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周期新特征及“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周期论文,有效性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06)11-0079-05
一、关于新一轮经济周期时间划分的争议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比较一致地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为主要研究指标，并根据谷—谷法对经济周期进行划分，1991年是我国第九轮经济周期的起点，但第九轮经济周期终止于哪一年？是GDP增长率最低的1999年还是轻微上调后复又下降的2001年？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谷—谷法对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将1991-1999年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所经历的第四轮经济周期是有确切依据的。显然，自1992年我国GDP达到14.2%的峰值后，GDP增长率逐年下滑至1999年的7.1%，成为该轮经济周期的最低点。1999年之后，我国GDP的增长率虽于2001年再次下降到了7.3%的低点，但之前却一度上扬至2000年的8.0%。
图1 我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所公布的GDP数据绘制而成。
然而，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同样以GDP增长率为研究指标，认为我国自1991年进入改革开放后的第四轮经济周期后，GDP增长率虽一度达到1992年14.2%的峰值，但自1993年下半年我国实施“软着陆”宏观经济政策以来，直到1999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尤其是1997年至2002年我国的GDP增长率更是徘徊于“七上八下”的局面。因此，以1999年7.1%的谷底作为第四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年份是不合理的。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于2003年升至9.1%的新高，2004年更是高达9.5%，可以说我国自2003年开始才算真正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以持上述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第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应该是1991-2001年，而非1991-1999年。
本文从直观的角度将第四轮经济周期的起止时间规定为1991-1999年，而将随后的2001年和2002年都看成本轮经济周期调整的延续，毕竟根据谷—谷法的划分标准，以1999年作为第九轮经济周期的结束年份还是更合理些。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特征
根据上述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共经历了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为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说明，首先将我国历年GDP增长率及相关的经济发展数据统计如下：
从表1中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跨越了整个90年代，是我国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时间跨度达9年之久。与其他各轮经济周期相比，本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新特征：
1.本轮经济周期跨度长于以往所有的周期，有向尤格拉中周期演变的趋势。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短的只有4年，经济周期波动的跨度差别比较大。就周期长度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周期有向9-10年尤格拉中周期演变的趋势。根据表1，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为5.1年，离差为1.6年，其中改革开放前的5轮经济周期平均长度为4.6年，改革开放后的4轮周期平均长度为5.75年，延长了近14个月。若再考虑第10轮经济周期，则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肯定更长。显然，经济周期跨度均值的延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91-1999年经济周期的拉动作用，而该轮经济周期也是我国建国以来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
2.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经济周期增势平稳，属于“增长型”周期。1976年以前，我国经济周期的突出特点是大起大落，属于“古典型”周期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经济衰退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负增长。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率速度的放缓，并没有出现国民经济产出总量的绝对下降，我国经济周期转入“增长型”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经济的实质性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主旋律。从表1可以看出，1953-1976年的5轮经济周期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而1976年以后直到现在所经历的4轮经济周期中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均未出现绝对下降。虽然第10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根据第9轮经济周期持续“增长型”的特征来看，预计以后主要经济指标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非常小。此外，就第9轮经济周期的走势而言，GDP增长率收缩于7.1%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波动的平均落差不足1977-1981年周期波动的50%，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增长趋势日益明显。
3.周期波动振幅显著下降，波峰和波谷位势由“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通常而言，振幅越小，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就越高，经济增长的抗衰能力也就越强。根据表1，改革开放前我国5轮经济周期的振幅均在10%以上，均值为21.86%；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振幅均在8%以下，均值为7%，下降了14.86%，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显著提高。此外，我国经济周期波峰高度的均值由改革开放前的16.54%下降到开放后的13.2%，波谷深度的均值由改革开放前的-5.32%上升至开放后的6.23%，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盲目扩张性减少，经济严重过热的风险有所下降，且我国经济增长的趋势水平有可能极大地提升。总体而言，对波峰高度和波谷深度的考察明确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状况，表明二者位势已由风险较大的“高位型”向稳妥的“中位型”转变。
4.周期波动系数显著下降，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提高。从1991-1999年经济周期的波动系数来看，该轮经济周期同前几轮经济周期相比波动系数缩小，表明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我国“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趋势稳定，经济波动的程度降低。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除第二轮经济周期外，其余各轮经济周期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虽比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系数的绝对值要小，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比90年代后要好，因为第2轮经济周期30.1的波动系数使前5轮经济周期总体呈大起大落的态势，表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不稳定的。
5.我国经济周期受世界经济周期影响程度加大，二者呈“同步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能够在高位保持较长时间的运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而1991-1999年经济周期收缩期的相对延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大幅回落，国外需求的下降制约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发展。2000年之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收缩，我国第九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呈明显的“叠加”状态，经济增长“拐点”出现的时间相对延长。不难看出，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周期受国际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日益加深，与世界经济周期呈“同步化”发展趋势。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内部传导机制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表明，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经济系统内在的缓冲机制与自我推动机制，但系统外的冲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外在冲击的力量达到改变系统结构的关键参数时，经济系统的运行将会改变原有的路径，甚至出现剧烈波动。②也就是说，内部传导机制决定了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与周期的持续性，决定了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形，外因则通过内因对经济周期的性质施加影响，使周期的基本波形发生变化，但它并不能决定周期的性质。
当前经济学界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成因的解释分属两派，即内部传导机制说与外部冲击机制说。内部传导机制说秉承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内生的，国民经济相关变量在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下引起国民经济更大幅度的波动。外部冲击机制说则借鉴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因素是外生的，如技术的冲击和突发自然灾害等，在他们看来，外生因素在政策制定者的控制之外，是随机和无法预测的，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也是无效的。
客观而言，在分析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时，既要强调内部传导机制对经济周期基本波形的决定作用，又要突出外部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但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以产业关联机制、乘数——加速数机制、上限——下限缓冲机制为例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内部传导机制进行简要说明。
1.产业关联机制。产业关联机制反映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前向、后向的“连锁效应”。首先，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通常农业、能源、电力、交通以及直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主要呈前向关联效应，需要适度超前发展，否则容易成为“瓶颈”制约经济的总体进步。重工业和加工工业则呈后向关联效应，需要与有前向关联效应的产业协同发展，否则容易造成产业结构的失衡。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的比重会不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升后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投资结构的改善有效缓解了煤、电、油、运等传统“瓶颈”对经济的制约，此外，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吸纳就业人数大量增加，有效平衡了三次产业结构。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第九轮经济周期呈“增长型”态势。
2.乘数—加速数机制。乘数—加速数机制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体系都存在的内部传导机制，它把经济周期和经济内在运行过程中投资和产出变动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起。在它的作用下，即便没有来自经济体系外部的冲击，经济自身的运行也会呈现出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但是，由于受到既定资源数量的限制，投资不可能无限增长，产出也不会无限制地扩展下去，当达到既定的资源约束时，投资与产出增长率都会下降，最终出现经济萎缩。同样，经济衰退也不会无限扩展，而是在到达谷底时开始回升。由于乘数—加速数机制的存在，我国经济周期必然出现规律性的波动，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
3.上限—下限缓冲机制。上限—下限缓冲机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扩张与收缩边界，即社会对经济扩张的上限约束和对经济收缩的下限约束，其中上限取决于既定资源数量和社会当前可获得的技术水平，下限则是指任何原因都不可能使社会总产品的产量再往下降的一个底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上限主要是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社会最终不得不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后向关联度提高，且消费需求总量具有刚性，决定了经济周期的下限。总体而言，资源短缺、结构瓶颈等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制约力有所下降，我国经济的伸缩性增强，潜在总供给和有效总供给都有所提高，这就拉高了我国经济周期的谷底。
四、我国“反周期”宏观调控的新取向
按照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经济周期不是对经济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经济波动是经济人对技术冲击所造成的总生产函数波动的帕累托最优反映。既然是帕累托最优，那么也就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因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政府无须干预经济，且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也没有真实影响，这就否决了“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我国目前的政策决策机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此外，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而且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货币供给在更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反周期经济理论”相比较而言更适合我国。因此，为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我们应当针对90年代以来经济周期的新特点，将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转向兼顾增长与稳定、增长与效率，增强“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1.“反周期”宏观调控的目标—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反周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使经济运行不至于过分激烈，以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实现低物价上涨率条件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针对我国90年代以来经济周期出现的新特征，“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无疑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最佳循环态势。“高谷底”是为了确保经济增长回落时不至于回落得太低，同时可以避免出现负增长；“低峰值”是指在经济增长加快时避免增长过猛，以免影响结构性效益；“长平台”则是指经济增长在适度扩张与适度收缩的过程中保持一个相对长时期的稳定运行，力争达到缓和经济周期的目的。
2.“反周期”调控方式将由直接的行政调控为主转向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从被动实施转向主动实施，调控方式由直接的行政调控为主转向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调控力度也从“急刹车”向“微调”转变，这是一系列可喜的变化。首先，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周期的调控方式基本是以行政调控为主，调控手段过于僵化和单一，经济周期调控的效果也不明显。90年代之后，我国放弃了传统的以行政调控为主的方式，采用国债、政府债券、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经济手段，不仅有效调整了经济总量，同时也有效调节了经济结构，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其次，政府着力实施积极的调控政策，调控力度以“微调”为主，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整为主向结构调整为主转变。“微调”相对于传统的“急刹车”而言，避免了宏观调控所可能引起的经济大波动，是一种灵活性较强的调控政策。它通过避免使用“过紧”或“过松”的手段实现经济总量较小幅度的增减，有利于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
3.“反周期”调控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明确责任分工。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存在的总量失衡主要就是由结构失衡引起的，具体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等等。在此情况下，单纯进行总量调节而不进行结构调整就无法从根本上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为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就要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对二者的责任分工进行明确，在总量调整上以货币政策为主，在结构调整上以财政政策为主，增强两大政策配合的力度，以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
4.“反周期”调控将进一步强化对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的作用。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世界经济周期呈“同步化”趋势，一国在进行经济周期调节时就要综合考虑整个国际大环境。此外，世界各国也普遍发现，通过协调与合作来制定和实施经济周期的调控政策，比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因此，必须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贸易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间的协调，控制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实施积极稳妥的对外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在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中稳步前进。
5.“反周期”宏观调控将更加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尽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还不完全适用于我国，但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有助于我们认清规则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实质。按照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之间自由选择，因此一个能预先承诺去实行一项政策要比一个短视的、每一期都重新最优化的相机抉择的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
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在时间一致性方面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例如前几年国有股减持的一波三折，这些缺乏一致性的经济政策使得投资者缺乏一个稳定的预期，因此政策制定部门所希望的政策效果也就不会出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普遍需要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为避免经济态势的不稳定，政府就需要对提高经济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问题进行审慎思考，以增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
注释：
①此处波动系数的计算方法采用较直观的计算式：波动系数＝标准差／平均增长的绝对值。
②何平平、李正辉、吕忠伟：《中国经济周期外在冲击机制的实证研究》，《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