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国革命论文,贡献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它的开辟及其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其中毛泽东的巨大贡献是主要的，也是大家所公认的，而周恩来也有独特的突出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对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今年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在此之际， 进一步研究和宣传周恩来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贡献，无疑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以周恩来为首领导的南昌起义， 是全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
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其中南昌起义的探索，在时间上最早，在内容上也比较全面，它对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从而在实践上成为当时全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光辉起点。
南昌起义是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后来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都起了带头和榜样的作用；南昌起义中的一批干部还成了后来一些著名的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从南昌起义开始，历经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我党才有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从而为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昌起义高举了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始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南昌起义不是单纯的军事暴动，其宗旨是要用武装斗争来推动土地革命，开展土地革命是暴动的主要口号。虽然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还不能解决分配土地的问题，但在宣传和制定土地改革的方针、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打土豪、没收地主土地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各地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南昌起义还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南昌起义开始了党独立领导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尝试。起义后南下广东要建立的新的革命根据地是考虑了和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它不仅包括了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包括了农村。这与北伐时期那种单纯占领大城市的做法比较起来，有了新的突破和进步。后来起义军的余部在农村找到了立足点，到了海陆丰，上了井冈山，更为建立最早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南昌起义失败的重要主观原因，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与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 而是舍近取远南下广东。但由于它重视土地革命，重视农民运动，要建立的新根据地包括了农村，特别是它的余部最后找到了在农村的立足点，说明它已经在实践上开始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探索，只不过因为这种探索仅仅是开始，还不可能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
二、较早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全党军事工作最高领导人的周恩来，也在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初通过总结北伐战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1927年下半年各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较早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主要有以下的内容：
（一）指出要进行武装暴动， 首先必须把武装暴动的涵义搞正确，克服“左”和右的错误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还未完全搞清楚，曾同意过瞿秋白主持制定的《中国现状与当前党的任务决议案》，但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很快就察觉到了实践中存在的为贯彻中央以武装暴动为核心的“左”倾的总策略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倾向，并在行动上有所制止和纠正。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对暴动的定义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暴动这一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以武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这一意义上”，如果“斗争还没起来，暴动便先决定，不是误解暴动，便是玩弄暴动。”（注：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4～375页。）“本来一个暴动的决定必须在暴动区域主客观条件都有相当的具备。”这次“奉化暴动的流产”，浙江省委“应该使浙江每个同志都明了这个教训。”（注：《周恩来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377页。） 在讨论共青团湖北省委控告罗亦农和长江局制止武汉暴动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共青团湖北省委不顾主客观条件，轻率举行暴动的作法，说明了罗亦农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稍后又参与决定停止了原定的西湖年关暴动，并对西湖的暴动重新进行了部署。周恩来在纠正当时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左”倾盲动主义的同时，也注意批评了右的错误。对陈独秀那种不管条件如何，一律认为在当时举行武装暴动，都是“时机过早”，“以暴动取得政权”那更是幻想的右倾取消主义是坚决反对的。他曾代表中央与陈独秀谈话，进行批评、说服。周恩来对武装暴动的这些认识，在当时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问题的，还没有完全抛弃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但他强调武装暴动要讲究主客观条件，绝不能轻举妄动的正确思想，不仅对纠正当时以至后来的“左”倾盲动主义有重要指导意义，为造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创造了前提条件，而且表明了周恩来早已确立的坚持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更加坚定和成熟了。
（二）强调开展乡村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创立“割据”局面
1927年11月、12月，周恩来在先后为中央起草的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开展武装暴动时，必须深入土地革命，创立起“割据的暴动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可以创立起来的”。随后又在为中央起草的致江苏省委的指示信中，希望该省委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从游击战争发展到割据的暴动局面”。（注：《周恩来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49页。）紧接着于12月31日，在为中央起草的致朱德的信中，又一次提出了“割据”的问题，要求朱德部切实联络在井冈山斗争的毛泽东部，“共同计划”，“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注：《周恩来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49页。）1928年1月27日， 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进一步明确指出：琼崖特委必须努力创造群众自己武装起来的工农革命军，坚决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与此同时，周恩来对各地的武装暴动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针对当时浙江省委在发动暴动时出现的忽视发动农民群众，单纯地依赖军事力量的现象，1927年12月18日，在为中央起草的致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及时指出：“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上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1927年12月7日在致江苏省委的信中， 还对乡村游击战争的涵义进行了科学的说明。指出：乡村的暴动“不是派几个武装的游击队到乡下去便可以发动游击战争的。须知游击战争本不是单纯的武装行动真如军队游击队之专门袭击敌人，而是应包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武装的四个方面意义。”（注：《周恩来和他的事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第381页。）也就是说游击战争要靠农民来进行，而要发动农民必须宣传土地革命，通过建立革命政权来改变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是难能可贵的。
（三）指出搞工农武装割据，要自力更生， 不要依赖海外的接济
如果说周恩来在领导南昌起义中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带起义军南下广东依靠苏联帮助重新北伐的话，那末此时已开始纠正了依赖外援的思想。1928年1月， 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指出：“琼崖同志还恋恋于他们日夜企望的海外接济的新军事计划”，实际上已无这种可能，应当定出自己发展红军和军事工作的具体计划。为此，要求广东省委要派政治观念明了的同志去主持琼崖特委的工作，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一切任务；介绍海陆丰土地革命的经验，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努力创造工农革命军。并反复强调，海南的割据要做到“更有把握”。
上述史实，说明了周恩来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初，实际上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在贯彻中央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的过程中形成的，不免带有“左”的痕迹，也还没有摆脱俄国模式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但却为后来全党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形成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作出了贡献。
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周恩来热情支持、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宣传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在党的“六大”的军事报告中，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的力量和成绩，随后又要求中共中央军事部和组织部，派出30名工人出身的党员，到井冈山担任红军中的党代表。（注：《周恩来在江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8、49页。）他一方面以中央的名义写信给朱、毛红军和井冈山的党组织，要求他们“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在为中央起草的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致四川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亲自介绍了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和朱、毛红军注重自身建设，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宝贵经验。认为“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并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坚决执行红军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战术原则。”（注：《军事通讯》创刊号（1930年1月15 日）。）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大力加强对全国各地农村武装斗争的领导。他多次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交流各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创办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在上海秘密举办各种军事和党的干部训练班，为苏区培养、输送干部；帮助各苏区建立电台，加强了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系；秘密给各苏区运送军用紧缺物资和军事情报。所有这些都推动了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1930年全国的革命根据地能发展到大小15块，红军能扩大到10万人，与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 后有城市政权”的光辉思想，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作出了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中心是继续放在城市还是转向农村，是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 如前所述， 周恩来在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初，实际上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并不等于已经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初步解决是在1929年9月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 后有城市政权”的思想之后，这期间又经历了一段实践的过程。首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周恩来认识到攻打省城必须以全省形成暴动局面为条件。因此1928年1月， 当江西省委计划在南昌、九江等南浔铁路沿线城市举行暴动时，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致江西省委的信中及时指出：这种暴动“必须在全省割据的暴动逐渐汇合的时候，……一个总暴动在一省的完成才能在南昌、九江出现。”（注：《周恩来和他的事业》，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这虽然是从一个省的情况来说的， 但为后来解决党的工作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下了基础。接着1928年2月25日，当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不加分析地指责中共是单纯的进行了农民战争，“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求中共以乡村配合城市的时候，周恩来大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说明了中国与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城乡同时举行暴动，开始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束缚。1928年4月28日， 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此国际决议的长篇发言中指出：“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与俄国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乡村的领导问题”，“国际仿佛以为乡村与城市要配合好一点”，但在中国形势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导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注：《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2月第1版，第165～166页。）并建议提交到党的“六大”上去讨论。在“六大”上，虽然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甚至受到了少数人的抵抗。即使这样，他还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军阀混战的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南方的几省，是可能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并提出“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这些认识显然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未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正如他后来分析的：“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时期，蒋桂战争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为中心是不可能的。”（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78页。）
党的“六大”以后，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 贺龙和湘鄂西前委想乘机向下游发展，以将来占领常德、宜昌。对此计划周恩来认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城市。”这种认识无疑又向“乡村中心”的观点前进了一步。（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8页。）1929年9月为了解决朱、 毛红军内部对建军思想和原则发生的分歧和争论，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明了红军存在于军阀混战必将继续发展和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加上中国地势辽阔的条件，必将能坚持和发展，并由此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这一光辉的思想，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上，分出了先后，体现了“乡村为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上，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体现；在反对错误倾向中，着重批评了在红军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思想，从而成为周恩来从“城市中心论”向“乡村中心”观点转变的重要标志。
“讲到乡村为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当时，周恩来在建党、建军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在1928年1 月撰写的《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和1929年9 月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都强调了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对建党、建军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从而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决议奠定了基础。促使“古田会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周恩来关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科学论断和建党建军的重要思想，促进了党的工作重心的逐步转变，推动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1930年1月毛泽东撰写的、 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标志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毛泽东在集中了全党的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写成的。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突出的贡献。他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收稿日期：1998-04-23
标签：工农武装割据论文; 南昌起义论文; 土地革命论文; 周恩来论文; 周恩来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央革命根据地论文; 历史论文; 武装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