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庆跃[1]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文中提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叁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叁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叁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叁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叁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李洪河[2]2003年在《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研究对象，意在把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演进的一般逻辑，记录和反映党的理论、实践和全党发展的实际状况。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从时间上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又分别以专题的形式分析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动态发展，而其中的专题分析无疑是主要的部分。 本文主要关注执政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特点、发展趋向及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并将从理论上分析时代特征和内外环境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探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公开的曲折历程及给我们的启示，论述党的叁代领导核心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揭示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演进的基本趋向，阐明党章发展与党的建设的内在关联，论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运用历史的比较研究，也有理论分析，而前者起主导作用。 本文的结论是：党的前进道路是曲折而又光明的，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党的思维方式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我们相信，随着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步推向前进，未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研究将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瑞岚[3]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王建国[4]2004年在《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具有的重要属性，其涵义是指根据党章和党的其他有关规定，党员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参与、决定和管理党的事务。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民主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开始为争取民主和实现民主而努力。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表明，工人阶级政党只有不断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纵观社会主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实现得好，发扬得充分，我们的党就强大、就有战斗力，社会主义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削弱和破坏，我们党就会犯错误，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破坏和挫折。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主要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深刻的揭示了党内民主对于党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甚至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党内民主建设直接关系到党的先进性的保持和发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和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以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为研究对象，探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以及党自身的变化给党内民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指出长期执政给我们党带来的考验以及我们党党内民主建设还存在的问题，认为党内民主建设是我们党当前所面临的一项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论证我们党必须以“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完善民主集中制，积极探索党内民主建设的可行途径和方式，使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稳步推进和发展，从而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推动党的事业的全面发展。 全文具体分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这一部分试图就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提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文章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本文的重点难点做一个总体性的概括。 第一部分，时代发展与党内民主建设。从新时期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对党内民主的要求及影响论述党内民主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意义。从国际环境来看，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世界民主化浪潮以及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对党内民主建设的要求和深远影响。这些因素也许不是直接作用于党内民主，但是它们通过影响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从而影响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从国内来看，由市场化改革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变革对党内民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直接影响着党内民主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本身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烈要求党内民⑥博士学位论文DOCTORAIJD!SSERTATION主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执政党自身来看，其自身党员队伍结构和党员干部队伍结构的变化、党的地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要求其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第二部分，党内民主建设:严峻而紧迫的任务。包括叁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当今世界几个有代表性的大党老党，包括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的自民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国民党等，因为党内民主建设不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失去活力，由盛转衰，最后失去执政地位为教训，指出党内民主对于长期执政，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意义;二是指出我党长期执政面对的种种考验;叁是指出目前我党党内民主建设还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严峻而紧迫的任务。 第叁部分，按照“叁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主要论证“叁个代表”思想与党内民主建设的关系。指出要切实实践“叁个代表”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而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必须始终贯彻“叁个代表”基本精神。‘ 第四部分，党内民主建设的核心是健全和落实民主集中制，主要回顾民主集中制概念提出、发展、完善的历史线索，在此基础上明晰民主集中制的真实含义，论证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内民主建设的核心作用，探索新时期如何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第五部分，新时期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探析，认为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规划，全面推进。重点探索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途径，包括理顺党政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明确党内民主主体，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建设;制定党内民主生活的通则，使党内民主建设有系统的规范:积极推动人民民主建设，为党内民主创设好的氛围;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第六部分，结语，这是对全文的一个简短的总结，指出新时期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应遵循的五项原则，同时也是对党内民主建设趋势的展望。
江玉桥[5]2014年在《党内民主法制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和中国当下的民主现状,人们普遍认为党内民主建设是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而党内民主法制化构成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方面。本文主要从党内民主法制化的角度来分析、论证并展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法制化,提出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关键是在党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层面推动民主,扩大党内选举的范围,规范党内权力的运作机制,增强党内民主监督的力度,最终通过不断的民主实践将党内民主进行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在党内民主水平上能够有质的提升,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党内民主法制化的概述。主要分析了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基本内涵、特征和发展历程。区分了党内民主与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不同,提出了党内民主法制化在价值追求上应该以最终实现民主政治为归宿,在建设目标上应当实现政党的法制化,在实现路径应该是遵从渐进式改良的方案。同时,在第一章中也简要地对我党的党内民主建设的历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使我们能够从历史实践的角度进一步看到我国加强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二章论述了党内民治法制化的必然性。本部分主要从经济、政治、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加强以及党内民主法制化对于民主政治的巨大推动作用等几个方面阐释了党内民主法制化是历史的必然。就经济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党内民主法制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就社会层面来说,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对党内民主法制化提出了客观要求,而就政治层面来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党的改革任务使得党内民主具有了现实的必然性。第叁章论述了我国当前党内民主的实践情况并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进行了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是从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以及民主监督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党内民主的实践情况。就党内民主选举制度来说,在候选人提名制度、差额选举制度、党内竞选制度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制度空间,这也是实现党内民主法制化的难点；就党内决策制度来说,要加强对于权力运行的机制体制的改革,主要方向是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党委常委会制度,将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就党内民主监督而言,主要是要进一步在监督的主体、程序等问题上加强法制化建设。第四章论述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建设。这一部分主要是以美国、德国两个发达国家的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为素材,探索了西方的党内民主法制化建设对于我国执政党的参考价值。西方政党经过了几百年的漫长发展,在党内民主法制化建设上积累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在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对接以及防止党内民主异化两个问题上,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第五章提出了对推进党内民主法制化的思考和建议,主要是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内权力运行体制机制以及提高党内监督的法制化水平等叁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党员民主权利是实现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基础性保障,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规范化是实现党内民主法制化的关键领域,提升党内民主监督的法制化水平是党内民主法制化的重要环节。本文的结语部分则提出了党内民主法治化进程上的一个重要任务——政党法的立法问题,强调我国进行政党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曹建红[6]2012年在《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的创立和发展、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准确把握历史方位，洞悉时代特征，立足国情党情，在领导我们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形成了以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和先进性建设为主要内容，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中逐渐形成，并在夺取政权执政全国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执政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毛泽东指出，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的普遍规律，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首先要从思想建设开始，思想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灵魂，其中科学理论武装是思想建设的基础，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是思想建设的核心，创新和发展理论是思想建设的灵魂，大力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实现党员组织和思想上都入党是思想建设的目标。组织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固本强基的基础工程，是一个包含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建设的系统工程，其中党员队伍建设是基础，干部队伍建设是核心，基层组织建设是党全部战斗力的基础，组织建设的好坏决定了执政党建设的成效和生命力。作风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两个务必”等四大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党风建设理论与实践。党风是党性、世界观的外在表现，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保障，是以民主集中制为中心，贯穿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等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建设。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其中思想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基础，组织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保证，作风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反腐倡廉要重视思想反腐、民主反腐、更要重视制度和法制反腐。先进性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目标、纲领、路线和政策上，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党长期执政、执好政的前提和基础。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托，之所以能够在剧烈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探索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建立了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方法；体现在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建立了一个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先进性建设等党的自身建设的科学格局；体现在为新时期继续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体现在为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等方面都提供了基本经验、基本目标和实践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江泽民也指出，毛泽东所创立的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治党治国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丢不得，丢了要吃大亏。当然，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很大程度上还具有明显的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痕迹，在很多方面也沿用了革命时期的建设手段，加之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急于求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执政党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但是毛泽东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正如美国学者沃马克评述说，毛泽东思想已经和人民结成一体，没有人摒弃它。因为他们不能摒弃他们自己革命的过去，他们不能把他们知道的并用来改造世界的武器置之一边。
王鹏[7]2016年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因而党的建设的任务也就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组织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把自身锻造成为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二是正确处理党与政权机关、人民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各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把自身建设建设成为受人民拥戴的执政党。本论文立足这一特殊历史背景,深入分析党的自身建设过程和局部执政行为,揭示党的发展与局部执政之间的内在联系,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环境里纯洁组织和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经验,探究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六章：(一)绪论。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在此过程中必将面临各种风险和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的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两次转变,而党领导的政权建设也经历了苏维埃政权、抗H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和人民民主政权叁种政权形态,积累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极为丰富,总结和借鉴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今天的伟大社会实践。绪论部分还阐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二)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本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党建学说和列宁党建理论两个部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原则,然后分别对中央苏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局部执政实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旨在使本课题的研究置于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叁)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考察。本部分首先梳理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脉络,分析和阐释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点,从而为研究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现实的分析背景。(四)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组织体系的完善。本部分首先从历史脉络分析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德才兼备干部队伍的培养以及模范党员队伍建设的过程,阐明党的组织体系的成熟首先是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实现的。然后,本部分论述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监督体系创新的过程,阐明党内政治的制度化,有助于党的首脑、干部和党员形成统一的整体。(五)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建理论的成熟。本部分首先对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然后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述、叁大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提出等五个方面展示了延安时期党建理论的突出成果,进而阐述了党建理论的发展与党建实践的之间的关系。(六)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本部分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对于“微型国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论述。论文首先理清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过程中党、政、军、群之间关系,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具体过程。论文提出党在局部执政过程中着重提升了以下儿种能力：执掌政权的能力、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领导人民军队的能力、动员社会的能力以及对外交往的能力。由于党的领导能力首先体现为一种综合能力,即党统领各方的能力,因而论文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通过对上述能力提升过程的分析,揭示党的组织力量的发展、党的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之间的内在关系。(七)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本部分总结了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创立了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体系；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型；培育出不朽的延安精神。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总结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从而为探寻执政环境中党的建设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申富强[8]2012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尝试着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局部执政实践和在全国执政后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执政实践,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旧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握了当时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寻找到了“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特色革命道路,进而实现了中国革命胜利并领导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又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主题,在历经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全面执政实践中,再次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规律,走上了一条“与时俱进,用发展服务人民,科学对待政权”的特色执政道路,指引中共实现了长期执政,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这条道路,笔者将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同时并认为,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创新,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论述了本文选题的缘由和开展研究的意义以及当前的相关研究现状。认为时代需要研究这个课题。它的提出使中国特色道路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理论整体,并使得总结和论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确把握中国社会运动规律而从革命走向执政的历史更全面、更科学、更贴切,更符合逻辑,更具有说服力。研究这一课题,不仅能全面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而且能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孕育与诞生。本章从回顾国民党丧失大陆执政地位的原因着手,然后从执政理念、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基础、执政风险五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局部执政、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及其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创建新中国前夜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孕育和萌芽阶段,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而且实现了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道路到执政道路的转变,影响了其建国后的执政实践。第叁章：开局与转折。本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前叁十年由正确到失误再到十一届叁中全会胜利实现了执政道路的转折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更加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执政愿望是美好的,在成功实施社会主义改造方略后,由于中国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认识还不全面,导致了后来在执政实践中忽左忽右,以至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执政失误。这一时期,其执政体制虽受到了严重破坏,但其执政基础依然牢靠,对执政风险的措施依然有力,并积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总体上还是取得了较大执政成绩,并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执政道路的成功转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第四章：演进与拓展。本章主要探讨了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不断演进和成功拓展的执政实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牢牢把握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执政主题,恢复和完善了执政体制,成功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执政方略,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落实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叁步走”宏伟蓝图,并取得了辉煌的执政成就,执政基础继续扩大和巩固,对执政风险的预防措施进一步完善,为其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增强,执政道路充满了无限希望。第五章：结语与展望。本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实践意义,并尝试界定“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的涵义,实现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并指出这条道路和特色革命道路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的必然选择。同时,根据当前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实际,指出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结合世情、国情、党情和不断变化的执政环境,科学对待政权,走符合自身实际国情的特色执政道路,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丧失执政地位、断送执政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牢牢把握了这一点,从而对未来继续长期执政实现执政理想充满信心,同时也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石学峰[9]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不止一次提出：要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这一重大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为此，理论界断断续续对该课题进行了初步争鸣和探讨。然而，由于该课题所涉及的学科的交叉性和课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敏感性，因而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该项课题的研究仍然没有取得较大进展，尤其是在中共党史领域内尚显薄弱。基于此，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以建国后党政关系发生的整体性变化为视角，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较为系统性地研究了建国后党政关系发生四次整体性变化下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同特征，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不同特征与党政关系发生的四次整体性变化的关系，最终揭示出全国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与党政关系密切关联这一条客观规律和重要启示。本论文包括引言及六章共七个部分。引言部分阐释了问题缘起及研究意义，对相关文献和学术研究现状进行了精炼性评述，对研究框架及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作了必要性的说明。指出：就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研究现状而言，目前学界尚未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内涵、构成要素、功能以及理论特征等进行科学而规范的理论建构，存在重视理论剖析与探讨而轻视史实梳理与归纳的缺陷和问题以及尚缺乏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思路；开展这项研究，无论对优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还是拓宽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第一章从理论建构出发，指出，所谓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就是指：在合理配置和科学划分中国共产党内部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系列权力实体的职责基础之上，为保证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科学、高效、公正运作，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定和制度安排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各权力实体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配置模式以及运行方式；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主要由权力运行授予机制、权力运行决策机制、权力运行执行机制和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四个构成要素相互衔接、相互联系、有机构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基本功能由内向性功能和外向性功能两部分构成；根据文本的相关规定，透过现象分析本质，透过枝叶抓其主干，从理论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理论特征，即：它是一种集体领导和权力共享机制、它是一种上级与下级权力的双向互动机制、它遵循特定、规范而又严密的运作程序。第二、第叁、第四、第五章从建国后党政关系发生的整体性变化为研究视角出发，指出：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一次整体性变化——“形变”，主要表现为：先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间接领导”模式、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直接领导”模式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委对国家政权的“分口领导”模式叁种模式。基于党政关系发生“形变”的视角下，从整体特征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始终呈现出一种非常“稳定”或者说“未变”特征。笔者从历史给予的既成客观事实中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这种“未变”特征与这一历史时期党政关系发生的“形变”密切关联；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二次整体性变化——“实变”，主要表现为：先后形成了“党政适当分开”模式、“党政不分”模式、“党政有限调整”模式。基于党政关系发生“实变”的视角下，从整体特征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相应呈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剧变”特征。笔者从历史给予的既成客观事实中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这种“剧变”特征与这一历史时期党政关系发生的“实变”密切关联；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前夕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建国后的第叁次整体性变化——“病变”，主要表现为：党政领导系统遭到全面破坏，党政权力运行失去依托；由“叁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将党政不分推向极端。基于党政关系发生“病变”的视角下，从总体特征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相应呈现出一种“畸变”特征。笔者从历史给予的既成客观事实中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这种“畸变”特征与这一历史时期党政关系发生的“病变”密切关联；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召开以来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建国后的第四次整体性变化——“良变”，主要表现为：先后形成了“党政职能分开”模式、“以党领政”模式以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模式。基于党政关系发生“良变”的视角下，从整体特征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相应呈现出了一种“制变”特征。笔者从历史给予的既成客观事实中得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这种“制变”特征与这一历史时期党政关系发生的“良变”密切关联；第六章依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在党政关系发生“形变”、“实变”、“病变”和“良变”这四次整体性变化下所分别呈现出的“未变”、“剧变”、“畸变”和“制变”特征和客观事实，笔者运用归纳法，从中归纳和揭示出一条具有真理性的客观规律，即：全国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始终与党政关系密切关联。由这一客观规律出发，笔者认为，在优化中国共产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时应该把处理好党政关系作为重要一环，同时应把“机制”本身的优化作为根本。
曹月柱[10]2016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研究（1921-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拥有8779.3万名党员和388万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考验与风险,在党员数量与结构呈现新态势情形下,管党治党的任务依然艰巨,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显得更加紧迫与重要。为此,需要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期更好地推进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和组织性的论述构建了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理论框架。列宁在革命与执政的境遇中,从建党原则、党员发展、理论教育、党内团结等探索全面严格治党的路径,推动了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理论阐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政党性质、党员标准和支部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理论。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必须正视政治生态环境和加强政党内生态审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一方面重视对时局的分析,通过把握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量因素,调整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方针。另一方面,注重对党自身发展情况的审视,关注党员队伍规模、政党构成等问题。基于对政治生态环境的分析和相应地组织治理,形成了各个时期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实践特性。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需要加强关口建设。从组织管理学的视角来看,党从党员发展、管理、教育和退出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党员发展方面,既从规制方面来确保入口纯洁,又从程序方面实现入口纯洁；在党员管理方面,通过对党员的日常管理和调整组织结构以及优化运行机制来实现管理纯洁,进而实现党员队伍纯洁；在党员教育方面,形成了涵盖理论教育、忠诚教育、宗旨教育、纪律教育在内的党员教育体系,不断提升党员纯洁品质；在党员退出方面,一方面,从党章入手,建立党员退出规制。另一方面,从自请出党到公开处理,再到集中清理,不断探索党员退出的实践路径。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奠定了党的发展之基,也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主要历史经验：做到了理论传承与理论创新同步、生态分析与政党治理互动、个体纯洁与组织纯洁共抓、注重发展与强化治理并重和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并举。主要教训：必须保持政党独立性并自主地探索党员队伍建设、必须加强以支部为基础的常态化治理和严防党员队伍治理中“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总之,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难免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与消极腐败的危险,加之经济体制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之中,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面临全新的境遇。因而,党应该继续以纯洁性建设为主线,积极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在新常态中坚持从严治党,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和关口治理来实现党员队伍的动态纯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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