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虹口到上海近代：上海虹口早期的电影院建设(1908/1936)_苏州河论文

从虹口观影到上海摩登——早期上海虹口地区的影院建设(1908-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虹口论文,上海论文,摩登论文,影院论文,观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期中国电影的大本营在上海，当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好莱坞”。作为上海最初放映电影的地方——虹口自然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发祥地。正是在这里，开设了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形成了最早的电影集中放映地域，并且在蓬勃放映势头的带动下，诸多电影公司也选择在此设址。本文拟对早期上海虹口地区的影院建设情况进行一番检巡，并试图从交通、地价、人群构成、消费水平等角度入手，查勘虹口地区成为影院放映集群地带的成因。而由集群所形成的观影文化，则对上海城市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推进意义。

      一、中国电影放映事业的滥觞与渊薮

      虹口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东北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东与杨浦区接壤，西与闸北区为邻，北与宝山区相连，南与黄浦区以苏州河为界、与浦东新区隔黄浦江相望，区内面积23.4平方公里。宽泛来说，虹口即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河北岸一大片区域的代称。虹口，因虹口港(昔称沙洪，其与黄浦江交汇处称洪口、虹口)而得名。

      根据中英《南京条约》、《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内容，上海于1843年11月17日开埠。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上海等五口通商。1863年，美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台签署协议，议定美租界的地界；同年，英美租界合并，改称英美公共租界；1899年5月，又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简称公共租界)；1900年6月，公共租界划分北、东、西、中四区，虹口境内南部为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的主体部分，境内租界以北地区仍分属上海、宝山两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虹口沦为日本侵占地，抗战胜利后，租界归还中国①。

      正是在这块租界地区，最早拉开了中国放映电影的“幕布”。1897年5月，电影最初来到上海，首演地点选择的是礼查饭店，也就是现今位于虹口区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据西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记载：1897年5月22日晚，在礼查饭店的艾斯特大厅(Astor Hall)放映了一场电影。居住在饭店里的旅客，有幸目睹这部机器在上海的首次精彩演示。放映画面的真实生动，令在场观众印象深刻，以至发出由衷的掌声。当晚共放映约有二十多部短片，其中包括《火车进站》、《沙皇游历巴黎》等②。《中国电影发展史》所认定的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时间和地点是1896年8月11日的上海徐园“又一村”③，经学者考辨，认为当时放映的不是电影而是幻灯。因此，礼查饭店可算是中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地点④。在此之后的1898年，西班牙商人加仑白克来到虹口乍浦路跑冰场放映电影，但因其不了解上海人的兴趣，所携带的影片内容陈旧，放映效果不佳，几年后，转让给了西班牙商人安东尼奥·雷玛斯。

      安东尼奥·雷玛斯，一个在中国电影发展初期留下深刻印记的影业大亨，甚至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影业是属于“雷玛斯称雄时代”。大约在1903年，雷玛斯“带了一架半旧的电影放映机与若干卷残旧的片子，另外雇了几个印度人拿着铜鼓和洋喇叭，每天在福州路升平茶楼大吹大擂地闹着，对于看客们每人收钱三十文”⑤。1908年，大获利润的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建造了一家影院。这是一座用铁皮搭建的、可容纳250人的简易房子，最初取名“虹口活动影戏园”，俗称“铁房子”。同年12月22日开幕，首映西片《龙巢》。虽然此前上海已经出现许多电影放映场所，但“虹口活动影戏园”却是一家具备一定规模和专业程度、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

      雷玛斯开设影院后很快发迹，但颇具雄心的他绝不满足于此。1909年，雷玛斯在海宁路24号创办了当时上海的第二家电影院——维多利亚活动影戏园。其他外国商人见此有利可图，便纷纷仿效。一时间，北四川路周边的虹口租界相继出现了多家影戏院：1910年，葡籍俄人郝思倍在北四川路海宁路北首开设爱普庐活动影戏园，与维多利亚影戏园展开竞争；1913年，北四川路横滨桥北首开设幻梳外国活动影戏园；同年，英国商人林发把海宁路江西北路东北侧的鸣盛梨园改建为爱伦活动影戏园；1914年，日商在武昌路租赁经营东和活动影戏园；1917年第一家华人自己投资建造的上海大戏院开业；同年雷玛斯在东熙华德路投资建造万国大戏院。1918年，为了与周边新建的影戏院抗衡，雷玛斯把冬冷夏热的铁皮房改建为砖木拱型结构，并正式定名为虹口大戏院。短短十年间，先后竟然开设8家电影院，虹口地区俨然成为早期中国电影放映业的滥觞。可以说，正是这些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院，引领了中国电影放映事业的起步和勃兴。

      不仅如此，在20年代，虹口地区新开影院将近15家，包括知名的“奥迪安”、“好莱坞”等大戏院；30年代，又增加影院如“百老汇”、“广东”、“融光”、“华德”等近10家。据《虹口区志》载，在虹口境内，先后共建有32家电影院，但是并未列出具体影院名目。笔者根据多种资料查询考证，整理出一份《虹口地区影院统计表》，数量基本上与《虹口区志》的统计相同。从这份统计表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的上海电影放映主要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其中以雷玛斯为代表，他不断扩建影院，后来甚至组建了雷玛斯游艺公司，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连锁放映网络，可谓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影院大王”。直至1917年，华商曾焕堂投资经营上海大戏院，宣示中国民族电影放映事业的开端。此后，虹口地区的影院，多为华商经营。随着影院的持续建设和放映业的蓬勃发展，也相应带动了本土电影制片发行业的参与热情。在20世纪20年代，先后开设的有上海影戏公司、联合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等37家。据统计，当时电影公司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有如春笋之怒发，诚极一时之盛”，全国共计179家，仅上海一地就达142家⑥。这样来看，虹口地区截止1927年所开设电影公司数量，便占了上海电影公司总数的四分之一。

      

      另外，虹口地区的影院也以多个“第一”印证了作为中国电影放映事业发祥地的名号。比如虹口大戏院作为中国最早的影院之一，后因海宁路拓宽而被拆除，2006年1月虹口区人民政府公布“虹口大戏院遗址”为历史遗址纪念地，并在海宁路与乍浦路的转角处建立了一座纪念性保护标志，以让世人了解这段历史。1914年1月5日，蜡盘配音的有声电影在礼查饭店花园试映两天后在维多利亚影戏院正式公映，这是上海第一次放映最原始的有声电影，因而轰动一时；1926年，在有声电影于8月6日第一次在美国面世后四个月，百星大戏院从美国运来特福莱有声短片若干种，于12月16日先在新中央大戏院(原为“维多利亚活动影戏园”，1926年3月改为此名”)试映两天后，18—23日在百星大戏院公映六天，这是真正有声电影在中国的首次放映⑧；1933年2月6日，作为首个中国人创办的上海大戏院，首次公映苏联电影《生路》(原名《人生大道》)，从而开创了中苏复交后放映苏联电影的先河(1932年12月中苏复交，国民党政府允许个别电影院上映苏联影片)，1936年9月，俄商在沪组织亚洲影片公司，上海大戏院正式成为专映苏联影片的首轮影院⑨。需要提及的是，著名作家鲁迅自定居上海之后，曾经多次前往影院观看电影，而上海大戏院算是其观看次数最多的影院。鲁迅在这家影院观看苏联电影《夏伯阳》等24部，共计26次⑩。

      虹口地区影院建设所带来的影业繁荣景象，在30年代之后开始萧条。在经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之后，爱伦活动影戏园、奥迪安大戏院、世界大戏院、中美大戏院、中国影戏馆等全部毁于战火。大概有10余家影院停止营业；留下的10余家影院，其中有的改为日商产权或日商租赁经营，有的被日军占领作为他用；只有虹口大戏院、万国大戏院等几家在艰难时局中勉力维持，惨淡经营。

      二、虹口影院集群的成因查勘

      上海早期影院主要分布在偏离租界中心地带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虹口。纵观这些影院所处的具体地址，又以北四川路、海宁路、乍浦路等一带分布最为集中。如虹口大戏院、维多利亚影戏院、上海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等15家，其中仅是设在北四川路、海宁路附近的就有10余家之多。一条马路两旁竟能开设如此密集的影院，不仅在当时，即便是现今，想必也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上海的早期影院为什么都分布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同时，北四川路、海宁路等一带又为何成为影院最为集中的地段？以下几点，可以窥见虹口地区早期影院的集群成因。

      (一)交通建设

      虹口地区自辟为美租界之后，不久便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此后以各种方式由南向北扩张。1903年，租界当局以“越界筑路”的方式，将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北四川路向北延伸至宝山县界，此后的北四川路成为贯穿虹口南北的主要路段。租界当局又以该路线为主干，开辟多条道路，编订门牌，收取土地税、房捐，设捕房，立界石，并有水、电和电话等设施供给(11)。1907年，连接苏州河两岸的外白渡桥重新修建，改为钢铁架构的桥梁，并经此铺设通往虹口的电车轨道。1908年第一条有轨电车由静安寺经外滩转入该路行驶。与之同时，英商过境电车线路有4条：自杨树浦路勒克诺路至洋泾浜；自卡德路至虹口公园；自北火车站经浙江路、广东路、外白渡桥、武进路折回北火车站；自卡德路至茂海路。1924年7月，华商沪北兴市公共汽车公司，在境内辟1路公共汽车，自天通庵经新闸桥至舢板厂桥；2路公共汽车自天通庵经汉中路至舢板厂桥。同年10月，英商中国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辟9路公共汽车，自静安寺经虹口至杨树浦黎平路；12月，辟10路公共汽车自曹家渡经虹口至临青路；1925年8月，辟6路公共汽车自虹口公园至格兰路(12)。1926年1月和10月，公共租界先后开通从三洋泾桥到乍浦路和海宁路、民国路到乍浦路和海宁路的无轨电车(13)。这样，通过多条道路的修建以及交通设施的营运，虹口地区与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的联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同时附近居民和店铺也因此日渐增多，带动了该地经济的发展繁荣。

      (二)地租价格

      相对于已经开发完善且人口集中的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而言，虹口地区发展相对落后，因此地租比较廉价，生活费用较低，这从当时相关的地产房价资料的比较即可窥见。1903年，公共租界中区即原英租界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3549两，北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4819两，东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2539两；到了1930年，公共租界中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07882两，北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37863两，东区的地产每亩公估价值约为11864两(14)。由此来看，1903年到1930年间，从每亩平均地价来看，虹口地区远比苏州河南面的公共租界中区便宜。从具体的路段地价比较来看，在1932年5月，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等的地价每亩约为155000两、150000两、115000两；同年6月份，位于公共租界北区的海宁路每亩估价约为30000两，10月底，北四川路的每亩估价约为73000两(15)。差不多的同时间段，北四川路的每亩地价不及南京路的一半，而海宁路的每亩地价仅为南京路和九江路的三分之一。因此，上海影院和电影公司纷纷选址于此，大概正是因为与苏州河对面的公共租界中区在地价上相对低廉。

      (三)人群构成

      虹口地区的相对低廉的地价，吸引了许多来自广东、苏南、浙北等地的移民，以及众多逃避战乱的各地民众。经过几十年的聚居繁衍，到了1930年，虹口地区的人口数量从1900年的90398人，增加了将近一倍，达到174117人，五年之后，又增加至206578人。同比时间段，公共租界中区人口为132255人和132947人(16)。而公共租界中区的面积为2820亩，北区即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虹口地区的面积为3040亩(17)。显然，在1930年时，不论是人口总数还是人口密度，虹口地区已经明显超过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区。人口的增加，使得北区和东区的市面日渐繁荣。另外，虹口地区最初虽然是美租界，但美国人较少，日本人却最多。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来华日侨迅速增加，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更有大量日侨涌入上海。其中约有80%的日侨居住在虹口地区的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多为日本的中下层侨民(18)。虹口一带因为日本人的密集，被习称为“日本人租界”、“日租界”或“小东京”(19)。当然，外国侨民还有来自英国、美国、葡萄牙、俄罗斯、印度、德国等国家的，但所占比重较小。

      数量繁多的人口促发了上海公共租界的又一块商业中心区域的诞生，一时间，虹口地区商铺林立，人群熙攘，一片繁华热闹景象。特别是北四川路，成为继南京路、霞飞路后，当时上海的又一大著名的都市文化地标和商业消费路段。据载，当时的北四川路，“日夕车辆如云，行人拥挤。近两年，因华界江湾区域建筑市中心区的影响，北四川路遂为中外人士所极注意，繁盛速率日增月益，各大银行、信托公司咸设分行于此”(20)。巨大的消费群体保证了商业经济稳定持续的运转，带动了休闲娱乐文化的发展。这些从广东、苏北、浙江等地迁来的移民，对上海本土的休闲娱乐方式可能存在陌生之感以致无法融入，而电影作为面向大众的通俗和新鲜的事物，能够满足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观念的人们的娱乐休闲的共同需要，因而易于被人接受。

      (四)消费水平

      影院经营者需要考虑到地段、社会身份、经济能力等的区别，建设相应等级的影院，制定与之匹配的票价，满足不同地域的市民观影需求。上海的首轮电影院几乎都将地址设在南京路、静安寺路、霞飞路、爱多亚路等处，居住在附近的以外国人、高级白领、官绅士商、名门闺秀等中上阶层为主，附近汇集诸多商业中心，具有浓郁的商业气息，构成高档的消费区域。因此，相应的影院建设，也自然非常豪华。这些首轮影院，当时的票价均在一元大洋以上，最低的票价也有四角，相当于在二三轮影院看两场国片的价格。而从虹口地区的影院可以看出，进入30年代之后，随着“大光明”、“夏令配克”、“国泰”等一批建筑设施豪华的新型高档影院的陆续开业，以“奥迪安”为代表的虹口地区的影院开始变得黯然无光。这些影院在设施和服务上落后于租界中心地区的影院，所放映的片子以国片为主，若是放映外片，要比在首轮影院晚两周左右。因此，虹口地区多为“中下等影戏院”(21)。一般而言，“影戏价目日戏二角四角六角之价为最普通，夜戏三角五角七角之价为最普通”(22)。从影院制定的票价来看，比较适合普通市民的消费水平，满足了底层民众的休闲娱乐需求(23)。

      (五)娱乐氛围

      除了虹口地区的交通条件、地租房价、消费水平等因素外，还需要考虑影院选址所在周边地区是否能够建构持续稳定而又活跃浓厚的娱乐氛围。在公共租界地区，四马路一带是上海最早形成的商业消费区域和文化娱乐中心，在1894年刊行的导游图册《申江时下胜景图说》中《沪游记略》一文介绍四马路上有七种“胜景”：戏园、酒楼、茶馆、烟间、书场、马车、堂子(24)。据不完全统计，1909年，上海共建有茶楼64家，至1919年，短短十年间便增加到了164家(25)。其中，仅是四马路一条街上，著名的大茶楼就有群芳花萼楼、四海心平楼、金波玉泉楼等十余家(26)。由于先前已经有了商业消费场所的较为密集的格局，特别是茶馆、戏园等传统娱乐场所的集中分布，在这些休闲娱乐氛围已经非常浓厚的地区开设此前尚未被大众普遍按受的新型影院，其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一时难以知晓，但现有的空间难免受限。因此，需要进行位置的转移和空间的开拓。同为最早放映场所，北四川路一带，既不像福州路那般充满本土色彩，也不像霞飞路那样尽是异国情调，而是两者风格兼具，中西交杂，容易满足多元趣味。于是城市功能区的北扩，便成为了一种选择。

      三、从虹口观影到上海摩登

      虹口地区影院集群地带的出现，对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证明，电影最初选择虹口是正确的，在这里，电影吸引并影响了大众，虹口也通过电影改变了此后的发展历史。虹口地区，因为电影而突破传统、走向现代，因为电影而引领新潮、建构时尚，因为电影而留下许多难以磨灭的遗产。

      首先，从电影本身而言，通过虹口影院的集中放映和传播，电影在上海得以广泛普及并且在市民中深入人心。其实，在1910年雷玛斯与郝思倍开始影院竞争之时，电影并未真正得到上海市民的认可。“电影院中的观众，十之九是外国人，华人往观者尚不多。迨至爱伦影戏院和上海大戏院开演后，中国观众日渐增加”(27)。据此来看，电影在初来乍到之时，并非一帆风顺。而虹口地区，给予了电影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和争夺受众的机会。在此之前，电影在上海最早是以“寄居”形式存在的，而且常常是“居无定所”的短期流动放映。私家园林、戏园、茶楼，这些寄居之处，都是中国传统的娱乐休闲场所。虹口活动影戏园的营业，标志着具备一定规模和专业程度、向社会公众开放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院的出现。这家电影院在几个方面与传统的戏院舞台有所不同：“第一，跟大多数通常是土地面的传统戏院相比，虹口大戏院用水泥铺地，既容易清扫，又不大起尘土。第二，虹口的座位由250把单个儿木头椅子构成，而不再是传统戏院中那种容易引起座位之争的长凳子。而且，虹口的椅子没有放茶壶的地方，显示院方决心同边看演出边喝茶的旧习惯告别。第三，虹口大戏院采取有效办法阻止室外光线进入，以确保电影放映的画面质量。确保观众厅黑暗还带来另一个变化，即在影片上映过程中，小商小贩不可能再进来做生意了，因此消除了产生剧院中混乱与无序的一个关键根源。”(28)这种专业电影院的出现，改变了电影此前“寄生”于中国传统娱乐场所的嘈杂状况，以独立姿态和特殊空间吸引上海观众；在与传统戏曲舞台的比较中，电影院也显示出了自身的优势。1920年2月23日，《申报》刊登了一则上海大戏院整修后的开业广告，其中的广告语称影院为“电光清朗”、“房屋清洁”、“座位宽畅”、“无论收票、茶房等人，无不谦恭对客，一洗戏院傲慢无状之弊”(29)。很显然，文明与舒适的观影场所，更容易受到自开埠之后西化文明风气浸染的上海市民的欢迎与喜爱。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影片发行公司在上海的成立(30)，保证了以后影院片源的供应与更新，外来影片也由此不断流入上海。独立固定的场所与持续提供的片源，使得电影在上海逐渐培养出一批稳定的观影群体。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演进，电影逐渐积聚自己的人气，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电影海报高高挂起，炫示着自身的存在与吸引力。1924年，顾肯夫曾撰文描述电影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我国社会民众，近几年来进步得很快，可是与影戏院的增加，也成了个正比例。银幕前观众之数目，比前数年自然相差得远了，其增加之速率，也使人可惊，真是一件可喜的事！”(31)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在创刊号上，以醒目的大幅标题《都市化与近代化的上海人之电影热》来报道电影对上海市民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中称：“上海在外国人的经营下，一切都倾近于都市化与近代化。一般的社会人士，除跑狗、赌博、嫖妓等不正当的游冶外，极少娱乐便利，于是促成了电影爱好之速度的发展。”而“电影观众平均每日不下三万五千人”(32)。

      当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随着影院的不断建设和观众的不断增加，观看电影这一行为逐渐改变了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一种摩登时尚的现代观影文化由此促成并推动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转型。从最初雷玛斯在青蓬阁放映电影时的“稍感兴味，竟成嗜好”，使得“电影在上海的娱乐生活中占一位置”，到“电影艺术的猛进，使影剧无敌地在上海市民的娱乐生活中占了最高的位置”，以至成为“每日百万人消纳之所”(33)。三十年的时间，电影改变了上海市民的消费娱乐方式。在这种改变过程中，可以用一种鲜明的空间转向作为标示，即从四马路到北四川路，而文化消费娱乐空间的重心发生位移，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都市娱乐方式兴起、一种摩登的消费时尚文化的形成。从原来的茶馆听戏到后来的影院观影，表征着上海市民的娱乐方式从传统走向了现代。

      许多上海人都选择去虹口观看新鲜影戏，追赶新潮娱乐，享受影像质感。以至上海人讲“到虹口去”就表示“看影戏去”(34)。时人称：“谈上海生活的人，如果没有在北四川路上用过钱，看过影戏，喝过咖啡，未免是美中的不足。”(35)施蛰存在回忆与刘呐鸥、穆时英一起办书店的日子时，也曾提及他们每天晚饭后总是到“北四川路一带看电影，或跳舞。一般总是先看七点钟一场的电影，看过电影，再进舞场，玩到半夜才回家”(36)。居住于北四川路727号俭德公寓的徐霞村，在一封致戴望舒的信中谈及自己的“夜生活”时说道：“晚上的时间多半是消磨在电影院，戏院，和胡同里面。”(37)而穆时英也曾在文中说：“找一个女朋友偷偷去看电影、吃饭、跳舞。”(38)很显然，去影院本身的行为，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单的“观看”活动而存在，影院为当时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交流接触的平台，“青年男女每以影戏院为交际之场，谈情之胜地”(39)。施蛰存、徐霞村等人所述的消费生活，涵盖观影、跳舞、饮食等娱乐形式，其消费与今人相比，其实并无多少差异。由此可见，虹口观影，俨然已成为当时上海市民的一种时尚行为。当然，时尚行为绝非从几位名人口中便可以认定得出，只有当普通市民的消费行为基本上都是如此的时候，消费模式和商业氛围才得以构建。实际来看，这种消费行为早已普及开来，“在虹口、闸北、杨树浦的丝厂、纱厂小姐妹和家庭妇女，是明星们的热衷者。她们周末凑钱到虹口看电影、看戏，平时在宿舍里模仿、练习，有钱的话还穿明星服装，理明星头发，到后台给明星送花”(40)。而下面提及的上海几位市民“夜生活”方式的资料，亦可为一番佐证。在这则资料中，第一位先生是“礼拜六之夜，他下午去看过他要看的电影，到什么饭店去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洗一个澡，然后才上舞场”；而第二位先生是“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上电影院去看五点半的电影，吃过俄国大菜，然后就到舞场去”(41)。

      由此来看，上海市民观看电影，已从最初的猎奇惊异心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现在一般的仕女，对于电影都有相当认识了，所以看电影算是一句摩登的口号。学校中的青年男女固是如此，便是老年翁姑也都光顾电影院”(42)。电影院的出现，“令观众眼花缭乱，带他们进入了一个无论是在私人还是公共场所都不曾经验过的世界。这个新奇的世界给看电影本身增加了无与伦比的乐趣。因此看电影对上海的男男女女来说，就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仪式——去电影院”(43)。观看电影成为了一场社会仪式。正如法国学者洛朗·克勒通所言：“当电影的魅力得到很快证实的时候，电影生产的扩展和制度化变现为众多电影剧院的建设。年复一年，本来只是零散传播的玩意儿却变成了一种制度组织，一种以自身的大众性而获得优势的文化活动，一种社会集体生活的象征场所。”(44)

      应当注意的是，虹口地区电影娱乐文化的形成，与明星的存在有着重要关联。阮玲玉、胡蝶等早期著名女星，都曾在虹口地区居住生活。明星的存在，形成的是一种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比如阮玲玉，1910年出生于虹口朱家木桥祥安里；1915年迁居北四川路武昌路同仁里；1917年居住在虬江路；1919年居住在提篮桥；1920年迁居乍浦路；1926年迁至北四川路鸿庆坊，同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1927年迁居老靶子路寿彭里，与张达民结合之后，居住在海宁路18号；1928年迁到江湾东体育会路，同年又居住到窦乐安路同庆里，后与张达民恢复同居关系，回到鸿庆坊。由此可见，在30年代之前，不管阮玲玉辗转各处居住，其实都没有离开虹口地区(45)。而另外一个与其齐名的明星胡蝶，1908年出生在提篮桥辅庆里第一弄第三家，居住四年之后，随父母先后移居天津、东北、北京和广州等地，直至1924年，全家才回到上海，搬至北四川路余庆坊，同年考取中华电影学校，先后进入大中华、天一、明星等电影公司，直至1932年迁居至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光华里13号(46)。早期中国电影的两位最著名女星，都是出生在虹口，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居住于此，且在此期间，两位女星都已经踏入电影界，演艺事业臻至佳境。在两大女星魅力光环的照耀下，虹口地区自然吸引众多影迷观众的关注目光。阮玲玉、胡蝶也正是因为虹口地区的良好观众氛围，为自己事业的起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虹口观影文化的营造，其实也离不开现代文人的推动助力。在虹口地区长期居住的作家如鲁迅、郁达夫等人，以及许多“亭子间作家”(47)，作为新型的知识分子，比之福州路一带的旧派文人更容易接受作为新潮文艺的电影，并且认为作为新的媒介形式的电影能够更好地普及传播现代文化观念，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因此，现代文人的观影活动和电影认知以及介入影片批评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带动了普通民众观看电影的趣味。

      总之，虹口地区影院集群地带的形成，孕育了广泛而浓郁的观影氛围，在这种氛围的影响和熏陶下，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变，文化趣味发生转移。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行为的转换，更是一种内在理念的更新。电影在近代上海的“大规模生产和快速传播超越了先前的时间、空间和社会集团屏障，带来了公众讯息内容的系统性变化，这些内容的全部意义在于培养了人们对于‘存在’诸要素的集体意识”(48)。在电影的集群式的广泛传播影响下，上海市民从中汲取现代行为观念，体验摩登时尚生活，这很明显地表现在具体的行为话语、物质生活消费等层面。正如李欧梵曾言，上海人对现代意识的接受，并不是先从思想上，好像有人登高一呼，然后群起响应，这是“五四”的模式，它不是先从思想上，而是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接受的(49)。事实证明，从虹口地区的影院观影之后，周遭的存在有了耳目一新的变化，摩登的上海由此得以显现。

      ①关于虹口地区的资料，参见芮昌宏主编《话说上海·虹口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参见《字林西报》1897年5月24日。礼查饭店，现今浦江饭店的前身，1846年创办，由英商阿斯脱豪夫·礼查(Richard)出资兴建，初址位于英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外滩附近)，是西侨在上海创办的最早的饭店，英文名为“Richard's Hotel and Restaurant”。1857年，礼查以低廉价格买下外白渡桥北侧河边的22亩荒地，在此建造新的楼房，后礼查饭店迁址于此。1860年，该饭店被英商史密斯(Henry Smith)盘下，英文名改称“Astor House Hotel”(参见熊月之、高俊《上海的英国文化地图》，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③⑧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第156—157页。

      ④参见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载《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

      ⑤(27)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3页，第534页。

      ⑥程树仁编《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1927年版。

      ⑦以上影院相关信息，均来自笔者于2012年整理而成的《上海早期影院资料》。资料主要参考沈伯经、陈怀圃编《上海市指南》(中华书局1934年版)，《上海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电影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王明辉、姚宗强主编《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陈文平、蔡继福编《上海电影一百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马学新、曹均伟、薛理勇、胡小静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等。本表所列影院是最初营业时的名称，此后有部分影院变更名称和产权转让，同时影院地址所在路名现今有所变化，因为篇幅有限，未加详细标注。

      ⑨凌月麟：《鲁迅·上海大戏院·〈杜勃洛夫斯基〉》，载《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

      ⑩刘思平、邢祖文选编《鲁迅与电影(资料汇编)》，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

      (11)参见罗小未主编《上海老虹口北部：昨天·今天·明天——保护、更新与发展规划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所谓“越界筑路”，即是“在租界原有的界址之外修筑街路以达到扩大租界范围的目的”(参见王荣华主编《上海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12)《虹口区志》，第455—456页。

      (13)转引自陈文彬《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城市公共交通研究(1908-1937)》，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6页。

      (14)参见《一年来之上海地产事业》，潘公弼编《廿二至廿三年时事大观》上册，时事新报馆1934年版。公共租界北区包括旧虹口租界之西部，以虹口河(即横浜河)为东界，东区包括旧虹口租界东部及扩充区域，即黄浦江以北，虹口河以西之地，西区指泥城浜以西地区，中区即旧英租界(参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6页)。

      (15)张辉：《上海市地价研究》，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16—17页。

      (16)(17)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页，第16页。

      (18)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93页。

      (19)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0)(21)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编辑部编《上海风土杂记》，上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版，第10页，第10页。

      (22)《上海市指南》，第164页。

      (23)甬力：《我国第一座影院今何在》，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史料》第5辑(内部刊物)，1994年。

      (24)转引自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

      (25)吴晓霞：《茶馆闲情——中国茶馆的演变与情趣》，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沈祖炜：《旧上海与内地的商品流通渠道》，商业部经济研究所编《调研资料》1985年第162期。

      (26)参见老上海(陈无我)编《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上海大东书局1928年版，第10页。

      (28)转引自萧知纬《20世纪早期中国电影院礼仪改革》，丁亚平、吕效平主编《影视文化·1》，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版。

      (29)《上海大戏院十大特色》，载《申报》1920年2月23日。

      (30)《电光影戏》，载《申报》1908年7月2日；《绅商学界诸君注意请看新开英法盈昃影片公司广告》，载《申报》1908年12月13日。

      (31)顾肯夫：《中国影戏院统计史》，载《电影杂志》1924年第5期。

      (32)《都市化与近代化的上海人之电影热》，载《文艺新闻》1931年第1期。

      (33)周剑云：《中国影片之前途》二，载《电影月报》1928年第2期。

      (34)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35)国维：《在北四川路上的我》，载《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8年第3卷第134期。

      (36)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37)徐霞村：《致戴望舒函三通》，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生活书店1936年版。据施蛰存言，“徐霞村从法国归，住俭德公寓”，并与同住虹口一带的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人相识常聚(参见施蛰存《北山楼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38)穆时英：《我的生活》，载《现代出版界》1933年第9期。

      (39)光影：《社交公开》，载《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8年第4卷第161期。

      (40)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41)转引自陈刚《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42)王定九编《上海门径》，上海中央书店1932年版，第74页。

      (43)(49)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第356页。

      (44)洛朗·克勒通：《电影经济学》，刘云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45)参见《阮玲玉生平年表》，载《联华画报》1935年第5卷第7期。另外，关于地址“海宁路18号”，参见赵士荟《影坛钩沉》，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46)赵士荟：《寻访老影星》，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8页。

      (47)20世纪20、30年代，不少文艺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上海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大多没有家眷，在陋室中苦读钻研，构思写作，进行各种艺术活动。这些文人不仅住在亭子间，创作于亭子间，他们的作品中也大量涉及亭子间和石库门的生活，故有“亭子间文学”、“亭子间作家”之称(参见冯绍霆《石库门前》，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48)乔治·格伯纳：《走向“文化指标”：对大规模中介的公众讯息系统的分析》，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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