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几年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不少学者认为马恩的“世界历史”观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拟从整体观、发展观、关系论三个方面谈谈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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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其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整体观，即从宏观的角度，以全球的眼光，从世界的总体特征上来把握各个民族和国家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从而把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与它的过去鲜明地区别开来。马恩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消除了以往历史形成的各民族、各国的孤立闭塞状态，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才“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而“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③]。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不再是各自分散的文明史的堆积，它是世界自身有规律地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文化整体。这一整体发展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物质生产的进步。正如马恩所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④]这就把对世界历史的分析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其成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马恩的整体历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颇有启示：既然世界历史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历史，中国历史无疑属于这一整体的部分而具有相同的特质，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之一的文学史自然就是一种具有整体性质的文学史。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循此思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旧格局和新出路。过去，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今的一百多年的文学，一直被切为三大块。近代：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前夕的文学；现代：“五四”前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学；当代：1949年10月至今的文学。这种分期的理由是：近代文学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性质，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完全一致，把对文学的政治属性判定等同于文学史分期。应该承认，在文学史分期中应该充分注意到文学的政治属性与意识形态意义，揭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密切联系。但绝不能把文学史分期等同于革命史分期，因为文学除了它的政治与革命意义以外，还具有其它意义：文化的，民族的，时代的，人类的等等。把20世纪中国文学切为三段在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弊端越来越明显。至今，国内尚无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是分段史。对各段的文学研究愈来愈细，而对其总体特征却缺少深入研究。在科研机构和大学里，只有分段教材、分段专家、分段教师，虽然近几年在学科设置上有所改进，但仍是一种简单的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拼加，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学科面貌。有的学者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框架，有的学者试着编纂20世纪文学思潮与理论批评史，可三分法的痕迹依旧很重。尤其是大部分教师和研究者的学识结构和整体水平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改进和提高。
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这种“划地为牢”式的研究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影响有关。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相对封闭自足完善的系统，其运动规律与政治变迁、朝代更替基本吻合，很少受外民族文学的制约，中国本土的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都被汉文学不同程度地同化了，影响文学发展的最大力量便是政治危机所导致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朝代一种文学，先秦、两汉、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文学各有其鲜明的历史特征。而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自有其发展规律。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政治性质与社会革命的背景虽然不同，但其总的文化背景相同：中国被强行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东西方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代中心任务相同：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独立自主，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改革宗旨相同：从古典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形式中解放出来，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发展；文学总体特征相同：用不断改造、逐步完善的白话语言表达个人和民族的情感，既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内容，又蕴涵着对超越民族与时代的人类共同性问题的思考。如果再深入考察，还可以在文学形态、文学理论、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文学风格等方面梳理出更为细致的共同特征。只因为我们在相当长一个研究时期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缺乏自觉的总体把握，才导致了现有的分散格局。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的格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来确定，因而必须警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规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潜移默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起步晚，第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如王瑶等本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在50年代初转向研究现代文学，受古典文学研究格局的影响在所难免。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受其特殊的政治文化思潮的制约，自然会把现代文学史与现代革命史密切相联。但对于我们这一代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再沿用旧的研究格局，致使中国现代文学不能加入世界文学大合唱，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因而，消解过去“三分法”的研究格局，用“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相对中国古典文学而言）统称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中国文学，把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是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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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⑤]马恩此处所说的“文学”，其实可理解为包括文学在内的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狭义的文化。这就是说，所谓世界历史，不仅指物质的生产，还包括精神的生产，也即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20世纪的世界历史文化，有别于20世纪之前各民族历史文化，其显著的特征是民族的相互往来与依赖使其成为人类的共同文化。纵观20世纪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会发现，马恩的论断不仅是对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科学总结，而且具有深刻的预见性，揭示了20世纪甚至到下一个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历史特征。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思想也伴随其侵略扩张与物质文明蔓延到各个民族，而与之对抗的无产阶级文化以及稍后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则以其强大的劲势构成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并愈来愈成为弱小民族爱国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这两种文化的矛盾斗争、交替互补，构成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二者矛盾斗争的一面成为主流的话，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其互补共存的一面则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种世界文化背景中，一方面，每个民族不可能单独发展，并热切要求与世界文化取得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又必然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独立自主地发展现代化。“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这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⑥]简言之，既要追赶世界潮流，又要发扬民族特色，这是20世纪各国各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共同课题。这一共同课题规定和制约着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规律及特点。
20世纪中国文学属于20世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自然具有相应的历史面貌：一方面受外来文化的冲击，首次偏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几千年来自身的发展趋势，与世界文学同步，收纳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资产阶级思潮，移植外来的文学形式和技巧；另一方面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民族爱国潮流的影响，坚持文学的革命立场、民族特色以及与古典传统的联系。既要现代化，又要民族化，这一总体特征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在主题、题材、样式、风格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外来文学模式与民族文学形式相互矛盾斗争、互补共存的运动。掌握20世纪中国文学这种发展规律，有助于我们清理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过去对新文学性质的认识往往“单打一”。胡风曾认为新文学是世界资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新拓的一个支流，瞿秋白曾认为“五四”的娘家是洋场，提出要再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就只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受外来影响，接受资产阶级思潮薰染的一面，忽视了本民族传统的潜移默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而到了50—60年代，认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新文学说成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学，用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批判民主主义作家，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过的进步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性质判定不能偏执一端。20世纪文化的发展是双向的、二元的，而非一统的、单向的。民族传统与外来冲击、资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文化，二者既矛盾冲突，曾经你死我活，又相互吸收调节，互补共存。王瑶先生的新文学体系就是企图解决新文学是姓资还是姓无的问题，把新文学的性质定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即新民主主义文学，从而挽救了新文学史上一大批作家作品，使其免遭被否定被虚无掉的历史命运。如果说，王瑶体系限于当时特定的一元化文化背景而偏重于从政治与社会革命角度阐释新文化性质的话，那么，钱理群等的“20世纪中国文学”框架则以广阔的文化参照，把对新文学性质的判定，从姓资还是姓无的怪圈缠绕中彻底解放出来。“现代化”这一标尺，较之以往单一的政治定性，具有更深刻的更准确的历史内容。新文学不再是简单的传统与外来、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相加，而是一种同古典既断裂又相联，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与世界文学取相同步伐的现代文学。
如何评价自由主义文学思想？这是个很严肃且相当棘手的难题。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曾与左翼文学思想对峙并论争，建国后的文学史著对前者大多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斥之为“反动”、“恶毒”、“与人民为敌”等，而胡秋原、苏汶、林语堂、沈从文、朱光潜等则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中坚人物予以批判。近几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既定结论，却缺少整体性与有力的理论参照。借助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矛盾发展观，笔者试作如下具体分析：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反帝反封建及学术上的个性民主要求使其始终追随文明开放的文化潮流，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力量而非逆流和反动，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尤有功劳。第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左翼文学思想不可能独领风骚。众所周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经早期共产党人的倡导和“革命文学”运动，尚处于不成熟的幼稚阶段，无法统领文坛。自由主义思想以“诤友”的立场，针对左翼文学的弊端发言，就在客观上促使左翼文学反思自身的不足而作调整完善。这正是20世纪文化的发展规律：异己的存在总是不断地迫使双方进行自我调节。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经过左翼理论批评家们的艰苦建设，到40年代毛泽东手中才趋于成熟。第三，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与左翼文学思想当初都各具优势与局限，不能简单地褒此贬彼。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本体特征，主张文学必须表现人性的真实，反对把文学变成庸俗的政治工具；但对左翼文学表现出一种轻蔑心态，而且忽视了生活真实与永久人性也应当包括政治与阶级内容。左翼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阶级党派性，主张革命的功利主义，反对把文学变成唯美主义的个人小摆设；但对于自由主义文学思想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敌对情绪，而且忽视了文学非阶级属性的一面，对如何协调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性缺少理论自觉。第四，个别作家与文章在驳理中虽然具有强烈的敌对色彩，但从自由主义文学思想与左翼文学思想论争的总体倾向与结果来看，却都意识到双方是友非敌且能相互理解。左联就明确表示：左翼文学与“第三种文学”的关系，“是革命的和有革命意义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关系，既然是“同盟战斗的帮手”，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⑦]。双方把论争的性质和意义总结为：“是讨论，不是攻击”，“是为着更进步的文学理论，更健全的文学批评之建设”[⑧]。
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矛盾发展观还可启发我们重新评价守成主义的历史地位，不至于像过去那样一味地鞭挞讨伐。限于篇幅，此处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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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关系论”，即世界（整体）与民族（部分）之间的制约及影响。马恩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各民族便进入了一种全球性的相互往来和依赖的历史进程，“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⑨]根据马恩“关系论”的精神，考察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就会发现：其一，世界整体制约和规定了各国各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整体决定部分，国际环境对于某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外国”，在特定的时空内可以说是根本动因，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其二，由于世界性交往愈来愈频繁和深入，民族独立的纵向发展往往取决于横向发展，即民族发展方向与速度取决于外来影响和国际环境。其三，各民族的交往和依赖形成复杂的国际性力量，各民族的关系常常处于矛盾与变化之中，不会始终平等不变，而大国和强国则具有左右国际局势的地位。其四，经济政治文化的国际化趋势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要求，二者相互矛盾又共同发展，由此形成了20世纪全球意识与民族主义两大思潮的共生与交战。其五，经济合作与政治分裂相生相伴，国际交往中意识形态与阶级分野总是存在，不可能一体化大同化，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
各国各民族文化关系如此，文学自然也不例外。过去，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外来影响所致且被外来思潮所左右的观点曾一度遭到批驳，其实，不仅中国新文学，各民族各国的文学都是在世界整体制约下产生的。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拉美文学，即是欧洲大陆文化、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撞击交融的结果；日本明治维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学改良，则是西洋文学刺激所致；盛行于欧美各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其先驱者曾从东方文学和非洲文化中吸取营养。凡此种种，在20世纪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土上所发生的文学现象，莫不影响别国文学。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后，就不再只具有民族的色彩，其发展方向也不再遵循本民族文学的纵向演进，而取决于世界文学的系统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与世界各国文学相互影响的关系史。世界文学中的各种思潮，都曾在中国舞台上走马灯式地各领风骚，转瞬即逝。中国作家似乎是急不可待的把全世界的文学多少个世纪的积累都拿来试验一盘，寻找最佳的民族文学形态，便演出了一幕幕的文学悲喜剧。
中国新文学受世界文学的制约和影响，以无产阶级文学的传入和兴起为最甚。1923年，前苏联发生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讨论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历史任务、与前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一派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但忽视文学的特性，把文学视为革命的工具；另一派则坚持文学的主体性，反对文学的急功近利。1924年起，蒋光慈、茅盾等先后把这一文学运动介绍到国内。此后，日本在前苏联影响下也兴起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论争，其思想观点被中国留日本学生传播回国。1928年，由创造社和太阳社接受前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信息而掀起了“革命文学”运动。令人深思的是：最初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之所以左倾幼稚，原因之一是因为传播者对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片面介绍，只吸收了论争中左派的观点，加上受了日本左派福本主义的影响所致。后来随着对这些文学思潮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中国作家才得以纠正自己最初的“左派幼稚病”。而前苏联“拉普”对中国文学的极左影响，却一直顽固地制约着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直到文革中被发展歪曲为反革命文学，中国人才彻底清醒。可见前苏联的大国地位及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学幽灵般的影响之深远长久。
世界文学的形成，给比较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都大有可为。以中国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来看，考察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方面的成果更为显著，而关于中国新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弱。按马恩的“关系论”，影响与制约总是双向的、多边的，中国新文学并非总是被动弱小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具有了像鲁迅所说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现代特征，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小说论，鲁迅的《阿Q正传》等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传遍全世界；钱钟书的《围城》誉满五洲，被美国人奉为经典；沈从文的《边城》被美国学者看成“中国的历史”；老舍的《骆驼祥子》早在30、40年代就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以诗歌论，艾青尤其被美国人、法国人称颂。以戏剧论，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等已成为国际话剧舞台上的保留剧目。以电影文学论，新时期不少影片都获得国际性大奖。受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国的周边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日本等，需要研究者专门用功，写成历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早已经“走向世界”，只是我们的研究还没有“走向世界”。如何挖掘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和超越时代与民族的审美价值，并切实考察新文学对各民族文学的实际影响，这是历史赋予中国新文学研究者的文化重任。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
② ④ ⑤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51—52、254—255、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页。
⑥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
⑦ 丹仁：《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1933年1月《现代》第2卷第3期。
⑧ 周起应：《文学的真实性》，1933年5月《现代》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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