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科学技术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6162(2005)02-0055-08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着现代化发展的急剧转型，其科学技术的迅速渗透和 变革社会的历史语境日益表现为执政党驾驭和控制人力资本、物理资本(如环境、能源 、材料等)和知识资本投资效应的能力。我国执政党在加强能力建设方面提出了一切个 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就科学技术发展来 说显然包含两种向度：(1)它直接地强化了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和强烈 张扬知识经济的社会作用；(2)它涉及的诸如新型工业化道路、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环 境保护、计划生育、节约资源、安全生产、互联网络等新型传媒影响、各种利益关系协 调等问题域，又包含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公共价值的相应反思。后一种显然为我国公共 领域就有关科技变革的社会争论留下了较大余地，也即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公共领域对科 学技术的观念化、政治决策和伦理导向具有一定影响作用，并能在融通科技与社会关系 方面发挥相应功能。本文试图就科学技术、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供一幅整体图 像，以便通过公共领域确立科学技术的公共形象，达到科技与社会健康互动的和谐目的 。
1 公共领域兴起的科学技术背景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处于以国家和司法为代表的公共权威领域与以市民社 会和私人关系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空间，其现代特征是18世纪西欧兴起的“公 共意见”[1]。在前现代时期，所谓公共领域仅仅是指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的 中介性场所或硬设施，私人生活通过政治生活获得其规定性，政治生活则借助私人生活 的“一般意见”获得其合法性。但沿着柏拉图低估了的“信念”图式，人们往往贬低人 类一般意见。不过，在哈贝马斯看来，即使人们非常看重一般意见，这种意见也与欧洲 新兴的公共意见完全不同：前者是以被动接受为主要特征；后者强调批判性思维。在现 代社会中，公共意见不再主要出自私人生活领域，而直接来自由报纸和大众传媒扩大了 的交往网络组成的“公众喉舌”，由此形成的公共领域便成为国家和政府权威的外在监 督者，也是衡量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标志。关于现代公共领域的兴起过程已 经有不少论述，这里主要对科学技术发展在公共领域兴起过程所起的作用做些追溯。
公共领域作为一种超政治的“元主题空间”，其兴起有着世俗的自然科学背景。以哥 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革命开启了世界机械化图景，它将自然宇宙存 在的巨大链条牢固奠立于渎神的同质时间维度之上，基于这种世界观当然也构造了新的 社会空间或实践。在这种社会空间中，科学思想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实际上预示了后来公 共领域的繁荣和发展。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不少科学史家围绕18世纪自然科学的空间拓 展问题展开的公共空间讨论(注：按照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许多英国 科学史家对18世纪西欧科学的空间拓展进行了探讨：Jan Golinski把科学作为一种公共 文化，分析了英国1760-1820年期间化学与启蒙的关系；Larry Stewart从公共科学视角 追溯了英国1660-1750年期间牛顿理论的空间拓展过程，这种拓展包括修辞、技术和自 然哲学各个方面：Roy Porter讨论了英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科学、地域文化和公共意见之 间的空间关系；Neil McKendrick、John Brewer和J.H.Plumb在更大范围内，就科学、 技术和商业的关系，研究了英格兰18世纪消费社会的兴起过程；Paul Wood讨论了苏格 兰18世纪科学、大学和公共领域的关系；Steve Shapin从受众角度，分析了爱丁堡18世 纪科学的公共理解过程；Simon Schaffer则研究了欧洲18世纪自然哲学的公共形象问题 (参见文献[2-8])。)看出。他们注意到，18世纪的科学狂热者试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环 境中寻求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特别是牛顿科学的倡导者们更是想将力学原理同各种企业 和资本家利益联系起来，把牛顿主义看作是“辉格式商业利益”(注：在17世纪末期， “Whig”(一般译为辉格党)一词是指那些反对英国查尔斯二世宗教政策的人，他们后来 转而支持汉诺威殖民地建立。到19世纪时，辉格党日益倾向于改革，它在议会的反对派 ——保皇党则成了英国圣公会和传统政治结构的支持者。英国改革派政治家在贵族意义 上为了避讳辉格党这一名称，更喜欢把自己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这一术 语，直到1868年格莱斯顿担任首相后，才公开使用。这里“辉格式商业利益”作为一种 隐喻显然是指18世纪英国改革派要求保护的自由商业利益，其意识形态背景直接诉诸强 调抽象个体和绝对空间概念的牛顿科学理论。)的意识形态保护伞。通过对大量科学家 的手稿和事业的详细考察，科学史家们表明科学已经成为保护和促进公共赞助和支持科 学工作的工具或手段，表明可以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科学的公共特性。正是 通过科学史家的工作，人们可以把科学确立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公益性科学”，其核心 在于无论是公民个体还是社会群体都有义务促进科学思想的社会交流。这种现象最为明 显的表现是，确定科学课程、制定工业和技术计划、建立经济促进协会和培育赞助科学 事业发展的社会气氛等。应该说，这些方面在某种意义上都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 展，但正如以后还要提到的，这并不足以使公共领域构成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哈贝马 斯更为关注的是超越科学精英狭窄范围的社会空间，如经济代理、产权拥有者和家庭生 活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直接推动了新的公共领域生成，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空间。就欧 洲文化运动背景来说，新教改革运动把人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强化了生产和家庭生活的 世俗意义。生产、市场交易和家庭生活虽然接近于公共领域但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公共 领域，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应该是从18世纪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讨论政治、国家和司 法问题的“沙龙”制度开始的，因为沙龙具备了公共领域要求的三个要素：一是要有一 个适合公民聚集起来讨论国家事务的论坛，在这种论坛上许多人都有机会交流自己的社 会经验；二是要求以理性的讨论方式面对诸多公众意见和辩论；三是要求把国家政策系 统地置于批判性考量范围，并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任务。
从包括自然科学革命在内的整个欧洲文化背景来理解公共领域的产生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的技术特征，那就是公共领域必须要以适当的大众媒体为中介 。以媒体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判断标准，麦克卢汉曾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前文字时代、 古登堡时代和电子时代三个阶段[9]。前文字时代是一个口头语言和耳朵统治的部落一 体化阶段；古登堡时代是一个以拼音文字和印刷术为主的视觉统治时代；电子时代是一 个以电报出现为标志的所有感官深入参与的人类重新部落化时代。在他看来，印刷文化 发展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文化，它虽然被僵硬的等级制度限制包围，但确实 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割开来了，因为正是以印刷术为基础产生的报纸行业影响着其 后的人类社会生活。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不过是印刷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社 会产物。但麦克卢汉构造的媒体技术乌托邦——“地球村”，主要还是来自其对电子媒 体的深入分析。他认为电子媒体的问世废弃了空间的向度，抹去了时间的差异，摧毁了 由印刷媒体导致的民族主义，使人类感官重新恢复平衡而成为一体并走向重新部落化的 “地球村”。今天的互联网络这一双向互动的媒体环境一般被认为是麦克卢汉预言的真 正“地球村”，它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明显界限，因此终结了哈贝马斯式 的公共领域。关于这种看法，最近凯尔纳在评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时指出了另一 种方向，即在当今高技术社会中应当超越哈贝马斯重塑公共领域，把公共领域看作是一 种信息交流、讨论、论争、政治斗争和有关组织(包括广播电台、新赛博空间和面对面 日常生活交往等)的空间或地点[10]。凯尔纳注意到，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 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能力正在使哈贝马斯源于解释和批判当代社会 的生产(生产领域受工具行动逻辑支配)和交往(生活世界受交往行动逻辑支配)这一二元 论受到怀疑或破坏，因为越来越多的交往行动正在生产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如信息技术 、通讯和人际互动对劳动领域的变革和改造)，而越来越多的工具行动方式也在构造着 日常生活(如利用电脑录入文字、发电子邮件等)，但他同时也看到，哈贝马斯显然是把 注意力集中到公共领域的本质和结构改造上，而这意味着可以把互联网络看作公共领域 的一种结构改造。也就是说，互联网络的虚拟空间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代替现 实的私人领域或完全模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明确界限，它实际上只是作为公共领域 发挥着更为广泛的社会交流作用，并显现其独到的社会批判功能。洪特进一步指出，互 联网络虽然冲击着公共领域各种要素(如出版、对话、公共意见和行动)，但它仍可以实 现边缘化群体同强势群体的民主对话并事实上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范围[11]。
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其公共领域目前尚未成型。如果说科学技术进步在历史上曾经 促进了我国公共媒体这一公共领域硬件建设的话，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不断 涌动的民间力量和市场要求在政府不太明朗的“民主”诉求中，微妙地冲击着政治权力 (和资本力量)对公共领域的“过度”侵蚀，进而间接地推动着政治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 为公共领域提供较大成长空间和给予公共媒体以相对独立地位，当然文化的自觉力量也 在不断提醒着公共领域从规范上克服诸如二元思维(如好与坏、敌与我等)、情绪化(社 会论争意气用事)、泛道德化(如动辄以普世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而缺乏批判反省意识)等 非理性倾向。无论如何，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公共领域才刚刚从国家和政府的完全控制中 得到些许松绑并正在取得相对独立地位，而在这样一种转型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为公共媒体显现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价值提供了多元化途径，尤其是互联网络事实上 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真正意义的公共领域。
2 科技问题从私人范围进入公共领域
科学技术在历史上的确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但同时科学技术本身作为公共 问题也进入了公共领域聚焦的范围。自18世纪末期特别是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表 现出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倡导科学普及的人 们开始致力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宣传工作，而把科学技术“塞入”了公共领域。这种 科学普及工作显然可以分为两种动机：利他和利己动机。就利他动机来说，它往往表现 为民主、文化、教育和娱乐等目标。公众既然通过纳税向科学研究提供了经费赞助或支 持，就有权知道自己所纳的税变成了怎样的科研事业，这种知情权意味着公众需要获得 科学技术成果生成的经验感受。随着社会的日益知识化，科学界乃至国家感到有必要通 过科学普及将公民整合到知识社会中来。消除公民社会存在的所谓恐惧、焦虑和缺乏信 心也要以公众对科学的良好理解为基础，科学普及当然也有利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参与 和把科学作为可能的事业来追求。有些电影、电视剧和科幻小说经常把科学描述为精神 冒险，科学在这里不过是科学家作为人猎奇的结果。至于诸如科学期刊这类作为科学社 会的“守护神”，当然把科学普及当作自身的重要功能之一。就科学共同体自身来说， 自然会采取利己动机进入公共领域展开科学普及，即为了确保公众支持科学和赞助科学 探索，试图消除公众的某种不信任和培养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
但以上这种科学普及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它在现代科学技术历史上从一 开始就没有体现公共领域要求的政治批判和考量本性。当现代科学技术刚刚兴起时，人 们一直试图将其限制在私人道德领域。培根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早“普及者”在《新 大西岛》中坚持归纳方法、可控试验、自然主义解释和专业化科学劳动分工，试图从科 学技术发展的私人空间(如实验室和工厂等)中寻求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力量，而知识一经 产生就是公众应当被动接受的力量或权力。洛克的政治社会理论和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的 核心在于其“个体主义”这一概念，认为营利是公民化的一种积极力量，人在通过技术 和生产追求物质收益时会变得更为理性、勤劳、平和和遵守法律。孟德斯鸠强调所谓商 业精神，只要具备这种商业精神生产财富就不会产生什么不良效应。亚当·斯密更是进 一步发展了私人利益优先的信条，认为政府的一切公共干预都会阻碍财富和改善的自然 进步。这一思想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人们思考技术选择的 公共伦理向度的强大障碍。在现代政治伦理领域，技术变迁被看作“进步”，是现代历 史不可回避的选择路径。在这一路径上，男人和妇女活动追求的是私人产品，包括有利 于整个社会的发明和创新发展，鼓励进步就是鼓励私人发明家和企业家不受国家干预的 技术和管理活动。在亚当·斯密之后，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论家们对于这种看法进行了修 正，注意到社会系统和环境中的“市场外化”现象，但也只是强调对市场有效运作和技 术发展过程的不利干预，并未改变他们对经济和技术选择的基本态度。正如温纳注意到 ，这种智力发展包含的基本含义是：个人必须是“在市场或其他高级的私人环境中才被 鼓励去改进现代物质文化”，不允许存在所谓有意识地讨论共同的“技术问题”的“道 德社区”或“公共领域”[12]。
目前，世界各国都试图通过各种媒体进行科学普及，尤其是“公众理解科学”(注：朱 效民认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代表了科学普及运动 的一个新阶段，它与传统科学普及的不同在于：它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 ，它成了一种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双向交流过程，它是宣扬科学技术的正面成就和告知 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的统一，它强调大众传媒的交流与合作(参见文献[13])。尽管这种 “公众理解科学”运动非常接近于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概念，但仍是把公众看作被动 接受科学的受体，即使按照双向交流也只是建立在科学家帮助公众理解科技正面成就和 负面后果的基础之上，还缺乏公众参与的主动性。)运动更是引人注目。但在这种令人 眼花缭乱的科学普及运动中，科学技术的学术话语仍然占据着主流，公共媒体只是这一 学术话语的通俗表达。这一学术话语的基本哲学逻辑是工具论，即在认识论上把科学知 识和技术人工制品看作形式的、中立的和有待人来发现和发明的东西。按照这一逻辑， 科学共同体就成了唯一有权发现和发明的社会群体，正如他们是唯一拥有适当手段进行 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社会群体一样。就科技公众交往来说，这种逻辑必然是一种通过 出版物从科学共同体到公众非对称的单向度知识流动，其“赤字”在于“丰满的科技” 与“无知的公众”之间的智力“鸿沟”，它关心的是科学出版物产量和公众理解科学程 度，因此基于被动接受的科学普及运动只有相关的认知意义或知识传输价值，而没有政 治和伦理考量或关怀。沿着这种思维路线，便只有一种向度：公众越是学习科技知识， 便越支持科学技术。但这种科学普及并没有真正改善或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公 众转而变得漠不关心甚至缺乏信任。这种悖论表明，目前的科学普及强调专家对公民的 教育，而这在公共论坛上并不能成功地接近科学外行并使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从而在某 种意义上使公众信任受到腐蚀。这里进一步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科学?有关科 学和技术，公众需要知道什么?公众理解科学的良好水准是什么?“公众”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在科技和公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显得异常复杂，但仍可理出一个基本线索，那 就是科学共同体可以把科学知识发现和技术创新作为终身的追求，但公众理解科学主要 把握的是其公共意义。在哥白尼和伽利略时代，经院哲学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传播 类似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这种科学思想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日常生活，如伽利略本人就是为 此而失去了人生自由。但当今时代远不再是这种情况，科学知识信息本身的传播很少能 够影响到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但科学技术的应用及其结果却直接甚至严重影响到公民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生活。今天的公众理解科学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了解科学决策意义、经 费使用走向、科学知识推广利用和技术人工制品消费乃至某项工程实施会造成怎样的公 共影响(如发展诸如化工、汽车、钢铁等行业是否会发生生态敏感效应或环境污染，解 决“效率”问题是否会带来失业、空间不适、心理恐慌等人文问题，解决一个如交通拥 挤的公共问题是否会引起其他如空气污染的公共问题)等方面。所有这些方面绝不是只 有科技专家才能参与讨论，而是一切知识精英和公民都能够参与到其中来。正如社会建 构论者告诉人们的，科学真理和技术人工制品以及工程实施同其他任何现实一样都是社 会建构的产物，维护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赖或信心只有在社会意义上才能实现。这意味 着没有公众信任，科学精神和信念就会消失殆尽，而科学信任需要在公众领域按照和谐 的社会目标来加以建构。
3 科学技术公共交往机制建构
传统科学普及模式的前提是把公益性科学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讨论，正如科学史 家伍德认为，其目标着眼于让公众将科学看作人类理性的“象征权力”，把科学方法看 作“发现道德和自然世界真理的关键”，把科学学术进展在广泛意义上当作“人类进步 ”[14]。假定从长期发展着眼，按照这一“公共终极关怀目标”，可以修正目前科学技 术扩张引起的外部不确定性问题(如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假定在欠发达地区“伽利 略式科学普及模式”仍然有用，那么要通过公共领域培养公众对科学技术的信任，就更 加需要打破那种把科学同背景隔离开来的二元论方法，赋予科学技术以公共意义，改善 目前那种从上到下的科学知识传播方式的等级结构，以将关注焦点从科学共同体利益转 到公共利益上来。在这种意义上讲，按照社会建构论，诉诸背景、互动、民主和参与等 方式，把科学技术作为公共问题进行政治伦理考量，有利于凸现科学技术公共交往的现 实意义。
在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历史上，其实并不乏有关知识和技艺的公共意义讨论。古希腊 人总是把知识或技艺同价值联系起来，考察知识本质、善、政治社会、公正、统治者和 公民以及最佳国家形式等问题。柏拉图曾经批判说技艺实践的潜在特征在于其变化不受 人类事务约束，它的创新倾向是引起人类伤害的重要根源。按照他的看法，所谓政治伦 理是试图建立一种善的秩序以抵消走向混乱和衰退的世俗倾向。亚理士多德认为“人本 质上是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天然地适合于在城邦中生活，每个人(严格来说包括 工匠)在法律意义上都有权力接近公共事务并在政治问题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即在公共 领域中可以超越个人或家庭利益追求集体的善。应该看到，多数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都 认为，以增强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并不是自然的美德。这种政治伦理评判 对科学技术发展是一种道德贬抑，不利于技术的长足发展。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科 学技术在私人领域中的成功应用，古代哲学家对科技的批判传统显然通过浪漫主义文化 运动继承下来。这一文化运动虽然与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对技术的私人利益确认格格不 入，但它作为现代公共领域允许的多元文化现象，的确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文化和 政治伦理回应。浪漫主义主张与牛顿力学和科学理性相反的有机宇宙论和想象力或感觉 的合理性，同时对现代技术表现出了诸多不安。按照浪漫主义，现代启蒙运动不过是通 过科学用自然来取代上帝，机械论哲学和自然哲学则把技术看作力学秩序的延展和生命 自我表达的参与。但科学技术的意志和力量毕竟要扎根于自然之中。自然界不仅可以想 象为力学运动，还可以被看作是有机体的创造性发展和表达；技术意向作为力量意志不 应该排除其他意志选择而应该考虑其美学观念。在现代技术的道德特征方面，卢梭作为 浪漫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甚至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就坚持某种回归古代道德原则的思想观 点，他虽然赞同培根的美德概念并歌颂文艺复兴把人性从经验哲学中解放出来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但同时也看到科学理性通过其影响的异化现象常常诉诸某种行动的决定论承 诺，就此批判了现代技术的特定历史思想体现。工业革命以后，这种浪漫主义的两难性 批判不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获得表达：沃德沃斯抱怨工厂里的儿童劳动和乡村悲惨生活 并指责蒸汽船、高架桥和铁路这些人工制品的实践力量与美学品质之间的不和谐；狄更 斯批判了工厂劳动的非人道后果；布莱克继米尔顿(他把围绕潘底魔尼城建造而开展的 采矿、熔炼、锻造和成型等技术活动比作撒旦)之后将技术和牛顿科学的泛滥比作撒旦 ；雪莱展示了现代技术的爱恨关系；拜仑则将自然界描述为完全人工化的世界。无论如 何，浪漫主义对当代哲学的技术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但当代哲学伦理思想对技 术的批判毕竟不再是一种乡愁。如果说浪漫主义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艺术性批判是在一种 矛盾的心理状态下而对古代田园生活寄予一种道德向往的话，那么当代哲学批判则试图 从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刻而悲观的批判转向未来技术的伦理建构向度。从海德格尔到乔 纳斯已经表明了这种转向，特别是乔纳斯认为技术伦理建构需要解决公众责任问题。
正是把握这种趋势，温纳进入了真正公共领域的技术政治伦理秩序建构。在他看来， 道德哲学面对技术相关问题时总是将自己置于技术与政治(公共领域的道德关怀)之间的 深刻裂口中，而这种情形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技术选择和技术政策的思考。麻烦不在 于良好的经验和理论的知识缺乏，而在于现代政治伦理理论本身没有提供适当的角色责 任和制度，使在科技政策中确定共同的、善的目标成为合法的公共制度。他指出“技术 和政治生活领域已以不同方式融合和交织在一起，人类生活的共同形式变得日益依赖技 术系统或由技术设备和系统构成”，而“技术人工制品的特殊品质也在越来越大程度上 反映着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即“人变成了其周围技术的镜像”[12]。在这样一种 情形中，人们需要以一种新的公民概念来改造技术、变革辩论的公共空间，使公民真正 参与到技术设计中来，以便对技术产生的公共道德问题采取统一行动。与温纳相类似， 米切姆和肖伯格也是在打破技术与社会(政治)的界限后进入了公共领域的技术伦理诉求 。他们注意到，古代工程传统强调的是个体角色责任，现代工程传统也只是限于技术和 工程职业内部的角色责任。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程职业和工程师工作的社会背 景的深刻变化，开始了对技术伦理规范的某些修正或改造。从内部来讲，科学已经变成 “大科学”，技术已经变成“大技术”，工程已经变成“大工程”；从外部来讲，由于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来自社会对技术和工程的广泛批判，对物质文化形成了巨大挑战 。这两种趋势使技术和工程职业伦理规范逐步从内部职业角色责任转向了外部问题。在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工程师的公共责任概念。但公共责任概念至少要面对两种批评：一 方面，公共责任虽然可以包含在工程伦理规范中，但由于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被雇佣的内 在职业限制很难成为积极的技术伦理规范；另一方面，工程师的公共责任很难包容一切 有关科学、技术和工程的伦理内容，它涉及到自身无法承担的责任范围。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米切姆等人认为，工程师个体只是假定对其行为的直接后果负责，不能对大量技 术行动后果负责，因此，技术职业角色责任理论无法与当代社会现实合拍，而只能按照 技术风险诉诸某种集体的共同责任伦理。按照米切姆等人的看法，集体的共同责任伦理 是“对技术决策嵌入的社会过程的反映”，它包括公共争论(个人对技术风险的回应)、 技术评估(人际评价机制)和法制变革(法律和政治结构变革)[15]。
无论是温纳还是米切姆，实际上都提出了在公共领域中建立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公共 交往机制。这种交往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科学家或工程师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从单向知识流动转变为双向的互动、对话、 相互参与和争论，促进公共信息和交往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自由循环和畅通；
(2)无论是专家还是政治家，凡是针对公众的科学言说或技术陈述，都要令人信服，建 立起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
(3)认同情境化的、地方性的实践知识，承认公众既是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知识的生产者 ，在特定语境下不用学术话语进行科技公共交往；
(4)认识到科技交往决不仅仅是一个认知问题，也涉及到伦理、政治和制度的关怀，因 为价值标准、权力关系、商业利益、偏好和兴趣、政治意识形态、公正问题以及经济意 义和风险都使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成为情境化的建构产物；
(5)实现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平等交往，避免以科学共同体的权威地 位压制公众的参与，真正推动科技交往的民主化，使公众获得对科学技术的多向度经验 和情境化理解，从而在公共理解科学中将公共利益和科技利益整合起来，使其成为科学 的、地方化的实践知识的联合创造；
(6)鼓励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建立公民参与渠 道、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访谈等民主方式，同时，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这一可 视媒体)，围绕公众关心的某些科技问题形成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为新的科技 项目决策奠定群众基础。当然这种科学技术公共交往机制主要是针对具有公共风险的科 技问题才是必要的，主要实现的是利他动机，并没有涵盖一切科技交往，但这并不排斥 教育系统的知识传授性交往和专家之间的纯粹学术交流。但无论如何，这种公共交往需 要在一种更加宽容的、民主化的社会环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按照和谐社会目标确立相 应的公共领域，对于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4 走向科技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路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和知识精英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是任何现代社会的明显特质，它 的独立性、合作性、多元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它的两方面社会功能：一是它在社会的自我 调节或自我确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适当的对话形式能够缓和各种社会冲突，包括科 技发展效应包含的某些不协调关系；二是社会成员借助公共领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 意见或形成共识，这种共识不仅能够对权力起到监督作用，而且有助于政府以民主化形 式做出公正决策，当然也能够促进科技政策的民主制定。追求现代化的不同国家或民族 也许对公共领域的社会争论在政府或资本意义上采取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操纵，但无论如 何，公共领域围绕公共问题进行真正开放的多向交流乃是任何现代社会应该追求的理想 目标。我国执政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而实现这种政治诉求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发展。就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效应来说，构建和谐社 会一方面要注重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活力激发，另一方面又要消除因为科技进步的不平 衡配置带来的区域和群体差异以及它本身引起的生态环境压力。如何统筹和协调涉及科 学技术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当然要通过政府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但公共 领域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也能够起到相应的积极作用。从公众理解科 学来说，公共领域的民主向度在于公众依照自身的关心及所要求对科技发展及其后果的 知情权和参与科技项目提出的决策权。这样，诉诸和谐社会构建及其公共领域完善来推 动科学技术公共交往的关键就在于确保公众的最大程度参与，而确保公众最大程度参与 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通过教育机构传播某些专业科技知识(这是最为根本的前提)，而且 还要在最广大的公民范围逐步培养如下三种价值意向：
(1)公共风险评价意向。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倾向于把技术风险界定为可能的物理伤害或 者厄运的年平均几率；哲学家和其他人文主义者认为技术风险无法定量地确定，它包含 了较之物理伤害更为广泛的道德内容。贝克认为，技术作为一种人工力量所表现出来的 危险和威胁不断增长，致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了“风险社会”[16]。他试图将技术不 可变更的碎片化力量转化为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指出在风险社会阶段财富生产的逻辑逐 渐被避免风险和管理风险的逻辑所取代。因为人类今天面临的和技术发展不得不应对的 最大问题是“怎样能够避免、最小化或者挑战作为现代化一部分而被系统产生的危险和 威胁?”贝克把风险限制在技术经济范围，实际上为人们治理风险提供了线索。沿着这 一思路，通过公共领域培养一种对技术风险的批判、反省意识显得格外有意义，因为只 有这样才能在价值意义上造就更多的避免风险的理论和实践。
(2)集体道德责任意向。让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来承担其创造成就带来的公共风险的责任 是有争议的，并要面对如下问题：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在何种程度上应为自己的 产品负责?用户和消费者在何种程度上为技术设备的使用及其效应负责?技术发展的那种 不受欢迎的负面效应何时出现?应当怎样来分配技术开发、制造和使用的过失或责任?在 具体技术实践中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说不算太困难，但在一般意义上诉诸一种集体道 德责任也许更为重要。按照技术导致的后果，对科学家、工程师、消费者甚至政治决策 者等的责任分配进行一定的区分应该说在具象意义上是不错的，但问题是技术已经无处 不在，而任何技术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或风险，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对技术 风险的责任。同时所有细分的责任都并非是互不相干的，甚至在同一事件中会一一呈现 出来，有时还出现明显冲突。科学、技术和工程看上去似乎只是限于科学技术系统本身 ，但它们通过其复杂的改造和使用实际上可以被移植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各个领 域。按照这种移植路径，根本没有办法将技术风险归于个体意向，更不可能把技术风险 看作是有意识的且可评价的后果。技术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个体责任框架。正如查 尔斯·佩罗认为的，有许多技术风险作为“半依赖系统”互动的结果，本身超过了人们 的直接控制[17]。为了回应这一问题，除了确定技术专家的职业责任和消费者责任及其 相关法律和道德责任之外，还需要提出一种跨学科甚至跨文化的共同责任伦理，以便提 供某种公正的标准用来评价和平衡不断冲突着的职业或角色责任。在公共领域中培养这 样一种集体的共同责任伦理意向，可以说是解决目前诸多区域性、全球性的技术风险问 题的“绝对命令”。
(3)整体统摄功能意向。无论是公共风险评价意向，还是集体道德责任意向，都要求为 其确立一种整体意义的合法性基础。这种整体意义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两种智力资源，即 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变革和中国传统哲学伦理的整体观念。众所周知，现代早期自然科 学发展的基本理念来自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分析概念，这种分析概念在技术和经济行动 上直接导致的是自然的碎片化。但自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和生态学这些学科出现重大突 破以来，自然科学便逐步实现着一种思维认知变革，这就是系统性的综合思维方法。正 是自然科学思维方法的这种整体论转向，才使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哲学伦理观 念。在科技与伦理的关系上，中国哲学传统试图将两者看作一个整体，尤其是庄子的技 术哲学思想更是为今天解决技术伦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对作为人工自然的技术活动 来说，庄子批判了机械的、恶的作用，这种批判的前提在于工具与价值相统一，其目的 在于摒弃技术设计和使用的功利主义目的，建构一种美好的技术伦理秩序，即“技兼于 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虽然在整体论意义上讨论过分 析的意义(即分成和毁的规律)，但他毕竟没有真正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在科技进步中从 “分”(分析、分工、分离、碎片化)到“毁”(环境破坏等全球问题)的现实经历，因此 只能停留在整体论思维的原始水平上。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比庄子那个时代更 需要一种整体统摄的功能意向，并通过公共领域引导人们的科学技术实践行动。我国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标框架下，鉴于目前某些地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进行所谓GDP崇 拜的现实情形，已经提出一种新的科学发展观，其价值目标直接指向了不断满足人民的 多向度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并以此纠正一切忽视人民利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科技 创新和经济增长行动，这实际上为我国目前技术经济发展确定了某种整体统摄价值目标 。科学发展观同当代系统科学的整体或系统思维方式相一致，与庄子的“技兼于天”思 想也有不谋而合之处，但在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上却是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思想。它把历 史唯物主义的人本思想和党执政为民的宗旨有机地统一起来，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毋庸置疑，科学发展观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领域正在将一种整体统摄功能 意向推向我国公众，其直接的作用在于通过科技公共交往将与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直接 相关的技术创新及其应用纳入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和实践之中。
无论如何，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体现了我国执政党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自身执政的基 点和归宿的政治意志，它毫无疑问会将公共领域作为公众与政治交往的关键桥梁，在现 实的社会结构中推动权力政治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好磨合。可以相信，通过健康有效的 公共领域，不仅有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培养人民的公民意 识和主体意识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和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以推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推动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围绕诸多公共问题提 出适当解决方案，包括科技与人、科技与自然环境、科技与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问 题。
收稿日期：2005-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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