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宋代论文,陶渊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3)04-0093-04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宋代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时段。经过苏轼、朱熹等人的努力，陶渊明的经典地位被确立。人们通常以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无不顶礼膜拜，似乎举世崇陶。实际上，南宋初年就曾出现过非议渊明的别调，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插曲。探讨这一插曲发生的历史语境及具体过程，对于我们深入把握陶渊明接受史及南宋初年的思想文化态势，不无裨益。
谈及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无法绕过苏轼的崇陶及和陶诗，学界对此已有充分的研究。陶渊明自然真率的人生境界、仕隐自如的处世态度以及冲淡质朴的文风，成为苏轼追慕的对象。此后黄庭坚等人尚友渊明，崇陶热依然在持续。至宋徽宗朝，不少文人游离于政局之外，其心境与陶渊明有相通之处，如吕本中在《读陶元亮传》中，鲜明地表达“我爱陶彭泽”的立场；谢逸绝意仕进，对于陶渊明的任真亦极力推崇，云：“初不求世售，世亦不我贵。意到语自工，心真理亦邃。……我欲追其韵，恨无三尺喙。嗟叹之不足，作诗示同志。”[1]陶渊明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任真、高洁、远韵。文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正是对这种精神的认同。
应当说明的是，在整个宋代对陶渊明的接受中，推崇、认同始终是常调。不过，南宋初年的一些文人，在陶渊明评价问题上，却有过激烈的讨论与争辩。争论双方对陶渊明或褒或贬，各执一词。其具体情况是：绍兴五年(1135)四月二十四日，杨时卒，其身后事由其首座弟子兼女婿陈渊料理。陈渊对杨时的碑传文字相当重视，先是请吕本中撰写行状，一年之后，又请当世名儒胡安国写墓志铭。绍兴六年(1136)左右，胡安国、胡宁、胡宏父子三人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遣词立意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这一争论，为我们了解陶渊明接受史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片段。
胡安国撰写的杨时墓志铭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其家世、履历：“公讳时，字中立，姓杨氏。既没踰年，诸孤以右史吕本中所次《行状》来请铭。谨按杨氏出于弘农，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闽中，寓南剑州之将乐县，因家焉。公资禀异甚，八岁能属文。熙宁九年中进士第，调汀州司户参军，不赴。杜门积学，渟滀涵浸，人莫能测者几十年。久之，乃调徐州司法。丁继母忧，服阕，授虔州司法。公烛理精深，晓习律令，有疑狱，众所不决者，皆立断。与郡将议事，守正不倾。罹外艰，除丧，迁瀛州防御推官。知潭州浏阳县，安抚使张公舜民以客礼待之，漕使胡师文恶公之与张善也。岁饥，方赈济，劾以不催积欠，坐冲替。张公入长谏垣，荐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余杭县，迁南京宗子博士。会省员，知越州萧山县，提点均州明道观、成都府国宁观，后例罢。差监常州市易务，公年几七十矣。是时天下多故，或说当世贵人，以为事至此必败，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开导上意，庶几犹可及也。则以秘书郎召，到阙，迁著作郎。及对，陈儆戒之言，除迩英殿说书。”[2]
应该说，胡安国的写作完全符合墓志铭的体例，杨时的生平职任大体上已经交代清楚。不过，上文引述的是墓志铭的定稿，而在初稿中，“差监常州市易务”下，原本是“不就”二字，并没有“公年几七十矣”句。
陈渊与胡安国对“不就”二字的理解，有很大分歧。监常州市易务，为监当官(别名管库)，负责平抑常州的物价、保障商品流通。陈渊对“差监常州市易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辩解。杨时于宣和四年(1122)罢祠禄官后，生活一度陷入贫困之中。在朝的郭慎求就为他求得监常州市易务这一差遣。不料，这一官阙已经除授于人，杨时只能待阙，不过他反应很平淡，说道：“非见阙，固与吾事无济，然市易事，吾素不以为然。纵便得禄，其可就乎?”[3]至宣和五年(1123)秋，监常州市易务还是没有空阙。到了宣和六年(1124)，在朝臣傅国华的再三举荐下，杨时才以秘书郎应诏。陈渊要申述一个事实——“差监常州市易务”不是杨时“不就”，而是没有现阙可任。
陈渊之所以花气力陈述这一事实，因为在胡安国所写杨时墓志铭中，监常州市易务是监当小官，杨时拒绝就任；而秘书郎乃京朝官，杨时从命应诏。这种记述容易给人一种坏印象——杨时贪恋名位。所以，陈渊坚持要求删掉“不就”二字。
对于陈渊的要求及申述，胡安国有什么回应呢?在回复陈渊的书信中，他说道：“只如差监市易务事乃平生履历，故不可阙。若据龟山所言，却甚明白，虽书‘不就’，无害也。但《行录》乃言不欲为市易官，于语脉中转了龟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为，须当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为筦库’，即见得遗佚阨穷不悯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岂可不书乎?”[4]由此可以看出，胡安国的着眼点并不在“不就”的取舍上，而是在差监市易务事上。也就是说，“不就”二字可以删去，但年七十而欲为监当之差，足见杨时不鄙小官，体现了君子固穷的精神气度。所以，差监常州市易务事，无论如何不能缺省。
陈渊、胡安国在“不就”二字上的讨论，基本上还停留在行实本身。陈渊援引了杨时生前的言行，说明差监市易务的实际情况。行实如此，胡安国最终还是同意删去“不就”二字。但这并不表明，围绕“不就”二字的争论就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国所言“遗佚阨穷不悯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以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比附杨时。而且，在杨时墓志铭的结尾处，有“果何求哉!心则远矣”句，实际上以陶渊明高远的气象来想见杨时之贤。胡安国的这番好意，引起陈渊激烈的辩解，胡宁、胡宏也加入到争论之中。至此，讨论的中心内容已转移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
胡宁、胡宏参与讨论的资料，今仅存于《龟山志铭辩》中。他们二人写给陈渊的书信，今已亡佚，在陈渊的答信中尚留得只言片语。仅就管见所及，勾勒双方争论的梗概，并探究争论的深层原因。
针对胡安国以柳下惠、陶渊明来比附杨时，陈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前书谓‘陶公何讥焉’者，盖谓秦、汉以来，道义不明，诸子百家各怀私见，故虽如陶公之贤，亦未尝子细观，非妄说也。若以雅意素有所主，即弃官为是，如此则晨门、荷蓧、长沮、桀溺之流，不经圣人指点，谁敢以为非乎?……伯夷、柳下惠，孔子皆以为贤，孟子亦曰：‘其趋一也，何高下之辨乎?’故论其高，渊明乃千载之士。论其是，古人轨辙较然，亦可见也。龟山婺州之任，未尝从辟，盖方是时，饥饿不能出门户，帅司以摄阙员耳。仕固有为贫者，未易疵也。但尊丈既以柳下惠许之，不当更引渊明例耳。”[2]
在这段叙述中，陈渊花了极大工夫评述前贤，不过最后两句，即“既以柳下惠许之，不当更引渊明例”，才表明他真实意图，即他认为杨时对道义的持守与柳下惠对直道的坚持尚有可比性，与陶渊明精神则不相合。话外之意，杨时“不就”市易务，完全不同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陈渊之所以一再要求删去“不就”二字，也正因为担心他人将先师杨时与陶渊明相比附。
“陶公何讥焉”，乃胡宁信中语。他对陈渊讥讽、批评陶渊明极为不解，故有此疑问。胡宁之弟胡宏也有类似疑问。对此，陈渊作何解答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杨时乃行义达道之人，与陶渊明不可同日而语。原文如下：“令弟(指胡宏)又荷录示疑问，至感至感。‘果何求哉，心则远矣。’此两句极幽远有味，连上文读至此，语若不足，意已独至，盖不必稽之陶公而后得龟山之为人也。陶公于此，功名富贵诚不足以累其心，然于道其几矣，于义则未也，岂可与行义以达其道者同日语哉!孟子论伊尹之取与，既以谓‘合于道’，又以谓‘合于义’，其论养气，既以谓‘配道’，又以谓‘配义’，此理恐陶公所未讲也。何则?仕为令尹，乃曰徒为五斗米而已。一束带见督邮，便弃官而归，其去就果何义乎?孔子之言《易》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体用不分而动静一如矣。’自圣学不传，学者各任其意，则有舍义而言道者，佛之徒是也。陶公何讥焉，恐不可以龟山为比。如后来再问心远，所对数条，鄙意以谓以语陶公，尤未到他践履处，况于龟山?此盖老人恐学者不悟其语，故为是委曲辨析之词，未敢闻命。”[5]
在陈渊看来，《墓志铭》中“果何求哉，心则远矣”虽有幽远之意，但以杨时比附陶渊明，却不太合适，还是删去为好。陈渊对陶渊明的评价，带有批评与否定的意味。陶渊明不以功名富贵累其心，合于道，却不合于义。
在与胡宁、胡宏讨论陶渊明道义问题之前，陈渊就曾与同门好友翁谷阐述过类似的见解：：“渊明以小人鄙督邮，而不肯以己下之，非孟子所谓隘乎?仕为令尹，乃曰徒为五斗米而已。以此为可欲而就，以此为可轻而去，此何义哉!诚如此，是废规矩准绳而任吾意耳!”[6]之所以批评陶渊明不合于义，完全是从发扬圣学的角度考虑的：“盖孟子之养气，以为配义与道。若曰配义而已，则于体有不完；配道而已，则于用有不济。彼舍义而言道，则有体而无用，而可乎?体用兼明，此古人所以动静一如，而圣学所以无弊也。”[6]落脚点在发扬“圣学”所要具备的条件：配义与道，体用兼备。
最终，胡安国在杨时的墓志铭中删掉了“不就”二字，陈渊也退让半步，“差监市易务”这一行实被载入墓志，最终定本为“差监常州市易务，公年几七十矣”。此外，“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予以保留。这并不表明，双方就此达成共识，胡安国之子胡宏曾就杨时墓志铭向其父求教。“宏又问：‘据《杨氏家录》称，先生不欲为市易官，吕居仁亦云辞不就。今志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门未曾契勘古人出处大致，若书不就两字，便不小了龟山?差监市易务，即辞不就；除秘书省校书郎，却受而不辞，似此行径，虽子贡之辩，也分说不出来。今但只书差监市易务，公年将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浑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也。并迁著作郎，并迩英殿说书，只一向衮说将去，不消更引高丽国王事说它龟山。……此亦是有底事，不足为文饰也。’”[7]
胡安国、胡宏父子的这段对话，同样围绕“不就”二字展开。在胡安国看来，杨时不为市易官，实有其事，没有必要掩饰。但是，辞监当官，而就京朝官，毕竟有损杨时形象，故将“不就”二字替换为“公年将七十矣”。胡安国固然坚持史事的立场，其深意在于对陶渊明、柳下惠等人的推崇与认同。在《龟山墓志铭》中，“果何求哉，心则远矣”，实以陶渊明之高洁来“想见”杨时之贤。“宏再问：‘何故载果何求哉，心则远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决非惠远所能招，刘、雷之徒所能友也。观其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可知其为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龟山之贤可想见矣。世人以功名富贵累其心者，何处更有这般气象?但深味心则远矣一句，即孟子所谓所欲不存，若将终身，若固有之气象，亦在其中矣。’宏又问：‘如何是心则远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虑及后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谓心远矣。’”[7]
与陈渊批评陶渊明不同，胡安国认为陶渊明不以功名富贵累其心，体现了圣贤气象。对陶渊明一贬一褒的评价中，胡安国父子从士人的高洁品行着眼，而陈渊则从任事行义的君子职责来立论。接受角度的不同，表明陈渊、胡安国对待士人出处的看法也不同：陈渊认为士人应当无条件地出来做事，既要合于君臣大义，又要合于“道”，具体说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在兵荒马乱的国难时期，与行“义”精神不相符合。而胡安国的立足点在于原始儒家提倡的“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更注重“心远”的内心体验，故而对陶渊明高洁的精神倍加青睐。胡氏父子对陶渊明的赞美与钦慕，在当时已为常调。相比声势高涨的追和陶诗、仰慕陶渊明的潮流，陈渊于南渡初年从进退、出处的角度来批评陶渊明，则是一种别调。
陈渊的看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南渡初年“义”与“道”同样重要。其深层次的考虑是希望士人出来任事，即经国济世，以“义”来约束“吾意”。像陶渊明那样“一束带见督邮”，便弃官归隐，与时代精神不相吻合。
与陈渊批评陶渊明相呼应，南宋初年的一些文人对陶渊明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吕本中在《即事六言七首》其三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入乐天欢会，不随渊明酒徒。看取箪瓢陋巷，十分昼夜工夫。”[8](P455)通过贬抑白居易、陶渊明，表明自己的人生追求——寻求孔颜乐处，做圣贤工夫，一改苏轼、黄庭坚以及北宋后期谢逸、陈与义等人对其高洁精神的礼赞。唱此别调者，不独陈渊、吕本中，李光《题无俗亭》亦云：“一榻萧然岸幅巾，寒梅为友竹为邻。清潭谢傅风流胜，倒载山翁气味真。独把琴棋消永日，未须歌管送余春。簿书堆案应频扫，不学陶潜避俗尘。”[9]李光也不认同陶渊明丢下国事而不顾、拂袖而去，他认为在处理政事的同时，与寒梅为友，与翠竹为邻，保持醇真高远的心志，也是理想的“无俗”状态。
陈渊、吕本中、李光等对陶渊明大不敬，这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极为罕见，表明此时非议陶渊明已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值得重视的别调。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即南渡文人在对北宋亡国的反思时，希图重新确立精神导向——“行义以达道”。
北宋覆亡，寡廉鲜耻、不尚名节的士大夫的行径激起了南渡士人愤慨，故而展开了对政和、宣和士风的批判，而当下奔竞之风又盛行于政治社会生活中，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刺激，使建炎南渡之后士风问题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焦点。李纲分析了导致士大夫沦丧的原因：“自崇、观以来，朝廷不复尚名节，故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两宫播迁，如路人然，罕有能仗义死节者。”[10](P149)不独李纲，南渡士人多将亡国的原因归结到士风不振，尤其是政、宣年间颓靡的士人风气，导致士人道德沦丧，在危难时刻置朝廷利害于不顾。士风之建设，关键在于出入庙堂的士大夫的作为，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作风会成为士人的风向标。胡寅在建炎三年(1129)上皇帝的万言书中，也着重谈了士风的问题，批评“士以空言相高，而不实用；以行事为粗迹，曰‘不足道也’”[10](P544)的风气。黜空言而务实用，“行义以达道”成为大变局环境下士大夫的共识。在国家危难时刻，士人应当最大限度地出来任事，为国家分忧解难，进退合“义”，成为南渡士人总的精神原则，也成为南渡初年政治文化生活中士人的精神向度之一。
任事、行义，成为南渡士人的自觉追求，他们反对空言，主张将“道”熔铸于“事”中。道、事并重，通过“事”更好实现“道”。在南渡士人看来，道既是精神目标，也是切于日用的政治社会践履，即将所学运用于经世济民的治事中。陈渊还从学理上论证了“道”与“事”不可分离，在从“知”到“得”的过程中，他创造性的增加一个“事”，并举出了两种反面的例子：一为“不知止而求定”；一为“避事而求道”。“世人终身役役于尘劳妄想之中，醉生梦死，莫觉莫悟，其原在于不知止而求定耳。间有自修之士，乃避事而求道。夫事焉可避哉?无事则道亦无矣。”所以，陈渊得出结论：“故惟止而求定者，乃期于虑而得也。至于虑而得，则洒扫应对之际，莫非妙用，而天下国家盖不足为矣，而况于一身乎!”[11]从“知”到“得”的过程中，陈渊强调“事”的重要性，真正将践履工夫落到实处。
在南渡初年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朝廷确立新的政治文化导向，开始了政治文化的重建，士人也理应出来任事，“行义以达道”就成为顺应时势的精神理念。胡安国父子、陈渊有关陶渊明接受中的分歧，便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具体说来，陈渊所坚持的是在南渡初年特殊时期士人的职责，胡安国父子所持守的则是士人进退的总原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仅仅适用于南渡初，还适用于其他时段。在胡安国看来，国家有难，士人理应出来任事，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君臣能否遇合，直接决定着下一步的行为取向：去还是留。
综上所论，南宋初年这段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来自于特定语境下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接受与评估，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杨时墓志铭的争论中，陈渊反对以陶渊明比附杨时，动机在于重新确立士大夫的精神导向——“行义以达道”，而陶渊明置国事于不顾，拂袖而去，与此导向不相符合。胡安国父子对陶渊明高洁精神的追慕，体现的则是宋代士大夫的精神理想。检讨这一被遗失的历史细节，既能丰富我们对陶渊明接受史的认识，也能加深我们对南宋初年思想文化态势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