学作家善于抓住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和审美特征,以此构筑引人入胜的情节框架和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模式,读者由此而获得情感的满足与心理的快意。

(三)雅文学在继承传统美的同时,注重发现和开掘超前美。在艺术哲学或小说及其它文学体裁的发展上,雅文学往往担任探索者和开拓者的职责。而俗文学则崇尚时尚美,以当时社会绝大多数读者的喜好为选择标准。

我以为,雅文学与俗文学,是担负不同分工,完成不同宗旨的、由社会演变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而形成的、具有不同美学形态的文学类别。就其具体创作而言,二者无疑会有优劣成败之分。但从整体来说,它们之间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别。在不同的社会演进阶段,雅文学与俗文学可以有轻重缓急的发展速率。就我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雅文学与俗文学一直处于疏离的状态。这并非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现象。

从文学产生的根源和文学发展的动力来看,应当承认,俗文学是一切文学的母体。我国文学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民歌。这些地道的俗文学在《诗经》中有大量的记载和生动的体现。当时的文人摹仿民歌创作,于是有了“雅”、“颂”之类的作品。在此之后,《楚辞》中的“九歌”,汉代的“乐府诗”,唐代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以及后来涌现出来的众多的明清小说,大多是来自民间,流传于民间,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少流传于民间的“俗文学”,由于作家的修改、加工和重新创作,也跻身于“雅文学”的宝库之中。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雅俗互补、雅俗合流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从世界文学的演进范围来看,也同样存在过雅文学与俗文学从疏离走向合流的现象。一方面雅文学探索的积极成果,往往迅速为俗文学所借鉴,以提高其艺术品位。另一方面,俗文学的某些表现方法和艺术手段,亦被雅文学吸取,以增强其可读性和影响力。另外,在不同社会的背景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雅与俗与常常出现合流以至转换的情态。如19世纪美国最畅销的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大叔的小屋》,一开始是以俗小说的面貌出现的,而后来逐步登上了雅小说的领域。又如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舰》,在美国一直被视为俗文学创作,而在其它许多国家的世界文学史的教程中,却往往将之纳入雅文学的范畴。而像美国小说《教父》、《飘》、《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雅的成分与俗的成分,交叉渗透,有机融合,几乎已难以再分辨择离出来。

总之,雅俗文学,从疏离走向互补、合流,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艺术进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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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雅俗合流在世界文学演进范围是一种一般性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对我国的当代文学来讲,它就无疑具有了特殊的经历和格外的涵义了。

追溯我国当代文学的源头,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根据地文学是一股有着直接承继关系的重要源流。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在这个领域中始终占据着主宰的地位。除了当时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以及战地宣传创作是“纯”的俗文学之外,大量的作家创作无不是从俗文学中直接吸取营养的。或是故事原型,或是体裁模式,或是风格情调,都显示出俗文学的本体地位和支配力量。而像当时作家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更标志出俗雅融合的鲜明趋势。当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这批作家大踏步跨入到当代文学阶段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创作依然保留着这种显著的特色。这种情态成为我国当代文学雅俗结合的重要基石。

应该看到,从我国具体国情状况而言,俗文学必然会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占着绝对优势的农村人口的比例,文盲数量的庞大和整体国家文化水准的低弱,给俗文学的流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文化传统的特质和民族审美趣味的倾向,也为俗文学的繁茂提供了土壤。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俗文学更显示出空前未有的活力。这种活力的核心标志是形形色色的俗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的畅销效应。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俗文学对图书市场和读者需求的感应力和适应性是相当敏锐和顽强的。它信奉着“没有读者就没有文学”的信条,千方百计满足读者的需要。无庸否认,近年来俗文学创作中,由于某些拜金主义者的种种“非文学”的卑劣目的,出现泥沙俱下的情态,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假冒伪劣”、甚至带有毒素的产品。这无疑是必须纠正的倾向。但有人经常用俗文学中的这些“糟粕”与“败类”来贬低和否定其价值和影响,这其实是不公平的。正如“鱼目混珠”的责任恐怕不能去责怪光洁无瑕的“玉”的存在。

俗文学的繁荣,既有文学功能、作用转变的内在因素,也有80年代中期文学演变中为之创造的机遇。首先,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人们对文学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其突出之处是理直气壮地承认文学作品除了其教化、认识等作用外,还存在着娱乐和消闲的功能。而且“寓教于乐”也正是文艺实现其宗旨的特性。俗文学在这一方面无疑具有着天然的优势。其次,80年代中期后,许多纯文学作家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多元探索和艺术创新方面,雅文学明显呈现出疏离社会、疏离读者的倾向。俗文学正是在这种倾向的反拨中寻找到发展自己、扩充自己的机遇的。

就在雅文学不断提高自身美学水准的同时,俗文学也并非仅是固步自封,旧调重弹。它也在反思自己、调整自己、提高自己。雅与俗之间的互补与合流正是在时代演进中找到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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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90年代以来,雅俗合流的轮廓日渐鲜明了。这个时期的所谓“合流”,就是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相互借鉴、彼此交叉渗透、取长补短,达到一定程度的融汇。“合流”,就是在萌芽状态下的一种“杂交”和“嫁接”。当下的合流,还谈不到“合二而一”,谈不到新的“优生儿”的降临。换言之,合流就是一方面,相当数量的雅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吸取俗文学的优势,在自己的创作中增添或者加重俗文学的成份;另一方面,许多俗文学创作者也在向雅文学靠拢,接受现代社会日益变化的美学发展信息,努力提高俗文学的艺术品位。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尚属于合流的初级阶段的内容,但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可喜的局面了。

一个时代的读者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最大多数的读者层所产生的新的审美趋势将会决定未来文学的色彩。这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雅文学与俗文学中都在滋长着这样的审美因素。像现代审美倾向中的情节力度大、心理开掘深、行动性强、节奏感快、语言疏朗以及追求性格复杂性、讲求高科技带来的环境与物品的设置等等,都在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变异中得到强化。雅俗合流的前景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富有吸引力的。在调整中、在发展中的合流就不是简单的“汇合”,而是扬长避短的互补和促进了。一位作家说得好:“就拿这些年出现的众多的小说来说,常有人批这批那,却没有人去做具体研究。我看过不少小说,觉得其中的不少在站住脚之后,慢慢地在变化、在提高。这些由小说起家不断提高档次的人,远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要对社会有用得多,更值得尊重。”(杨争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上海文学》1994年4月)这正道出了雅、俗文学家共同的奋进方向。

在创作实践上,这种初露端倪的合流也显示出可喜的实绩。春风文艺出版社以百万元之巨购得“布老虎丛书”的“布老虎”的书徽。他们的具有某种战略设想的、商业性的策划和发行,推动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布老虎”正是具有深厚民族根基的大众性文学的象征。从目前已推出的几部作品来看,基本是由著名的雅文学作家写作的。然而这些作品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切近现代社会生活,用情节力度极大的故事框架增强可读性,人物的身份、性格及其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特异的色彩。铁凝的《无雨之城》,以一位常务副市长的婚外恋为发端构成了情节曲折的故事。梁晓声的《泯灭》则在一个著名的作家和腰缠万贯的“大款”之间,设置了微妙而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些作品,其哲理深度是内蕴的,而叙述文字的整体却体现出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编选了一套“中国当代畅销小说精品文库”。文库大多选取的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五六年间作家创作的具有雅文学倾向的作品。全套书共分“侦破”、“情恋”、“传奇”、“野史”、“武侠”、“谐趣”、“新闻”、“世态”八类题材。其内容充分体现了雅文学作家致力于借鉴俗文学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以所选取的侦破小说为例,作家的这方面创作已在案例故事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升华,甚至出现了“哲理思考型”的侦破小说。这类作品往往在较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人物与现实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个体的人生价值与社会整体价值的纠葛,着重表现人类对形形色色犯罪现象的思索,力求从中反映出社会本质和人性底蕴,注重人物性格的社会内涵的开掘。这种哲人般的思考的侦破小说,正是雅文学作家介入此类俗文学领域之后带来的崭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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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俗合流的萌芽状态阶段,其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主流、辅流之间的关系来看,大体上有这样两种情态:一类是雅文学作家的创作,多采用“寓雅于俗”的方法。表象的俗与内蕴的雅达到一定的和谐。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从作品中得到自己所理解的鉴赏的满足。先锋派作家余华的《鲜血梅花》是这方面颇有影响的作品。它采用了传统的武侠小说的人物塑造与情节模式,叙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为父报仇”的故事,表达了人在命运面前难以实现既定的愿望,有时往往还会阴差阳错、适得其反的富有哲理意味的主题。马原的《回头是岸》也是这种情势,貌似侦破小说,实际上作家在进行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在这些作品中,雅与俗的界限模糊了,表现了一种新的小说美学的境界。

另一类是俗文学作者,为了提高其艺术品位,则多运用“以雅衬俗”的形式。借用雅文学中的一些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制造出某种雅的格调和情韵。在传统的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的总体框架中,有机地渗入现代社会的因素和现代文化的特征。近年来,作家权延赤这方面的创作引人注目。以《狼毒花》为例,小说一方面运用传统的传奇形式讲述故事、塑造人物;另一方面也注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采用,讲求人物性格的内部矛盾的辩证关系。在“常发叔”这个主人公的形象刻划上,明显看出“雅”的文学手法的运用所起到的增色添彩的作用。

雅俗合流的渠道无疑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汇流到融合的渐进过程。在一个较长的文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内,相对完成的合流又会在新的时代条件出现疏离,在先锋文学的实验中渐趋分化。这个周而复始的螺施式的演变历程,也就是文学不断进步、升华的过程。

90年代我国文学演进所表现出来雅俗合流的新走向,既非商品经济发展而决定的短期行为,也非雅文学作家暂时降格以求的权宜之计,而是时代条件、社会国情、读者情势和文学规律所共同促成的综合效应。雅俗合流并不是在两者之间求得一减一增的平均值,而是共同获得一个再提高的基点。尽管当前的合流趋势尚是一个萌芽的状态,尚有不少的问题和弊端,但它毕竟揭开了一个新的序幕——令人欣喜的、蕴蓄着活力和生机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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