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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非不可选择
这不是一部寻常的历史著作。
由华东师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一书作者、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相兰欣教授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本书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学术界充分关注的一件事情。本书特点在于，它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相互联系入手，从参与各方富于特色的思想背景与政治行为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谛所在。
就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本身而言，作者着眼关注的重点在于满清政府内部的权力失衡（尤其是恭亲王去世之后）、各国传教士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加深、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加剧、包括日益深重的自然灾害危及帝国末期的统治。而作者尤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为何一个危机深重的中国敢于向当时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在作者看来，这是慈禧在当时信息混乱、朝廷内部意见纷呈的背景下所作出的一个被动的决定，一般所称的宣战“诏书”仅意在恫吓与威慑，而不在开战。在作者的观点来看，义和团战争本身虽然复杂，但关于战争起源的分析讨论并不复杂，也即这场战争起源于“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相兰欣教授认为，在列强侵华的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的反抗势在必行，但这场战争本身并非不可避免。决定义和团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慈禧选择了以战争的风险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同时也间接地中止列强瓜分中国的势头。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能力。本书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极难辨认的外交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
如果说，任何一部真正的史学力作都包含着深刻的当代意义的话，那么，相兰欣博士的这部著作告诫我们：历史并非不可选择。就像许多曾经被认为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历史事件一样，作者认为，如果是中外诸方的误解与偶发事件导致了义和团战争最终发生，那么，正当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重新解读义和团战争的这一段历史，有助于人们去思考如何克服在重大历史过程中由误判与误导所带来的挑战，以避免惨痛的历史以另一种方式的重演。
走出扭曲的研究心态
义和团战争用辛酸、苦涩、抗争、无奈、屈辱、仇恨塑就了我民族的近代被扭曲的心灵和性格，在这种心灵的支配下，导致无法全面正视这场战争。我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较为单一审视角度，从反帝、反殖、反瓜分、爱国主义的视角切入义和团事件，这样的研究弊病虽然显而易见，但本身就构成了义和团战争自然之余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带有一切历史都为当代人服务的涵义。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敌视和威胁，历史上的义和团就成了当代教科书上的义和团。然而基于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价值中立的历史学家必须克服这种扭曲的心灵以避免偏见，以多元的视角尽可能地展开义和团战争的全部内涵，虽然像穷极绝对真理那样似乎不太可能，但起码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复原历史真相。
研究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就和其他的战争起源一样，若是对一个关键因素连续追问，那么战争的原因和责任问题便会分解、分摊到下一个层面的无数分支上去，这样一来，战争起源的因素会成几何级数增多，因而战争的起源和由此带出的责任便成了无头公案，这或许就是历史上许多战争至今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起因的缘故。
关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正如相教授所说的，恐怕义和团运动本身不能说明问题，事件过程中具体细节更不能说明问题，诚如法国年鉴学派认为的那样，像德国公使死亡这样的事件属于历史的“短时段”，或许在事件本身的逻辑结构中扮演重要一环，但属于历史海洋中表面的浪花，只具有新闻意义，不是改变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短时段”事件是由历史“中时段”的“情势”酝酿而成的。因此，笔者以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及由此带出的性质、责任、道义等问题都应放在历史的“中时段”中去确认。
各种视角的研究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单线因果关系的结论，而综合研究的弊病在于把一大堆从各种角度得来的零碎结论罗列在一起，而无法使之浑然一体。相教授在《前言》中写道：在学术研究中，许多深奥的悬念、疑问有时往往是个生活常识问题，我坚信，丰富的世俗生活经验有时胜于深奥的理论，是破解历史谜团最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过去教课书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定性虽然太单一，但基本没有错。
读相兰欣教授的新作，油然而生十年前读茅海建先生的传世之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时的感触，那时就觉得我国古代朝廷设有专职史官，各种历史书籍汗牛充栋，仿佛我们极其重视历史上兴衰的教训，但国人大都从骨子里把历史当作一百个大钱来随心所欲地堆积。比如，近现代让我们伤筋动骨的几场战争的真相都不愿搞清楚，更遑论认真总结教训了。一个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连正视历史原相的勇气都没有是可悲的。思想解放已经20多年了，但如《天朝的崩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这样深刻的反思历史的著述实在是太少了。
重视历史档案
义和团事件可谓集中国众多历史问题与内外现象于一身，多年来一直是海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关注点。
对于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我们的史料的来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大致地说，一是当事者个人的日记和笔记；二是根据当事者回忆所作的文字记录和整理的学术专著；三是政府部门保留的专门资料和工作档案，等等。这几方面的资料都十分重要。其中，档案资料也许会显得尤其珍贵。某个历史事件的档案往往是事件多因素资料的组成，是历史事件进程中具体状况的实际记载和描述，由于及时得以保存，这些资料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往往是较直接的佐证，也难轻易篡改编造。所以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都需要做历史档案的查询。反之，没有查询历史档案的重大事件的研究，其学术价值难免会有折扣。一个好的、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经典著作的最关键点，就是对档案史料的非凡重视。
相兰欣教授的这本著作，在档案资料搜集方面，竭尽了自己的努力，时间也长达10年之久。由于他的工作之便，他跑了欧美的很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档案和外交档案作了比较普遍的了解。他认为他所看到的这些资料，国内研究尚还涉及不多；他还认为他所看到的这些资料，可以增进很多对当年这一历史事件实际进程的了解。由于人们对历史的观照角度不同，同样的史料，不一定作出完全一样的判断，甚至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教授在书中和书的注释中所涉及的大量历史档案及其信息，能很大地增进我们对这一重要事件起源和进程的了解。由于这些档案资料的取之不易，故也可谓十分珍贵了。
重塑历史观念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就与“西方”联系在了一起，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西方列强”的参与。历史的事件是单一的，而历史学家的理解却是多样的。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自身的文化偏见出发来解释，而中国历史学的解释又带上了某种“政治”的色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事件来说，西方学者把义和团运动描写成为可怕的“黄祸”，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一方代表了先进的“文明”，另一方是落后的“文明”；而中国历史学家则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视角把义和团战争看作为是对帝国主义入侵的必然反应。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下，无论从中西的哪一种视角来看，义和团战争都被认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一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坚持，历史是今人与过去的对话，这种每一次的对话都体现着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也反映着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特定观念。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佯，回到义和团的历史解释来说，尽管历史已经无从复原，这样对历史的解释难道能让人们信服，建立在这样中西对立和偏见之上的历史观又难道不需要重新反思？
如果把隐含在关于上述义和团战争的解释后面的这种历史观解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建立在一种中西两分和偏见的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观自然妨碍了对义和团战争起源的公允的理解，正如作者所说，缺乏超脱、公平和跨国度的研究。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求得历史的新解，作者投入了辛勤的劳动。尘封的档案资料告诉了我们被长久遮掩的历史真实。因此，义和团战争并非以往所说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而完全是一场可以避免的偶发事件。历史没有什么必然，历史的解释也不是要找寻或者论证所谓的规律，相反，历史是在无数偶然的交错中生成与发生。
颠覆与解构并不是作者所要达到的目的，而是要在这样的努力中重塑着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并且，在这种重塑中，不仅是为了求得历史的新解释，我们要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历史解释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来引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以及我们如何避免因为我们自身的错误而酿成的大祸。这也就是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要执着地研究这段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意义深入挖掘的原因了。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对个案的研究在当代风云际会的世界中所格外具有的意义。
立足国际史研究
1882年的时候，法国驻开罗领事哈特在中国警告西方政府注意他们所从事进程的危险，并预测一场“反欧运动”的发展将“注定要转化为狂热”，而且“以最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18年后，哈特的这个预言实现了，那就是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义和团战争。相兰欣教授的新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迄今为止最为翔实的文献，将一个世纪以前那场“以最为猛烈的愤怒表现出来”的战争的起源，最为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义和团战争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因研究的重点和角度不同，观点和结论也有所差异。相兰欣教授以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作为探究的对象，以更为宏大的场景展示了甲午战争结束以来中外关系的演进。作者强调，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采取了所谓的“尼格罗方法”，纷纷派熟悉非洲事务的官员担任驻华使馆要职，大批“中国通”被调离。这样，外交使团对甲午战后中国内部发生的巨变缺乏认识，同时，清廷内部的仇洋心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外关系的危机当时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危险阶段。
作者通过系统的文献研究，对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诸多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观点无疑是具有挑战性的。作者强调，公使团是造成中外正面冲突的主要因素，而在京外国人剿杀义和拳民的擅自行动是最终导致围攻使馆的初始原因。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作者通过大量的史实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论述了义和团从山东移植到直隶和北京后发生的变化，强调运动的经济动机和浓厚的神秘色彩。有关清廷在对待义和团运动上的态度，作者指出，清廷对这种由汉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神秘排外主义诸种特点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估计不足，朝廷从一开始就对直隶义和团的破坏力估计过低。而这种估计同样对慈禧处理义和团的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从大国之间的外交角逐到具体引发战争的个案论述，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公使团的决策和大国关系之间的微妙。作者认为，公使团决定向北京调兵护馆是导致战争的第一个决策错误。在作者看来，调兵入京成了欧洲均势政治的一次表演，谁也没有考虑到此时洋兵入京是否有必要，更没有人考虑此举的严重后果。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向我们展现了大国之间由于缺乏沟通而产生误解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充分体现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虽然作者认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是非常复杂的，但作者的结论却并非十分复杂。他强调，战争起源的主要原因是中外双方在交流方面的误解和一系列由此引起的非常事件。而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双方沟通上的两大问题：一是在华外交官与清廷的沟通存在困难，二是外交官与本国政府的沟通不够及时。作者不同意“义和团战争不可避免”说，因为通过研究作者相信，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不在义和团运动本身，而在于中外关系。为此作者得出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即“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一个衰弱的中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在21世纪，我们也有可能看到西方对崛起的中国再次判断失误。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西方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缺乏理解，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只是希望义和团战争的惨痛历史不会再次以另一种方式重演”。这一结论无疑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