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人文地理学论文,人文地理论文,英语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3-0001-07
修订日期：2011-03-22
1 引言
近30年来，尺度一直是西方人文地理学界的一个焦点话题，目前已成为对社会空间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核心概念，并与空间、地方、景观、网络等共同构成了人文地理学的基础概念体系[1,2]。目前国内地理学对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地理和GIS领域，主要将其作为研究某一现象时所采用的空间或时间单位，关注尺度的异质性、等级性、非线性变化所导致的尺度效应、尺度选择、尺度转换和干扰控制问题[3-8]。但是，在国内的人文地理学领域，尺度除了在经济地理最近的研究进展中有所提及外[9,10]，通常被作为一个毫无问题的(Unproblematic)的客观概念加以运用，如用“宏观—中观—微观”来界定各种地理现象等，尺度本身的人文内涵和方法论意义则鲜被提及。唐晓峰认为，成体系学科的标志之一就是具有概念群组以及这些概念关系的解释[11]，因此，从中国地理学的内生理论建构与外生理论融合的角度出发[12]，有必要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整理。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将基于对西方英语圈相关文献的整理，对其人文地理学中的尺度内涵及与尺度相关的理论要点进行回顾和综述，并期望这些概念能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发展所借鉴。
2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
尺度自古以来就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2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Herodotos就将地理学视为一个建立于尺度变化之上的学科，区域尺度的变化也是古罗马区域地理学方法论的核心，但是，长期以来尺度基本只被看作一个客观概念[13]。直到1980年代，随着Taylor和Smith开创性著作的问世[14-16]，尺度的人文含义才逐渐被地理学者关注。1997年《政治地理学》16卷第2期专刊讨论了尺度问题并给出经验性实例，2000年Maston明确提出尺度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7]；随后Herod在收录的11篇论文中集中探讨了理论化的尺度、尺度表现和尺度实践的问题[18]；而Maston在2005年关于“人文地理学不存在尺度”的激烈言论再一次引发了对尺度讨论的高潮[19]。正如Manson(2008)归纳指出，地理学者对尺度的认识论理解已形成一个连续系谱(Continuum)，包含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相对主义的多种内涵[20]。更进一步，当今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已包含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层面的涵义，每一层面的理解都包含一系列的理论讨论。据此，本文归纳出尺度的一个三层框架概念体系，即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如图1)，这类似于李双成等(2010)[3]所提出的自然地理中的本征尺度、表征尺度和功能尺度或观察尺度、解释尺度和操作尺度。现实尺度基于尺度的本体论含义，是实体单元、空间格局和地理过程的真实尺度，是客观存在的、地理现象固有的性质，如城市、流域、地区、全球等；而分析尺度基于尺度的认识论含义，受到研究者视角的影响，是对现实尺度的等级化、建构主义的理解，如宏观—中观—微观的三级尺度，全球—地方的两级尺度，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的七级尺度等；实践尺度则是基于对尺度效用的主观运用，即利用尺度的相对性作为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工具，通过对尺度实施转换过程(Scale-jumping)来使事态向有利于主体自身的方向发展，如将一个地方事件放大为全球事件，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
图1 人文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
Fig.1 Concepts of Scale in Human Geography
以上的三层尺度含义，自然地理学更多强调的是前两者，而人文地理学研究则更多集中于后两方面，即关心作为分析框架的尺度构建和对社会实践框架(Fixes)的尺度解构。分析尺度是尺度内涵的主体，它作为结构性分析的框架和连接不同维度的工具，代表了国内地理学对尺度的一般理解。实践尺度更强调尺度的可变性和建构主义的特点，集中体现为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这一点国内较少提及。以下本文主要对后两层含义进行解释。
3 分析尺度
分析尺度反映了研究者对尺度的认知和运用，代表了尺度的认识论。根据不同的认知和运用方式，分析尺度进一步可分解为现实主义的、等级化的和建构主义的尺度三种理解，后两者是进一步理解和运用实践尺度的前提。
3.1 现实主义的分析尺度
现实主义的分析尺度是相对最客观的一种尺度认识论，它试图还原地理对象的本体性尺度，关注的焦点是事物表达的准确性和关联性。对准确性的考察多基于相对论的测不准原理，认为在特定观测手段的限制下，研究范围与分辨率、预测精度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因此存在对最优的观察和解释尺度的选择问题。对关联性的考察多基于分形和降维思想，由于很多现象具有尺度的不变性(Invariance)，因此可以通过相似、分形或自组织等理论将某一尺度的规律推广到更多尺度。在物理学中尺度分析有更明确的运用，即运用变量单位的运算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变量幂次，从而不用实验数据即可验证和推导物理公式，这种应用的本质是沟通和简化事物的表达维度。另一方面，由于超过一定的范围很多规律会产生变异性(如物种与生态系统的性质差异)，因此研究结论一般都具有尺度限定和推广范围的条件。总之，基于现实主义的分析尺度认为每个事物有固有的尺度特征，因此在探索或扩展地理学规律时可以(甚至必须)找到并合理运用这种固有的特性。
3.2 等级化的分析尺度
等级化的分析尺度进一步强调对现实尺度的认识是对世界结构的抽象，因而产生不同层级的等级化尺度，如Taylor提出“全球—民族国家—地方”的三级尺度[14]，Smith提出“身体—家—社区—地方—区域—国家—全球”的七级尺度[16]。这些尺度的分级反映了对现实尺度世界的结构化认知，但其结果并不唯一，如还有“全球—地方”的两级尺度、“全球—大洲—国家—地方”的四级尺度认知等。至于为何现实世界的尺度是两级、三级、四级或是七级，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大家的共同认知是，尺度是有其结构和层级的，每个事物都处于一个尺度的等级序列之中，而尺度分析就是找到并清晰地描绘出这种结构化的尺度和不同尺度的结构联系。
3.3 建构主义的分析尺度
建构主义的尺度认知直接来源于对尺度等级划分的批判，以及尺度聚合、跨尺度作用等尺度的可变特征，认为研究者在定义尺度时往往具有一定的先验性甚至欺骗性，定义尺度的过程往往也是一种人为建构的过程，这就产生了分析尺度的建构主义理解。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尺度并非现实世界固有的或抽象出的实体结构，而是人类认识世界时在头脑中形成的结构，是为了将世界条理化而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化机制和思想工具，社会活动、人的主观感知和话语权等对尺度的建构有重要影响[21]。因此，尺度没有固定的结构[22]，从本土性到全球性的转变不是“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的运动”，而是一个共生网络的形成过程[23]。一个给定的事物可以同时是地方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唯一重要的是其相对其它对象的“位置”(Positionality)[24]。该观点已经接近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极端，这种对尺度的建构和变动的理解暗含了对尺度概念的解构。因此，有学者提出，当前已经没必要继续探讨尺度本身的概念，而只需像社会学对待“认同(Identity)”或政治学对待“民族(Nation)”那样，把尺度作为观察世界和塑造认知的视角，真正重要的是对尺度的实践性运用[25]。而这种实践运用的核心就是西方近20年来日益关注的“尺度政治”。
4 尺度政治
4.1 实践尺度与尺度的解构
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西方人文地理学近年对尺度的探讨日益集中于它的相对主义内涵，特别关注其实践向度。如Smith(1993；2000)称尺度是“相互斗争的社会力量的物化(Materialization)”，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景观的一部分”被生产出来[16]，是“资本运动和社会斗争妥协的产物”，是“各种特定社会活动的平台(Platform)”[21]等。另如Swyngedouw(1997)将尺度描述为“授权与分权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Embodiment)及容纳和承接其运作的竞技场(Arena)”[26]，也是类似的表达。Moore(2008)对此进行了概括，指出尺度现在已成为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认知表达(Epistemological Construct)，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它已不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客观事实，而主要是一个实践概念[25]。这一认识将尺度的概念重心直接推向了实践应用。
4.2 尺度政治
实践尺度的核心就是尺度政治。Smith最先在《不均衡发展》(2nd：172)中提出“尺度政治”一词[15]，随后他又通过对无家可归者的尺度运用策略的研究，指出尺度即是各种社会运动和斗争的框架(Framework)，而尺度运用(尺度政治)的核心即“尺度转换”(Jumping Scale)[16]。Brenner(1998)进一步将尺度政治的含义扩展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重组，认为尺度运用同样是实现“管治”的重要手段[27]；而Marston(2000)则将尺度政治从生产圈(Sphere of Production)扩展到消费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尺度过程(Scaling)[17]；Flint和Taylor(2007)的案例分析则进一步展现了尺度政治在选举中的巨大作用[28]。这些研究均说明尺度既是建构的结果，反过来也可以通过对尺度的操纵和解构来谋求自身的利益。
Flint和Taylor在《政治地理学》教科书中生动地说明了尺度政治的一般作用[28]。即假设有两类政治群体意见存在分歧，这两类群体分别是多数派和少数派，而他们决定诉诸选举手段来确定某地区(如北爱尔兰)是否独立。假设两个群体都被他们各自的政治精英充分动员，那么可以预期在国家尺度的选举中，多数派的大一统方案将会获胜；但是由于在某地区少数派占多数，如果限定在该局部地区选举，则少数派会获胜。因此，不同的尺度设定会产生不同的胜者，选举的尺度就成为选举结果的决定因素。这一推导提供了两点重要结论：第一，尺度本身就是权力，在尺度(如“哪些人民”应该投票)能够决定政治决策结果的情况下不存在民主的解决方案；第二，在尺度政治中，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在政治冲突中处于弱势，那么它往往会尽可能扩大政治尺度(尺度上推)；强势的一派则力图维持边界的限制阻止弱势派将政治尺度升级(尺度下推)，这就是政治、社会争端中尺度政治的基本逻辑。
借鉴Moore[25]、Brenner[29]等对尺度政治的研究综述，尺度政治的实践形式可分为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和对管治政策的利用等几种，而这些尺度政治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社会政治行为，也表现在微观的社会运动和权力抗争过程之中。
4.2.1 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
Smith在对纽约无家可归者的分析中展示了利用移动性工具进行尺度上推的尺度政治[16]。该研究虽然具有很强的社会学背景和比较抽象的尺度内涵(如针对公共空间而不是传统的“地方”)，却奠定了尺度政治的核心内涵—尺度转化，更为强调空间的地理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Smith认为，无家可归者被房地产市场的私人空间所驱赶，转而寻求占据公园等公共空间，但这里同样有规制力量的清除。通过利用经超市手推车改装的交通工具，无家可归者提高了自身的空间移动(或超越尺度限制)能力，满足了交通、坐卧和遮蔽等移动性和隐蔽性需求，从而提高了对公共空间的使用能力和抵制清除的能力。Smith指出，这种对移动工具的使用使无家可归者打破了自上而下强加的空间限制，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尺度政治。目前对非正规就业的街头“走鬼”或外来求职农民工的“去地化”过程研究也基本符合这一逻辑[30-32]。
4.2.2 对表达手段的利用
表达(Representation)是冲破尺度限制、改变尺度作用现状的重要手段[33]。这方面宏观的案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成功地通过表达手段争取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成功地通过表达把反种族隔离的国内政治运动转变为国际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科威特，把地区争端成功转变为联合国支持下的国际战事，避免了成为伊拉克一个省的命运等。而微观的案例则如Haarstad和Floysand(2007)通过对秘鲁Tambogrande地区抗议采矿运动的研究，展示了通过表达冲破尺度的政治过程[34]。在该案例中，秘鲁农民为了抵制一家加拿大公司的金铜矿开发项目，由NGO组织通过对表达手法和网络的运用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最终成功通过投票表决迫使秘鲁政府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撤销了Manhattan Minerals公司在Tambogrande地区的开发许可。Harrison(2006)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经典案例[35]。加州某地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对农场主的高毒性农药使用采取纵容态度，导致数百名劳工受到高毒性土壤熏剂和杀虫剂危害。而受害者在NGO组织厄利马特福利促进委员会的带领下，采用表达手段将问题升级为一个面向全州的“空气污染”问题，从而成功地将抵制运动由“过去农民的争权转变为目前美国中产阶级的呼声”，并最终推动政府通过了《农药暴露反应法案》以及对无保险的农药飘散受害者进行医疗赔偿的规定等等。
4.2.3 对管治手段的利用
尺度政治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利用联盟和管治。Brenner(2000)指出，目前的城市问题主要体现为尺度问题——每一轮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都必然伴随着“内外破裂”(Implosion-explosion)的尺度运动以及对应的城市极化和不平等的发展形势，而社会空间过程即综合表现为丰富的尺度结构化和尺度政治[36]。他指出，时空压缩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与空间结构调整的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国家的去管制化与再管制化(锯齿效应)均是尺度重构的过程(Rescaling)，国家通过组建超国家尺度的联盟(如欧盟)和培育城市区域的节点(如巨型城市)可实现尺度的改变及尺度的修复(Scalar Fixes)，并使得城市尺度直接与各种超城市尺度的政治经济过程相联系(Intertwined)[27]。
4.3 尺度政治研究小结
综上，对尺度内涵加以解构和建构而形成的尺度政治，已不再过分纠缠于尺度的内涵解释，而是更着眼于不同主体为了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作用对尺度进行争夺以及尺度对利益分配格局反作用的尺度实践论。本文整合上述分析，认为可以将尺度政治的机制归纳为以下基本模式(如图2)。即在一般尺度政治中存在强势方、弱势方和第三方三类利益群体，强势方和弱势方在某一尺度存在利益争端，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强势方会利用边界限定和压制弱势方的利益表达(尺度下推)，而弱势方往往通过直接斗争和动员来冲破强势方的规制(尺度上推)。根据既有研究，直接斗争往往通过移动性工具、自我联合、动用知识权力等手段实现，而动员往往通过利用网络、表达、组建联盟等手段实现。一旦获得了第三方的支持或取得了足够的移动性或群体规模，弱势方就可以通过反制强势方，而撬动不平衡的权力格局。在上述过程中，尺度转换(Scale Jumping)是尺度政治的核心，它包括自下而上的建构，也包括自上而下的解构；既涵盖宏观的政治经济过程，也涵盖微观的社会行为过程。尺度政治中，强势方常对应的是国家或地区政府，而弱势方则常对应于各种次级区域或个体，第三方主体则常对应于全球性联系网络抑或国际社会。
图2 尺度政治的基本概念
Fig.2 General Concept of Politics of Scale
5 中国的尺度政治研究展望
以上西方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研究为国内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观点，尤其是其中的尺度政治的分析视角，对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现有的尺度研究可见，尺度在地理学中绝不仅是一个给定的地理框架，而是一个具有多样化内涵的认识论和实践方法。回归到最初对尺度概念的讨论，尺度的核心作用是帮助人类简化外部世界结构以利于形成系统认知，而实际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地表事物或过程都是水平、连续的，只有引入权力等级和尺度认知后才具有阶梯式或金字塔式结构，这种结构转变的背后是认识论的跳跃和简化，也正是基于这种理解而不只是实体空间的改造，尺度才能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战略手段[37]。因此，尺度有可能成为联通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以及人文地理内部的各种基础理论的重要桥梁，尺度政治则有望成为解释本土社会空间现象和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的有力工具。目前，跨尺度的综合研究、对研究尺度本身的考证已开始为国内地理学界重视，相信进一步深入到尺度政治的研究也为期不远。本文从中国自身的需求和条件出发，提起三个话题，即区域开发的尺度政治、地方冲突的尺度政治和表达的尺度政治，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三者中，前两者侧重于城市和区域管治、地方治理等的应用，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地理的理解。
5.1 区域开发的尺度政治
在区域/城市开发过程中，必然涉及各层级政府以及城市内部的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整，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尺度重构过程。如各类战略规划带动的城市尺度变化，各地开发区和特区建设中的权力空间重构等等。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引入区域同盟(Regional Coalition)、城市政体(Urban Regime)等概念对涉及尺度政治的行政边界调整[38-40]、基础设施建设的跨边界合作[41]加以解释，对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尺度重构也开始关注[42,43]，但其中尺度多被理解为具体的地理边界或行政等级，大多缺少对尺度政治属性的关注。实际上，区域开发行为必然涉及尺度策略及尺度调整，尤其是对其中的权力过程及开发机制的解释，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对尺度的操控和利用，尺度政治是此类现象解释的一个有效视角，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高铁的修建(移动性的变化)、跨区域合作组织(如珠三角的联席会议)的成立以及地方财权地权调整甚至对战略规划以及新能源建设的追捧都有深厚的“尺度”根源，值得地理学者关注。
5.2 冲突治理的尺度政治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主要处理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地方政治问题，这一视角则是对向国际和社会两个方向的扩展。一方面，目前中国周边风起云涌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刻不容缓的边疆民族问题正呼唤地理学者的切入，尺度政治无疑能够成为分析和解决这些冲突的重要工具；另一个方面，目前国内已进入社会重建和群体性事件多发的阶段，后现代社会特有的多样化正在解构过去死板的社会结构，也激发了民众的维权意识，近期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社会冲突的产生和处理背后均包含有不同尺度的各类主体的相互博弈。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的社会空间必将日益多元化，一些特殊群体(如“同志”、小贩)也会通过集中“达到一定规模”来突破空间的限制、抢占公共空间的意义，甚至通过“夺取街道”和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和边界的突破提升尺度影响，进而改进社会地位[45，46]。因此，尺度政治可以成为分析社会冲突的重要理论工具，也可为事件的治理提供更接近本质的解决方案，值得进一步运用和完善。
5.3 表达的尺度政治
最后，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尺度化的表达政治，尤其是互联网的运用也很值得地理学者关注。表达既涉及身份认同的建构(或者说涂尔干的“社会团结”)，也关系到舆论动员和事件波及尺度；由于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意象和话语建构，空间反过来也能反映和强化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话语权[44]，因此与地理学和空间政治密切相关。尽管目前国内地理学者对此甚少涉及，实际上，中国对“表达”的分析和尺度化运用在传统文化中已有深刻论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国语》中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鬼谷子》中的“捭阖飞箝”等；儒家虽然重知行而轻言说，认为“巧言乱德”，君子应“讷于言”、“非礼勿言”，从政者应该“言寡尤”、“言孙”，但亦认为表达具有重要影响，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丧邦”。在战国时期，说客对“合纵”、“连横”的尺度化运用更将这一应用推向高潮。但是，目前中国无论面对国内的表达诉求还是应对国际的舆论压力都不能得心应手，互联网的兴起更为信息披露、控制和尺度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从表达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各类政治事件及地理影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历史，这也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