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儿童虐待及家庭干预研究*
张艳敏1，赵 艳2
(1.南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2.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教研室，广西 南宁 530023)
[摘 要] 如果3—6岁儿童遭受了虐待，那会给他们的认知、身体和社会情感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从身体虐待、性虐待和忽视等行为进行具体分析，了解其对儿童身体、认知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损害，并深入研究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和家庭干预问题，得出对3—6岁儿童虐待干预的中心是家庭的结论，干预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父母的抚育技能，同时要对家庭给予社会网络的支持。
[关键词] 3—6岁儿童；虐待；危害；风险因素；家庭干预
年龄小的儿童很容易被虐待，4—8岁的儿童很容易被体罚，该时期是体罚的高峰期。儿童早期遭受虐待的经验会剥夺这些儿童重要的社会学习机会，也会使儿童失去美好的游戏时光。儿童早期遭受身体虐待、性虐待和被忽视都会严重损害儿童认知、社会情感和身体等方面的健康发展。
一、3—6岁儿童虐待的发展后果
如果儿童在3—6岁期间被虐待过，会显现出适应不良的应对模式，这会阻碍儿童在成长关键期的健康发展，并会阻碍儿童日后的健康发展。
(一)身体虐待的后果
3—6岁儿童虐待会给儿童在所有领域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虽然粗大的运动技能，例如走，在以前的发展阶段方面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是3—6岁儿童仍旧会继续发展他们的粗大动作技能和精细运动技能，这些技能会逐渐变得更协调，速度会变快，并在运动中变得更灵活。儿童应该在他们的游戏中发展其社会和认知技能。然而儿童身体被虐待会阻碍儿童正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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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体虐待损害了儿童认知行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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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在早期遭受过虐待会对认知方面造成损害。他们会显示出更多的冲动性和攻击性行为,会有注意力和智力功能的问题,还会表现出缺乏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和具有更低的动机水平等方面的特征，这些和我们对健康的儿童发展的预期形成鲜明的对比[1]。儿童在生命的早期学习了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和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文化、环境和照料者的教导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方式。证据表明，遭受过虐待的儿童会表现出对使用身体惩罚行为有更强的接受性，这是出于儿童自身的体验[2]。对儿童身体进行虐待的家庭环境会传达出攻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信息[3]。对儿童进行身体虐待的父母常常对儿童的行为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随着儿童的成熟，儿童想试验新的认知、社会和身体技能，但是他们的技能仍旧是有限的。如儿童在掌握骑自行车或倒牛奶的技术之前是需要很多次尝试的，所以家长要对儿童持有很多的耐心。如果家长对儿童持有不切实际的高期望的话，就可能对儿童正常的行为进行严酷的身体惩罚或虐待[4]。上述做法的后果可能会是这样：儿童会通过减少活动、降低动机水平、缺乏启动的方式来回应父母的身体虐待。
2.身体虐待损害了儿童社会情感的发展
身体遭受过虐待的儿童会倾向于显示出更低的社会技能[5]，对儿童实施身体虐待的家长也有更低水平的社会技能。遭受过身体虐待的儿童会有不良的同伴和人际关系，这与他们常常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行为有关。甚至与受忽视的儿童相比，身体遭受过虐待的儿童会表现出更多的言语和身体上的攻击行为[6]。哈斯科特(Haskett)和希斯特(Kistner)发现受过虐待的儿童比没有受过虐待的儿童在游戏中会展现出更多负面行为和更少的积极性的互动关系[7]。拥有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会容易把别的儿童的行为甚至友好的行为看作有敌意的，他们会排斥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儿童，受过虐待的儿童在游戏中会更容易显现出愤怒和刻薄[8]。同样，受过虐待的儿童倾向于用敌意的方式来回应同伴友好的行为。总之，受过虐待的学前儿童会表现出更少的正面的和友好的行为和很差的愤怒管理的技能。亚历山德里(Alessandri)发现：和没有受过虐待的学前儿童相比，受过虐待的学前儿童不愿意参与集体游戏，只是进行更多的重复性运动游戏[9]。当儿童具有更多自我意识的时候，当他们理解别人的表情和情感的时候，就会具有同情的能力，但是身体遭受过虐待的儿童更少地展现出同情的行为[10]。受过虐待的3—6岁儿童不能很好地区分别人的情感表达。一些身体受过虐待的儿童通过增加攻击行为的方式外化他们受虐待的创伤，然而其他一些人会通过抑郁和降低自尊来内化他们受虐待的创伤。研究表明，内化现象与自责有关，而外化现象与身体虐待外部归因有关[11]。因此，儿童看待虐待的方式会影响其归因水平。范特士(Fantuzz)等发现受过虐待的学前儿童对虐待呈现出更高程度的内化水平[12]。
2.忽视损害了儿童社会情感的发展
儿童早期遭受身体虐待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头部受损伤和死亡[13]。虽然儿童在0—3岁时遭受虐待死亡的比较多，但是3—6岁仍旧处于危险期。研究表明儿童在6岁之前遭受脑部损伤会有更严重和更长期的后果[14]。身体虐待会使儿童失去或者没有能力开展游戏活动，因为虐待给儿童带来了痛苦或伤害。3—6岁儿童应积极地开展游戏活动、跑和跳；他们应该展示出更强的灵活性和更快的速度。在4—5岁，儿童应该能够传球；他们也应该练习精致的运动技能，例如穿衣服、绘画。如果儿童遭受过严重虐待的话，由于具有未被治疗的创伤或疼痛，他们就不能完成这些活动，而只能进行有限的运动。
为建设和管理好这支队伍，师市工会、安监局专门研究制定了《第六师五家渠市群众安全生产监督员管理办法》（以后简称《办法》），并印发给各团场、街道、企事业单位。本办法共五章十六条，从群监员聘任范围、条件及时间，权利、职责，日常工作管理，考核标准和奖罚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办法制定科学合理，内容全面细致，可操作性强，作为师市群监员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为群监员工作提供了文件依据和制度保证。
(二)性虐待的后果
性虐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虐待，它与身体虐待和忽视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侵犯者试图利用恐吓和威胁等方式阻止受害者揭发其犯罪活动，所以儿童常常没有立即去揭发性虐待的犯罪事件[15]352。由于儿童没能及时揭发性虐待，所以性虐待的身体证据也许就会缺失。另外，一些形式的性虐待，例如猥亵和口交，即使被揭发出来，也不会留下物理证据。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儿童福利的社会工作者要依赖儿童的讲述而不是某些身体证据。
性虐待的发展后果与忽视和身体虐待的发展后果也不同。性虐待对儿童影响的程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性虐待的伤害有时是立刻就出现的，有时是当时没有显现出来，要等到儿童青春期的时候才开始显现出来。性虐待对儿童伤害的程度一般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虐待持续的时间，一般来讲，性虐待持续的时间越久，越对儿童有更多的负面影响。(2)性虐待的程度和类型。一般来讲，性虐待的程度越深越对儿童有更坏的影响。(3)性虐待开始的年龄，拜徐曼(Beitchman)等认为性虐待对儿童的影响是受儿童的发展阶段影响的。儿童怎样看待被性虐待这件事情会与发展阶段有关，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具有更高的认知水平，他们往往容易对受性虐待的事情持有更多的苦恼[16]。(4)儿童和施害者之间的关系，儿童和施害者之间关系越亲密，对儿童负面的影响也越大。(5)是否存在多种类型的虐待，如果儿童受性虐待的同时也遭受了其他形式的虐待，通常会对儿童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17]55。(6)儿童的归因方式，当儿童有负面归因风格的话，性虐待对儿童就会有更坏的影响。负面的归因风格常常会包括苦恼和自责，这会导致儿童会在很长时间内遭受更多的心理压力[18]。还有其他一些变量也会影响孩子对性虐待的反应，包括脾气和个性等。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儿童对性虐待的体验和其他形式的虐待不一样，他们常常会感觉“卷入”性虐待的事件当中。受害者常常会感觉和施害者共谋。性虐待会严重损害儿童认知、社会、身体的发展。
1.性虐待严重损害了儿童认知—行为的发展
3—6岁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有很多方面，包括个体发生学上的父母成长的经验、父母和儿童的特质、家庭、文化和社会等复杂因素。
2.性虐待严重损害了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学前儿童会因为他们的性经验而感觉到“羞耻”，他们仿佛是受损害的物品，尤其在3到4岁时候，儿童会出现羞耻和尴尬等复杂情绪。总体上，污名化的效应会在遭受过性虐待儿童的身上体现出来：羞耻，不信任和自责[20]78。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常常把他们的身体看作不同的，并且担心他们的身体形象[22]。当对这些身体形象的担心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呈现出厌食症、肥胖症。
儿童在3—6岁期间玩一些性游戏是正常的，3—6岁儿童会表现出探索性的性行为。学前儿童对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和生殖器官感到好奇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们一般不对真正的性行为感兴趣。他们常常对男生和女生身体的区别、小孩是从哪里出来的等问题好奇。除非他们真的接触过性活动，否则他们对性行为的具体方面是不会打听的，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的经验框架。但是性虐待儿童的游戏常常反映出性行为内部的私密知识(intimate knowledge)。没有受过性虐待的儿童也许会表现出反映他们好奇心的一些性行为,然而，这些行为的意图不是性满足，并且这些行为也不是受性唤起所激发的。而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在与同伴和成人玩游戏的时候，会通过性暗示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生殖器。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在与布娃娃玩耍和绘画的时候会体现性的内容。受过性虐待的儿童比没有受过性虐待的儿童更可能画有关性内容的图画，前者出现的概率是后者的6.8倍[23]，绘画的内容可能会包括最大化和最小化的性器官，或画阴茎的图画。在情绪上，性虐待的儿童会表现出焦虑、抑郁和情感错乱，也会有噩梦或睡眠问题，有依赖和恐惧问题。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也会有人际交往的困难，例如社会技能低下、社交退缩，以及不相信别人等方面的问题[24]。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普及，电子图书作为一种新型的馆藏资源具有声像结合、信息检索便捷以及资源利用率高的优点[6]。当今大学图书馆的读者们乐于阅读内容广泛的电子读物。因此，大学图书馆应加强数字资源建设，以减少纸质图书被读者多次预约的现象。目前，本馆购买了超星、书生之家以及读秀等六家中文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本馆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采购比例达到1:2的水平，以满足在校生新时期阅读的需要。
根据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理论，主动性的发展，以及接下来儿童能力(competence)的发展，是儿童早期主要的社会任务。主动性的发展要求儿童自由和自信地探索，要求儿童理解他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是内疚战胜了能力，那么儿童就不会获得能力感。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关于性的限制和边界已经被性虐待给打破了，所以他们会变得过度警戒。受过性虐待的儿童会对自己感到内疚和羞耻，更容易出现抑郁和降低自尊心等问题[25]。
3.性虐待严重危害了儿童身体的发展
性虐待给儿童身体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对身体的损害也有很多表征。正如前面所讲的，在儿童性虐待案件里，也许缺乏诊断性和医学的证据，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只有在感觉到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去揭发性虐待事件，这也许是在性虐待停止之后的好几年，所以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立即揭发虐待事件。在没有揭发性虐待之前，受过性虐待的儿童常常会抱怨头痛或胃痛，或者有睡眠和吃饭的问题。儿童身体的能力会被性虐待创伤所严重损害，因为他们会在走或坐的时候感到痛苦或者有问题，这会影响他们游戏的能力。他们的生殖器可能会流血或者出现痒的情况，他们也可能会报告生殖器有气味或者感到疼痛。受过性虐待的儿童或许被传染了性传染病、尿路感染，以及出现肛肠问题。该阶段的儿童应该都接受了如何使用厕所的训练，但是一些有受过性虐待的儿童会出现大小便失禁，或者出现胃肠功能紊乱的情况[26]432。
十分抢眼的是，在每一页外面均多出一个长2厘米、宽1厘米的不同颜色的纸片，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该风险的初始评分。其中，评分≤5分为低风险项，用蓝色纸片；6～15分为中等风险，用黄色纸片；评分>15分为高风险，用红色纸片。
(三)忽视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
忽视也是虐待的一个子分支。忽视与身体虐待或性虐待不同的是行为的遗漏，是行为的缺乏而不是行为本身的不当。因此，忽视与身体虐待和性虐待不同。忽视是长期的而不是偶尔发生的，这会对儿童身体发展带来更复杂的影响，因为忽视是源于一种生活方式。被忽视的3—6岁儿童会比其他孩子的发展落后。遭受身体虐待和性虐待的儿童会存在发展轻微落后的情况，而被忽视的儿童会存在发展严重落后的情况[26]463。
较传统开腹全子宫切除术，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属于新型术式，其明显优势为创伤小，疤痕不明显，术后恢复迅速等，术中选择恰当的麻醉药物和剂量是确保手术成功的关键因素［3］。临床发现，七氟烷联合丙泊酚麻醉有利于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的术后恢复，其中七氟烷属于吸入类麻醉药物，广泛应用于呼吸抑制、心血管疾病患者手术治疗中，不会对脑血流量和颅内压产生较大影响，且过敏反应较小;丙泊酚属于全身麻醉剂，其药效强劲且起效迅速，持续时间短，患者苏醒快，在重症患者及各种手术的麻醉中广为使用［4－6］。
被忽视的儿童会在认知发展方面落后。到3岁的时候，儿童应该能够使用更多的语言，并且有更高的语言理解能力，然而，被忽视的儿童表现出语言落后的情况[27]。许多被忽视的儿童没有被提供刺激语言发展的环境。被忽视的儿童常常没有人和他/她来讲话，或仅是以命令的方式对他/她讲话。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更复杂的陈述，只是理解复杂陈述的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所以他们常常表现出迷茫和不能遵循别人的教导。由于父母或照料者常常是以简单命令的方式和这些儿童讲话，所以受忽视儿童的迷茫是不能一时加工那么多信息，而不是故意违抗或者不理别人的教导。受忽视儿童常常在学习中表现出不专注或者缺乏兴趣。他们在教室中容易冲动、不服从、依赖教师，以及缺乏调节自己适应学校情境的能力[28]647。受忽视的儿童也会表现出不成熟和对别人缺乏信任等问题。另外，他们往往不去抓住机会和其他儿童一起玩[15]362。
3.身体虐待损害了儿童身体的发展
由于该阶段儿童具备了新的认知、运动和情感技能，他们在该阶段的主要活动是玩和对环境的积极的探索。受忽视的学前儿童往往并不渴望和其他朋友一起玩，也不想学习[28]647。被忽视的儿童在对周围环境的探索方面也缺乏热情。总体而言，与受虐待和没有被忽视的儿童相比，被忽视的儿童更少和同伴进行互动，他们表现出更多的退缩及避免和同伴玩等特征[28]649。在与没有受过虐待的玩伴相比，他们也缺乏想象力和表现出更多的不快乐。被忽视的儿童和监护人之间更可能有不安全型的依恋关系[28]684。他们常常不被同伴所喜欢，也容易用负面的方式解释别人的话语和行为，即使其他人的动机是友好的和善意的。因此，被忽视儿童常常不被同伴所喜欢，这样反而会更加强化他们的环境是不友好的和不能相信的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28]681。
田卓听完汇报也很兴奋，鼓励大家再努力一把，争取在两个月之内，就给这个活动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临散会的时候，田卓还专门安排高潮说，高先生，你该提前做新的项目策划了。从田卓的话音里，高潮可以感觉出她对自己的策划能力认可了，心里的兴奋又陡增了几分。
情感的调整是该阶段儿童社会情感发展的里程碑。儿童在四岁半被忽视时会表现出缺乏对冲动的控制，这是情感调节的重要构成要素[28]683。具备调整情感的能力是儿童取得好的学业成绩和具备好的学校行为的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它在儿童接下来的发展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3.忽视损害了儿童身体的发展
家庭的贫穷、压力、父母之间的人际冲突、单亲家庭等都是儿童早期遭受虐待的重要因素。另外，亲子关系也是风险因素。研究发现，虐待型父母在儿童养育的实践活动中更容易控制儿童。这些家庭几乎很少有积极的互动，缺乏互动或者仅有命令型的互动[35]202。在家庭层面，儿童虐待常常是这样展开的，儿童为了获得父母的注意而变得具有对抗性，而这又引起了父母的虐待行为，这不应该怪罪儿童，这只是儿童吸引父母注意的唯一方式，尽管儿童在虐待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并不没有直接导致虐待事件的发生。当父母通过身体虐待、忽视和性虐待的方式背叛了儿童的时候，儿童的信任感就会被破坏，她/他会更容易感觉到压力和焦虑。儿童虐待还有一个风险因素就是与整体的家庭环境有关。施虐型家庭常常表现出缺乏家庭领导，家庭成员缺乏亲密性，几乎没有协商的技能，也不愿意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任，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家庭能否成功地满足学前儿童需要的程度[36]。
二、3—6岁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
3—6岁儿童具备了更多的智能，游戏在认知发展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其他孩子相比，遭受过性虐待的学前儿童会玩更多的性游戏,他们的装扮游戏或者与布娃娃的玩耍游戏都是围绕性的情节和行为。遭受过性虐待的学前儿童在和同伴及大人玩耍时，会有抓或抚摸他们生殖器的行为。遭受过性虐待的儿童的语言也常常围绕着性的说法，并且他们的谈话也常常流露出强迫性的性话语的特点[19]。儿童的性虐待也会导致认知的扭曲。儿童会通过“虐待二分法(abuse dichotomy)”来理解他/她受虐待的事件[20]。例如一个儿童会去判定是施害者还是自己是坏人。儿童一直被教育要遵从父母或者照料者，他们就会内化遭受性虐待的事件，会认为自己是错的，会形成羞耻感和罪恶感。艾音本德(Einbender)和弗里德里克(Friedrich)发现羞耻感是受性虐待儿童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性虐待除了给经历此事件的儿童带来羞耻感之外，还会给儿童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带来更严重的后果[21]。因为早期的关系模板(relationship templates)已经在儿童早期形成了，受性虐待的儿童会把其他成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看作不安全和危险的[20]56。
(一)父母与儿童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
严重依赖权威和其他强制性纪律的父母更可能对儿童实施身体虐待。虐待型父母依赖权力强硬型(power-assertive)手段，把他们的权威和意志看得十分重要。他们很容易通过体罚的方式来打压儿童挑战权威与追求独立的意愿[33]。正如前面所说，年幼的儿童还是通过其照料者来满足基本的需要。如果父母滥用酒精或其他药物，这会破坏他们正确抚育的能力，增加了儿童虐待的风险。研究发现，药物滥用会影响父母的判断力，进而会导致儿童虐待；酒精或毒品会降低父母抑制攻击性冲动的能力，因此也会容易导致对儿童的虐待[34]。与父母有关的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父母的情感错乱，例如抑郁，或有敌对及有攻击性行为。
父母自己在儿童时期的经验会影响父母将如何为儿童提供照料[30]248。既然照顾者主要负责对儿童教导和示范社会技能，但是如果父母在童年时期有被虐待的历史或被养育不当，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合适地指导和支持儿童顺利渡过其发展的关键期。父母在儿童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是怎样处理和儿童的关系是儿童是否获得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关键因素。父母的特质也是儿童虐待的风险因素。年幼的儿童本质上是要依赖他们的父母来满足所有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同时，学前儿童在观察、体验和内化环境刺激方面变得越来越独立。父母必须一方面愿意给儿童提供一个安全玩耍的环境，另一方面要满足儿童的基本需要[30]260。虐待型和非虐待型父母之间的区分主要与父母如何看待儿童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过程有关。照料者如果对儿童特定的行为进行不正确的归因的话就会容易虐待儿童[31]。例如当一个儿童抗议和父母分离的时候，虐待型父母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溺爱的行为，而不是理解为儿童对父母的依恋。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儿童经常说“不”，虐待型父母会把这种行为看作一种冒犯的行为，而不把它理解为是儿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行为。如果父母缺乏抚育的知识和技能，对儿童有不合适的期望，并认为是儿童故意惹父母生气，就会更容易虐待他们的孩子[32]。与这些不正确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过程相关的因素很可能就是教育。
儿童个体的特质也是儿童虐待的另外一个风险要素[35]153。有残疾或者有很多健康或医疗问题的儿童也是虐待发生的高风险因素。对发育迟缓儿童的更多的抚养责任会增加父母的压力水平，也容易导致虐待事件的发生。性别是儿童期身体虐待的一个风险因素,男童4—7岁之间最容易遭受身体虐待。3—6岁儿童即使没有健康和医疗问题，也会挑战父母的耐心，也是儿童虐待的一个风险因素。
(二)家庭的因素
被忽视的儿童有一系列的慢性病，包括发展迟滞(developmental delay)、贫血、感染性疾病和哮喘。由于被忽视儿童的情感和身体被剥夺了发展的机会，所以他们常常不能像其他儿童那样正常发展[29]386。许多被忽视儿童得不到充分的照顾，他们常常有牙齿、听力和视觉的问题。长期受忽视的儿童的发展常常达不到正常的标准[29]392。在3—4岁之间，儿童不会走路或者不能协调地走路；他/她也不能跑或跳。被忽视儿童也没有兴趣和能力进行自我照顾，例如自己穿衣服。他们不会使用蜡笔和铅笔，也不会绘画。被忽视的5—6岁儿童在粗大运动技能发展上落后，例如不能跑得快和跳跃。被忽视儿童也有不会使用餐具或者剪刀、或者存在系鞋带的问题。最后，被忽视儿童不仅不能开展这样的任务，也缺乏热情和兴趣去尝试完成这些任务[29]391。
1.忽视损害了儿童认知—行为的发展
(三)社区和文化层面的因素
如果一个社区缺乏社会支持网络，或不能为儿童提供保健和健康服务，那么该社区儿童被虐待的风险水平就会提高[37]612。生活在贫民区会进一步妨碍父母为儿童提供合适的养育实践活动，会容易导致儿童虐待。生活在治安不好和充满暴力的社区中，家长不相信社区中的邻居，就不允许或不鼓励儿童独立活动，就会阻碍儿童独立性的发展。儿童就容易遭遇适应不良的问题，例如在学校和同伴的关系不好或者出现行为问题。家庭如果和社区之间缺乏联系就会没有什么机会去暴露儿童养育的实践活动，也就没有机会提高家庭的抚育技能。当面临压力的情况时，家庭就会缺乏情感和物质方面的支持，这会容易导致儿童虐待的发生[37]626。加布里诺(Garbrino)和谢尔曼(Sherman)发现，如果家庭对邻居感到很满意，把社区看作一个积极的地方的话，就会出现比较少的虐待案件[38]。文化上对父母进行体罚权利的态度和行为也会影响父母是否愿意使用严厉的惩罚来对待他们的孩子。家长、家庭和社区的文化都是更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反映。只要社会容忍对儿童进行严厉体罚的话，家庭仍旧是儿童虐待的一个高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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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6岁儿童虐待的家庭干预
儿童虐待常常是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3—6岁儿童来讲，家庭是儿童虐待干预的中心，对家庭进行干预的时候要注意采用优势视角和文化回应性原则。在实践中，常用的家庭干预方法有：关注亲子依恋问题，认知-行为训练和建立社会支持等。
(一)建立安全型的依恋模式
被父母或者重要的照顾者虐待的年幼儿童大都经历了依恋问题。研究发现，被虐待的学前儿童更可能存在依恋问题[39]97，所以我们在对儿童虐待进行干预的时候要注意改善亲子关系，而改善亲子关系的活动要以该时期儿童的发展任务为中心。该时期的儿童提高了认知、社会、情感和身体能力，其独立性越来越强，对日常照料的需要不断减少，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交往性(interpersonal)[26]435。游戏仍是学前儿童的重要内容。父母应该积极地投入到儿童游戏当中，这是一种改善依恋关系的方法。社会工作者除了要鼓励父母参与儿童的游戏之外，还要引导父母对儿童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因为父母对儿童持有不合理的期望也是虐待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工作者不能认为照料者具备充分的知识和技能与儿童开展游戏活动，要对父母就游戏的内容进行指导。例如，与孩子一起做手工、给孩子读书、教孩子骑自行车、一起听音乐或弹奏乐器。对学前儿童个案治疗也是十分重要的，它会影响儿童对他/她与照顾者的关系经验的处理和整合，帮助他/她不把这种关系推广到所有关系当中[39]126。经历过虐待的年幼儿童会认为所有的成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并且完全拒绝他们。儿童和社工及其他成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会有助于他/她恢复其能力和完成发展任务。在学前阶段对父母的个案治疗也很关键。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父母改变和重建亲子关系模式。父母儿童期的经验会影响他们当下对孩子的抚育质量。这些父母建立的亲子关系模式常常是他们自己在儿童时代被剥夺的结果，所以必须要花费很大的努力来改变亲子关系[39]127。
(二)对父母进行认知和行为的干预
父母虐待儿童常常与父母对儿童的认识有关。比如，对儿童使用厕所的训练容易导致儿童被虐待，因为照料者会担心儿童能力不足或者是儿童的身体和情绪有问题。父母常常高估学前儿童的能力，常常把儿童的失控看作故意的行为，或者进行负面归因。对虐待型父母的干预越来越依赖于解决儿童管理问题的认知-行为方法的训练[40]37。大多数家庭并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不愿意参与治疗。因此，社会工作者常常发现父母对治疗很抵触，并且不愿意进行改变。为了更好地治疗，这个问题必须要予以解决。认知-行为方法对此问题的解决策略是重构问题，让问题更容易被父母接受。这也常常被称作“重构”问题或行为，儿童社会实践工作者并不把儿童虐待叫做儿童虐待，而是重构为不能很好地处理压力、愤怒或者儿童管理问题，缺乏社会支持，以及缺乏足够的资源等。重构问题的意图就是减少父母潜在的抵制或者解决父母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比如父母会比较担心被叫做不称职的坏父母。社会工作实践者或许要这样陈述：没有坏的父母，正如没有坏的孩子一样；父母已经尽其所能了[40]52。重构并不意味着轻视问题，或者与父母共同否认问题的存在，而是减少父母对干预的焦虑和恐惧。
1.行为训练
行为训练包括角色扮演或者模拟社会交往。在该方法中，识别出需要被改变的特定语言和非语言行为。行为训练是在安全和结构化的环境中提供机会来训练技巧和行为。社会工作者解释说明特定的技能，并展示应该如何应用这些技能。案主接下来就是实践这些技能，并从社会工作者那里接受持续的反馈。反馈必须是建设性和立即的。案主会从角色扮演中学习，会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中练习和实验不同的方法。行为训练的关键要素是识别特定的技能，帮助父母形成这些技能。行为训练通过实践和建设性的反馈方式能够帮助处于风险的父母提高抚育技能。
2.认知重构
认知重构是识别出非逻辑和不能产生出建设性成果的功能失调的思维模式。通过证据，使案主意识到造成错误认知的曲解，和错误的价值判断的存在。案主被训练监控错误的思维和追踪这种想法的后果。一旦曲解被识别出来，案主就会被指导调整错误的思维，并用另外一种思维模式代替它。这种方法的焦点是增加案主考虑用其他解释代替被扭曲的或者没有建设性的想法和信念。这种方法会识别和调整与父母抚育问题有关的错误思维，识别出父母用来为虐待找借口，使虐待合理化的具体的认识误区，并帮助父母对错误认识进行调整。
3.反馈
反馈是为一定行为过程提供感官的或者语言信息。社会实践工作者对案主就一特定的目标行为提供语言的反馈。感官反馈包括识别出案主实际的生理反应。这一般被称作生物反馈，包括使用电子设备为生理反应提供信息。该方法的想法是如果案主了解他/她的生理反应，他/她就能更愿意学习如何控制这些反应，这些反应以前被看作非自主性的。生物反馈常常用来治疗在压力情境中身体反应问题。许多处在风险中的父母经历高压的话，会容易导致虐待孩子事件发生。生物反馈就是用来促进父母建立健康的应对机制。
（2）中小学资产管理方面，应根据各个学校的不同情况对其制度进行完善，并执行简便有效的资产管理方法，例如，财务人员可以实地考察学校工作人员申请报废的教学设备，确定设备的使用情况，必要时邀请专业人员对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鉴定，以防出现提前报废教学物品造成浪费的情况。同时，对已经报废的设备或零件要严格按财政部门的规定进行报废申报处理，同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及时将报废收入缴入财政专户。
(三)对家庭进行社会性支持
经历虐待的家庭更容易被孤立，我们应该对这些家庭给予社会性的支持。非正式和正式的社会支持对年幼儿童的家庭特别重要，因为这些家庭要为儿童提供营养，同时这些家庭要承担抚养儿童的日常的压力，3—6岁的儿童要求与他们环境有关联，这样才会充分促进他们的发展。另外，父母接受支持的关键是他们怎样应用他们接受到的知识。仅告诉父母儿童的需要是不够的，父母需要学习克服哪些障碍才能满足儿童的需要。首先是要帮助降低父母的压力，否则会导致虐待风险的升级。在评估阶段，社会实践工作者必须要识别出家庭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德潘菲利思(Depanfilis)概括出以下几种不同功能的社会支持。它们是：物质帮助(钱、食物、衣服)；物理和环境(适当居所、安全性的邻里环境)；医疗和牙齿护理；职业(工作机会)；沟通(到哪里去获得所需要的东西)；知识信息；评价支持(与自我评价有关的信息)；教育(成人和儿童)；儿童护理；娱乐、社会的和文化的；情感和友谊(家庭和群体的归属感)[40]50。
国家体育场（鸟巢）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奥运会后，国家体育场公司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的要求，充分利用奥运场馆遗产，打造鸟巢旅游新亮点，引进顶级赛事演出活动，创办青少年公益赛事，培育鸟巢自主品牌项目，打造全新的商业产业链，探索场馆多元化经营，实现了鸟巢赛后的可持续发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要想成功地帮助家庭获得必要资源的话，就必须要和父母建立合作和信任的关系。社会实践工作者必须理解家庭的文化区别，理解家庭需要社会支持的类型。一些家庭可能更愿意去持有同一信念的组织中寻求必要的帮助，而不是从正式的社区机构中寻求必要的帮助。一旦家庭的需要被评估，就应该对儿童虐待从个人社会网络(家庭和朋友)到邻里社区，专业项目和特定的专业服务等方面进行干预。不论是从群体还是从个体的支持性干预都应该是建立在提高父母的抚育技能基础上。缺乏良好沟通或社会技能的照料者可能不适合进行小组治疗，而其他类型的照料者可能需要小组的情境来激励他们进行改进。为有儿童虐待问题的家庭提供社会支持还包括：就社区的资源和服务问题为父母提供明确和现实的信息；为他们提供社区资源手册或者其他具有合适语言类型的资料，以便父母在需要的时候查阅资料。虐待孩子的照料者一般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信息和参考资料本身并不够。社会实践工作者还要对父母进行榜样示范，并教导父母如何申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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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3.5；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9)01-0146-08
DOI： 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1.025
[收稿日期] 2018-1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农村留守儿童性侵防范机制研究”(14BSH086)
[作者简介] 张艳敏(1977— )，女，辽宁建昌人，教育学博士，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教育;赵艳(1984— )，女，辽宁鞍山人，在读硕士，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幼教教研员。
[引用格式] 张艳敏，赵艳.3—6岁儿童虐待及家庭干预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1)：146-153.
[责任编辑 易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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