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福利还是效率？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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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一方面，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快速增长多久？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很多问题也不断呈现出来：经济的不稳定性因素越来越容易爆发、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增长的减贫能力下降、持久性贫困的存在根深蒂固、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等。这些目前都是很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关心的问题。要能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那什么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呢？本文认为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即效率与福利。那么，要探讨经济增长的质量，则需要探讨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到底由什么要素推动呢？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为谁获得？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居民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提高？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

      虽然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与衡量标准。现有的大部分文献都是直接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李周为、钟文余，1999；钞小静、惠康，2009；钞小静、任保平，2011等)，以此进行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分析。这些研究选择的指标范围较宽，涵盖了经济增长、居民生活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特征指标，如经济水平、经济结构、环境、收入分配等。指标评价体系的构建主要涉及指标的选取、指标的权重以及加总方法，现有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研究的差异也基本上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上，即在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考虑指标选择的完备性与合理性、权重的意义和满足特定公理的加总方法(方迎风，2012)。赵英才等(2006)利用这些指标构建了一个评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并对转轨以来的中国经济质量进行评估，他们得出，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利用构建单一指数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会存在片面性和静态两个缺陷。它适合于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或一个地区不同时间的纵向比较分析，但难以让人看到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内涵，更无法给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政策建议。其次，由于经济增长与福利增长并不一定同步，构建一个指数来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很难体现两者的差异，也就很难对经济增长质量给出一个直观的认识。即使构建指标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现有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也并没有从因素分解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异与变动到底是来自哪里。Barro(2002)就利用跨国数据对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Barro也从福利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以及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

      如果要从经济增长投入要素的角度选取指标构建质量指数来评价或分析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则本文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需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出发：一是时间层次上，现在与未来，即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结果现状和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视角是，投入和产出，即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何方，结果去向哪里。本文认为不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和特征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与改善居民福利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的首要任务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进行讨论，以中国为例进行比较实证分析探讨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当然，下一步的工作是进行经济质量的因素分解分析，探讨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因素，分析不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的来源。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标准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标准到底怎么确定呢？本文认为有两个视角的标准：效率与福利。效率标准关注的是经济增长本身，主要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和持续性。福利标准是关注经济增长的结果，主要分析经济增长带给居民的福利，具体来说，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程度以及经济增长益贫的程度。效率与福利分析是贯穿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方面。纵观世界不同类别的国家(传统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有着不同的组合。如果利用这两类标准进行指标构建和比较分析会不会出现相冲突的问题呢？视情况而定。首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效率与福利标准并不一定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特定的机制设计框架下，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投资和政府的税收——转移支付体系，我们可以对两个标准进行权衡协调。其次，效率与福利标准存在一定冲突的地方则是福利的分配，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利益都被谁获取了。在初始禀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同的人获取的福利是不一样的，一般能力较强、各类资源丰富的人更易获取经济增长的福利，如此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贫困持续性存在。因此，要完备经济增长的福利标准需要进一步兼顾经济增长益贫性，进而探讨收入分配。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应该关注效率。经济增长较快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则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如果更进一步确定，则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暂时性的经济增长快慢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暂时性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有可能是短期的投资、政府消费和外贸(王小鲁、樊纲，2005)、通货膨胀以及暂时性外在社会经济正向冲击。基于此，经济增长的持续与稳定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衡量的标准。因此，从效率这个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又可进一步推进到研究经济增长来源于哪些因素。根据经济增长的暂时性与可持续性，我将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短期不可持续性因素和长期可持续性因素：政府消费、资本投资以及暂时性的外在正向冲击属于短期不可持续性因素；教育与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投入、研究与技术的投入可认为是属于长期可持续性因素。Barro(1991)利用跨国数据研究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他研究得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政府消费、政治的稳定性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蔡昉(2013)指出，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刘海英等(2004)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教育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因素。

      如果从福利标准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结果与去向更重要。经济增长惠及民众的程度以及其益贫性应当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而居民却享受不到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困持续存在，那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认为该经济增长是高质量的。不仅如此，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与贫困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收入分配恶化会对经济增长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形成经济增长的负能量，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与减贫效果，从而加大收入不平等。罗楚亮(2012)就分析指出，中国2002～2007年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具有穷人受益性，甚至是穷人受损的，不利于极端贫困人口的福利改善。另外，经济增长还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等，它们分别通过影响居民的健康、教育以及购买力等从而成为影响居民福利的重要因素，因此，它们也应当也放入福利标准中去。总之，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我们应当从经济增长的结果与去向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

      如果从效率与福利两个角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一般应当各自关注哪些指标呢？从本文的定义出发进行归类，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GDP的增长率、能耗、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量以及各类资本投资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潜力，能耗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人力资本水平量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各类资本投资结构可以反映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福利指标则有居民收入、空气污染、通货膨胀、失业率、贫困以及收入分配等，其中，居民收入与收入分配、贫困、失业率可以反映经济增长有多少惠及民众以及具有多大的益贫性，通货膨胀会降低居民的购买力，空气污染会降低居民的健康水平。从指标这两种分类中可以看出，两类指标大部分是属于不同类型的范畴，效率指标具有动态的性质，而福利指标具有静态的性质。但是，两类指标又是相互联系的，如能耗与空气污染、空气污染会影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会影响经济增长等。

      现有的文献对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不同的分类，但还是主要将效率与福利两大类不同因素混合在一起去构建指标，其实是将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标准忽略了，从而也就忽略了经济增长质量标准的重点，另外也就忽略了效率与福利两类标准测度下可能出现的两难问题。本文将以中国为例，从效率与福利两个角度进行比较实证分析，探讨两类经济增长衡量标准问题，并进一步分析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图1 中国2000～2011年人均GDP、人均收入与CPI的变动趋势

      三、经济增长的福利分析①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GDP由2000年的7858元上涨到2011年的35198元。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上升，人均收入也由3711.835元上涨到2011年的14581元②。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速度不匹配。由图1可以看出，自从2000以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快速增长，但两者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中人均GDP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扩大更为明显，由2000年的5604.6元上升到了2011年的28220.71元。这说明经济的快速增长的福利并未完全被居民获得，并且形势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的亲民性不够，并且相对城市来说，农村居民从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好处更小。另一方面，图1的人均GDP和人均纯收入的数据是未经过价格调整的，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则对比图1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幅度可知居民的福利会差得更多。

      

      图2 中国1978～1980年城乡收入比

      

      图3 中国2005～2012年城镇、农村高低收入比的变动趋势

      其二，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由图2和图3可以看出，中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由1982最低1.82上升到2009年3.33，最后在3附近保持平稳。对于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由统计年鉴可获得的数据可看出：城镇内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但2012年还是处在7.5以上的高位；农村内收入最高的20%群体与收入最低20%群体的差距则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两群体收入比由2005年的7.26倍上升到了2012的8.21倍。这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不足，富人或有能力者更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其三，每单位GDP的污染排放量在下降，但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在持续上升。图4至图7是关于工业废水、废气排放趋势图以及

排放量和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趋势图，其中，废水、废气、

和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总量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快速上升，这意味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让人欣喜的是每单位GDP的能耗在下降，由1990年的5.322下降到2011年的2.349，不过在2000年以后能耗下降速度变慢，并有局部震荡。由图4至图7也可知，除了每单位GDP的废气排放量在增长，每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和

排放量都是在下降。因此，综合考虑，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的过程中还需要非常关注其污染给居民福利带来的损失。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2)，《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09～2012)，共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各变量统计描述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利用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作为权重，由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加权平均计算得到收入，并将收入调整到2008年的价格，人均GDP也利用价格指数将其调整到2008年的价格水平。

      考虑到经济增长中主要的参与群体是就业人员，本文中选用的教育年数是就业人员的教育年数，根据各教育等级的人口占比权重将其转换成平均的教育年数，其中对不同等级的教育年数本文选取了一种简单的赋值方法，即未上过学的为0年，小学为5年，初中为8年，高中为11年，大专为14年，本科为15年，硕士及以上为17年。投资率是由每年的资本形成总额除以GDP得到，政府消费率是将政府消费除以GDP得到，对外开放程度则是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进行反映。

      

      图4 2000～2011年化学需氧量与每单位GDP化学需氧量趋势图

      

      图5 2000～2011年废水排放总量与每单位GDP废水排放量趋势图

      

      图6 2000～2011年SO2排放量和每单位GDP SO2排放量趋势图

      

      图7 2000～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与每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量趋势图

      

      五、经济增长质量标准的比较实证分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增长并不是对立的两难选择。一般情况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可能会增加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快速的经济增长还经常伴随着通货膨胀与收入的不平等，而通货膨胀又影响居民的福利，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也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分析不同地区经济的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是否有相同或不同的影响。基本的模型如下：

      

      假设

表示收入或人均GDP。由于所选用的数据是一个4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地理上的个体效应

以及省略变量的问题肯定会导致随机扰动项

与个体效应

和解释变量

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由前文分析的逻辑思路我们也知道分析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做一阶差分消除固定效应来进行回归分析。在进行分析中还会加入一些与经济增长的总量相关的控制变量

，如公路里程数、铁路里程数以及劳动人口数等。由于考虑到在规模层次上，很多变量会通过经济增长这条路径影响收入，因此在分析这些地区经济特征的变量如何影响居民收入时，本文还加入人均GDP对数进行控制。实证分析的结果如表2与表3所示。

      

      

      对比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一方面，人均教育水平对数、投资率、政府消费以及城镇化率对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具有相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地区人均教育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对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率对农村人均收入具有负向影响③。这说明通过推动城镇化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对那些固守在农村的居民有负面影响，这也可能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因此，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合理地平衡地区发展。政府消费比率对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政府消费与人均收入、人均GDP的增长是一种权衡选择，政府如果将GDP中大部分用于消费，就可能导致用于消费、投资等方面就较小，并且通过推升利率挤出私人投资。蔡昉、都阳(2000)将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代表市场化程度，得出政府消费支出越高也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投资对人均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人均收入的影响非常不显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大量的物质资本投资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增长的利益却很难被居民获得，而与人力资本相关的投资则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升居民的收入，改善居民的福利。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率对人均收入与人均GDP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GDP的增长是正向关系，与人均收入是负向关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总值不断扩大，2012年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相当高，但是能耗高、污染严重、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对居民的福利也产生严重的影响，不过对外开放程度与人均收入的负向关系不是很显著。与此类似，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与人均GDP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人均收入的变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第三产业占比对人均收入负向影响不显著，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如果进一步需要分析产业结构对两者的影响，则可能需要细划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结构中分别有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住宿和餐饮、金融业、卫生、教育、技术、文化等，他们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的影响都不一定相同，虽然刘伟、李绍荣(2002)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说明了这点，但是他们仅考虑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未涉及到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影响的结论显然符合我们的逻辑。即与人均收入的关系是负向关系，与人均GDP的增长是正向关系，虽然与人均收入的负向关系不是很显著，但在进行变量控制后，相应的负向关系变得显著。陈朝旭(2011)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得出，经济增长能够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而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过高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与居民福利都是有害的。李小胜、朱建平(2013)研究指出，通货膨胀有个门槛值，低于门槛值时通货膨胀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小，甚至有害，不过此文中的门槛值只能是个参考。

      表2和表3中的(2)(3)(4)栏加入了控制变量来分析上述因素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加入铁路里程、公路里程、劳动力人数等控制变量后并不会显著改变各变量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关系。其中，铁路里程与公路里程数的增加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而对收入的影响不是很显著，并都具有负向的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不控制人均GDP，则公路里程、铁路里程数以及第二产业占比与第三产业占比不管是对居民收入还是对农村、城市居民收入都具有正向的效应④，说明这些因素会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提升居民的收入。另外，如果将本文分析数据的年度延长，则回归的结果可能会更加显著。

      中国经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人口也急剧下降。因此，不管从效率角度还是从福利角度，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但是，从效率与福利两个角度测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本文的分析发现，第一，人均GDP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农村收入增长与人均GDP增长之间；第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内部以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三，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污染排放物(工业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规模也不断上升，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每单位GDP的能耗以及产生的污染物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比较实证分析的结果还显示，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的因素是不一样的，但是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资对提高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的速度有正向的显著效应。因此，政府在今后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应当在重视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还应当关注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只有两者的同步增长才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在制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应当关注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应当加大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投入，推动人力资本与技术的提升，从而可以保证经济在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提升居民的收入；其次，政府应当降低短期经济增长因素的投入，比如，政府消费、外贸的依存度等，这些因素既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对居民的福利改善较小；再者，政府应当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改造，从而降低各类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最后，政府应当提升社会福利投入，加大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有选择性的公共投资，以此增大经济增长的益贫性，降低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应当改善就业、加大对通货膨胀的调节，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大居民的福利。

      感谢匿名评审人，文责自负。

      ①本节所有的统计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2)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②人均收入由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用人口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③此处的回归结果并没有在文中显示，如有需要作者可提供。

      ④考虑到篇幅，本部分一系列的回归结果也并未在文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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