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耻感文化
姚雪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 ：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耻感文化受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在吸收儒家思想文化与等级观念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具有他律性和群体性特征，并且缺少稳定的标准。耻感文化根植于日本民族精神中，使其颇为重视“名誉”，但又因缺少儒家文化中的“仁”而使善恶标准稍显模糊。
关键词 ：日本 耻感文化 特色 影响
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个人的语言、行为、思维方式等，大多是由文化决定的，对社会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受到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日本文化起源于中国文化，又因其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而表现出差异性。中国儒家八德思想：忠诚、孝顺、诚实、信用、礼节、正义、廉洁、知耻，其中的“行己有耻”，便是耻感文化的起源。
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率先提出文化形貌论，认为文化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和类型，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受到美国委托，依据文化形貌理论，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为辅，用在战争时期被关押在美国的日本人作为研究对象，并参考大量书籍报刊、文学影片等，完成人类学研究著作——《菊与刀》，提出日本的文化类型“耻感文化”，并将其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作出差异性分析。
一、日本耻感文化的缘起
（一）地理环境与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其民族文化的形成，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北的日本群岛，处在亚欧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地带，也是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71%的土地都是丘陵和山地，并且大部分山都是火山。气候属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到四周海洋的影响，全年的降水量都很高。因此，诸如地震、火山、台风、海啸、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在日本时有发生，在破坏性极强的大规模“天灾”面前，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只有依靠以部族为单位的群体，才有可能同自然抗争，将灾难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而在长期的不断抗争中，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原则的群体意识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时代的要求，并根植于日本人的思想之中。
此外，由于日本四面环海，形成天然的地理屏障，可以使其免受外敌侵扰，国家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但同时也大大限制了日本的对外交流与联系，这就使日本形成强烈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产生了狭隘的排外心理，这也成为后来帝国思想和屡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儒家文化与等级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日本本国的宗教思想对日本文化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耻感文化，早在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其心愧耻，若挞于市”的表述。而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八德”将耻感文化纳入其思想体系之中，成为儒家思想文化的构成部分。从公元5世纪，儒家思想文化便开始经由朝鲜逐渐向日本传入，隋唐时期，在日本公派留学生不断的“遣唐”交流中，不断深入学习和吸收，直至江户时代，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根植于日本国民的精神中。而儒家思想文化中讲究“三纲五常”的社会分层，更符合上层阶级的需要，于是统治阶级将儒学奉为国学，同时按尊卑把人分成：皇族、武士与平民，并借助神道教进行宣传。日本的神道教中不仅包含至德至美的神明，也包含一些恐怖凶残的神明，百姓对于“神”大多存在畏惧之心，对于日本多发的自然灾害，百姓认为就是神明的发难。统治者借助“神”宣扬尊卑等级理念，不允许低阶级违背上级，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阶级意识和群体规则不可抗的意识逐渐形成日本耻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当日本在吸收儒家思想文化时放弃了“仁”，并将对众神明的尊崇以及荣誉放在最高位置，作为最高准则，社会主流意识逐渐被尚名誉、重羞耻的观念所占据。
与此同时，日本的耻感文化具有群体性，这一点则来自于日本民族精神中始终存在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更多地是将名誉和耻辱与其所属的群体联系起来，如企业、党派和民族等。日本是一个家庭社会，不论在家庭生活还是企业、社会中，日本人都有强烈的归属感，极其看重是否满足集体的期望，非常担心令他人“失望”，个人的价值通过满足集体的期望得以展现。日本人从小所接受到的教育也告诫他们不要给别人造成困扰，必须时刻谨遵各种行为准则，在言语行为中“知耻”，日本人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都十分强烈，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不良的行为，那么他的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蒙羞。这种将个人耻辱与所属群体相联系起来的思想观念，已然深种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之中。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特征
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耻感文化”同“罪感文化”作出了比较区分，认为罪感文化受到了来自本心罪恶感的谴责以规范个人行为，而耻感文化则是受到他人的约束，“耻感”来自外界而非本心，同时也仅仅是对“耻”有所畏惧，并非对“罪恶”产生恐惧。由于缺乏对“罪恶感”的认知以及“仁”的缺失，日本人对于善恶是非没有一个恒定的评判标准，大部分情况是模糊且易变的。在中国，人们崇尚“流芳千古”也憎恶“遗臭万年”，生前的评判死后也继续存在。日本则不然，不论生前犯下何等大错，死后都将免受谴责甚至恢复名誉。在日本的道德体系之中，“善”与“恶”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并且，日本人认为由于人类本性所造成的行为无法区分绝对意义上的“善恶”。
日本民族是一个注重纪律性、行为严谨的民族，严格遵守行为规范准则，在生活中，极其重视名誉，各个方面都会避免出现“羞耻感”。在他们眼中没有比保持名誉更重要的事情，为此要努力成为在别人眼中没有任何可以批评和讥笑的人。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中包括“耻感”，“知耻之人”即是有德之人，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最怕被外界用“不知耻”来羞辱，因为对日本人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讽刺其“不知耻”。家长也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其他人面前丢脸而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家庭教育，以期自己的孩子拥有良好的道德与行为。日本用“知道羞耻”的心理对日常活动加以规范和约束，社会公德也由此种观念逐渐被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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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淋漓尽致地为读者展现出了日本人的形象——崇尚礼仪的同时崇尚武力扩张的矛盾双重体，并按照文化类型的理论得出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一结论。[1]所谓的耻感文化是一种重视羞耻的文化心态，而这种文化心态的鲜明特征就是极度看重来自外界的评论与观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种耻感文化下培养出的日本人更多的是一种“跟随”“从重”的心态，也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三、日本耻感文化的影响
日本文化的形成得益于不断大量吸纳来自外界的各种思想文化，在道德方面亦然。儒家思想文化与神道教的双重作用下，日本人的阶级制度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再加上畏惧神明“发难”，各个阶层在等级制度的约束下保持着严格的界限，严谨地履行自身的义务，坚决杜绝与自身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发生，否则会被视为一种耻辱。日本人推崇等级划分，在军队建设、政治领域以及企业管理等各种形态中，等级划分都相当严明，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一旦出现僭越或冒犯的情况，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人也已将等级制视为合理合法，并深刻烙印于民族意识中。
制定各个年段的研究目标切入后，笔者针对具体研究内容，开展了扎实有效的研究活动，初步形成并完善了两个基本课型范式。
在幕府初期的镰仓时代，已经表确表示了名耻观点——“惜名知耻”，所谓的“名”就是指“名誉心”，经过后期的不断发展，确立起武士重名知耻的中心道德，甚至将其视为比责任、正义、品德都更为重要的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文化观点也与神道教一同成为了支撑侵略战争的精神力量。对于传统的日本人来说，名誉是永恒目标，有时为了保全自身的声誉甚至可以不辨是非善恶。因此，不能承认错误、不能承认失败，甚至不能承认缺点和过失，否则将会有损形象，使名誉受损。日本人对名誉非常敏感，并且非常重视，当感到遭受羞辱时，如果不能“报复回去”，日本人则会采取自杀的极端方式来维护名誉，他们认为受损的名声可以用鲜血来弥补。这种名誉感或许会给人带来奋发图强的动力，但同时也会为了保全所谓的名誉而拒不认错，不肯悔过认罪。
因此在耻感文化影响下，日本人的言行受到诸多外在社会因素和规范准则的支配、约束，也就是说“耻感文化”培养下，日本人的言行举止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外界的评论决定的，一个人的行为不是以内在的标准决定，而是以社会中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为标准，当个人的行为受到了社会中的人批评或排斥时，则会由此产生巨大的羞耻感，因此，与“自律性”相对的“他律性”成为了日本耻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鲁斯·本尼迪克特认为，“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只要不良的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悔，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2]因此，如果一个人作出了不良行为，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产生羞耻感的；只有行为败露，被他人觉察到，社会外界对其加以嘲讽与批评时，才会产生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所以日本人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通常会保持谨慎，小心行事，尽量避免出现遭人羞辱的情况。
日本的耻感文化不能接受“异类”，也就使他产生了一种有效的强制精神力量——“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使人在企业、学校等团体中，必须遵守规矩与秩序，否则将会受到他人的耻笑与排斥，而日本的耻感文化使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受到来自外界的区别对待，视为“异类”，从而努力遵守秩序，与大家步调一致。耻感文化造就的自尊心让日本人尤为看重别人的想法和评价，无法接受来自外界的嘲笑与批评，所以特别害怕在公共场所作出不良举动，害怕自己因显露丑态被人笑话排斥，因此也从不轻易做毁坏秩序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体现出的自律与数百年前幕府制度下的武士的名誉观十分相似，他们认为只有按照社会制度行事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名誉”。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日本的民族精神中，耻感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之中也早已根深蒂固，影响着民众的日常活动与言行举止。通过对日本耻感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于外来文化的学习和采纳一直是具有选择性的，在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保持自己文化一惯的完整性。然而，日本的羞耻观中缺少“仁”这一内在的道德评判标准，使之崇强凌弱，而过分看重的“名誉”则使其缺少一颗悔罪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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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者在临床研究对比采取及不采取CT辐射防护措施，对于受检者所造成的具体影响。经研究结果发现观察者基于甲状腺、眼晶体、胸腺、性腺、小肠等诸多比较敏感的器官体表，自有空气相较释动能值，相较并未采取CT辐射防护措施的对照组明显较少。杨新芳，张强等人[4]提出防护材料针对CT辐射剂存在较为显著的减少作用。也有先关报道研究报名，对辐射剂量造成影响的关键要素，包括了个体因素及扫描参数，前者主要以患者在CT扫描期间的心率、长度等有关指标。具体扫描长度及辐射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在扫描期间的辐射剂量及心率呈负相关。具体机器参数主要包括了管电压、点电流。
参考文献 ：
[1]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439.
[2]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94.
中图分类号 ：G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49（2019）03-0092-02
作者简介 ：姚雪，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专业。
责任编辑：刘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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