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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龙”：快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
亚洲“四小龙”20世纪90年代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的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有了明显提高。从1990年到金融危机发生的1997年，“四小龙”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均高于制造业。这段时期，新加坡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速度最快，达到13.9%，而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7.1%；韩国的相应数字为12.5%与8.4%；台湾为8.5%与3.2%。香港制造业年均下降3.4%，而高技术产业却年均增长2.8%。
由于高技术产业增长速度均高于制造业，因而，“四小龙”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的比重也不断提高。1990年到1997年，韩国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的比重从12.2%提高到15.8%，新加坡从32.4%提高到49.9%，香港从9.8%提高到15.1%，台湾从12.8%提高到18.3%。
“四小龙”产业结构高技术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贸易结构的高技术化。1990年到1997年，“四小龙”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均快于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速度。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新加坡，其制造业产品出口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分别为30.1%和41.4%；其次是台湾，分别为13.0%和19.7%；香港分别为14.2%和18.5%；韩国分别为10.3%和14.2%。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90年到1997年，韩国制造业出口商品中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从19.9%提高到25.4%。香港从15.2%提高到18.5%，台湾从18.1%提高到23.3%，新加坡从30.1%提高到41.4%，均高于我国（我国的这一比例1999年才达到13%）。
“四小龙”的高技术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其基本特点是出口加工型，国内市场有限，高技术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战略调整：科技发展作为第一推动力
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一边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整顿金融秩序，一边进行战略调整。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东亚国家都把科技发展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推动力。
1999年，韩国对科技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四个政策性转变：一是科技开发从跟踪模仿向创造一流科学技术转变；二是国家研究开发管理体制由部门分散型向综合调整型转变；三是科研开发从增加投入和扩展研究领域为主向提高研究质量和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变；四是国家科研开发体制引入竞争机制，从政府资助研究机构为主向产学研均衡发展转变。同年，韩国还修改了“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任委员长，其职能由过去科学长官会议单纯地对国家科技振兴政策及计划等的审议，扩展到对国家科技长远发展规划的制订、实施和调整，科技预算的执行，以及对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的评价等。还设立了地方科学技术振兴协议会，加速新技术产品的产业化。为加强集中统一管理，提高研究资源的利用效率，政府颁布实施了“关于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等的设立、运作及育成的法律”。
为发展知识产业，1999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知识为基础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型的调整，为企业创造恢复产业活力、提高竞争力的政策氛围”的知识经济产业政策。确定了27个产业为21世纪韩国重点发展产业，其中知识制造业有14个，如新材料、生物工程、新医药、航空航天、精密化学、数字家电、电脑、新能源等；政府还制定了一个未来核心技术开发五年计划，该计划包括七个领域，共103个研究课题，其中信息通信19个。为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韩国计划至2002年，将政府研究开发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提高到5%。另外，政府还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发展高技术的国家研究开发计划，如特定研究开发计划、信息通信技术的开发计划等。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计划“21世纪科技企业家计划”，计划投资基金首期10亿美元，其中25%将投资国外，用于开拓国际市场；50%用于吸引外资在新加坡设立风险投资基金（按1∶2或1∶3与外来投资匹配）；25%投资于种子期的创业公司，投资的重点是因特网、信息与电信、生物医药等高技术产业。政府还推出了多项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战略计划。如，以将新加坡建成知识型工业全球枢纽为目标的“21世纪工业计划”，以培养大批适应知识经济的人才为目标的“21世纪人力资源计划”，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制造业、服务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的“21世纪生产力行动计划”，新加坡的制造业竞争力将由1999年的排名第19位提升到2010年的前10名。
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泰国1999年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讨论制定今后2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为解决科研人员短缺问题，国家研究院和大学部制定了一个培养本国博士生的计划。政府给予资助，第一阶段（2000年～2011年）全国将培养5000名博士级研究人员，第二阶段将扩大培养两万人。为了提高泰国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999年4月，泰国议会批准成立中小企业发展协会，政府计划五年拨款21亿泰铢，在五年内培养出11.6万名中小企业家。泰国科技部还设立了特殊基金，帮助中小企业更换设备，对使用技术改造基金的中小企业给予贴息补助。
泰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为加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研究和统一管理，1999年，泰国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NITC)的办公室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并更名为国家信息技术政策办公室，划归国家科技发展署，给予该部门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NITC于1999年下半年启动了创建信息技术化办公室工程，建立政府信息网，并批准了目前正在实施的软件园发展战略，重新启动微电子研究中心工程，拟拨款15亿泰铢。科技发展署还决定将每年由其掌握的8000万泰铢低息贷款主要用于支持软件企业，拥有1亿泰铢的创新基金也将主要用于支持软件开发。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还制定了泰国电子商务发展计划。预计到2005年，泰国互联网用户将发展到900万个。
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与东亚的竞争与合作
电子信息产业是高技术产业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战略产业，因而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基本处于同一地位，在产品竞争力上互有短长。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中，电子产品实现顺差6.25亿美元，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逆差104.7亿美元。在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八个电子产品主要生产国家和地区中，有六个是逆差。按逆差额大小排序，台湾36.44亿美元，韩国19.99亿美元，马来西亚9.17亿美元，菲律宾0.75亿美元，新加坡0.55亿美元，泰国0.39亿美元。只有对香港和印尼是顺差，分别为62.95亿美元和0.75亿美元。
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八大主要产品中，我国对世界是四种产品顺差（家电、电子仪器、电子元件和计算机）、四种产品逆差（电子器件、电子材料、通信设备和广播电视设备）。但在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我国有六种产品逆差。按逆差额大小排序是：电子器件、计算机、电子元件、广播电视设备、电子材料和电子仪器，其中电子器件逆差高达84.88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在多数电子信息产品领域，产业技术水平低于韩国、新加坡等亚洲电子信息产品主要生产国和地区。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电子信息产业上与我国同属加工贸易型，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更小，贸易依存度更高。从上述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平衡来看，作为经济体，我国一方面在同发达国家的电子信息产品贸易中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竞争，另一方面，又为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工电子信息产品，形成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并将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构成日益严峻的竞争与挑战。我国要力争在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与合作中，提高电子信息产业的竞争力，占据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分工链条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加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