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
赵龙跃1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510006）
摘要：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不仅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而且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逐步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本文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视角出发，将我国70年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初步分为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和参与引领四个重要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完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全面深入推进“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进程，不断提升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全球经济治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际国内规则
2019年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七十载风雨砥砺、春华秋实，中国经济从一穷二白到发展振兴、从融入经济全球化到引领全球经济秩序，走过了一个漫长且成就卓著的历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成就辉煌、举世瞩目：国内生产总值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23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3.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是世界外资流入和对外投资的第二大国。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与此同时，70年来我国在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方面也做出突出贡献。从逐步恢复有关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始，到积极引入国际规则进行全方位的国内改革，我国不断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形势，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纲领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到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我国新时代在推进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已经做出一系列积极的尝试，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进一步推动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把工作重点放到市场准入管理制度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出口贸易、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以及积极参与世贸组织（WTO）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② 习近平：“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人民网，2018 年 12 月 23 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8／1222／c64094-30481845.html。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全球经济秩序呼吁调整、全球经济治理体制亟待变革，全面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维护争取全球治理的制度性权力，既是我国新时代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出发点，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选择。国际规则既是全球经济活动的规范工具和行为准则，同时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与义务。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进程，既是不断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过程，也是逐渐从“国际规则国内化”到“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转变过程，“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梳理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伟大历程的核心线索。本文将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视角，在回顾与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析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布局，希望对我国新时代进一步全面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有效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提供一些参考建议，作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
一、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理清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线索
国内规则包括正式的国家法律、规章法令和社会惯例等，国际规则包括正式的国际条约、协定和非正式的国际惯例等，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统筹推进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国内社会的平稳有序离不开法治，同样，国际社会的有序运转和良好治理，也离不开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规则。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治理的失衡，由于发达国家政策的“负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稳定受到威胁，经济普遍遭受“二次冲击”，全球化由强转弱，导致原来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愈加突出。① 梁国勇：“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经济参考报》，2018年2月14日第7版。 美国不仅推卸应该负有的国际责任，长期拒绝缴纳联合国组织会费，而且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进一步加剧国际社会关于全球治理的忧虑。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包括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国际化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还相对滞后。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规则国内化的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提升我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因此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成为研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的历史沿革和未来战略布局的核心线索。
1.1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
规则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规范工具，为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行为标准，在促进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和经贸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主体和法律效力都有别于国内规则，重要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竞争反映了国家之间实力的博弈，体现了它们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转变。主权国家在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改革限制自身发展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另一方面还需要利用和制定促进自身发展的国内和国际规则。因此，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也是其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互动与协调的过程，是一个被规则约束和制定规则的过程，是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过程。①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更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上，第58-69页。 总之，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由于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协调的，所以一个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时，遵守规则与制定规则也是相向而行的。研究国内制度如何通过作用于国内规则制定以影响国际规则，国际社会政策扩散和政府间协调等机制又如何影响国内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重点关注的问题。② Henry Farrell， “Domestic Institution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Charting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66， No.2， 2014， pp.331-363.
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国家，一方面需要遵守既有的规则，根据既有国际规则来调整国内规则；同时也需要依据国内的规则和经验，不断生成对新规则制定的需求。如果一个国家只遵守规则而不主动塑造规则，那么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时，必然会被动地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的规则，甚至被迫接受不符合自己国内治理需要的规则。这不仅不利于该国维护自身发展利益，更不利于提高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因而，对于世界经济大国而言，制定规则比适应规则更为重要，因为它的“经济利益边界”远远超越其“领土边界”，遍布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中。除此之外，制定规则也是世界经济大国维护国际经济平稳有序的重要工具，有效的、符合世界经济现实的、同时照顾到强国和弱国发展需求的国际规则，是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8日，第1版。
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已不限于市场规模竞争和技术优势竞争，更多的是制度设计竞争和规则制定竞争。④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国际经济法学刊》，2016年第2期，第17-57页。 国际经济规则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分布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各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权力较量是以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为载体的，① 陈琪：“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当代亚太》，2016年第5期，第4-32页。 把握规则才能全面把握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力博弈，从而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实现高效治理。所以，只有很好地把握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这一核心，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
1.2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是我国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
纵观新中国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进步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刻地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②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新华网，2017年 1 月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29451516.htm。 过去数十载以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举，始终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审慎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问题，牢牢把握国际国内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源，在建设开放型经济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恢复或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积极学习国际先进规则，从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到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本世纪初我国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吸收和引入国际先进规则，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的竞争与合作。我国不仅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从低水平到较高水平跃升，更通过自身的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发展蓝本。根据我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经验，可持续、高质量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有效统筹，离不开国家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紧密结合。
未来15年是我国比较优势的转换期。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未来15年国际经济格局面临十大变化”，人民网，2019 年 1 月 16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 ／2019 ／0116 ／c40531-30549831.html。 首先，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加速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数字科技、新能源科技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引发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深度变革，彻底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显著地影响着国际技术规则的制定。在全球化网络化和科技革命推动下的全球价值链时代，谁掌握了技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权，就相当于掌握了影响国际市场的能力，进而占领开拓国际市场的先发优势。其次，各国竞争日趋激烈，利益诉求交织冲突，这使得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激烈博弈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2018年以来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单方面打压我国华为、中兴等通讯公司，制造所谓“华为5G安全”问题，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中国企业开展正常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企图遏制中国高端科技产业的发展，垄断相关技术领域的规则制定权。
在面临发达国家竭力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背景下，一些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变化也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契机：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扩展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途径；二十国集团（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治理合作机制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在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积极。④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国际经济法学刊》，2016年第2期，第17-57页。 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对我国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现实要求，更创造了有利的机遇。深刻理解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在我国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意识，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行。
1.3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国际社会一方面希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疑虑，担心中国规则能否适应国际社会的需求。
（1）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现行国际规则是二战以后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制定的，主要是在多边渠道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交织的规则网络，刻意忽视或者回避彼此之间的差异，鼓励尽量多的国家融入网络之中，在达到控制范围后，再对体系内乃至对体系外的国家进行操纵和等级划分。美国作为规则网络的主要构建者，无疑是国际规则体系最大的受益方，绝大部分多边国际组织和规则均是根据其利益和意图建立的，具有鲜明的制度非中性特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最初是美国为了维系和扩张以其为核心的世界霸权而建立的，在规则上有着诸多的不平等，比如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美国和欧洲垄断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任免权等等，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等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
当今世界国际组织与区域性组织交叉重叠，国际协定与区域、超区域协定同时存在，全球经济治理日趋碎片化和复杂化，③ 赵龙跃、李家胜：“WTO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2016年第2期，第18-23页。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规则的创新。④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重构与中国对策”，《国际经济法学刊》，2016年第2期，第17-57页。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原本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美欧等国，由于国内经济问题和实力，国际影响和地位相对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为其参与新一轮规则重构提供了契机。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我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战略思想，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路径，这是在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大创新。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时代，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成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主动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维护世界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始终坚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坚持不论大国小国、发达落后、各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维护多边机制，支持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曾高度评价中国方案，认为中国发挥贸易和投资大国优势，以开放胸怀持续向世界释放发展正能量。② 霍斯特·科勒：“繁荣和包容的中国是世界之幸”，中新网，2016 年 12 月 10 日，http：／／photo.chinanews.com／cj／shipin／cns／2016 ／12-10 ／news682088.shtml。 英国财政部前副大臣利亚姆·伯恩也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是未来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力，将为包容性增长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添新的更大动力。③ 利亚姆·伯恩：“‘一带一路’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全球化动力”，新华网，2016年11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4／c_1119985475.htm。 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也存在疑虑
对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与影响，国际社会也存在有另外不一样的声音。一方面是误解和歪曲，甚至是制造各种“中国威胁论”。例如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的理念和方案简单地等同于过去发达国家制定的以西方国家利益为主导的理念和方案；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援助歪曲为“债务陷阱外交”等等。
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担心，对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疑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不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将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给中国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201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多个场合发表演讲使用这个概念，作为其批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理由，她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构成经济和战略挑战，以主权财富基金和大型国有企业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以企业为基本单位的经济竞争不平等。而且中国国内规则尚不完善，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也存在质疑。2017年1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平塚市的演讲中就多次提到中国方案的透明性和开放性问题。① “‘一带一路’日本跃跃欲试而又充满担忧”，博迅新闻网，2017 年 11 月 29 日，https：／／www.boxun.com／news／gb／finance／2017 ／11 ／201711292232.shtml。
此外，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有能力和实力主导国际规则制定、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也存在一定的疑虑。近年来，以约瑟夫·奈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是重提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声称中国在过去一直是属于“搭便车”的角色，将来也不一定愿意承担很多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的危机。② “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之道”，《人民日报》，2018年01月07 日第5 版，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107／c1003-29749343.html。
总而言之，在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由于国内外社会的利益立场与分析角度不同，相关的争锋难以避免。但是，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满足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在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需要。
1.4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国际规则国内化与国内规则国际化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路径。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界提出的“配合完善”“内部提升”和“外部建制”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路径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既需要现有全球治理机制及其规则体系所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也需要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的变革，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③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更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上，第58-69页。 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综合借鉴国内外政治经济治理的经验，科学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个方面切入，积极吸收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规则，同时将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国内经验和规则上升为国际规则，塑造更加公平公正和高效有序的国际秩序。
（1）国际规则国内化
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秩序过程中，离不开对国际规则的参考学习和吸收转化。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学习研究借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范本，根据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需要调整国内经济法规和治理机制。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更加系统地学习国际规则，主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借助争端解决机制，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合法权益；同时参考借鉴国际经济规则来制定和修订国内经济法规，调整完善国内经济制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规模开展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其中中央政府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地方性政策法规19万多件，覆盖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 年 6 月 28 日，http：／／www.scio.gov.cn／ztk／dtzt／37868／38521 ／38529 ／Document／1632362 ／1632362.htm。
（2）国内规则国际化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主旋律”，我国在国际规则国内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相对滞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除了要继续坚持以开放促改革，提高国际规则国内化效率效益之外，还要积极实践以改革促开放，提升我国国内规则国际化的能力。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我们在观察规划改革开放发展时，“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①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从市场和资源“两个统筹”到市场、资源和规则“三个统筹”，是我国处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的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② “习近平：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华网，2014年12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06／c_1113546075.htm。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国内规则国际化方面，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显著成就：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高纲领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组建到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时代，我国还要继续全面深入研究借鉴美欧国家的成功经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着力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③ “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1652.htm。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经济治理，向世界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加权均数差(WMD)或标准化均数差(SMD)进行分析，各效应量均以95%可信区间(CI)表示。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异质性检验，若P≥0.05，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若P≤0.05，I2≥50%，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二、探索引入学习引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重大历程
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世界各国关于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争取全球治理制度性权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工业大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抢占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制高点。④ 赵龙跃：“全球价值链时代如何更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路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上，第58-69页。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
混合 Legendre-球面调和谱方法数值求解 Navier-Stokes方程 ····宋 洋 黄 伟 (4,602)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发展历程中几个关键节点，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几个鲜明阶段正好体现了中国在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方面的角色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备受排挤，通过一系列积极探索，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恢复联合国席位，正式登上世界舞台；1978年通过实行改革开放，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并主动引入国际规则；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吸引外资、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际地位，同时深化改革开放，学习应用国际规则，根据入世承诺积极修改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经贸规则，系统推进国际规则国内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挥大国担当，采取积极措施，重振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促进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开启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新时代。
2.1 初登世界舞台，积极探索国际规则（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复杂而又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在国内经济方面，持续百年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得落后的工农业生产遭到长期的破坏，资源极度匮乏，经济基础几乎是“一穷二白”，农业生产萎缩，工业基础薄弱，重工业基本空白。在国际关系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对新中国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促使我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首先加入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
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积极探索国际规则，从学习借鉴前苏联经验，到争取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与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实现了从被孤立排挤到逐步被承认接纳的重要转变。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结合自己国情，学习借鉴苏联经验，实行经济社会统一计划管理，首先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提出“以工业化为基础，优先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致力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经过近30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经济窘境。
但是，在面向具体销售产品时，有些宿州特色农产品存在生产周期长、保鲜时间短、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等问题。上述销售管理系统可以实现通用性的功能模块，但是考虑到宿州特色农产品自身特点，有些功能模块还需要重新设计和实现。因此，宿州市特色农产品销售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综合宿州市特色农产品实地销售情况，并利用当前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化实现宿州市特色农产品销售管理系统。[7]
在外交发展方面，新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阵营，争取联合一切可能的国际力量，不断开拓国际关系，打破资本主义国家构建的孤立、封锁和包围的困局。进入70年代以后，我国针对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适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理论，积极争取并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共同担起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主力军角色，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得了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坚定支持，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么说，景花厂也必须调转船头了？我说，你这么做，当然是为了景花厂，为了阿花，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对阿花说呢？
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准确把握自身国情和世界发展大势，把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团结争取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发挥中国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不仅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正式登上国际舞台，而且还将联合国从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称霸的工具，转变为第三世界国家伸张正义的舞台。
2.2 融入国际秩序，主动引入国际规则（1978—2001）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学习熟悉并主动引入国际规则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把广泛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紧随全球化的时代步伐，从探索国际规则转变为主动引入国际规则，赢得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第二，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外商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扩大资本市场准入的新举措不断出台，2019年我国更是加快推动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步伐。首先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新华网，2018年 12 月 21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2／21／c_1123887379.htm。 ，不仅增强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和规范性，而且开放范围更加广泛，负面清单项目已从6年前的190多项缩减到目前的不到40项。其次是增强外商投资有效保障，2020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完全取代原来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成为中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再次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中国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从设立经济特区到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全面对外开放，国内经济迸发出了巨大的活力，为进一步对接国际规则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1980年5月，我国首先创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作为对接国际技术、管理的窗口，主动引入国际规则。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基地，是我国对接国际规则的桥头堡、试验田和助推器，为我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秩序奠定了坚实的内部基础。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外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曲折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绝不动摇，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突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传统观念，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了对国际规则的顺利引进和对接，持续推进中国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① 曲青山：“新中国砥砺奋进70年的历史逻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2019年09月25日 http：／／www.dswxyjy.org.cn／n1 ／2019／0925 ／c427624-31371839.html。
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原始缔约国的申请，并全程参加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签署了1994年达成的最后文本。通过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国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关贸总协定及其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并根据有关国际规则及时调整国内规则，为对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开启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新阶段。
2.3 深化改革开放，学习应用国际规则（2001—2012）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进入了深化改革开放、系统接轨国际规则和学习应用国际规则的新阶段。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节点，我国在这期间经历了从2001年至2008年的履行入世承诺和从2008年至2012年的后金融危机两个阶段。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进一步融入并参与国际规则变革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履行入世承诺，逐步开放国内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切实推动贸易便利化；坚持与全球贸易伙伴互利合作、共谋发展；根据国际经贸往来需求，不断研究修改和完善相应的国内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由此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符合WTO原则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统一、公正、透明的国内规则制度体系，为接轨高标准国际规则打下了坚实的法律根基。
本文简要介绍了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国内外新认识，重点阐述了用于本病的中药临床试验的临床定位、总体设计、诊断标准、受试者选择、评价方法及试验流程等关键技术要素，指出了试验实施中的注意事项，以期为用于儿童功能性便秘的中药临床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引发世界经济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意识到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在华盛顿召开20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揭开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中国作为G20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力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金融市场和经贸体系遭受重创，中国适时向世界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构想，并呼吁改善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出“开放、前行、改革”的积极信号。② 陈德铭：“在WTO第七届部长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商务部网站，2009 年 12 月 2 日，http：／／sms.mofcom.gov.cn／article／dhtp／bzjhy／201102／20110207419166.shtml。 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结构改革是我国面临的新课题。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人民网，2010年10 月 18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2984427.html。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指引，在道路实践上坚持开放包容，强调各国间的共赢共享，在价值目标上坚持“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标，这是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② “人民日报评论员：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一论学习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 年 1 月 20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120 ／c409499-29037772.html。
2.4 引领国际治理，参与制定国际规则（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仅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新思想、新理念，而且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绘就了拓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全面合作的宏伟蓝图。① 赵龙跃：“新丝绸之路：从战略构想到现实规则”，《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7期上，第82-89页。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以开放为导向，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而且要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2016年，中国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和包容的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东道主，积极倡导并践行国际经济合作的理念和倡议，促成了多项重要成果的达成，充分发挥了在峰会中的主导和引领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② “杨洁篪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接受媒体采访”，新华网，2016 年 9 月 7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9／07／c_129272028.htm。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产生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杭州共识”，开启了全球经济体系变革的新航程。此次峰会上，中国作为主席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的主动权，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尤其是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回应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关切，释放出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将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的重要信号；同时针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给出了中国答案，提出共同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的主张。③ “中国同二十国集团的关系”，外交部网站，2019年7月，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ershiguojituan_682134 ／zghgzz_682138 ／。 这次峰会，首次全面阐释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④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人民网，2016 年 9 月 2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 ／2016 ／0929 ／c1024-28748164.html。
2018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风云变幻的新形势，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⑤ 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博鳌亚洲论坛网，2018年 4 月 10 日，http：／／www.boaoforum.org／newscenterothers／40253.jhtm l。 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的现实诉求，凝聚和扩大了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共识，而且彰显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引领者，为亚洲发展创造新奇迹、为世界繁荣作出新贡献的坚定信念。
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今后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要把工作重点放到深入改革市场准入管理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削减进口制度性成本、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强化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 12月 22日，http：／／cpc.people.com.cn ／n1 ／2018 ／1222 ／c64094-30481845.html。 在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的关键时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重构，引领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边机制，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9) 加载采用液压泵+千斤顶进行加载，通过带显示器的荷载传感器进行控制，每一级荷载为2 kN(10 kPa)。
在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中国最初经常以第三方身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案例，为后续运用规则做好法律知识储备。2007年9月，中国首次独立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起诉美国对华出口铜版纸所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措施，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首次应用多边贸易规则维护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三、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卓著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重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在理论上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实践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多次下调进口关税、削减贸易壁垒、扩大市场开放；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拓宽自贸区试点建设、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速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为进一步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和共赢的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3.1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总的来说，加入WTO促使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降低关税壁垒，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全部取消，并按照WTO规则逐步提高了市场化程度，④ 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高层论坛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1年 12月 11日，http：／／www.gov.cn／ldhd／2011-12／11／content_2017330.htm。 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推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中国全球治理意识发生转变，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但参与方式多以“表态”、“倡议”和“思想”为主，系统的、具体的行动方略仍在酝酿之中。
第一，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稳定世界经济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不仅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成为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果文件和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全球各大区域的大力支持，而且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截至2018年底，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累计超过6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沿线国家累计实现保额约7700亿美元，为促进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③ “一图读懂2019‘一带一路’建设成果报告”，中国一带一路网，2019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tjzc／86722.htm。
第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亚洲经济合作。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筹建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④ “亚投行：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发展‘推进器’”，人民网，2016 年 1 月 5 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6／0105／c1003-28011508.html。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创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以及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自2015年正式成立至今的四年间，亚投行经多次扩容后成员总数已增至100个⑤ “亚投行成员增至100个”，新华网，2019年7月1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7／13／c_1124749690.htm。 ，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老挝、菲律宾、孟加拉等18个国家资助项目45个，累计投资额高达85亿美元。亚投行通过在亚洲区域投资合作项目，带动了基础设施升级和互联互通，推动了亚洲经济体持续增长和社会民生改善，提高了亚洲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三，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增进南南合作关系。201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联合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旨在促进金砖五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8年底，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对发展中国家绿色和可再生能源、交通运输、水处理卫生、灌溉等领域的27个项目提供了总额超过67亿美元的贷款支持①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截至2018年底批准金砖五国项目达80亿美元”，中国新闻网，2018年12月16日，https：／／news.sina.com.cn／o／2018-12-16 ／doc-ihqhqcir7352592.shtml。 。与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相比，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份额设置、成员投票权和具体运作等方面更加平等高效，是现今多边金融机构体系中能够充分保障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金融机构。另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更注重与融资国国内金融机构的合作，在充分考虑融资国国情、推动与融资国国内金融业纵深合作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本底资料为2013年国家下发的1∶250 000 DLG数据，更新资料为2017年更新完成的云南省1∶50 000 DLG数据库[1]。
3.2 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
近年来，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美国不仅消极应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工作，而且采取简单粗暴做法，阻碍上诉机构成员的更替工作，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面临危机。在此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希望我国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全会准确把握和平发展的国际大势，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1980年4月和5月，中国先后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融入国际秩序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无锡禅意小镇·拈花湾位于无锡马山太湖国际旅游度假岛，距离无锡市区三十余公里。拈花湾面湖依山，风景秀美，其命名源于佛教中“拈花微笑”的典故。作为灵山集团重点打造的五期工程，小镇投资将近50亿元，规划建筑面积达到约35万平方米。拈花湾通过对禅文化的创造性运用，打造成为“具有东方文化内涵的心灵度假目的地”。自2015年11月14日开园以来，已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禅意生活。根据统计，2017年拈花湾的客流量为174.1万人次。
3.3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加速由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良好营商和创新环境。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维护内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④ 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 年 4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6／c_1124420187.htm。 。我国在历经了法律制度初创、战略纲要实施和强国建设等重要阶段后，逐渐在知识产权领域实现了大跨越、大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2019年我国设立了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⑤ 国家知识产权局：“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9 年 1 月 4 日，http：／／www.sipo.gov.cn／mtsd／1135100.htm。 ，为知识产权司法程序保驾护航。在国际合作层面，目前我国已与全球6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签订了多边合同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与50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建立正式合作关系⑥ “图文直播：2019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甘绍宁讲话）”，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2019年 4月 24日，http：／／www.sipo.gov.cn／twzb／2019zgzscqbhgclt／index.htm。 ，彰显了我国坚决保护外商知识产权的决心。
第二，拓宽自贸区试点建设，对接更高的国际标准。2013年8月，第一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功设立；2014年12月，第二批自贸区在广东、天津、福建设立；2017年3月，第三批自贸区在辽宁、浙江等省市共新设7个；2018年10月，第四批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设立。2019年，自由贸易试验区队伍再增添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六位新成员，分别以各地的战略定位和地方特色开展差别化探索，中央更是在已有的自贸区先行者中进行更深层次、更大力度的高水平开放，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及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六年来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自贸区将进入更广领域、更大范围的试点格局，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探索空间，进一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第三，加快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国不仅坚定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与完善，而且在其框架内，积极推动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不断提高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① 孙振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期，第92-96页。 截至目前，中国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7个自由贸易协定，合作伙伴遍及世界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各地。
2010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日本横滨举行，会议围绕“变革与行动”的主题深入讨论，发表“横滨宣言”，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愿景。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制定《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正式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历史性的一步。2012年，东盟10国联同中日韩等6国共同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国积极配合东盟在谈判中的主导地位，为推进谈判的顺利进行，建立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发挥重要作用。《亚太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展，维护开放、包容和基于规则的贸易体制，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至关重要。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的根本变革、开创全球经济治理的伟大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中国作为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经济规则对中国经济的约束程度与中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之间仍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② 李向阳：“中国与国际经济规则”，《红旗文稿》，2006年第2期，第16页。 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还面临种种的偏见和阻力。目前我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何把这些理念和倡议真正落到实处，消除偏见克服阻力，是下一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工作的重点。
今后我国应把握以深化“一带一路”为战略路径、以完善WTO多边贸易体制为重要突破口、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总体战略布局，深入统筹国际国内规则，利用国内规则变革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在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的同时，引领国际规则体系向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转变。
4.1 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凝聚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注重基础设施和经济合作等“硬件”方面的建设，又要进行观念更新和相应规则构建的“软件”建设。③ 赵龙跃：“新丝绸之路：从战略构想到现实规则”，《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7期上，第82-89页。 “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五通”是一个科学的整体，既是平行的，又是有序的。
第一，坚持以“政策沟通”为基础，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互信互敬。“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相关国家已构建了多层次的政策沟通机制，促成一系列标志性项目落地。今后“一带一路”在深化政策沟通还需突破知识供给不足、智库对接不充分、发展规划不协调的瓶颈，促进与沿线国家政府在发展战略层面、发展规划层面、机制与平台层面、具体项目层面的对接，① 何立峰：“加强政策沟通做好四个对接，共同开创‘一带一路’建设新局面”，《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6期，第4页。 将各国有关执行机构有效衔接起来，推进沿线各国达成高层次政策交流和制度建设合作，促进利益多样化的巩固。
第二，以“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为手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行领域，加快向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领域扩展，并以畅通资金投融为投资和贸易注入血液。在这三通的落实进程中，逐步积累规则经验，达成各国规则共识，通过签订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的方式，引导海关程序、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技术规定和标准、自然人流动、电子商务等相关经贸规则的制定，扩大我国在相关领域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从点到面全面铺开形成完整的规则体系。
第三，以“民心相通”为最高目标，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共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学、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旅游事业，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注重国际道义声望，建立理念协同、兼收并蓄的国际关系网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扎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4.2 以完善WTO多边贸易体制为突破，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第一，多次下调进口关税，彰显消除贸易壁垒决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不仅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而且积极采取自主开放措施，多次下调关税，平均关税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期的15.3%降低到了目前的7.5%，加权平均关税更低，只有 3.5%左右。2019年6月，在二十国集团日本大阪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未来中国将进一步主动降低关税水平，努力削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②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9年 6月 2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6／28／c_1124684861.htm。 。
我国公开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革应该坚持维护公平、开放和非歧视等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和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的三项基本原则，应坚定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完善世贸组织，同时深入把国内改革和国际路线统筹起来，把一举一动都放到全球高度来指导安排工作。
道之所在，吾之所往。《陈仲子》，这部王仁杰老师口中“冷而怪”的作品，戏里戏外却折射出超越剧种、超越地域、超越古今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哲思。她绝不会“大红大紫”，亦不求交口赞誉，但注定将被每一个时代所需要。
第一，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WTO的改革与完善。美国特朗普政府不顾国际经贸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要求，肆意挥舞关税大棒，制造中美乃至全球经贸冲突，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我国采取积极举措加强中美政策对话，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国际经济秩序重塑上来，利用多边机制引领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美国合作，联合其他主要成员，尽快恢复并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迫在眉睫的上诉机构成员更替问题，完善上诉机构成员的授权争议问题；其次是重振WTO谈判职能，积极引领新领域的议题谈判和规则更新，以灵活和开放的谈判方法达成多边成果；再次是研究改善WTO工作机制的效率，加强贸易政策的监管，提高秘书处的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
第二，积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全球经济注入新活力。目前我国采取全方位扩大开放举措，在定量方面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既需要落实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层次加深，更要求开放方式创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② 权衡：“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人民观察）”，《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2日，第16版。 我国今后一方面需要以新格局思维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包括加大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扩展、深化创新，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试验田；另一方面，还需加快突破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过程中面临的瓶颈，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布局主动性、跨区域程度、议题涵盖范围、规则标准高度上争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厂区选址在矿山建设中占着重中之重的地位，直接受地质条件、工艺流程、场地面积、征地等因素的影响。设计应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利用竖向空间，依山就势结合工艺流程布置厂房，减少土方开挖、回填，工艺管道尽量设计重力自流。厂房布置紧凑整体，控制运输皮带长度，大型厂房联合布置，在保证工艺、防火间距、采光、通风的条件下压缩厂房间距。可燃、可爆危险品仓库，腐蚀性较大厂房，有可能泄露有毒有害物质的厂房等边缘布置，同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道路和管道相互联系，互不干扰，重视厂区绿化、美化和硬化的总体布局。
All the data were represented as means ± SEM of thre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Comparisons were made by 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P values < 0.05 were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4.3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维护人类共同而长远利益，其内涵、愿景与路径的全面明确，已经成为指引全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推动世界各国建立更深更广的联系，各国不但需要形成利益共同体，更要成为责任共同体，由此迈向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对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高度认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重塑全球治理新秩序的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高统领，其理念决不能只停留为一个口号，目标的落实需要全方位、深层次的切实行动。
2.既注重社会的自我保障又提供市场化福利供应。美国社会保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政府统筹下的社会保障、州政府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福利、商业性收益的商业保险和社会公益性慈善机构的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美国老年、遗嘱和残障保险（OASDI）、美国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美国失业保险等，由于美国社会保障高度市场化，还存在各式各样的私人保险计划，私人保险公司每年都会根据市场需求制订不同的保险计划供人们选择。
第一，坚定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引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宏大目标作为中国顺应历史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凝聚各国共识的全球治理“系统性方案”，需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全面统筹推动。在政治上，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在安全上，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经济上，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文化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生态上，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① 王立培：“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及新时代意义”，求是网，2019 年 01 月 17 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9-01／17／c_1124002809.htm。
治疗前，两组CD3+、CD4+、CD8+、CD4+/CD8+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CD3+、CD4+、CD8+高于对照组，CD4+/CD8+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第二，坚定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到我国国际合作工作的方方面面。在目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下，中国要进一步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不免会触及到一些国家集团的既得利益。在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可以积极践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想，首先是突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把着眼点从当事国双方利益上升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坚持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引领国际对话和合作；其次是开辟国家间政府与社会方面的有效沟通渠道，就两国出现的矛盾与疑惑进行理性对话，不采取对抗冲突、反制报复的旧模式，争取国际社会民众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是充分发挥多边机制作用，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充分的磋商和谈判，把经贸冲突放到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内解决，以合法、正义的做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五、结 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也愈加突出。纵观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历程，中国经历了从积极探索、主动引入、学习应用到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角色转变，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完善。十八大以来，面临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内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70年砥砺前行，70年成就辉煌。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进程中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坚持以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为路径、以推动WTO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为突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加快推进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全面提升中国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有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ules：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 lobal Econom ic Governance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ZHAO Longyue1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The year of 2019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China， on the one hand，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ic change from a closed and semi-closed economy into a fully open economy.China has been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laying the due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mankind.On the other hand，China，in order to promote reforms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has been actively making efforts to establish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Therefore，China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ules，the paper divides the process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into four phases： to explore， to introduce， to study and apply， and to lead and make international rules.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hina has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situations both domestic and abroad.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hina， with great passion， is participating in and leading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making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re open，inclusive，balanced and beneficial to all.In the context tha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 with the aim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shall utiliz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n effective path to make great breakthroughs by improving multilateral system within the WTO framework.By taking the semeasures，China will be able to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ules in all aspects and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its capacity for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Key words：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mankind；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ules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9）10-0047-16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10.005
赵龙跃：“统筹国际国内规则：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70年”，《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47-62页。
ZHAO Longyue， “Coord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ule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Pacific Journal ， Vol.27， No.10， 2019， pp.47-62.
收稿日期： 2019-09-01；修订日期： 2019-10-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治理机制与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战略研究”（15ZDA0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龙跃（1962—），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山领军学者、国际治理创新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关系、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经济谈判等。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编辑 邓文科
标签：全球经济治理论文; “一带一路”倡议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统筹国际国内规则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