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冷战到商战：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战论文,冷战论文,当今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世界结束了冷战，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危险消失了，市场经济成为大多数民族的共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正因为如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国际商业战争却愈演愈烈。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初期将是历史上商战最剧烈的时代。
一、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矛盾和潜在危机
战后，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体系共同支撑的自由贸易体制，已维持了数十年。尽管目前这个体制仍在发展和发挥作用，但其自身的矛盾积累，已使它难以抗拒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
传统的自由贸易是建立在垂直式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古典的比较成本理论可以说明这种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一方面，不同国家依据不同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处在不同的分工梯级上，互为市场，优势互补，享受比较利益；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是这种比较利益得以实现的体制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才能自觉地处于相应的分工位置上。
但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在这种体制下，尽管所有国家都可享受比较利益，但不同国家所获利益大小是很不相同的：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高梯级上的国家所获利益，大于处于较低梯级上的国家。而任何国家要想获得较大利益，就必须加快发展，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跨上一个较高的台阶。然而，这种“跨台阶”的发展，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跳跃式”发展，往往会打破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例如，两个分别处于不同梯级的国家，现在比较优势趋于一致，处于同一分工梯级上，这就会争夺同一水平市场，从而加剧贸易摩擦和冲突。在这种竞争中，发展较快，处于优势的国家，为争夺国外市场，往往使用倾销武器；而发展停滞，处于守势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往往放弃自由贸易原则转向保护主义。这是自由贸易体制可能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是国际商战的根源。
战后初期，国际分工呈明显的垂直式分工，其中美国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据有绝对优势；西欧和日本处于第二个梯级上；其他国家分别处在第三、第四个梯级上。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原有国际分工格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的优势逐步丧失，西欧和日本差不多与美国处于平行位置上，发达国家间垂直式国际分工被水平式分工所代替，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就使自由贸易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并加剧了国际经济的竞争。
既然自由贸易并不是平等贸易，就需要有一种力量和相应的制度来维持。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高梯级的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所以也最热衷于自由贸易并主动承担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但是，为维护这个体制所要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如果这个国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塔尖上，它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也会始终大于为维护自由贸易的成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这种优势地位，导致该国创新力度的减弱，发展速度相对减慢，最终可能丧失这种优势，而从自由贸易中所获利益也将递减并小于维护自由贸易的成本。而后进国家的追迫，又往往迫使该国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一旦这个国家放弃自由贸易，整个自由贸易体制就面临解体的危险。
战后初期直到七十年代，美国承担着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义务。例如，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维护汇率稳定，领导关贸总协定谈判，向世界大多数国家开放市场等，对于维护战后自由贸易体制起了重要作用。但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到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丧失，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对于美国来说，继续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是否有利，越来越受到怀疑，加上美国国内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国内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放弃维护自由贸易体制义务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一旦美国放弃自由贸易，甚至转向保护主义，那么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就很有可能走向瓦解。
此外，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是以多边协定形式运行的，其中主要是布雷顿森林协定和关贸总协定。这种多边体制对每个国家的约束力都是有限的，由于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性，地位不利的国家很可能破坏这个体制。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由于西欧国家实行单独汇率浮动而瓦解的。而关贸总协定本身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妥协的产物，如允许各种“例外”的存在，容忍区域性关税集团等。因此，它也有可能与保护主义做进一步妥协。这里，美国的战略最能说明问题：一方面，在关贸总协定中承担维护自由贸易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构筑着一个最大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全面协议前付诸实施。可见，美国并非彻底的自由贸易主义者，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的同时，也在构筑保护主义阵地，为未来商战做准备。
总之，战后维持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体制，由于其自身的矛盾，已经十分脆弱，尽管表面上基本框架仍然存在，但已危机四伏。
二、商战的本质及全球商战的现实危险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雷诺公司警告工人说：“你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这场战争过后，另一场战争，经济战，就要开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冷战结束意味着什么呢？
冷战就是军事对峙，是一种力量均衡，世界经济的深层矛盾和潜在危机，都被冷战状态下的均衡所掩盖。然而，到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了，这一切矛盾和危机就逐渐暴露和表面化，一个新的、更加残酷无情的竞争性世界格局开始形成，不仅如此，由于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大大滞后，一场全球性商战就在眼前。
商战的本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广义的商战包括所有形式的商业竞争，在通常情况下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竞争。争夺发展机会的实质，就是追求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各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直接相关的：一方面，每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由该国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要提高本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本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但是，这种提高收入水平和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竞争，必然导致原有国际分工秩序的改变，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导致全球商战。
近代以来的事实是：英美作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先后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最高位置上，并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据有垄断地位，而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和日本，为了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追求这个位置，并一次又一次向英美挑战。如果英美能够维持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并保持这个优势位置，那么，原有的国际分工秩序仍会保持和谐。但事实上，英美由于在世界工业和贸易中处于垄断地位而走向相对停滞，从而影响了国际分工秩序的和谐与调整。其结果是几个国家共同争夺原有的本已十分有限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往往导致全球性商战。
商战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竞争不同，它是生存空间的争夺。因为，在国际分工秩序混乱情况下，市场特别是出口市场，对于各国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如果出口受阻，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出口产业将会萧条，而出口产业萧条，对其他产业的连锁影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萧条，从而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商业竞争，必然是不择手段和以邻为壑的。当商业竞争必须采取损害别国利益的手段时，就升级为商战。从历史上看，商战武器常常是商品倾销、关税壁垒、汇兑贬值等，就是所谓的倾销战、关税战和货币战。而商业角逐通常伴随着外交上的外交角逐，这就是外交战。当上述武器用尽而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时，个别国家很可能不惜军事冒险。所以，商战包含着真正的战争危险。
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商战的危险，还由于另外两个因素而进一步加剧了：一个是经济区域集团化，一个是发达国家的“新型失业”。
近半个世纪以来，区域集团化组织不断增多，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发展之快、范围之广，令人瞩目：欧共体1985年开始建设统一大市场，1992年底基本告成；美、加、墨已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也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次区域集团纷纷涌现；其他地区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和联盟也在积极酝酿之中。经济区域集团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一大特点。一般来讲，经济区域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是国际竞争的产物，因而都具有排他性。在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集团的合作倾向占主导，而在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它往往成为商战的武器。所以，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商战，将是集团对集团的商战，因而更具危险性。
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各国失业问题特别严重，目前已创下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1993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失业人数达3500万，平均失业率高达7.8%，加上半失业和潜在失业者可达5300万。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于失业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这种失业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型失业”。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复苏已经3年多，但就业前景暗淡，解雇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型失业的根源在于微电子技术的广泛采用大大排挤了劳工。例如，应用计算机控制生产流程以后，美国普通小钢厂生产一吨钢所需劳动只是10年前的1/12；现代办公系统使中间管理层成为多余，这就使美国在最近4年之间减少了1/3中层经理。所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广泛展开。新型失业的大趋势是难以改变的。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业意味着生存，如果失业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争夺市场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为了“民族的生存”，这种商业竞争就不可避免地升级为全球商业大战，并导致更剧烈的国际冲突。
三、未来商战的特点和我国的商战战略
传统的商战武器，主要是倾销、关税和汇兑贬值，而我们将面临的新世纪商战，首先是科技战。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归根到底是由该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的，而科技水平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因素。所以，国际市场的商业角逐，从根本上讲是科技角逐。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对战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新科技革命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同是机遇和挑战。我们所看到的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正是这场科技革命的结果。目前，这场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仍在继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现代科技革命日益呈现出连续性，它对国际分工秩序的冲击会接连不断地发生。但十分不幸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却呈现出严重的滞后性。这种矛盾包含着全球商战的根本危险。
另一方面，对于每个国家来讲，要想在未来商战中取胜，必须依靠科技力量。只有大力发展科技，才能迅速提高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才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优越位置。相反，对科技发展的稍许忽视，都可能导致发展机会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商战的失败。
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西欧都提出宏伟的科技发展计划。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接近，单纯依靠产业竞争已难决胜负，因而转向发展高科技，运用科技武器进行新一轮角逐，都试图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抢占制高点。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也不甘落后，试图争夺次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科技的意义，纷纷投入较大的力量发展本国的科技事业。所以，未来商战将是一场卷入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世界级科技大战，而鹿死谁手完全取决于各国的科技实力。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要追求发展机会，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中国的这种发展，从根本上讲，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都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世界市场的扩大，意味着各民族发展和生存余地的扩大。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个大国，总体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经济发展有加快的趋势，很难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可能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相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争夺发展机会，具体说就是对同一水平市场的争夺；二是与较发达国家争夺高一级水平市场，从而引起的以贸易摩擦方式出现的争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我们将主要面临后一种冲突，相反，如果经济停滞，将面临前一种冲突。不论哪一种冲突，结果都可能导致互损性商战。不过，后一种冲突对于我国来说是一种进攻性冲突，而前一种冲突是防守性冲突。在经济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我们还将面临后进国家的追迫和先进国家的倾销。在这些背景下，如果在国际竞争和商战中失败，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发展机会，更是生存空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我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场商战主要是科技战。因此，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技发展。这是在商战中取胜的最根本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科技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于我国科技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科技工作还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例如，我国的科技投入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投资分配上一直坚持的是“剩余原则”。这种状况，使我们难以适应下世纪可能出现的新技术、新产业革命局面，特别是不能适应我们所说的科技战为特征的全球商战局面。
科技发展依靠的是教育。我国的教育状况更令人担忧：体制改革滞后，投入严重不足，教育工作者的相对地位进一步下降，如果说前些年教师还被称为“鸡肋”职业，那么这几年已有大批教工“义无反顾”地离开教学岗位。这种状况尽管早已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尚未见到能够根本改观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应当提高到“民族未来”、“民族生存”的高度上来认识。如果我们在本世纪没有培养出掌握现代科技的人才，并大大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那么，在下世纪初的商战中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每一场剧烈商战的胜负，是在此之前二三十年中就已决定了的。所以，对目前教育和科技的任何忽视，都可能导致未来的灭顶之灾。
可喜的是，今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方针，使全国人民特别是科教工作者为之振奋。《决定》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同时，《决定》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措施。相信我国科教事业发展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在这场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加强国民的商战意识，一切对未来的和平、和谐的幻想，都是极为有害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著《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由于大国失控，“可能会出现一种使世界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的局面。世界政治——无论从国际事务方面看，还是从国内的社会情况看——完全可能发生剧变而失去控制，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哲学上的混乱。”布氏所预测的危险是很现实的，而这种危险的根源就在于世界经济的深刻矛盾，其结果很有可能就是全球性商业大战。对于我们来说，让全体国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增强国际竞争和商战意识，可能会增加几分胜利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