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怀特书信中了解怀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特论文,书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所有的澳大利亚作家中，数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得最多。译作中有他的小说《人树》（The Tree of Man）、《沃斯》（Voss）、《树叶裙》（A Fringe of Leaves）、《风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和他的自传《镜中疵斑》（Flaws in the Glass）。他的短篇小说也有许多已经翻译。有关怀特的研究，除了专著之外，还有许多文章和一两篇博士论文。因此，怀特的名字对中国的学者和读者来说，并不陌生。
怀特逝世已经六年了，但是他仍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大卫·马尔（David Marr）先后于1991年和1994年发表的《怀特传》和《怀特书信集》，震惊了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介，影响巨大。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公司根据怀特生平编制的电视节目《燃烧的钢琴》（The Burning Piano）也同样产生了轰动效应。
对文学评论家来说，怀特的书信无异于一个金矿。然而，这个金矿的发现却有点偶然。怀特告诉他的亲属和朋友，看完他的信后，立即将它们烧掉。研究人员于是信以为真。大卫·马尔着手怀特传记的写作前，与怀特进行了多次长谈。凡是他认为有助于他了解怀特生活和经历的人，他都一一求见。为此，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他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帕特里克·怀特的书信。怀特在新西兰的表妹佩吉·嘉兰（Peggy Garland）拿出一捆怀特的书信对他说：“你可能会感兴趣。”从此，他便开始搜寻怀特的书信，而且越集越多。到他开始写传记时，他已收集到怀特写于不同时期的书信2千多封。我于1989年3月经怀特介绍拜访过大卫·马尔。同他交谈时，他将收集到的书信拿给我看。他的书架上摆满了文件夹，其中全是复印的怀特书信。这些书信中，有些是他从各地的图书馆中找到的，包括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有的是从出版公司的档案中发现的，而绝大部分则来自怀特的亲属和朋友。传记写成之后，他又收集到许多信件。事实上，当时他收集到的书信实在太多，简直不知如何处理。编辑《怀特书信集》一书时，他不得不精心筛选，留下大量的书信没有选用。
读到马尔写的《怀特传》时，我才意识到，那些书信对他写这本书是何等重要。按近1992年年末，我作为客座研究员，开始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阅读那些原始书信。当时，我真是入迷了。我翻阅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所有怀特书信。当有人问我对该馆收藏的印象时，我说：“用这些书信中的材料，完全可以写一本书。”1993年再次遇见马尔时，我向他提起了写书的问题。他回答说：“或许，这件事可以留给别的什么人去做。这本传记已经花费了我好几年的时间。整理这些信可能还要花费一年时间。然后，我想做点别的事情。”
怀特的书信中含有大量的信息，要把它们表述出来，确实必须写一本书。在这篇短文中，我想陈述的是：这些书信一方面坚定了我们对怀特的某些看法，如他怪僻、固执，对澳大利亚的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批评措辞粗鲁、严厉；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揭示了怀特的另一面，即不是通常展示给公众的那一面。
大量的书信显示，怀特为人苛刻。对待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评论家，还有一些他不喜欢或者憎恨的人，他都持这种态度。早在1939年，当时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刚出版便得到了一些好评，这使他感到振奋。然而，最初的成功也使他认清了一些人是势利眼。他写道：“我能感觉到，家家户户的门开始打开。一些人过去在街上遇见我时假装没看见，现在却停下来找我说话。要说我有什么变化，我想，我现在对我的同胞由此而产生的鄙视，比以前稍稍增多了一点。”他的小说《人树》出版时，在评论界引起的反响不一。在给莫利·麦凯（Mollie McKie）的一封信中，他尖刻地写道：“感谢那篇评论——我迄今得到的最坏的！提到那个可恶的杂种（或婊子），我现在仍火冒三丈。我曾向一位记者打听，那家伙是不是一个失意的小说家。他回答说：‘让你说中了！’一个澳大利亚评论家，面对的是一部反自然主义传统的小说，他能指望他能评出什么呢！我可以提出许许多多的论点来证明他的无知和愚蠢，但那不值得。”怀特对A.D.霍普（Hope）关于《人树》的批评勃然大怒，现在已是人所共知。由于他1956年的那番评论，怀特从未原谅他。在多年之后所写的书信中，他仍然忿忿不平地提到霍普的批评。每次获奖，他都把它看成是对霍普的一种报复，并尽力揣摩霍普的感受。1964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高度赞扬他的诗歌。他当时写道：“我通常讨厌充当电台节目的素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特德·休斯）（Ted Hughes）处理得很好。我一定要让A.D.霍普听到我的消息。听到人们说我是‘澳大利亚出生的最重要的诗人’，而且比他本人显赫得多，他会气得发疯。”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与其他绝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的反应正好相反。喜讯传来之夜，他将记者和摄影师拒之门外，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准许他们采访。他对那一切都感到厌烦。在一封信中，他描述了当时的感受：“新闻爆出的当天，我同电视摄制组人员、电台和报社记者消磨了整整12个小时。那简直是一场噩梦。我当时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从那天的劳累状态中恢复过来，也不知道我过去一直冥思苦索的那本书是否已遭到扼杀。我已经有过憎恨评论家恶意批评的经历。现在我倒认为，奉承比批评更坏，危害性也更严重。”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书信，证实了人们有关怀特古怪、刻薄的判断。在这里，众所周知的怀特与不为人知的怀特似乎一致了。然而，怀特的其他许多方面与他的“公开形象”却不很一致。
他的许多书信描述了他当时所写的小说、写作时的感受，以及他是如何期待着新闻和批评界的反应的。这种经历和感受与其他任何作家的没什么差别。我们看到，他在写《人树》期间，就写过这一类的信。如“我正在写的这本书仍在扩展。它没有情节。这可能是因为，我不擅于编制情节。我见不到有任何人对它感兴趣。这种想法令人沮丧。另一方面，我又不时地被捧得很高。那可能是一种迹象。”这类书信不仅对探索怀特写作时如何扩展情节和塑造人物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可能为怀特的经历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提供线索。阅读他的书信，我们不难看出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以及他喜欢什么样的作品。
我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做研究工作期间，发现了怀特刚刚19岁时写的一封信，它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封信是写给琼·斯科特·罗杰斯（Jean Scott Rogers）的。她是位一心想当戏剧演员的英国作家。是怀特的校友兼朋友罗纳德·沃特斯（Ronald Waters）介绍的。怀特当时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其他任何一封信都没有显示出怀特竟有这般激情。他是这样写的：“亲爱的琼：读了你的信，我便确信，你不是那种听到别人冒失地用教名称呼就产生反感的人。即使你是那种人——当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到底是哪种人？一位穿格子花裙、爱运动的人？一位戴着眼镜和西班牙式帽子的波希米亚人？一位身段苗条、双眼撩人的美女？一位身着绸装的天真的姑娘？或是一位窈窕少女？或者——这种猜测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这封信的语气和风格与怀特极不相称。因此，很少有人将它与怀特相联系。这恰好表明，有时候，只要他有情趣，他可以活泼开朗、热情奔放。当然，我们可以用他的年轻与不成熟来作解释。然而，当我们阅读此后不久他写给朋友，甚至情人的信时，我们没有发现如此炽热、放荡的激情。
读完他的书信，人们一般得到的印象是，他似乎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苛刻，也不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古怪。他喜欢聊天，乐意招待朋友，爱好烹调和美食，喜欢旅行，而且终生酷爱戏剧。
在对怀特的研究中，有一点似乎被忽略了。这就是他读过一些什么书，以及对所读过的书是如何评论的。在有些谈话中，他确实说过，在他早期的文学生涯中，他读过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威廉·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并承认受到影响。可别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我们从他的书信中发现，他提到了他读过的书，并谈到他对一些作者的看法。二战期间，他在中东。当时，他有大量的时间可用来读书。可是，能找到的书却寥寥无几。凡是找到的书，他都阅读。他在给琼·斯科特·罗杰斯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空闲时间全花在读书上。各种书我都读。最近读的是《最后的敌人》（The Last Enemy），这是一本关于战争题材的书；还有《兰姆书信集》。这些都是我很好的伴侣，因为我现有的伙伴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这些人的空虚、愚昧，简直让人受不了。我读过比兰姆写得更好的书信。他的构思细致入微。他没有格雷那种即兴的欢乐，不象考珀那样文笔鲜明，也不及沃波尔那老家伙的文采。然而兰姆的书信写得很亲切。他是一个好伙伴。”
大致在这个时期，他也阅读了包括理查森（Henry Handel Richardson）在内的一些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但他不喜欢她的小说。在写给琼·斯科特·罗杰斯的一封信中，他向她谈了他的感受：“本周空闲的时候，我一直在啃读理查森的小说《理查德·马奥尼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Richard Mahony）的开头部分。护封上写满了颂文。对此，到目前为止，我仍找不出任何依据。叙述性的章节写得很好，人物和对话却写得过于粗糙。”
众所周知，怀特是一位现代主义作家。他对澳大利亚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颇为挑剔。他把它们称之为“单调的新闻体的文学”。他写的剧本也是别开生面的。有人甚至将他的《请向司机示意》（Signal Driver）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之间有某种相似性。其实，怀特并不怎么喜欢《等待戈多》。他在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另一件事是《等待戈多》。这本书是我最近买的。我不得不承认，它使我感到失望。我感觉第一部分写得尚真诚，可第二部分似乎成了一种练习。不过，我读这本书的时机也不好，当时我正忙于完成自己的书稿，感到非常疲倦，做其他事情都不怎么专心。”
怀特喜欢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好象读过不少她的小说。“我不知道多丽丝·莱辛是否使你陷入过困境。尽管我没有读完她写成的所有小说，但在我看来，她是当今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堕入地狱简况》（Briefing for aDescent into Hell）、《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黑暗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一个未婚男子的故事》（The Story of a Non-Marrying Man），所有这些小说都写得极好。（不过，在《金色笔记》的有些章节中，她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过去当共产党员的经历，十分烦琐乏味，使我打呵欠。）”
阅读怀特战争期间的书信，人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当时在考虑战争结束后将写些什么。他在一封信中说，他积累了好几部小说的素材。在中东逗留期间，他改编和编写了七部剧本。遗憾的是，这些全丢失了。
几乎所有论述怀特的书籍和文章都未提及怀特与中国的联系。在他的晚年，他会见过一两名中国记者和几位中国学者，其中包括李尧和我本人。但是，在澳大利亚，没有人会认为怀特与中国有联系。然而，我在他的书信中，发现了他对中国感兴趣的证据。他的表妹佩吉·嘉兰50年代初应邀访问了中国，佩吉向他介绍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
他在一封信中说：“几周以前，我惠灵顿的表妹佩吉·嘉兰来访，弄得我们很不安稳。她是从北京开会回国路过这里。佩吉是新西兰的代表之一，了解到不少奇闻。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她接受了一切。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去中国看看。这并不是因为，我赞同中国人的政见，而是因为，在我看来，不论中国是什么政体，我们都会被它征服。”
在写给佩吉的一封信中，他承认佩吉帮他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你不是生在中国，没有在那里长久生活，没有成为中国问题的权威，没有从其内部来写作品反映它，我感到，这对于你来说，是个不幸。虽然如此，我觉得，你在简短的时间内非常出色地了解到中国的一些实情。我能感受到你见到的景色和人民。我指的是中国人。我以前总怀疑他们不可理解。”
在1963年写的一封信中，他承认他从中国的《易经》中获得了某种灵感。他说：“那天下午我思考着自《易经》中得到的答案，似乎越想越明白。”据现有材料来看，他也读了有关中国的其它书籍。有一次，他给佩吉寄了一本辛西娅·诺兰（Cynthia Nolan）写的《中国一瞥》（A Sight of China）。一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试图安排他访问中国，可他当时太忙，未能如愿。他的书信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前天来到这里，他试图吸引我去中国，我当然想去，可哪有时间呢？这本书完稿后还有两本书要写。等那两本书写成之后，我将会老态龙钟，肯定无力去中国访问了。”
怀特曾对我说过，他不想以旅游者的身分访华。“那会令人沮丧，”他说。他认为中国、印度和希腊有相似之处，都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历史悠久。要了解它们的文明史，做几次简短的访问是远远不够的。在一封给佩吉·嘉兰的信中，他说：“我本想去中国和印度考察，可对一个耄耄之年的人来说，它们确实太大了。”
《人树》出版后，他给前苏联的爱伦堡夫人寄了一本，还寄了一本到中国。我们不知道他寄给了谁。但我们知道，这部小说直到1990年才在中国翻译出版。
阅读怀特的书信，我们不禁为他漂亮的文笔拍案叫绝。如果有人抱怨怀特的小说，觉得有些地方句法复杂、晦涩难懂，那么他会宽慰地发现，怀特的书信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直率而又富有表现力，常常是聊天式的，有时妙趣横生。
怀特是一位多面作家。对于他的研究，尽管已有了20多本专著和许许多多的文章，但是仍有大量的课题有待探究。怀特的书信无疑是重要课题之一。
* 原文系第五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用英文写成。本刊发表的是陈光明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