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仁爱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仁爱论文,伦理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经济全球化中的伦理冲突
人类社会进入到21世纪以后，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就是肇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这一浪潮使历经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全球性的市场化进程和各国各地区经济利益的密切联系。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已被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和认同，全球性的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不再是孤立的行为，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球村”也许是对这种联系的最好比喻。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经济全球化抱赞成的态度。在近几年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讨论中，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利益立场对经济全球化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自称有充足的理由。美国学者理查德·隆沃思(Richard C.Longworth)就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含糊的、煽动性的字眼。拥护全球化者宣称它可以创造繁荣的未来和无穷的财富，批评全球化者则断言它会导致末世灾祸。全球化意义庞杂，成为包罗各种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代名词。（注：参见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三联书店，2002，第7页。）虽然反对意见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时有出现，但更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反对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场灾难，因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动的，自然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更有好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迫加人进来，掌握不了经济交往中的主动权，在今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展中国家将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尽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止，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中。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很难想像，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仅凭自身的力量而实现经济振兴。那些反对或者拒绝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只是表明了一种态度，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人类带来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并增加人类财富的一条比较好（在没有最好的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的经济发展道路。
经济全球化从开始起，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的缺陷。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各地区在市场发育的程度上有高低之别，经济实力上有强弱之分，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全球市场环境下发展的，其可能出现的矛盾会非常复杂，解决起来也相当困难。因此，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所表达的态度，我们绝不能忽视。这种声音实质上是伦理的声音，是伦理的呼唤。反对声音更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事实表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导致的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给我们带来的伦理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交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和多变的，这种多重利益关系非常容易引起矛盾和冲突；再加上各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并不一致，经济实力相差很大，这就可能产生弱肉强食现象，从而出现一方满意而另一方抱怨的情形。所以，在我们对经济全球化抱有美好的憧憬时，要正视反对派声音中所传达的伦理内涵：经济全球化在增进全球经济指标不断上升的同时，是否能够推进人类社会伦理目标的实现？生活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人们是否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并过上有尊严、有价值的生活？经济全球化能否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向好的方向转化，并最大限度地改变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类同胞的生活现状？
二 经济全球化与伦理关怀
究竟应该怎样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利益关系上的矛盾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呢？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我们开出了一条便捷的路子，这就是市场化方法。简单地说，由市场活动所出现的社会伦理问题，只有也只能通过市场自身来解决。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发地演进出一套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起着巨大影响力的伦理系统。按照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说法，每个个人和经济主体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不自觉地使千百万人不同的知识和行动汇集在一起，促使社会生产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缘，从而增进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福利。（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第27页。）
在斯密之后，自由市场伦理自发演进的思想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强力支持和发展，典型的如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ridman)等人的观点。（注：自由市场伦理自发演进的思想，在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和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等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证和阐述。）在他们看来，市场伦理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自由市场具有建立和发展社会伦理秩序的自发性功能，依靠自由市场就可以保证社会伦理目标的实现，人们对自由市场效率的理性追求可以与伦理目标达到一致。这样一来，有意识的人道主义伦理关怀、积极的制度伦理安排都是没有必要的，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需要主动地、积极地为解决市场伦理问题出谋划策，只要遵循自由市场自发运行的原则就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伦理性矛盾和冲突。
这种经济领域的自然主义伦理发展观，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是西方社会主流的市场价值理念。这种祟尚市场自发力量可以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的观点，虽然也曾经受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动摇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根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伦理自发演进是成本最小的解决经济发展伦理问题的方法。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布隆克(Richard Bronk)在分析斯密的市场伦理自发演进的观点时指出：“如果从表面上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好像替人们节省了有关伦理价值和公共政策的考虑，因为市场机制显然可以提供一个道德上、政治上可接受的经济成果——促进公共利益——而不需要市场机制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道德上的动机或公共认可的社会目标。”（注：理查德·布隆克：《质疑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118～119页。）如果真的能够如此，这的确是人类的幸运，我们可以在不需要增加市场之外的任何社会成本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效率和伦理目标的同步发展，但这样的情形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出现。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市场的扩展、融合和交换是其最突出的和最根本的标志。我们认可经济全球化，就必须认可自由市场之于我们经济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是不是就可以得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需要融入积极的和主动的伦理关怀的结论呢？
如果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是更多的伦理抱怨，而不是经济上的实际益处和更好的伦理安排，不能使全球普遍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那么，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从经济活动的本质来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运行体制，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一个好社会，让人们过上好的生活，而好社会和好生活的获得固然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但经济指标不是惟一的尺度。好社会还应该是体现伦理关怀的社会，好生活也应该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生活。因此，经济全球化同样也要为实现人们所期待的、在伦理上值得追求的好社会和好生活做出贡献。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Calbraith)曾经这样描述好社会：“在好社会里，所有的公民必须享有个人自由、基本的生活水准、种族和民族平等以及过有价值生活的机会。”（注：加尔布雷思：《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译林出版社，1999，第3页。）他设想的好社会应该是“人人有工作并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有可靠的经济增长以维持这种就业水平……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抱负取得成功的机会。损人利己的致富手段受到禁止。”（注：加尔布雷思：《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译林出版社，1999，第27页。）加尔布雷思不是美国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正是这样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表达的思想，却凸现了一位经济学家热烈的伦理情怀。作为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思在思考好社会这一社会发展的目标时，超越了经济学的视野，赋予其人性化的伦理内涵。
经济伦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众多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一样，主动地关心经济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这一现象表明，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伦理性难题，这些难题肯定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方案（如上面提到的市场化自然主义方案）所能解决的。我们只能采用多元的应对策略，除了寄希望于市场自身的伦理演进这一消极的方案以外，人类主动的、积极的伦理安排和伦理变革也是必需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中融人伦理关怀不是伦理学家一厢情愿的主观意愿，它是人类对好社会、好生活这一长远伦理目标理性思考的结果。从伦理学角度讨论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要否定经济全球化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也不是要用公平与和谐的伦理观念来取代或削弱市场效率；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中融入伦理关怀，并把这样的关怀有效地落实到经济全球化的整个发展进程中，正是为了促进各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使得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普遍受益，并使经济全球化沿着合伦理的轨道前进，更好地发挥合理配置全球经济资源的功能，为更多的人造福。这样的考虑，既符合人类向往良好和有序的伦理社会的生活追求，也有利于人类社会各个成员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 仁爱伦理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现代意义
以市场自由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所遭遇的伦理难题，我们可以从多重角度进行分析。如从不同民族伦理文化冲突的角度看，它将遭遇到的难题就有普遍伦理与多元伦理如何相容和共存、全球自由市场准则与不同伦理文化价值标准的矛盾和协调等方面。近几年，关于普遍伦理的讨论其实就是应对经济全球化伦理问题的一个思路。但是，普遍伦理的推行并不顺利，它受到了伦理文化多元性的抵抗。虽然以孔汉思(Hans Küng)为代表的一批热衷于此的人士进行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很难预料。
本文不可能讨论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相关的全部伦理难题，只是选择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冲突这一视角，在自由市场伦理自发演进的消极性方案之外，提出蕴涵人道主义精神的伦理关怀的积极性方案，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伦理是可以用来支持这一方案的思想资源和论证理据。
“仁”在汉字中是由“人”、“二”组成的，所表达的意义即为“人人”。仁爱伦理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时应遵循的规范。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仁爱伦理最早由孔子提出，并经后来各派各家予以发扬光大。孔子说：仁者，“爱人。”（注：孔子：《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注：孔子：《论语·雍也》。）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刘向说：“夫仁者，必恕然后行……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注：刘向：《说苑·贵德》。）韩愈说：“博爱之谓仁……。”（注：韩愈：《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这些表述虽然有所区别和侧重，但其中心意思是说，人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要对他人施与善心，尽可能多地帮助他人；要设身处地，在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提供支持。仁就是恩及四海，也就是博爱。实行仁爱的方法是“能近取譬”，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从中国传统文化对仁爱的理解看，仁爱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富有人性的伦理观。作为西方社会伦理思想重要标志的人道主义，其基本的精神和目标是，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权利，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人道主义是与西方自由市场社会相适应的伦理观，它既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同时又积极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虽然发端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仁爱伦理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不像西方人道主义那样尊重普通平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但是，仁爱伦理所体现出的关心人类共同生活命运的伦理精神，与西方人道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仁爱伦理也是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它与西方人道主义一样，既可以作为现代自由市场社会人类的价值追求，也可以作为处理现代自由市场社会伦理问题的价值标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仁爱伦理有助于发展一种关怀弱者、解决利益矛盾、建立和谐伦理关系的人类价值取向。
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事实是，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的斯密，在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也用“同情”、“设身处地”和“一致的估价”等概念表达了与中国传统仁爱伦理相同的思想。斯密认为，“同情”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情感，它能使每一个人将自我的情感置于他人所拥有的情境中，以自我的想像力去体味和经验他人的情感。“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伎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像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5页。）如果有了这样的普遍情感，人们就能够“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旁观者的同情心必定完全产生了这样一种想像，即如果自己处于（他人的）上述境地而又能用健全理智和判断力去思考，自己会是什么感觉。”（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9页。）而基于同情、旁观者等环节又可以使社会上的人们达到一种“一致的估价”，即人们会对普遍的伦理价值观念抱有一致认同的态度，在一种“普遍价值观念体系”中获得和谐发展。“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况之中，同时也面临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这种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所有不同的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好像被带到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05页。）但斯密认为，人类互相的伦理关怀和帮助，不可能建立在虚幻的伦理和道德理想主义之上，个人对利益的正当追求是维持这种伦理关怀的基础。人与人之间如果没有“实利的互惠行为”（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第109页。）作为依托，伦理的关怀也是不能实现的。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时，其中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建立在血缘和家族关系基础上的仁爱伦理如何能够得以普遍实现？美国学者孟旦(Donald J.Munro)指出，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爱伦理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如何才能保证仁爱超越家族的界限？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很明确的讨论。但孟旦发现，在儒家著作中深藏着这样的观点：儒家学派相信“恕”的价值，而恕就是互惠，它表明那些具有美德、并热心待人的人将会得到好的命运，或者会有其他的可欲之物作为回报。这种互惠所具有的价值，使得人们相信，仁爱的行为是有奖励的，它不是纯粹的付出和给予。这就给出了一个理由，使得仁爱能够超越家族的范围而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注：参见哈佛燕京学院、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1，第223页。）这种以“恕”的价值来推动仁爱伦理扩展的思想，与斯密以“实利的互惠行为”作为实现人类伦理关怀基础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可以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是对中国传统仁爱伦理现代意义的有力论证。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冲突的伦理难题，单靠自由市场的伦理演进是不能合理解决的。由于自由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在财富日益向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同时，将会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自由市场主张竞争、提倡适者生存，市场的竞争规则看起来是公平的。但是，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如果考虑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自由市场中生存与发展状态上的差别，那么，市场的竞争规则在实质上并不总是公平的，当市场力量悬殊严重时，适者生存有可能变为弱肉强食。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全球化市场中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和个人的生存发展权利如何得到保障呢？从伦理目标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成员中，如果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甚至部分人的生存都不能保证这样的情形，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地球上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伦理关怀并不是要牺牲市场规则来追求某种公平，而是要解决自由市场出现的、它自身不能解决的伦理问题，从而推进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在自由市场伦理自发演进之外，仁爱伦理所倡导的人类彼此关怀的思想，与经济全球化所追求的伦理目标相契合，它可以作为解决经济全球化伦理问题的一种人道主义思路。从仁爱伦理出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得先机和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应该而且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伦理关怀，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上给予支持和帮助，最大限度地缩小这些国家和地区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的需要，也是发达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对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