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重置、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
——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安强身1，张收元2
(1. 济南大学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2. 山东省渔业技术推广站，山东 济南250002）
摘 要： 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使用经典的Wurgler 模型对山东省要素重置与结构变迁适应进行测算，结果发现资本配置效率弹性与劳动要素配置系数虽然为正但均相对较小，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现有的产业结构尚存在较大的可完善空间。实现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山东省需要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上不断加速和调整，提升产业整体素质，推进技术创新。
关键词： 要素重置；结构红利；产业结构；经济增长
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经历了30 余年的快速增长，然而在人口、开放、资源红利空间逐渐缩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环境要求日益提高等多重约束下，主要依靠低成本、廉价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维持，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经济新常态下，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而生产效率提高又主要通过科学技术进步与内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来实现。两者的作用机制有所区别，科学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是通过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带动经济总体生产率的提升，产业结构变迁则是通过生产要素从生产率水平或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向较高的部门流动来影响生产率增长。因此，在由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大背景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与其结构转换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关系。结构主义理论将产业结构变迁与长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认为产业结构变动通过要素再配置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具有增长效应，而且属于集约式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特征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一般是在非均衡状态下发生的，尤其是在要素市场，即相异的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产出效率不同，使得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在相异的产业部门之间流动和重新配置，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流动加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这种要素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叫做要素重置效应，其中正的要素重置效应又叫做“结构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积极推进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持续变迁，促进了山东省经济增长。在新的历史时期，山东省产业结构是否存在优化升级的新空间？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指引下，当前要素配置效率能否有新的提高？ 研究上述问题，弄清目前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才能真正站在供给侧改革角度，提高供给质量，推进结构调整，改善要素配置的扭曲状况，提高供给有效水平。
文献回顾
新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生产率的增长，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尤其表现为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变迁。关于要素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wis 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呈现出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转移，直至二元结构消失[1]，而经济各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是经济产出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Kuznets,1955）[2]。在工业化进程中，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一特征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突出，尤其体现在产业结构变迁引起的要素重置。这种产业结构变迁通常是在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即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产出效率存在着差异，使得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要素向高生产率水平的部门流动，从而促进经济总体生产效率提升。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非均衡条件下，不断完善和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3]。Harberge 在其研究中将经济增长描述为两种形式：一是要素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业或部门重新配置提高效率带动经济增长；二是引入新技术与改善管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4]。因此关注促进要素重置和结构变迁这一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早期研究中，Clark （1940）、Kuznets（1957）、Denison（1967）等学者系统地提出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Clark（1940）综合运用费希尔关于产业划分的研究成果以及配第的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移动演变趋势理论，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第三次产业流动并促进经济增长的规律。但单一的劳动力指标难以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和发展规律。Kuznets（1979）的研究表明，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是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变[5]，一国经济活动重点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变，又从工业向服务行业转移，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贡献。进一步地，Chenery（1986）、Syrquin（1986）使用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效应概念，指出这种效应是促进增长的关键因素[6]。Chenery（1986）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引致的要素重置效应在各个发展阶段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最初加速而后放慢的过程。Syrquin （1986）强调要素重置对 TFP 和GDP 增长的重要贡献，研究认为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特征和解释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本质性因素。Peneder（2002）发现由于各生产部门间生产率水平以及生产率增长率存在着高低不同的现象，当生产要素由低生产率水平部门逐渐向高生产率水平部门转移时，会显著提高经济总体的生产效率，这种通过要素流动解释生产率增长的理论被Timmer & Szirmai 概括为“结构红利”，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7]。这种基于要素流动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生产率增长的积极贡献即 “结构红利假说”。
加强领退料的管理，控制材料的用量.一是要严格按照施工图纸编制材料使用计划；二是要严格按照工程进度实行限额领料制度；三是要加强工程现场管理，做到合理堆放，减少搬运，充分利用废旧材料，并防止材料被盗情况发生，确保工完场清，减少材料损失；四是完工后及时做好工程决算，认真核对甲供材料使用量，及时回收周转材料，对决算退料灵活处理，防止出现材料一经退回即成废品积压在仓库的现象.
基于这一假说，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开始研究结构变动、要素重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不一。Salter 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924-1950 年间，英国制造业间的要素流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显著[8]。也有研究显示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研究认为内部增长效应反映的是某一部门通过自身创新活动提高生产率水平的过程，而这往往需要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以及研发所需的各种资源，因此通常认为在发达经济体中内部效应起到了主导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处于结构转变进程中，还不具备足够的创新资源，因此外部效应也许能更好地解释生产率增长。Saccone 和 Valli 两位学者对中国和印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认为，在中国，内部效应远远强于产业结构的重置效应，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关系不大，而主要归功于各个部门的出色表现；反观印度，尽管结构因素的贡献只有内部效应的一半左右，结构调整的确发挥了较大的作用[9]。
常用的测度要素重置与结构变迁效应的方法包括两种，分别是一种是Fabrican(1942)提出的偏离份额法和Chenery(1986)在分析多国模型中使用的方法。偏离份额法虽然能够有效地分析结构问题，但是它仅能测度单一要素的结构变迁效应，对于产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比较粗略。而多国模型法虽然克服了偏离份额法对于测度要素数量的限制，能够同时考虑资本和劳动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由于其回归过程中控制变量的选择比较模糊，一旦忽略重要的控制变量，就会导致分析不准确，同时怎样衡量模型中的产业结构也是一个难点。本项目使用经典的Wurgler（2000）模型研究要素重置与产值增长的关系，它以要素流动对GDP变化的敏感程度作为要素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可以同时考虑多种要素的配置效应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前两种方法研究中的不足。实证模型如下：
改革开放以来的山东省产业结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与全国经济发展走势近似，山东省经济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而这一过程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也十分显著，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不合理到逐步合理、由调整到不断改善和优化的过程。从图 1、图 2 我们可以看出，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省的第一产业增加值75.06 亿，约占GDP 总产值的33.3%，是第三产业的2.41 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15 年农业总产值虽然增加了约34.5倍，却远落后于第二产业的51.98 倍尤其是第三产业141.28 倍的增长速度； 第一产业占GDP 的比重从1978 年的33.3%下降到2015 年的16.7%，下降了 16.6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下降，90 年代后基本维持在10%以下的低水平； 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占GDP 的比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1980-2015 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60%的平均水平，个别年份甚至高达90%。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由13.8%上升到34.5%%，提高了20.7 个百分点，就业人口更是提高了 26.3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表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与第二产业贡献相比不相上下。这说明第三产业对GDP 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增加。虽然目前山东省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还较低，但是，山东省服务业在短短的32 年内增长了 141.28 倍，服务业占GDP 比重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发展速度更快。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山东省服务业的发展潜力逐渐显现出来，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图1 山东省三次产业占GDP 的比重（1978-2015 年）
资料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山东统计年鉴2016》
图2 年山东省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1980-2015 年）
资料来源：山东统计信息网：《山东统计年鉴2016》
山东省要素配置效率测度与评价
1.模型选择
国内学者的研究中，部分文献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流动、产业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张军、陈诗一的研究发现工业结构改革引致了行业间要素重置，并真实推动了工业生产率的提高[10]。我国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变迁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体现，但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赖于打破某些发展和体制因素的阻碍。当然，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的学者发现1999-2009 年间我国劳动和资本要素的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均为负（赵春雨，2011）[11]。尽管实证研究对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结果不一，但不能否认要素重置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的联系，尤其对处于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来讲，由于产业结构存在偏差，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要素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成为当前国家与地区转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式中，i 为行业编号；t 为年份；I 为固定资本流量投入 (在计算劳动配置效率时将I 替换为L 从业人员)； GDPi，t/GDPi，t-1 为生产总值变化指数，即相对于上一年i 行业的生产总值的变化； η 为投资反映系数，表示各行业资本(劳动)的增减对生产总值增长变化的弹性水平。当η＞0 时，表示某行业生产总值相对于上一年有所增加时，流向该行业的资本(劳动)增长率也会相应增加，即有更多的资本(劳动)会流入生产总值增长相对较快的行业，相对有较少的资本(劳动)流入产值增长较慢的行业。当η＜0 时，表示某行业GDP 相对增长时，资本(劳动)增长率反而会减少。当η=0 时，表示资本(劳动)流入与行业生产总值增长无关。
2.数据来源与整理
（1）劳动投入指标。以年底从业人员数（万人）作为劳动投入的代理变量。
时间上，传统花卉在旅游旺季使用较多，兰、菊、荷等常作为摆花主题。但是旅游淡季时，摆花花卉的主题性、文化性及丰富性则大幅降低。据2014年9月统计，拙政园共10处厅堂建筑，设置摆花28盆，使用花卉仅有秋海棠、菊花(黄色、紫色)、建兰、白掌4种，其中白掌为我国近年引进栽培种，并不属于传统花卉。同一时期，网师园共9处厅堂建筑设置摆花17盆，使用凤梨、杜鹃、银杏、红掌4种，其中凤梨和红掌12盆，杜鹃4盆，银杏盆景1盆，传统花卉不足摆花总量的30%(图10)。同时，这一时期的典型传统花卉石榴并未被广泛使用。
实验教学本来是课堂理论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学生们通过实验，潜移默化地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开发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2］。但是现在很多院校所做的实验多为验证性实验，如单管放大器性能测试、运算放大器性能测试、触发器性能测试等。这些实验内容几十年不变，不利于学生们训练开放性思维；同时，许多新知识、新器件、新方法也无法应用到实验教学中，学生们所学知识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
由于受分行业年度数据缺失的限制，在测算要素配置效率时使用2005-2015 年间的经济总体三大产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其中经济总体三大产业分行业情况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制造业、采掘业、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统称为“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使用面板数据估计方法对经济总体的资本 (劳动) 配置效率进行了测算。Hausman 检验表明，对于回归分析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1 所示。
（3）产出指标。采用名义 GDP（亿元）作为代理变量。
对要素配置效率测算过程中，基础数据均来源于wind 数据库和2000-2016 年的 《山东省统计年鉴》，所涉及的投入、产出数据如下：
如：以签订虚假的技术合作协议的形式，虚列测试化验加工费，行转拨科研经费或分包科研任务之实。审计中发现，有家科研单位在委托外单位进行测试化验加工费时，有合同与某大学开展合作，合同中列举了需要测试试验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测试费用为专项经费支出10万元。而审计人员发现，同样的合同内容，签约对方却为个人，汇款凭证显示合同金额达50万元也是汇款到个人账户。选择测试试验加工单位，要考虑到是否有相关资质和能力，项目组还要说明选择对方的理由及原因；测试试验加工完成后，还要附注工作内容及结果。
由表1 可知，经济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相对较小，一方面体现出近年来山东省调结构、转方式取得了积极效果，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向具有高附加值、高生产率的行业；另一方面也说明，现有的产业结构尚存在较大的可完善空间。由于受整体国家政策的影响，山东省产业结构长期存在一定的偏差，尽管三大产业间的结构日渐趋向合理，但第一产业资本投入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缓慢，缺乏有效市场竞争机制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生产效率较低、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严重制约着资本要素配置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类似，经济总体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亦为正，这是由于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富余劳动力大量向其他产业转移，造成第一产业就业出现负增长。近年来，随着山东省城市化与工业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建筑行业转移，该行业吸纳了大量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同时由于第三产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从农业、工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大量流入了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因此，经济总体三大产业劳动要素的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
3.实证结果及分析
（2）资本投入指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固定资本存量（亿元）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变量，在此将2003 年的山东省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设定为Kt，资产折旧率依旧设定为11.28%。
总体而言，在2005-2015 年期间，山东省经济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为 0.310，劳动配置效率为0.138。经济总体要素再配置对生产总值变化的弹性较小，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变化与生产总值的增加同向，即经济总体内资本和劳动力结构变化对促进生产总值的增加均具有弱的正效应，且相较而言，资本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应要略大于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带来的影响。该研究结果与姚战琪(2009)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与干春阵和郑若谷(2009)对中国经济整体研究发现具有一致性，他们发现在2001-2007 年期间，资本结构变化对资本生产率增长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结构红利”并趋于减弱；但与赵春雨（2011）中资本配置效率弹性系数为负的结论相悖。本文认为，一方面山东省作为中国经济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产业结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会使得资本在其重新配置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本文选取资本存量而不是赵春雨（2011）所采用的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投入代理变量也有可能导致两者结果的不同。
表1 固定效应模型下山东省要素配置效率回归结果（2005-2015年）
所有数据均未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且为消除量纲对数据的影响，均对以上数据采取了最大最小值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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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结构红利”微弱原因分析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产业结构不断变迁与调整、优化，但总体而言仍只是具有微弱的“结构红利”。在新时代条件下，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分析这种微弱红利的原因，促进产业优化、助力动能转移，将有助于当前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推进。分析结构红利微弱的原因，我们认为表现为几下三个方面：
一是山东省的产业结构总体水平相对低下，结构失衡。突出表现为第一产业薄弱，第二产业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首先，农业发展缺少有力的基础支撑，现代化水平低，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第二产业占比过高，工业结构实际高度化不足，制造业大而不强，钢铁、加工等一些行业低水平产能严重过剩。山东省工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拉动和数量扩张，从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化来看山东省名义高度化水平较高，而从附加值、技术含量和国际分工地位等角度来考察水平却较低。工业产品的加工程度较低且向深加工转变的过程缓慢，加工产品多为初级产品，附加值低，经济增长缺乏科技进步的有效支持。再次，服务业占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且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内部结构不太合理，自身结构矛盾突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是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不均衡。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偏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偏低。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三次产业的就业比例一直在改善，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高达79.2%，2015 年为29.6%，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从1978 年的12.3%和8.5%上升到2015 年的35.2%。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山东省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60%的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则远远高于这些国家不足10%的比重，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水平依旧低下。三次产业低下的就业结构直接影响着农业过剩劳动力向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更高的工业与服务业转移。大量的资本被投入到增长率较低的工业中，相对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重了基础工业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大量资本被投资到高能耗、高污染、技术水平较低的基础行业和重化工行业，导致产业瓶颈与重复建设从而浪费了大量的资源。一方面目前的体制使得重化工业被放大化，加剧了重化工化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重化工化过程中缺少环保和创新意识，没有走高新技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造成山东省这些年经济增长的代价特别大，增长质量不高。
三是产业素质较低且不协调，技术创新能力差。产业素质不协调主要通过在产业间明显的技术断层和劳动生产率的强烈反差来体现。虽然近年来山东省高技术支柱产业发展速度加快，但将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的力度和效果比较差，尚且不能发挥其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结构升级的主导作用。而且许多行业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技术与设备、高技术产业技术不高，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致使山东省在低质量、低档次、低附加值的产品方面产能严重过剩，而高质量、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不足，只能依赖进口。这些问题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影响并制约着山东省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使用希伯来文的t elem(形象)一词，来论证YHVH不与受造物任何相似，非形体、非物质、绝对独一，没有任何偶性属性、没有任何本质属性的本质同一。与其相关的阿拉伯语是anam：
总体而言，山东省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资源和要素价格扭曲，客观上造成了对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错配和浪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没有充分反映其稀缺程度。合理的价格信号不仅能引导要素合理配置，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还能激励开发节约资源的技术进步。因此，需要对要素市场化进一步改革，扭转要素价格扭曲和错配的现象，提升经济整体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12 -114．
[2]Simon Kuznets.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1:1-28.
[3]H.钱纳里.等.著,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25-127.
[4]Harberger A. C., 1998 ,“A Vis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88 (1) , 1 -32.
[5]Kuznets S., 1979 ,“Growth and Structural Shifts”, in W.Galenson (ed.) ,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M].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5 -131.
[6]Chenery H.B.,S.Robinson and M.Syrquin,1986,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Timmer Marcel P. and A. Szirmai, 2000,“Productivity Growth in Asian Manufacturing:The Structural Bonus Hypothesis Examined” [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1:371 -392.
[8]W.E.G.Salter. Productivity And Technical Change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9]Saccone Donatella &Vittorio Valli. 2009.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J].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61:101-129.
[10]张 军,陈诗一,Gary H. Jefferson. 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J].经济研究.2009,(07):4-20.
[11]赵春雨,朱承亮,安树伟. 生产率增长、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分行业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08):79-88.
Factor Realloc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handong Province
AN Qiangshen1, ZHANG Shouyuan 2
(1.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Shandong 250002；2. Fishery technology promotion st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Jinan Shandong 250002)
Abstract: Factor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re important problems i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classic Wurgler model to calculate the factor resett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 adapt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elasticity and labor factor allocation coefficient, although positive, are relatively small, with weak "structural dividend", and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still has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nd new drivers, Shandong province needs to accelerate and adjust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factor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ndustry, and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Factor Reallocation； Bonus Structure； Iindustri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327（2019）-09-0061-06
作者简介： 安强身（1972-），男，山东新泰人，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济南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民间金融，互联网金融。
通讯作者： 张收元（1978-），男，山东高密人，山东省渔业技术推广站工程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海洋渔业经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时代民间金融异化及风险管控研究”（18BJY252）。
编辑：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