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试述钱穆关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是论文,魏晋论文,文学史论文,我讲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6-0073-06
魏晋“文学自觉”说，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在1920年提出来的，至1927年鲁迅先生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题发表讲演后，遂逐渐产生很大影响，为学术界广泛引述。钱穆先生是现代著名史学家，一生治学遍涉文史哲艺，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问题也有精要阐释。“古代人的文学独立观念要到三国建安曹氏父子开始。……东汉人已经懂得文学要慢慢地独立，可是真的觉醒独立是要到建安。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这段话是钱穆20世纪70年代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授课时所说。钱穆一生治学严谨，他不大可能不知道铃木虎雄和鲁迅先生早已有此说法，那么他为何还要宣称“这是我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呢？事实上，钱穆也曾明确说过：“文学观念自觉，此一层前人早已提出，惟与我所讲稍有不同而已。”[1]可见，“最大观点”其实主要指“所讲稍有不同”，本文拟就此略作简单介绍。
一、儒、道思想的意义
与一般阐释相同，钱穆也肯定道家思想的兴起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中国历史上文学观念之独立觉醒，以及纯文学作品之创出，此事直到东汉晚年才开始。……那时又是庄、老道家思想复兴，适与新文学之创始如双轨并进，这也可见中国道家与中国文学之有紧密联系了。”东汉中晚期政治衰替，道家思想渐渐成为支配社会心理的思想主流，这是当时文学自觉的思想背景。论者于此看法大体相近。钱穆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仅注意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儒家思想在文学观念自觉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进展，先由整体一中心出发，其次逐渐向四围分别展开。又其后，乃再各自回向中心会合调整。如文学直到东汉始成独立观念，及唐代，诗有李、杜，文有韩、柳，始再回向中心，而创‘文道合一’之新观念。”[2]在此，钱穆从文化演进高度，强调魏晋文学观念自觉与唐代“文道合一”的文学新观念之间存有内在联系。他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文主义道德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整体中心，魏晋文学观念自觉可以视为文学围绕文化中心的向外展开，唐代“文道合一”的文学新观念则是向外展开的文学回向文化中心进行会合调整的结果。换句话说，文学观念自觉本身从魏晋到唐代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由发生到定型的动态演进过程。应该说，钱穆的这个看法是比较新颖的。
钱穆在《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一文中曾将儒学的发展分为六期，其中唐代为“转进期”。中国文学与儒学本非一途，尤其是魏晋文学观念自觉发生以后，提倡纯文学，力求与经史分途，二者之间关系似乎更趋疏远，而唐代儒学的贡献主要即在于能将文学融合汇通于儒学，以儒学作为文学的思想灵魂，从而使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钱穆说：“故自唐代起，自杜诗、韩文始，儒学复进入了文学之新园地。自此以后，必须灌入儒家思想才始得成为大文章。此一新特点，实为以前所未有。必至此后，经学、史学与文学，均成为寄托儒学、发挥儒学之工具。于是四部中之集部，亦遂为儒学所包容。我特称唐代为儒学之转进期，意即在此。”儒学转进文学，给文学带来了“新特点”，这就是提倡“文道合一”新观念，亦即文学必须以儒家思想为灵魂才能获得最高理想境界的价值观念。如果将魏晋文学观念自觉与唐代文学“新特点”联系起来看，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前文所说的由发生到定型的文学观念动态演进过程。事实上，钱穆在谈到汉末建安文学观念自觉时，也比较多地用了“开始”一词来界定其发生性质的。至于文学观念自觉的定型，在他看来，此事须待唐代“文道合一”新观念的提出。钱穆举例说：“韩愈之‘古文运动’，其实乃是将儒学与散体文学之合一化。韩愈散体文之真价值，一面能将魏、晋以下之纯文学观念融入，一面又能将孔、孟儒学融入。此是韩愈在文学史上一大贡献，亦是在儒学史上一大贡献。”他指出，韩愈将文学与儒学绾合融冶为一途，从而使魏晋以来的纯文学观念能够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灵魂而整合定型为“文道合一”观念，成为唐宋以来文学的共通理想境界。由此可见，钱穆显然认为唐代“文道合一”的文学新观念，乃由魏晋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和儒学融合汇通而成。综合起来看，魏晋文学观念自觉虽然因于道家思想而发生，但是必待融通了儒家思想方得以整合定型，真正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自觉境界。也就是说，在文学观念自觉由发生到定型的演进中，道家思想其实主要具有发生意义，而儒家思想则无疑影响着文学观念自觉整体演进趋向。钱穆说：“建安新文学起，即如魏文帝《典论·论文》，亦已求因文而进乎道。刘勰撰为《文心雕龙》，其时佛、老盛行，刘勰又亲为僧侣，然其论文，首主宗经明道，斯可见中国文学传统精神所谓‘文以载道’之旨，决不待韩愈始。”[3]他认为，从曹丕力求因文进道，到萧统强调以文附经、刘勰主张宗经明道，魏晋时期文学观念自觉虽然主要折衷于佛老玄学，但是儒学根基仍在，其由隐而显的发展正代表着文学观念演进的内在要求和整体趋向，唐代儒学得以转进至文学，其实也正是这种要求和趋向的必然结果。总之，钱穆认为，从魏晋到唐代，文学观念自觉本身也存在着由发生到定型的动态演进过程，它虽然因于道家思想影响而发端，但是整体趋向却是要求回归儒家思想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儒学转进文学的过程其实是统一的，或者说是同步的。
再就文学独立观念的性质来看。如前所述，儒家思想在魏晋时期并没有因为提倡纯文学而失去了影响，文学观念自觉本身事实上也没有完全析离儒家思想因素。钱穆指出，建安诸子“无事而仅为文，所以成其为文人之文”，创作上固然已臻于纯文学境界，但是观念上“却仍未鲜明扩开此意识”，往往混家言于集部，主要原因即是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上仍然认同于儒家思想中的人生不朽观念。他说：“建安以降，文学遂分两大宗：一曰体物之赋，一曰缘情之诗。而缘情之风终胜于体物。盖前者特遗蜕之未尽，后者乃新芽之方茁。而其同为趋向于一种纯文学之境界而发展则一也。”[4]魏晋时期赋主体物，诗主缘请，均趋向于纯文学境界，在艺术价值上强调个体自我觉醒而以日常生活情感为题材和内容，但是在创作风气上却未能明辨“遗蜕”与“新芽”，因而“虽尚缘情之作，仍重藻饰之工”，“既喜建安之清新，仍守两汉之窟穴”，观念上仍以汉赋为宗而力求表演于政治舞台，以发挥文学“经国之大业”的社会价值。即使萧统明确主张文学与经史分途，其《文选》编纂仍以“赋”为首，而刘勰《文心雕龙》更是以《宗经》为首篇开宗明义，均取意于班固《两都赋序》所谓“赋者雅颂之亚”，“虽主文学有独立之价值，而仍必以文附经”，文学观念并未完全摆脱两汉经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处于“旧瓶装新酒”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魏晋时期文学观念自觉其实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在文学的艺术价值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崇尚个体自我觉醒，强调表现日常生活题材与情感；另一方面在社会价值上则留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仍追求以文学经邦纬国。毫无疑问，钱穆认为魏晋时期文学观念自觉实际上兼有儒、道思想因素，未能专主一家，因而并不能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两方面融合贯通为有机统一的文学观念整体。正因为如此，魏晋文学其实缺乏明确的思想核心，并不能以文学领导社会，而所谓文学观念自觉也是有限的。他说：“勉强来说，也可说建安以下有了新文学。但认真讲，建安以下所谓新文学，也只是追随着时代在那里变，并不能由一种新的文学来创造一个新的时代。”[5]基于道家思想的文学独立观念，崇尚个体自我觉醒，其实只能有助于生命个体摆脱种种外在缠缚，却不能为整个社会人生建树理想，终究难以真正成为时代人生的领导力量。相对于唐代“文道合一”的新观念而言，钱穆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学观念自觉其实缺乏儒学思想灵魂，终究只能算是一种糅合儒、道思想而仅具过渡性质的文学价值观。
余英时说：“事实上，他无论是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6]就其对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来看，钱穆无疑是具有“史学立场”的，因而他能够超越一般见解，将文学观念自觉处理成由发生到定型的动态演进过程，并结合儒、道思想的不同意义对文学观念自觉的性质与趋向作出整体判认。钱穆的见解显然与众不同。
二、社会形态转化与文学演进趋势
关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渡性质，我们也可以从钱穆对社会形态转化与文学演进趋势之间关系的阐发中获得领解。
钱穆认为，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汉代政治制度上的建构和唐代文学艺术上的趣味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骨干，“后代的中国，全在这两大骨干上支撑”。但是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是一个中衰期，经历着社会形态的再度转化，而文学观念自觉发生和演进于此一时期，也必然具有某些特殊文化属性。钱穆指出：“秦汉以来，封建社会逐步崩溃，代之而起的，是东汉以迄隋唐的‘士族门第社会’。……士族门第，也可说是一种‘变相的贵族’，而决非封建贵族。安史以后，这一种门第贵族又趋崩溃。宋以后的社会，又转入一新形态，我无以名之，姑名之为‘科举社会’。”[7]虽然钱穆在此仅指认宋代以后属于所谓“科举社会”，但是这只是就社会形态转化的最终定型而言，事实上唐代推行科举制度，已经步入科举社会，只不过尚未能像宋代那样以理学作为整个社会的思想核心与领导力量。钱穆认为，唐代科举社会政治、经济走上正轨，“带有传统文化性的平民精神正在逐步上升”，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则引发了新的演进趋势。
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曾将唐代文学、艺术演进的主要趋势概括为“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和“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两方面。他指出：“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者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都变了，文学、艺术全都以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8]很显然，钱穆认为唐代文学演进的主要趋势是“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即由应用于政治上层贵族阶级转移到应用于平民社会日常人生，具有一种平民精神。他又说：“中国文学史上纯粹平民文学之大兴，自然要从唐代开始，那是与政治、社会一应文化大流的趋势符合的。……唐诗之最要精神，在其完全以平民风格而出现，以平民的作家，而歌唱着平民日常生活下之种种情调与种种境界。纵涉及政府与宫廷的，亦全以平民意态出之。”[9]唐代文学能够以平民精神描写日常社会人生，“普及全社会全人生，再不为上层贵族阶级所独有”，已经是纯粹平民文学。钱穆同时指出，平民文学并不起始于唐代，魏晋时期即已有之。他说：“一到魏、晋、南朝，五言诗歌更盛行了，那时是古代的贵族文学逐渐消失，后代的平民文学逐渐长成的转变时代。但魏、晋、南朝的诗人，多半出身于门第贵族中，还不能算纯粹的平民文学。”[10]魏晋时期文学观念自觉发生后，文学即已呈现出平民化与社会化趋势，但是由于魏晋文学创作主体或出身门第贵族，或跻身上层政治，深具贵族性与政治性文化心理，因而魏晋文学还只是以贵族意态描写社会人生，尚未直接融入平民精神，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平民文学。钱穆认为，文学演进趋势与文化心理之间这种不同步现象，足以说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尚未达到成熟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唐代文学的平民精神基本属于“文化性的大群主义”，与魏晋文学有很大区别。钱穆认为，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发生较多地受到道家思想影响，崇尚个体自我觉醒，不为社会人生着想，“其作者莫非政治人物，而见诸篇章，则皆社会私情”，文学个性伸展多属个人主义；而唐代文学观念自觉则最终定型于“文道合一”新观念，其平民精神深受儒家思想陶冶，常以天下为己任，陈子昂、杜甫、韩愈等人莫不如此。从魏晋到唐代，文学观念自觉演进趋势“全可归纳在一大通例之下，即是由贵族性的转化成平民性的，由宗教出世性的转化成日常生活的。那一转化，其基本原则在社会形态之转化中连带而起”。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基本精神还是贵族性的、个人主义的，正处于观念转化途中而犹带过渡性质，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形态尚未完成由“门第贵族社会”向“科举社会”的转化。
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渡性质，在文体变革方面也同样有所反映。就散文而论，魏晋时期新文体已露面，如诏令、书札、奏议等，“便已是把平民社会的日常情味，带进贵族庙堂之庄严文体中，而形成一新风气”，但是新风气终究只是昙花一现，散文各体仍未脱离政治、宗教等领域的特定应用。钱穆指出：“必待社会本质全体变了，相应于新社会的新文体，才会正式流行，那则必待于韩、柳。”[11]散文各体在魏晋时期虽然不乏适应社会形态转化趋势的上乘佳构，但是在整体上要达到“纯文学”境界，则须待韩愈、柳宗元等人以平民精神将散文应用领域扩大到社会日常人生，方才“开始于散文体中创出纯文学作品，此即当时及以下所谓的‘古文’”。就韵文而论，魏晋文学“论其精神，实当自当时新兴之五言诗来，而并不上承汉赋”，而当时观念上仍以汉赋为宗，因而“虽尚缘情之作，仍重藻饰之工”。但是到了唐代，“诗的地位代替了赋，而诗之内容及其情调，也显见逐渐由贵族性的、宗教性的，转化成平民性与日常生活性的”。赋体与诗体地位的变化，恰恰反映着魏晋、唐代文学观念自觉有着不同性质，所达到的境界也不相同，而这也是由社会形态移步换形决定的。总之，在钱穆看来，魏晋文学韵、散各体均存在“旧瓶装新酒”情况，这是文学观念自觉过渡性质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钱穆认为文学观念自觉从魏晋到唐代存在着转化定型趋势，“其本原则在社会形态之转化中连带而起”。魏晋时期正处于社会形态由“门第贵族社会”向“科举社会”转化进程中，因而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终究烙有深深的过渡痕迹，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也多有“旧瓶装新酒”情况存在。钱穆指出：“我们必须把捉住整个社会之本质上的演变来测定其背后的文化之内涵意义与真实价值。一应经济、政治、文学、艺术与哲学、宗教，皆相随于此整个社会之本质上的变而与之俱变，也为要完成此一整体社会之本质的变而各有所变。”钱穆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发无疑具有超越的文化学立场，这也是他能够形成独到见解的原因之一。
三、结语
钱穆对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深具史学和文化学立场，能够超越一般研究视野，将其处理成由发生到定型的动态演进过程，进而根据儒学史和社会形态转化的事实，论证了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过渡性质，并对魏晋文学作出了合理评价。钱穆认为，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纵不与儒学合流，但仍还有在文学上自己的立场”，虽然缺乏儒家思想灵魂而仅具过渡性质，但是由文学观念自觉引发的文学创作，却能以“有意为文”的自觉意识抒发性情，创造“无意为文”的新境界，自然率真，心口如一，有着不可磨灭的特殊价值。
在文学观念自觉问题上，我以为，诸家阐释大体能够充分说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发生情况及道家思想的意义，但都不足以合理论证它的演进定型趋势及儒家思想的意义。钱穆的阐释能够描绘出文学观念自觉从发生到定型的整体脉络及其内在线索，而且从学术思想史角度理出了唐代文学思想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内在联系，较之仅将二者处理为对立代兴关系的观点。无疑更具有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将其关于魏晋文学观念自觉的阐释视为自己“讲文学史的最大观点”，可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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