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第四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四届论文,中国论文,体系建设论文,服务业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司共同承办，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四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于2003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市场体系建设与中国服务业发展”。出席本次论坛的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经济学界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企业界的代表共百余人。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在开幕式上致辞。现将部分发言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宏观背景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所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而经济运行的结果则比预想的要好。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一是就业压力大；二是“三农”问题严重。此外，存在五方面的“不协调”，即：二、三产业增长不协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增长不协调、农民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支出不协调、整个经济增速与为经济服务的领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投资增长与消费不协调。
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认识，更应注意其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问题与服务业的发展更具相关性。由于投资和消费是此消彼长的矛盾，宏观层次上投资率太高，消费就低，服务业便无法发展。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近48％，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在扩大，更严重的是其变化的速度快。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杨伟民认为，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还有：（1）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加工业基地，而却没有给中国服务业一个基本的定位；（2）以经济调节为中心的转移，使政府职能最后演变成以直接充当经济增长的主角来履行经济调节的职能，而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缺乏重视；（3）对服务业很多行业的管理上还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严格；（4）经济政策对服务业有歧视性；（5）思想认识上片面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理论。此外，过于看重某些领域兼有的作为经济调节手段的属性、某些领域兼有的作为公共事业的属性以及某些领域兼有的意识形态的属性；（6）发展观上的偏差，使我们长期以来把发展看作只是增加物质财富，没有把人和就业问题作为发展的内涵来看待。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江小涓认为，从更积极的角度讲，要维持一个经济的增长，在服务业功能和发展不到位的情况下，消费受到了抑制，就使得投资率相应处在高位上。1992年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做出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决定，还提出了90年代要使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高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要求。很多学者在90年代初也提出了第三产业重要性的问题。从国际比较和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看，我们已经到了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时期。
二、中外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践及经验
台湾世新大学客座教授华而诚指出，即使我国到了所谓工业化水平，也没有完成经济发展的历程。从人均所得来讲，离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还差很多。从经济发展的整个历程来讲，服务业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但怎样从第二产业为主过渡到第三产业为主的阶段？西方在此方面的研究也不多。理论上讲，服务业应该提供相应的供给，满足比较具体的消费型和生产型服务业。中国服务业的问题是供给弹性太小，因而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发展很快，但服务业的发展不一定要牺牲工业。我们要探讨的是，怎样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以使其成为中国另外一个“引进”，这对就业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江小涓指出，通过人均收入不同水平的国家之间、我国不同城市之间所占服务业的比重比较，以及我国城市规模、人口总规模、城市化的水平、人口的数量与服务业所占比重比较，结论是：（1）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速度和比重均偏低；（2）收入水平对服务业发展有非常明显的影响；（3）一般地讲，城市规模、其人口总数、人口密度及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均有正效应。问题是，我国制造业的开放程度已很高，但服务业吸引外资的比重却很低。从全球跨国投资的比重看，服务业占60％。因此，通过开放，促进竞争，引进技术与管理，我国服务业有很大的开放空间。改革的重点是打破服务业的垄断，以促进行业迅速发展。持续较高的增长速度提升收入水平，进而带来较高的消费弹性和非常重要的消费结构变化，“十一五”期间服务业发展将赶上经济的发展速度。
财贸所夏杰长博士提出，对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水平偏低的问题，如果从传统的服务业、甚至制造业提供生产型的服务消费角度看，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低。如果说，我国人均GDP与劳动就业影响不相关，有两方面解释：一是传统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增量空间已不大，而新兴服务业就业弹性又相对较低；二是统计上的原因，如资源型城市中，服务业是隐性行业，从制造业中下岗转入服务业的人数，统计口径还放在制造业上；此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没有统计进去。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进一步指出，我国现价服务业核算中存在的问题是（1）资料来源缺口，口径不完整，如，中国的微观经济数据至少有一部分没有包括进来；（：）一些统计处理方法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如金融媒介服务、进口关税等；（3）房地产统计的复杂性问题，等等。
三、市场体系建设与社会信息化的发展
商务部市场体系建设司副司长徐鸣回顾了我国市场体系建设的历程：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商品化程度已很高，96％的消费品和94％的农副产品为市场定价，88％的生产资料价格已放开。但存在的问题有：（1）市场规则不完善，流通立法滞后，且法律相互间不配套；（2）地方封锁十分严重；（3）商品市场体系在宏观和微观上都缺乏全面规划；（4）东、西部发展差距很大；（5）市场建设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不高，流通业技术、标准化的基础工作较弱。他认为，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的重点是要加强城市消费者市场发展的规划，引导资金投向，合理布局，优化结构。对生产资料市场而言，要引导和促进多样化生产资料流通组织的发展，建立和完善大宗生产资料的招标采购制度，规范发展生产资料的现货批发市场。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范世涛博士指出，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不仅是某一个特殊产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问题。因此，我们直接给予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更为优先的地位，更多强调的是信息化或工业化、信息技术应用和传统工业的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走一条融合之路而不是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道路可能更合适。今后，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将直接和间接地扩展服务业的市场范围并推进其发展；信息化与服务业的融合将代表服务业的高端发展方向，也将使这些服务业的形态发生变化，使得交易成本最小。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指出，信息化的作用不容忽视。毫无疑问，中国的信息化产业可以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充当我们的支柱产业，但新兴工业化（包括信息化、生态、人力资本及环境保护等）的提法则更好。
财贸所价格室主任温桂芳也提出，信息化本身只是一个服务化的过程，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失业率较高，要靠发展第三产业来提高就业人口，而发展服务业信息化与发展服务业本身有何关系值得很好研究。作为中国信息化战略来说，眼光不能仅仅停留在工业发展方面，中国的信息化要考虑三个产业的均衡问题，需要统筹发展，均衡发展。
四、服务业若干部门的发展水平及竞争力
建设部总经济师谢家瑾指出，全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是健康的，但部分地区出现了结构性矛盾，房地产市场的运行、监管和调控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较严重存在。
财贸所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王诚庆指出，市场的发展是由需求拉动的。近5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使需求得以保障。1998年以来的房改政策释放出极大的购买潜力，这是不应忽视的。市场重心正在向中档商品房转移验证了市场调节的有效性。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指出，刚出台的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利率改革步伐，意义深远。这种市场化有利于中小企业贷款，有利于商业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对所有金融市场的金融资源配置都有重要意义。关于金融业占GDP比重方面，中国保险业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我们现在金融的增值类服务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应设立激励机制，让金融业在岗人员努力工作以提供更加细致的符合市场的金融服务。
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指出，金融服务业因实物资本投入相当少，且又是具有不可分性的无形服务，因而对金融服务的计量存在较大困难。同时，金融服务信息化的趋势又使金融服务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逐步变成一种知识密集和人力资本密集相结合的产业。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对GDP的贡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上保持在6％；金融服务业就业数占总就业数比重为0.2％—0.5％。但中国金融服务业在总体规模、内部结构和竞争力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强调，我国的金融中介服务、利率和汇率都处于半市场化的状态，金融服务业下一步发展，动力在于市场化。市场化的价格，在不确定因素相对于确定环境来说，对金融服务业会增加压力，但却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中长期的质量提高。根据IMB的指标体系，中国在47个国家中，金融仅排名在42位，谁也不敢说中国的金融业问题不大。农村金融的缺失也是中国金融服务业下一步发展中不应回避的问题。
财贸所旅游与休闲研究室张广瑞主任、宋瑞博士指出，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从产业定位、市场结构和出境旅游三方面有了很大变化。国际经验表明，旅游业发展需要公营、私营两个部门的积极性，要给私营方面更多的激励政策，因此，对内开放日显重要。旅游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长远选择，因此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更加重视对环境的保护。
五、流通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财贸所流通产业研究室主任宋则指出，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市场体制的缺失和传导机制，包括流通业的弱化，因而致使市场的作用也大打折扣，如，三大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此外，中国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主要是工业企业的工业物流所致。宏观地看，中国流通物流现代化，首先必须从制造业和加工企业入手解决。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
财贸所国际贸易和投资研究室主任冯雷指出，对企业来讲，目前已降低了进入外贸的门槛，制度性的障碍在逐步弱化，我们的行业在逐渐开放。在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时候，企业能够自主决策以决定到底是进入国内市场还是进入国际市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流通行业，过去计划体制下分五大系统，其中之一就是外贸行业系统。但目前由于企业内外贸一体比的现实使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从哪一部分生产要素的实现上去统计。此外，我们的统计指标是把批发零售、餐饮业放在一起的，而美国则是把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分开的。从流通的角度讲，批发零售和餐饮的职能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把餐饮业单独统计，流通业的批发零售所占的比例会更低。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葛郁介绍了该企业的发展状况。
六、公共服务、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目前财政政策的调整目标，是基于把长期建设国债政策的调整和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等结合起来考虑的。他认为，我国在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方面“越位”和“缺位”问题同时存在。
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提出，如果把中国的服务业分为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两大类，其中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更加令人不能满意。当我们把政府当成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时，很多事情需要重新思考。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指标，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人类的生活服务水平，应该由私人服务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两个指标来衡量。因此，要考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构造。公共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全体社会成员，其行为也要规范化。他提出，税收是连接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最好的纽带。
财贸所财政与税收研究室主任赵志耘提出，政府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的基本理念和税收是连接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纽带的理论依据都值得进一步商榷。理由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能否接受这种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而这种强调政府是产业部门的理念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所有部门是否都能够按照企业对待？如公检法；二是政府的活动是否都能够定价？如政府的法律规章制度等。此外，对依据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课税理论中的“交换说”还是“公需说”支撑的论点，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她认为，公共服务的产业化，主要是公共经济的产业化，需要用市场机制、激励机制和法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来实现。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企业重组专家张春霖分析了公共服务的发展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关系，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发育得较好，可以把一个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力资源的强国，否则人口大国就是一个社会负担的且不稳定的大国。他提出，要重新界定政府在公共服务当中的角色。首先，要把政府置于一个“政府是惟一的公共权力机关，又是公共服务提供者，还有公共服务的消费者”的三角形关系中。有时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合一的，如国防；有时是要分离的，如教育，政府和公立学校应是保持距离式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框架。其次，要通过三个层次的决策树来决定政府做什么。最后，统筹考虑三种政府干预的手段——监管的手段是在干预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付费的手段是政府和服务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法律的手段控制服务提供者的所有制和治理结构。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Markus Taube先生一再强调，德国的经验教训，一是要有一个可运行的市场体系；二是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比赛场地；三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且不被腐败的国家政权，让它作为一个协助者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更具人性化的经济体制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财贸所博士孔繁来就如何推进市场建设中的诚信制度问题提出，关键是培养出以诚信为荣的荣誉公民，并以单位为基础，建立以诚信为基础的荣誉体系和自我净化机制，建立起相应的诚信监督体系。
七、行政垄断，市场秩序与竞争效率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研究了市场发育过程中，地区保护以及由此产生的配置效率的损失问题。结论是，政府的地方保护是有动机的，哪里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政府就有动力去保护；政府保护对国有企业来讲是负效应和正效应并存——垄断会降低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单位资本的平均产值；但对在位企业有正向的福利效应。垄断的负面作用还因阻止了外资与私人资本的进入而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下一步改革，是怎样权衡保护的垄断效应和保护的资源配置缺失的平衡问题。但就政府保护问题把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开研究的结果是不同的：第一，服务业里政府控制的是资本边际报酬而不是劳动边际报酬；第二，服务业里政府影响的是每单位资本的产出，而不是劳动的产出。他认为，地方保护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今后要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岛俊雄先生介绍了日本销售汽车的特点，并总结出中国目前汽车销售流通体制的五个“并存”。他指出，这种有特色的汽车销售流通体系是对计划经济体制调整而形成的，以往中国的条块分离模式是初始条件，中小经销商和集贸市交易方式是路径依赖和制度性补充的结果。由于中国的汽车厂家寡头垄断还未形成等原因，目前这种汽车销售流通体系仍将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中国汽车销售流通方式的主流。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则认为，中国目前汽车销售市场是打破行政垄断的一个竞争性产物，这种多头销售是有效益的，而且质量也有保证，因此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由于销售商成本低等原因，这种汽车销售的模式有可能会变成像中国家电一样的发展趋势。
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对市场的“记忆”也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一个初始条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市场“记忆”，因而对体制的转轨也有不同的影响。中国也是一样，东北、西北、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记忆”显然是不一样的，原因是实行计划经济时间的长短、离这个市场远近所致。因此，中国汽车销售流通体系中每个经济体进入市场的初始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财贸所张群群博士探讨了行政垄断的实质、成因及其对市场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他指出，行政垄断实质上是行政集权在经济领域的一个侧面表现。由于行政集权的存在，政府控制的自然垄断行业的费率管制会背离公益目标，而部门立法活动又会通过限制竞争进一步强化垄断地位。这会损害消费者利益，侵蚀一般服务提供商的经营自主权。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深层社会关系可能在现有市场经济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再生产，使特殊利益集团的资本继续保持壮大。在市场体系建设方面，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不适当的塑造，会使这种权力长期内生于市场运作的过程。很多地方的服务业增长是以损害公共利益、牺牲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代价的，如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的案例。打破行政集权格局需要有新的宪政框架，让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各司其职，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关系；还应制定竞争政策，健全和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扩大可竞争的服务领域。
徐鸣指出，关于行政垄断问题我们要研究的是，中国问题现实的起点和历史逻辑的市场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究竟和国外的市场垄断、地区封锁有什么差别？是不是我们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应该做什么？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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