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防卫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白皮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防卫白皮书》是防卫厅(2007年1月升格为防卫省，防卫厅长官改称防卫大臣)编辑出版的介绍日本军事基本情况的官方读物。它是判断日本防卫政策调整趋势的一个风向标。本文拟就《防卫白皮书》的演变过程及其中反映的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特征与趋向进行分析与概括。
一 《防卫白皮书》的背景与功能
日本《防卫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最早发行于1970年。由于其发行后的效果大受质疑，加上防卫厅官僚的消极主义惰性，第二部白皮书直至六年后的1976年才得以出版。①但其后便形成制度，每年发表一部，到2007年已发表33部。
白皮书是一些国家的政府、议会等为诠释重要政策而发表的文件，因其封面一般为白色，所以叫“白皮书”(White Paper)。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普遍重视以国防白皮书等形式阐释国防政策。其目的是，对外宣示防务或军事动向，增加军事透明度，以便增信释疑和消除“威胁论”，努力树立自身良好国际形象；对内保障国内民众的知情权，尤其是对军队情况的了解，以取得他们对国防建设的理解与支持。日本也受到了此种潮流的影响。日本政府就发行防卫白皮书的目的解释道：“为了求得日本国民对防卫基本事项的理解”，“提高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理解和信赖”。②
每年《白皮书》的产生，均遵循相对固定的一套程序。首先，由一名防卫审议官牵头，大臣官房所属的“企划评价课”组织起草工作，起草者主要是从省直部门相关课室和自卫队各幕僚监部(参谋部)中抽调的“政策通”。其次，初稿完成并得到防卫厅长官(防卫大臣)认可后，再由防卫厅(省)提交给“安全保障会议” (1986年以前为“国防会议”)进行审查，最终由“内阁会议”决定采用并发行。一般而论，这些审查程序基本上只起对初稿予以“核准放行”的作用，并不会对其进行重大修改或予以驳回。③
《白皮书》的基本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国际军事形势论，第二部分为日本防卫政策论，第三部分为日本防卫现状和课题论，一些年份还会设有第四部分即国民与防卫论。此外，还有根据每年形势的变化而临时增添的内容，例如近年新增设了关于改善国际安全环境、应对多元复杂事态等的独立篇章。总体而言，白皮书的篇幅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1970年版是3章3万字左右，2007年版则增加到了11章40多万字。
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国防白皮书，都是旨在通过一定的、相对透明的信息传播措施来取得内外宣传效果，广义上都存在着信息操作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日本的“国防”实乃宪法“私生”而名不正、言不顺、事难行，《白皮书》尤其不乏通过精心运用“宣传战”手段，来诱导内外视听和掩盖真正军情的嫌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其成文上的“内外”有别之处：在事关阐释自我政策、打造日本形象时显得温和而低调，例如，尽管日本在防卫政策上实际已经违宪突破“海外派兵”和“集体自卫权”等若干“禁区”，但每年还在白皮书中照例宣称日本遵循“和平宪法”原则和“专守防卫”方针的立场没有改变。相反，在渲染外部威胁、制造氛围为防卫政策调整造势时总是显得强硬而高调，其典型案例就是着意夸大渲染朝鲜或中国的“军事威胁论”。究其原因，无非是企图达到塑造日本和平国家形象，掩盖推动“扩军派兵”的真实目的，为实现“政治大国化”与“军事大国化”服务。
《白皮书》既不可能全盘公开日本的“军事能力”，更不可能完全透露其真实的“军事意图”。由于日本至今未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周边邻国实现彻底和解，对美国的新军事干涉主义又采取坚决支持的立场，因而人们在阅读时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和辨别。尽管如此，《白皮书》仍不失为通过公开路径来系统研究日本防卫政策和自卫队动向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能以“去伪存真”、“由表入里”等科学方法来对这些资料进行研究，则会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日本防卫政策的演变轨迹和调整趋向。
二 从《防卫白皮书》看冷战期防卫政策演变
(一)“自主防卫意识”催生《防卫白皮书》
1970年10月，日本第一部《白皮书》在时任防卫厅长官中曾根康弘的主持下诞生。当时，中曾根提出了“自主防卫”口号。他认为，为了摆正“防卫问题”的位置、推动扩军以对抗苏联威胁，就要得到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为此竭力主张发行《防卫白皮书》。④
可见，首部《白皮书》是冷战格局和日本大国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并带有浓厚的“中曾根色彩”。该书认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在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与共存，两者之间虽有缓和动向，但仍处于紧张的军事对峙状态。在此基础上，声称日本不应失去防卫的独自性，集体安全体制也是自主防卫的一种形式，应培养国民的国防精神，要明确日美防卫合作的责任及限度等。这部白皮书还惊人地宣称：只要在自卫的限度内，日本在法理上可以拥有小型核武器，只是政府在政策上不允许拥有而已。
在当时日本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中曾根的“自主防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抵制，未能突破“吉田主义”的“轻武装”防卫路线。在1970年自动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前提下，日本决定仍然依赖美国的威慑力量，自身只需拥有一定程度的“抗拒性”防卫力量，将自己定位为“专守防卫”型的“无核中等国家”。由此，首部《白皮书》成了折中的产物，提出了“不做军事大国、无核三原则、文官统制、专守防卫”等政策口号。尤其是其中首次正式宣示的“专守防卫”原则，被日本政府作为基本的防卫方针而“沿用”至今。
(二)冷战缓和时期(1976-1979年)
第二部白皮书在中断六年后于1976年出版。随着美苏关系以1979年为界由“缓和期”进入“新冷战”期，日本的国际形势观和防卫政策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化。
1.国际安全形势判断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中与日中关系均得到改善，美苏冷战出现缓和局面。1976-1979年版的《白皮书》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有如下两大要点。
首先，认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共存与抗争，近年则有冷战缓和的动向，“世界总的形势趋向缓和”，“在相互核威慑的平衡下，东西方全面军事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小”，“在美苏中大国均势关系下，在日美安保体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难以设想会发生对日本的大规模侵略”。⑤
其次，认为苏联军事动向已朝着“逆缓和”的方向发展，对西方及日本的威胁增大。自1977年起，日本开始通过《白皮书》向外界发出“日本周边存在强大军事力量，特别是苏军的增强和活动显著”之类的“苏联威胁论”警告。⑥1978年到1979年间，《白皮书》开始用大量篇幅讲解美苏军事对峙形势以及苏联对日威胁增加等动向。
2.防卫政策的调整和特征
从以上判断可以看出，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日本对“苏联威胁”的忧虑不太严重。日本政府的结论是：苏联威胁在增大，但在对策上仍维持现状，即以对付“有限小规模侵略事态”为目标，控制规模扩张，走质量建军道路。因而，1976、1977年的《白皮书》都在“防卫政策”一栏中重点讲解了“基础防卫力量”构想的内容。当然，防卫厅在可控范围内对防卫政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正如1978年和1979年白皮书所呼吁的：要尽快达到1976年《防卫计划大纲》所规定的防卫水平，建立自卫队有事应对体制，加强日美军事合作等。
以冷战的相对缓和为前提，这一时期的《白皮书》进一步强调了日美防卫合作、西方共同防卫的战略观念。实际上，这意味着否定了1970年中曾根提出的“自主防卫”思路。在此背景下，日美于1976年成立了“日美防卫合作小委员会”，1978年制定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此推进相互间防卫分工和合作。
(三)新冷战时期(1980-1989年)
1.国际安全形势判断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苏争霸格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使“苏联威胁论”在西方世界骤然加剧，也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契机。1980年版《白皮书》称：“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苏联在我国周围部署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不断地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予以加强，从而增大了对我国的潜在威胁”。⑦
在80年代的“新冷战”时期，《白皮书》一直把苏联作为“威胁”加以描述，指出远东苏军是日本的“潜在威胁，加重了地区军事紧张”。1981-1989年的《白皮书》还增加了“东西方军事对峙和美苏军事态势”、“(远东)苏军的军事增强和势力扩张”、“西方的应对努力和国防建设”等章节，对美苏全球对抗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解说。
2.防卫政策的调整和特征
(1)明确“西方一员”的定位。1981-1990年(1984年起改称为“自由主义阵营一员”)的《白皮书》都专设章节陈述日本作为“西方一员”的作用，反映了日本政府在防卫政策中注入参加西方集体防卫、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意图。⑧
(2)与美国共同承担远东地区防务责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逐步得到了落实，日本的防卫政策朝着“分担同盟作用”的方向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⑨1980-1989年的白皮书都在第三部分“日本防卫的现状和课题”中专设一章对“日美防卫合作”予以论述。
(3)防卫战略显现出突破“专守防卫”的“攻势防卫”倾向。这一时期的《白皮书》，频繁提出在加强本土防卫的同时要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的主张。例如，1983年版《白皮书》首次正式提出了“海上歼敌”的防卫方针，明文写上“日本周围数百海里、海上航线1000海里左右的海域为日本防卫的地理范围”。⑩
(4)调整“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建立具有威慑性的防卫力量，重点加强海空军建设。1980年版的《白皮书》强调“防卫计划大纲所规定的日本防卫力量水平至今还未达到”，“当前的紧要任务是尽快达到大纲的水平”。(11)1981年的白皮书指出“1976年制定大纲时的形势和现在相比，发生了种种变化”，强调“基础防卫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应作为一种能向更强固的防卫态势转变的力量核心来建设”。(12)之后数年的《白皮书》也沿用了同样的论调。1984-1986年的《白皮书》提出早日实现甚至突破“大纲”目标的强军意愿。为此，1987-1989年间日本的防卫费连续三年突破1976年三木内阁做出的“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
这些动向表明，这一时期日本以对抗苏联威胁为目标，强调“西方一员”立场并努力扩大日美防卫合作，切实考虑增强自身防卫力量，开始显现出了“防卫政策大国化”的倾向。
三 从《防卫白皮书》看冷战后防卫政策调整
(一)冷战后政策摸索期(1990-1995年)
1989年12月，美苏首脑会谈宣告冷战结束。从1990年至1995年新《防卫计划大纲》出台，日本的安全形势认识和防卫政策调整进入了冷战后的彷徨摸索期。
1.国际安全形势判断
这一时期的白皮书认为，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大战几无可能发生，国际形势总体得到缓和。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转移和扩散倾向，因民族、宗教等问题造成新的地区性冲突频繁发生，国际形势中依然存在着不明朗和不确定的因素。
《白皮书》对日本周边形势做了如下论述：(1)开始对朝鲜军事动向表示严重疑虑。1992年之后的《白皮书》认为朝鲜核武器及导弹等问题逐渐上升为威胁。(2)远东俄军虽然仍被视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但已逐渐被认为对日本并不构成威胁。1990年《白皮书》对远东苏军的描述开始以“压力”和“使周边地区军事形势变得严峻”等代替“潜在威胁”。(13)1991-1994年的《白皮书》指出俄军前景不明，但威胁正在降低。(3)开始对中国表示关注。为了给日本强化防卫力量寻找根据，《白皮书》逐渐将中国作为“关注重点”。从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起，《白皮书》对中国增加国防预算、推动海空军现代化和核力量发展、扩大在南海海域的活动范围等动向，提出“今后有必要加以注意”。(14)
2.防卫政策的调整和特征
以上判断显示，这一时期日本总体认为自身处于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但这种局面也使其军事发展失去了直接理由，防卫政策的调整进入了彷徨和摸索期。因而，一度因忧虑“日美同盟漂流”而开始探索多边安全合作的途径。为替防卫力量发展找到借口，与“日美欧三极论”的盛行相随，自卫队的“国际贡献论”也开始在日本国内抬头。从《白皮书》来看，这个时期日本的防卫政策调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最显著的动向，是试图让自卫队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形式来做出“国际安全贡献”。海湾战争中的“苦涩体验”大幅激活了日本国内的“国际贡献论”，日本据此制定了将自卫队派遣到海外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1992年和1993年的《白皮书》中就单设“国际贡献与自卫队”一章专门讨论自卫队的国际贡献问题，称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日本理应履行的国际责任。1994年和1995年的《白皮书》均设立一节加以论述，但内容不减。
其次，日美同盟经历了从“漂流”到“再定义”的过程，这个转换过程同时也意味着日本逐步放弃了探索“多边安全合作论”和“适度脱美”路线。当然，就表面而言，代表日本政府立场的《白皮书》依然声称要加强日美同盟，1991-1994年的《白皮书》都设立一节强调“日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但这种笔调与1995年之后《白皮书》的相关处理显然有着较大的差别。
再次，鉴于客观威胁减弱，《白皮书》称仍然要基于1976年“大纲”有效、有节地推动日本防卫建设。1992-1995年《白皮书》的内容显示，防卫部门在1992年修改了1991-1995年期间的“中期防卫计划”，以更“克制”和“缓和”的形式推动防卫力量建设。(15)这意味着，日本要在遵守1976年“大纲”精神的范围内，以“警惕地区争端型”防卫政策来取代此前的“对抗苏联威胁型”防卫政策。
(二)冷战后政策变质期(1995-2000年)
1995-1996年是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转折期。经过90年代前期的摸索阶段后，由此进入了90年代后期的“定向发展”时期。
1.国际安全形势判断
通过《白皮书》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与90年代前期基本相同，但进一步强调朝鲜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开发等动向是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
对周边形势，《白皮书》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依然存在于日本周边，许多国家以经济发展等为后盾致力于扩充军事力量以及实现其现代化”，结论是“不能排除在我国周边地区有可能发生对我国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态”。(16)其中，主要关注点有三：(1)对俄罗斯的关注和警惕进一步降低。1996-1998年的《白皮书》指出，由于俄国力衰弱，远东俄军出现了削弱性变化。1996年起，《白皮书》对俄罗斯的提法由“不稳定因素”进一步降调为“不透明、不确定因素”，分量也明显减轻。(2)认为朝鲜半岛的形势仍然紧张，特别是朝鲜的动向不明朗，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1998年，针对当年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白皮书》更加强调了日本的安全危机。(3)从1996年开始，《白皮书》用更多的篇幅描述中国军队的动向，并且首次提出：由于中国“推进核打击力量和海空军的现代化，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以及在台湾周边实施军事演习导致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等原因，日本“有必要密切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17)从《白皮书》可以看出，从此期开始，日本防卫部门逐渐将中国视为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
2.防卫政策的调整和特点
由上可见，与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总体趋缓相反，日本并没有放缓寻找“威胁”、渲染“危机”的步伐。究其原因，日本从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既要为防卫政策转型提供依据，也要应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局面。日本开始重新审视“吉田主义”安全路线，进一步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加速军事转型和发展，构筑“能动的建设性的安保政策”，(18)其防卫政策由此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从《白皮书》来看，这个时期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强化“面向21世纪”的新型日美同盟关系。1995-2000年的白皮书均设立两节以上的篇幅论述加强日美同盟的各主要细节，对1996年的《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也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解说。强化后的日美同盟，初步有了“伙伴平等、责任共负”的全球化性质。以此为平台，日本将防卫范围从远东扩大到亚太周边地区，加大了地区控制力度，特别是与美国的对华两面政策协调步伐，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为依据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体制。
其次，加强自主防卫力量建设，调整军事部署和防卫方向。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宣称将沿用“基础防卫力量构想”，但将具体方针定为建设合理、精干、高效、能应付多样事态的防卫力量，而不单单是被动的、基础性的力量建设构想。同时，使防卫态势“均衡化”，由重视对付“北方威胁”转为均衡配置和提高对“西南部威胁”的警惕，实际是开始把军事斗争的重点转向中国和朝鲜半岛。这个时期，日本认为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可能而紧迫的“周边有事”，因此通过制定《周边事态法》等措施加强相关应对能力。《白皮书》从1996-1998年介绍了《周边事态法》的研究情况，1999年对刚成立的该法作了重点说明。
再次，注重在日美同盟前提下促进国际与多边安全合作，为日本构建稳定的安全环境。《白皮书》在1995-1999年之间用一节以上(1997年则是一章)篇幅宣传日本“为构筑安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做贡献”。这表明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前提下，对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国际与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视程度有了新的提高。
(三)新世纪政策剧变期(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形势发生激烈变化，日本的防卫政策进入了急剧调整的新时代。
1.国际安全形势判断
2001年“9·11”事件之后，《白皮书》中体现的日本安全形势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认为威胁趋于新型化和多样化，必须从正面认真思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2002-2007年更在“国际军事形势”、“围绕我国的国际环境”、“应对国家紧急事态”等篇章中加入了叙述“国际恐怖势力”及其动向的长篇内容，强调日本进入了安全保障的新时代。
对于传统安全威胁的判定也发生了很大改变。2003年起，《白皮书》改变了关注的对象国排序，由延续多年的朝、俄、中变为朝、中、俄，中国取代俄罗斯而被视为仅次于朝鲜的潜在威胁。2001-2007年对于中国的关注度超过20世纪的任何年份，尤其以大量篇幅对中国的国防开支和“军事透明度”、军力发展和态势、海洋活动、台海动向等进行了高调阐述，还突出指明：应该慎重评价中国军事现代化目标是否超出本国防卫和应对台湾问题的范围；就其对地区形势和日本安全给予的影响，有必要加以密切关注。
2.防卫政策的调整和特点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日本21世纪初安全保障任务的两大目标是：防止和排除威胁直接危及日本；改善国际安全环境使日本免遭威胁。日本还提出了三项针对性防卫政策，其内容是：日本自身的努力、与同盟国合作、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实际政策层面上，日本的这些防卫努力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自主防卫能力的提升和日美同盟的强化为平台，以全新的“主动外向型”战略应对新老威胁并积极发挥国际安全作用，使日本朝着摆脱二战后安全路线进而成为“正常军事大国”的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此期的日本防卫政策调整有如下要点。
(1)提升“自身防卫能力”，推进“国防正常化”。
一是实现防卫法制上的历史性突破。从1993年到2007年，每年的白皮书都设有章节论述关于“有事法制”的研究、制定、内容和作用等。2003-2004年，日本通过《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各相关法案，终于实现了拥有“战时动员法”这一夙愿。二是整合体制与编制，建立高效、集中的指挥情报体系，提高自卫队联合运用能力。2006年日本设立了直属于防卫厅长官的情报本部和联合参谋本部，2007年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同时，对陆海空各自卫队的编制、结构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包括设立直属防卫大臣的“中央快速反应部队”。《白皮书》2002-2007年对“自卫队联合运用”事项、2006-2007年对防卫厅升格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三是建设“多功能、灵活而高效”的防卫力量，重点应对新型威胁和多样化事态。根据书中介绍的两次“中期防卫计划”，日本将努力提高远程攻防和投放能力、反潜能力和信息战能力，建立独立的情报侦察体系，构筑导弹防御系统等。尤其从2003年起，《白皮书》着力强调“弹道导弹防御是日本防卫政策的紧要课题”(19)，并与美国加快了建立弹道防御系统的步伐。
(2)进一步强化新世纪全球日美同盟。2003年，日美两国正式启动驻日美军整编进程以强化“世界中的日美同盟”。2006年两国签署协议最终确定了相关的实施计划。这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推动的强化日美同盟进程进入了新的“对等双向”发展阶段，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正式向联合干预国际安全事务的“全球化”目标迈进，日本将借此发挥更大的国际安全作用。2003-2007年《白皮书》都用一章或两节以上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强化日美安全体制的情况。
(3)以“外向干预”战略发挥军事外交作用，积极主动地改善国际安全环境。此类方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但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突破。日本以反恐怖和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为理由，制定了《反恐特别措施法》、《支援伊拉克复兴特别措施法》。2007年修改《自卫队法》后，又将自卫队的“维持国际和平活动”由“附属任务”上升为“本职任务”。21世纪初，《白皮书》每年都设有多个章节宣传日本致力于国际和平合作活动、推动多边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致力于军备管理和裁军，以此改善国家的安全环境。
(4)加强防范中国措施。除了在“应对岛屿侵略”以及“夺岛演习”偶露一些使人产生联想的信息外，《白皮书》没有公开表述针对中国的军事措施。但从其以大量篇幅高调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来看，不难想象日本政府已在着手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安排。
四 结语
从以上对历年《白皮书》的系统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每个时期日本都认为面对着某些“威胁”，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因其自身战略选择——尤其是“随美战略”造成的，而且也没有严重到日本必须改变其自律性防卫政策的程度。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并没有逻辑上的等量必然联系，其相当一部分动力来源于其国家战略目标。这一点，在其冷战后“政治大国”战略确立之际尤显分明。
第二，冷战期日本的防卫政策基本上是在“吉田主义”的“日美同盟+轻武装”的轨道上运行，即便在发展自主防卫力量和推动日美同盟合作、进而在推动大国化安全路线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进展也主要是政治性的，并未能使日本在安全方面扩大实际作用。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防卫政策开始向“主动外向”转化，并逐渐变质。即便这样，吉田主义的主要思路仍然存在，日本在日美同盟之下主要追求作为经济国家的发展，即使想发挥国际作用也只是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维和活动。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走“普通国家”道路、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国家战略逐步确立，日本的防卫政策开始向“日美同盟+重武装”的方向发生重要质变。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和自主防卫的同时，积极谋求发挥“全新”的国际安全作用，使其防卫政策在“正常军事大国化”路线中发生了二战后的最大蜕变。
第三，冷战后日本对形势判断和政策调整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对“中国因素”的显著上升。日本虽然也讲要推动对华军事交流，但从未放松对华防范的一手，其军事准备也日趋明确和到位。日本对中国的军事防范，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贯的政策，并没有因内阁交替而改变，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大可能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趋势，清晰地昭示出日本防卫政策中一个重大的方向性转变。
注释：
①第一部《防卫白皮书》发行后曾遭到中苏朝等周边邻国对日本军事大国化乃至军国主义化的抨击。防卫厅官僚其后对发行白皮书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第二部白皮书在当时的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的积极推动下于1976年出版。参见：中島琢磨「中曾根康弘防衛厅長官の安全保障構想」、『九大法学84号』2002年、141—147頁；田中孝昌「防衛厅の広報政策に関する一考察」、『政治·政策ダイアロ一グ』2004年1号、80頁。
②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0/honmon/index.htm.
③关于此点，笔者曾直接以电子邮件形式询问日本防卫省广报课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④前引田中孝昌文，第79页。据田中论文第82页可知，中曾根为了将防卫问题建立在国民理解与支持的基础之上，组织了由各界有识之士组成的“诊断日本防卫与防卫厅·自卫队之会”，该会于1970年6月向中曾根提交了会议报告书。第一部白皮书的内容就是以该报告书和相关讨论为基础的。另参见：井端正幸「防衛政策の変遷と現段階」、『龍谷法学』2003年35卷第4号、165頁。
⑤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76/w1976_01.html.
⑥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77/w1977_01.html
⑦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0/w1980_01.html.
⑧田中明彦『安全保障—戦後50年の摸索』、読売新聞社、1997年、278—280頁。
⑨渡辺昭夫『戦後日本の对外政策』、有斐閣、1993年、326頁。
⑩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3/w1983_02.html.
(11)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0/w1980_02.html.
(12)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81/w1981_02.html.
(13)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0/w1990_01.html.
(14)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2/w1992_02.htm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3/w1993_02.html.
(15)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2/w1992_02.htm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3/w1993_02.html.
(16)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6/103.htm
(17)同上。
(18)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5/ara32.htm.
(19)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3/2003/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