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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现代文学底层叙述的空间形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提出“底层阶级”概念，包含了“无产阶级”和其他广泛的受压迫阶级或阶层，服务于新形势下“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当代中国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研究兴趣，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新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分化的巨大差异。1996年蔡翔在发表《底层》一文，较早提出“底层”话语，带有很强的情感色彩，主要指苏州河边棚户区以体力劳动为生的群体①。
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梳理了底层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指出“‘底层’一词的源头不在中国，‘底层’在中国最早出现时也与国外理论中的‘底层’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直接指向‘弱势’群体的直观概念：所谓‘底层’，就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群。这是个不需要思索的概念，处于‘最下层’就是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内容如果再详细一些，可能包括政治地位地下、经济上困窘、文化上教育程度低等，被称为底层的，可能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也可能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条件。”②“底层”概念的提出对于分析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中的底层形象，关注当代中国底层群体利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维度和批评尺度，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阶级性批评空缺的局限。刘旭在书中对“底层叙述”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认为“底层叙述”话语体系呈现了“现代性话语的裂隙”，撕破了“现代性神话”的华丽外衣，展现出新时代语境下“社会最下层”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书写底层民众的思想指向。从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到当代文学，众多描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勾勒出了一个乡土中国的“穷人区”和庞大的底层“穷人”形象群。由于生活经历、生命体验、审美视阈的差异，不同的作家对底层的叙述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来。从区域来看，“乡镇底层叙述”以鲁迅的“鲁镇底层叙述”系列为代表，“城市底层叙述”以老舍的“老北京底层叙述”为代表、“乡村底层叙述”则以赵树理的“山西农村底层叙述”为代表，三者不同的思想渊源、文化视野、审美趣味、价值追求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乡土中国“底层叙述”风景。
鲁迅的独特成长经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审美视角和知识背景。鲁迅除了随母亲到农村的外祖母家接触一些乡村农民生活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乡镇与城市度过的。鲁迅在自己的《呐喊·自序》中叙说自己童年时期曾经“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即乡镇所拥有的经济、生活场所里的人生体验。腐朽封建礼教文化在鲁镇空间凝结、聚集着，压迫这里的穷苦人们。鲁迅在一种西方现代性启蒙思想的审美视野观照下，结合自己独特的乡镇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创造了“鲁镇”这样一个小乡镇文学空间和“鲁镇”穷人形象系列，即一个“老中国儿女”的文学世界③。
赵树理从小就沉浸在乡村民间文艺世界中。他在村子里不仅学会了吹拉弹唱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农民直率朴实、生动风趣的语言艺术技巧。在文学实践中，赵树理渐渐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学的内容固然是很好的，但形式却不为农民所喜闻乐见。他立志决定以最底层农民为文学创作接受对象，以他们熟悉的口语化语言、农民审美趣味和文学传统结构来进行文学创作，开始了自觉的、为最底层农民写作的“文摊文学”尝试④。赵树理风靡解放区的《小二黑结婚》就是以乡土中国社会最底层空间刘家峧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场域。这里有最贫苦、胆小怕事、被欺压惯了的农民，也有横行霸道、欺压一方、凶狠歹毒的乡村恶霸。小说情节随着空间的转移而出现了喜剧性变化。走出了乡村反动势力控制的刘家峧，小二黑与小芹来到代表翻身农民的革命政府空间就感受到了阴晴两重天的巨大差异。区政府把金旺兄弟扣押起来，一举消灭了刘家峧欺压农民的新压迫势力，小二黑与小芹如愿以偿结婚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给予了这个乡村政治空间“沉默的大多数”一员中的老秦众多言说机会，显现了赵树理对这一类型最受欺凌、形成逆来顺受奴性的最底层农民形象的重视与关怀。
舒乙先生在《理解老舍先生其人其文的五把钥匙》文中用五句话来概括父亲的特质，其中第二句是“他是满族人”，第三句是“他是穷人”⑤。这种穷人和满族末世人的双重身份形成了老舍特殊的成长环境，使他从小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艰辛。在走上创作道路以后，老舍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带进了创作中来，而且这种来自于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生存体验使得老舍备加关注城市底层穷人的命运遭际，在题材上他不会也不可能去选择他所不熟悉的王侯将相、达官显贵。老舍这种对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不但没有因为地位和职业的变化而变化，反而因思想认识的提高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深沉，对穷人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他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些穷哥儿们，愿意为穷哥儿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最终老舍选择了文学作为为穷哥儿们悲惨生活而呐喊、呼号、抗争的工具，以自己“头朝下”的穷人体验、满腹“苦汁子”的生之痛苦叙述一个被漠视、遮蔽和践踏的群体——底层穷人群体。他在第一部小说作品的序言《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又是对别人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⑥
在现代文学史的底层叙述中，老舍对底层穷人世界的书写与其他作家存在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因为他熟悉这个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把自己投入到这一生存的境遇之中，把自己与底层穷人融为一体，不是顾影自怜或者超然世外，也不是为了某种创作目的而去体验和熟悉生活。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涉足了底层民众悲惨生活题材，然而由于他们不从这个阵营中来，没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托，他们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无论怎样亲密，都还是两类人，他们之间有的只是知识分子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和怜悯，就像鲁迅和闰土一样有一层“厚障壁”。但是，老舍和祥子、小福子、月牙儿母女俩却不仅仅是同情，更有着亲如兄弟姊妹的感情。
老舍是与赵树理都与底层血脉情感相连，不同的是老舍由于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和英国讲学的海外人文背景而具有了一种审视与反思中国文化的多元思想视野，即不仅源于底层、反思底层，而且有着批判底层的精神维度。正是因为如此，老舍的底层叙述有着比同类题材更加真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和更宽广的思想深度。
二 日常生活视阈：老舍进入城市底层灵魂世界的审美之门
作为反思五四新文学忽视底层民众局限而出现的左翼审美世界中，底层以一种开始觉醒的主体者身份登上文学殿堂。但是，细加分析，我们发现在左翼革命文学那里，城市底层人物或是一群进行阶级意识启蒙的对象，或是从事阶级斗争的革命主体，总之文本里显现一种浓郁的阶级性叙事，缺少人物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描述。左翼文学中的城市“底层”，处于特定的、紧张的阶级关系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里。30年代茅盾叙述城市的文学文本《子夜》中，城市底层依然处于遮蔽状态之中，依然匮乏底层的日常生活气息。
现代文学史上，真正描述出城市底层形象及其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氛围的是老舍先生。这得益于老舍独特的日常生活审美想象视阈。老舍在底层叙述与文学审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条从日常生活体验切入城市底层灵魂世界的审美之门。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学问与生活并非同样的事情。然而，从终极结果上说来，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确实，学问与生活不能等同，脱离直接的生活，学问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如果终极意义上的联系被忽略了的话，学问就会变成经院派的学术，那么学问也会堕落的。学问具有国际性，存在着世界共通的课题。但是，那共通的问题应该具有的性质，是可以还原到人类世界应该怎样生存的问题上来的。”⑦
竹内好把学问与生活联系起来，以具体的生活体验视阈来切入文学研究，进入作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世界中去，突破凝固的概括式历史和已有的稳定性研究结构，从而获得真切的生命体验与具体的生活场感，进行主体间的生命探询。他反对把学术研究和生活视阈割裂的研究方式，而把生活视阈作为进入作家灵魂世界的必经之门，提供了一种新颖、鲜活的文学研究方式，即日常生活视阈下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想象。
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恰恰是从生活视阈出发，以城市底层人的日常生活事件为主要叙述对象，即抓住常态化的生活来展现底层人物每天发生的悲喜剧。与左翼文学中的非常态的暴力叙述相比，老舍的日常生活视阈更能揭示底层人物的存在悲剧，真实感更强和揭示力度也更为深远。
樊骏先生评价老舍的文学作品时，在不经意间准确地揭示出了老舍这一“日常生活”叙述角度：“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它们增强了这类作品表现生活的能力，提高了这类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这是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贡献，他也因此成为以描写城市贫民著称的作家。”⑧樊骏先生连用四个“生活”词汇，点出了老舍出色的“底层生活叙事”能力和独特的“日常生活”这一叙述视角。
生活不是每天都发生重大变化的，尤其是对于社会底层中的穷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不仅是每日每月每年的难以改变，而且是年复一年的甚至是要在后代身上延续贫穷命运。对于穷人而言，年年月月变换的只是日子，不变的是疲于奔波的劳碌和永远难以填饱的肚子。
作为穷人家的孩子，老舍从小就面对着贫穷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要填饱肚子。对于穷人来说，这种要生存的最基本问题就是天大的事。“只有通过这类创作，老舍才得以把最深切的同情，倾注到他所熟悉的‘一天到晚为嘴奔命’的人们中间。都是贫民们，永远需要耗尽全力地去换取最起码的温饱条件，以维持生活，老舍理解这一点，也能够在他的相应作品中，如实地描述主人公们的这种生存情状。”⑨穷人式的日常生活所带有的艰辛、屈辱，已经深入老舍灵魂记忆深处，成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的“穷人情结”⑩。
纵观老舍的文学作品，这种底层生命体验以一种或隐或显的方式呈现于老舍的审美情感世界之中。即使老舍的一些非底层叙述的文学作品，老舍的审美视野里依然有着一种“穷人情结”，如《文博士》中老舍也是以穷人目光审视与关照这位“文博士”的，从“日常生活”视角展现“文博士”的穷人式生存境遇和生存哲学。穷人的生活处境和生命体验，成为老舍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主要的审美感知方式。
老舍说：“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我虽不知何谓小说，可是文字已相当的清顺，大致的能表达我所要说出的情感与思想。论年纪，我已二十七岁，在社会上已作过六年的事，多少有了一点生活经验，尝着了一些人间的酸甜苦辣。所以，我用不着开口呐喊，或闭口怒吼的去支持我的文字。我只须用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就够了。”(11)穷人每日迫在眉睫的饥饿生活处境和被欺凌侮辱的命运已经浸泡出了一颗饱尝生活“苦汁子”的心灵。正是从这种深入灵魂记忆深处的穷人“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出发，老舍自然而然地写作自己熟悉的穷人日常生活题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底层叙述。
老舍在真实深切的城市底层“日常生活”叙述中，不仅对穷人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生活和穷人的抵抗挣扎进行了全景般的呈现，照亮了被以往遮蔽的、处于黑暗之中的穷人世界，而且提出了“穷人如何获得解放”，即“人应该怎样生存”的追问。
面对宿命般的穷苦命运，以及还要继往延续在下一代身上的宿命轮回，老舍笔下的穷人从自己的生活境遇发出了对命运的追问与质疑：“凭什么呢”、“我招惹谁了？！”、“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对于穷人们的这些感慨与不平，“作家老舍没有强求作品中所有的被侮辱被损害者，都讲自己的不平与愤怒，化作反抗的心理和举动，在当时，希望社会上为各自生存而奔忙的苦人们都具备一定的革命意识，显然是不现实的。”(12)老舍审美想象的独特性与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从当时流行的阶级性概念出发，也没有“充当向苦命人散布盲目隐忍观念的神甫、牧师”，而是从一种感同身受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表达出一个真正的穷人的“特有的情感波动，展现他们轻易不愿示人的瘢痕纵横的精神创伤”，达到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真实出发的艺术真实(13)。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舍通过日常生活视阈打开了一扇城市底层穷人灵魂世界的审美大门，在关于穷人的日常生活本真性描绘中，创造了饱含丰富人性和深广历史内容的不朽典型形象。
三 城市底层典型形象：撕破现代性华丽外衣的穷人群像
近现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先天不足，存在着产业结构失调、贫富两极化的畸形化发展态势。在城市内部，工业化导致的物质财富激增和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中，刺激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国传统道德走出了原有的伦理设计，步入拜金主义迷境，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满地高楼大厦的城市，充斥着汽车喇叭等各种机器的声音和光怪陆离的畸形现象。茅盾的小说《子夜》就曾生动表现了现代都市的声光电色的华丽外衣和欲望化存在。城市在造就百万富翁的同时，也带来众多的底层贫困群体；城市在拥有现代性华丽外衣的同时，其内里也布满了残衣败絮，乃至长满了虱子(14)。底层穷人群体在城市巨大的畸形华丽外衣遮蔽之下，一直处于无声无息的黑暗世界之中，直到穷人作家老舍出现才渐渐被照亮，得以呈现出来。
老舍从自己的穷人生命体验出发，通过汲取西方作家，尤其是狄更斯等人的审美风格，融会满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塑造了一系列老北京的底层穷人形象，有骆驼般吃苦卖力的人力车夫，有为了糊口、养活家人而不得不“卖肉”的妓女，有像狗一样转来转去挣口饭吃的旧巡警，有苦学一身手艺而派不上用场的手工业者，有到处受欺负、社会地位极其低贱的旧艺人，更有生存挣扎于苦难之中，还要承受“三纲五常”礼教折磨的最低层女性形象。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就出现了生活在“劳苦世界”空间的一个人力车夫“赵四”。赵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在变成洋车夫以前，也是个有钱而自由的人。在经历了层层的生活挫折和磨难之后，尤其是在狱友和街坊人们的讥讽嘲笑，赵四也依然不改游戏行善、急公好义的热心肠性格。赵四形象凝聚了老舍对老北京底层旗人悲惨生活的深刻体验，显现了他对底层穷人多重文化性格的准确把握，为老舍后来《骆驼祥子》中样子典型形象刻画做了最初尝试。
老舍在自己的童年贫穷生活经历中就曾亲眼目睹了一些底层旗人女子被逼良为娼的悲惨事情。老舍在文学作品中写过不少妓女，如《赵子曰》中的谭玉娥，《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母女俩，《微神》中的“我”等等。这些妓女，家境衰落、穷困潦倒之际，她们多方挣扎，寻求谋生的路子，但是社会环境没有给这些可怜的穷女子们一条能够自我谋生的道路。走投无路的她们，被逼无奈不得不走上一条最原始、悲哀的“卖肉”之路。
“一辈子作艺，三辈子遭罪”。老舍在《鼓书艺人》中借“窝囊废”之口，点出了旧艺人的悲苦命运。尽管方宝庆和秀莲等人本本分分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卖艺。可是，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厄运：哥哥“窝囊废”被飞机炸死，书场毁于火海，亲生女儿大凤被副官骗去又抛弃，秀莲也被特务蹂躏。“而这，就是现实，就是社会对他的犒劳。他叹了一口气。他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一向谨慎小心，守本分，一直还想办个学校，调教出一批地道的大鼓艺人。现在一切都完了。所有攒的钱，都给窝囊废办了后事。姑娘出嫁，他的病，花费也很大。钱花了个一干二净，连积蓄都空了。生活费用这么高，不干活就得挨饿。”(15)“艺人都是贱命，一钱不值”，方宝庆只好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的俗语来慰藉自己。老舍对底层旧艺人的痛苦不仅是亲眼目睹，而且是感同身受的。老舍自称“写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老舍本身就是旧艺人中的一员，是靠“写东西”卖文为生的艺人。老舍以与旧艺人同甘苦、共命运的心心相通，审美观照下的为生存、为填饱肚子而挣扎的语言文字，字字皆是血泪之语、心痛之声。
老舍在城市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铸就了老舍心灵世界的苦难的阴影，成为老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烙入灵魂深处的精神记忆(16)。因此，在老舍审美想象的世界里，老舍差不多在每一个作品里都写到“大杂院”或与“大杂院”相关的记忆与事物。“大杂院”只是北京城的一个小片断，老舍就在这个抛却不去的“片断”上展现出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展示出北京城市底层的大多数穷苦人的生存状况——物质的、心理的、精神的挣扎与痛苦。
老舍正是凭借自己的底层“头朝下”的生活经历、“苦汁子”生命体验和“穷人情结”的情感诉求，借助于日常生活视阈的审美之门，真心实意的、完完全全的形成一种“写穷人、为穷人”城市底层叙述的文学创作自觉，穿透被遮蔽的穷人幽暗世界，建构了一个被照亮了的底层穷人的“劳苦世界”群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四 被遮蔽的老舍城市底层叙述
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相比较口头文学中形象的丰富多样性，文人文学的职业作家往往出身于较为富裕的上层阶级。上层生活背景和精神资源，限制了他们对底层穷人世界的真正了解。即使作家有意观察、分析或同情、关怀“劳苦世界”底层穷人，但囿于原有的精神背景与固定的思维方式，难以创作出具有底层本色意味的文学。因而，文人文学往往更多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角的心灵世界史，而底层穷人的心灵世界史往往处于遮蔽之中，被埋葬在黑暗的坟墓世界里。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中，老舍是一位真正从城市底层穷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出发，撕破城市现代性的华丽外衣，以文学之光照亮被遮蔽的穷人世界，创作出本色的城市底层文学的穷人作家。但是，在有关老舍的文学批评研究史中，老舍“写穷人、为穷人”的城市底层叙述一直处于遮蔽之中，仅见于一些散淡的、零星的提及。
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有些研究者从情感体验的角度感受出老舍的“底层”叙述。学者樊骏先生在《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中指出老舍的一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真实地再现城市底层的生活场景，不只是同情个别人物的痛苦遭遇，而且尖锐地提出城市贫民摆脱悲惨命运的社会课题。”(17)赵园先生在分析老舍作品中的车夫形象时，指出《月牙儿》、《骆驼祥子》等小说中“这些底层人民的形象，也完全应当看作老舍对于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18)。应该说，樊骏先生和赵园先生的评价都是较为准确的，为对老舍文本的“底层叙述研究”提供了路径；然而，他们对老舍文本人物形象的“底层”认知，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认同和价值评价，没有做出更进一步解读。
发现老舍这种“城市底层叙述”和“底层穷人情结”的“秘密”，并对之进行深刻观察和细致描绘的学者是现代文学著名研究者田仲济先生。
从老舍和富少舫间的关系，我看到了从来没见到的作家或知识分子和艺人或旧社会底层人物之间的关系。……就象鲁迅和闰土的关系一样（我们姑且认为那是鲁迅的实际生活），童年时期虽然亲如兄弟，但年龄一大就有一层无形的隔阂了。老舍和富少舫就完全不同，我留心观察他们间的谈话、交往，同桌吃饭，一同散步，总之，他们间所有的接触，不仅老舍丝毫没有高富少舫一等的意味，富少舫也丝毫没有低老舍一等的意味。他们间是完全平等的，亲密无间的友谊。这是我反复观察，反复思考的结论。从他们二人间，我窥到了老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珍贵的秘密：他对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感情，他不是同情，而是具有亲如兄弟的感情。我感到这是建国前老舍笔下的旧社会底层人物，人力车夫、说书的、打拳卖艺的等类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的秘密。我不敢说老一辈作家中只有老舍一人具有这种特点，但就我所了解的，老舍的确如此。在我获得这种想法后，我曾高兴我获得了老舍的一种秘密，他写祥子之类人物的秘密。(19)
这是现代文学的参与者、见证者、研究者田仲济先生在抗战期间看见老舍与民间艺人一起演出，从老舍与旧艺人“亲如兄弟”式亲密融洽的样子而感知到老舍的底层意识。他通过分析比较鲁迅与老舍的底层意识的差异，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老舍与底层穷人声气相通、血脉相连的底层本色。由此，田仲济发现了老舍描写底层穷人栩栩如生的秘密——老舍本人的底层生命体验、底层穷人情结，即老舍从根柢上就是一个底层穷人。但是，他的创见仅是点到为止，没有进一步阐释这种底层意识与老舍文学创作的深层关系。
新世纪以来，有关老舍城市底层叙述研究呈现进一步细化分析的特征。关纪新先生的专著《老舍评传》中设专门一节来分析老舍作品中的城市“苦人们”形象。关纪新先生不仅看到并分析了老舍“跟苦人们之间固有的朋友关系”，而且还揭示出老舍与作品中的“苦人”的深层关系，“那就是，作家写贫苦市民命运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中的原型，常常就取自和老舍最为熟近的本民族的亲友和同胞。”(20)
事实上，“北京市民”、“城市平民”、“城市贫民”、“末世旗人”的说法都只触及了老舍文学形象世界的边缘，但依然无法对老舍的“城市底层叙述”的文学创作特征进行精确定位。一些研究者囿于自身视角的局限，要么无视老舍的底层穷人情结，要么是轻描淡写、一提而过，没有对它进行详细的、整体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老舍研究的一种缺失与遗憾。
“近两年，‘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到文学界，从媒体到社会公众，都能听到这个一度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21)在当代历史文化语境下，选取城市底层叙述这一研究视角对老舍的文学作品及其审美心理机制进行新的探索，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新世纪老舍研究，而且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审美镜像。
注释：
①蔡翔：《底层》，《天涯》2004年第2期。
②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3页。
③茅盾：《读〈倪焕之〉》，《“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北京第1版，第849页。
④“我的目标就是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赶庙会，跟他们一起摆在地摊上，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见李普：《赵树理印象记》，《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己编，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18-19页。
⑤舒乙；《理解老舍先生其人其文的五把钥匙》，《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1期。
⑥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⑦［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1版，第270页。
⑧(17)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老舍研究资料》（下），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690页。
⑨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38页。
⑩崔明芬在《穷人“归向”与“头朝下”心理——老舍对满汉双重文化的深刻思索》论文中，就从老舍的“头朝下”穷人生命体验，分析穷人的“情感归向”，即在审美想象中呈现为“穷人情结”。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1)老舍：《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北京第1版，第72页。
(12)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45页。
(13)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45-246页。
(14)“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在《天才梦》中，就表述出对现代城市生活空间的某种悲凉幻灭感。
(15)老舍：《鼓书艺人》，《老舍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55页。
(16)石兴泽：《平民作家老舍——关于老舍的一种阅读定格》，《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8)赵园：《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老舍研究资料》（下），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834页。
(19)田仲济：《回忆老舍同志》，《老舍研究资料》（上），曾广灿、吴怀斌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340页。
(20)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48页。
(21)刘继明：《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天涯》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