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实行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效果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财政政策论文,货币论文,效果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经济发展急需扩大内需
（一）我国目前急需扩大内需的外部因素
从经济学上看，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都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经济前期的高速增长也主要是依靠“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高速增长和净出口高速增长）来实现的。但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外贸形式变得越来越紧，特别是对外出口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国际环境之中，主要是因为：
1.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冲击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料。据估算，金融危机对我国至少造成了2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损失。目前， 我国60%以上的出口市场集中在亚洲地区，在金融危机释放效应的影响下，短期内对这一地区的出口不可能有大的增长。同时，亚洲国家经济的逐渐恢复，又增加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压力。
2.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初曾分别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增长仅为1.8%和2.3%，低于去年水平；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幅为3%，比去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严重制约了我国出口增长。
3.在国际市场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欧盟继美、加之后对我国出口商品木质包装提出的苛刻要求，对我出口不啻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不断加剧的国际经济集团化、区域化趋势，对国际市场的布局产生了巨大影响。欧元启动及贬值，使欧元区内贸易成本下降，贸易量增大，北美贸易自由区向拉美地区扩展，都造成我对欧、美贸易份额的减少。
由于外贸需求受到制约，要想保持经济的平衡增长，只能靠扩大内部需求的“单轮”推动。
（二）我国目前内部需求不足的国内原因
今年以来，我国虽然大力提倡扩大内部需求，振兴经济，但从消费市场的反映看，消费指数持续走低，市场明显偏淡，与前几年消费市场在经济旺区运行时的情况相比更显得增长乏力。但这种消费低迷并不说明产品已经到了严重过剩的状态，事实上，我国的总体消费还远未达到高度发达的水平，物质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需求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消费偏弱现象正是我国内部需求不足的反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谨慎动机增强
人们为了预防意外支出而持有一些货币的动机称为谨慎动机，当前有三个因素引起城镇居民的谨慎动机增强：一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不仅这些下岗职工会减少消费，而且许多在职人员因产生不安定感，消费也变得谨慎；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一部分人面临分流，又尚未定位，这多少会影响他们的消费；三是买房、医疗养老保险费用和子女上学等费用增加，使一般以劳动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消费者，特别是普通工人、一般干部和初中级知识分子感到生活负担加重，消费预期增大，因而缩减现期消费。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也给部分人的生活投上某种阴影。
2.供需结构矛盾
主要是供给未能适应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者的需要。产业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前几年的重复建设形成大量无效供给。一些企业比较注意研究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对国际市场新产品的动向也有所了解和跟踪，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对拥有8 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却研究得不够，甚至缺乏调查研究，许多产品的性能和价格水平脱离了广大农民——全国70%以上消费者的实际需要。例如，农村居民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还比较低，1996年每百户拥有彩电22.9台，如果把农村彩电的普及率提高到城市水平，需要1亿数千万台， 足以使全国所有厂家满负荷生产数年。然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相对缓慢，购买力不足，市场上的彩电大多是为城镇居民设计的，农村用不着；而农村需要的接受灵敏度高、电压适应性强等功能的电视机却显得不够。又如，城镇居民住房困难与商品住宅空置并存，也是供需结构矛盾的一种表现。
3.产品质量问题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几年抽查的4411 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1998年第一季度抽查了1050家企业的1252种产品，合格率为76.5%， 其中国有企业的抽样合格率为89.3%，集体企业为72.7%，个体和私营企业为60.1%，总的来说质量合格率不高。1996年商品房建筑优良率仅为25%，消费者对新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案件不断上升。1997年全国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信62.5万件，比上年上升19%。1998年第一季度全国受理的消费者投诉信11.8万件，比上年同期增加12.1%。虽然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产品是合格的，但毕竟有相当数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充斥期间，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败坏了人们的购物情绪。一些消费者只好不买或少买，以免“花钱买气受”。
4.收入差距扩大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大，目前已超过0.4。据多方面反映，居民储蓄存款中， 高收入者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国民总收入为一定时，分配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使总消费水平下降。尽管多年来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有相当大的提高，但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收入明显减少，消费水平降低；与此同时，由于如上所述的供需结构矛盾，少数高收入者的购买力过剩，消费并未相应增加，不足以推动总消费水平按前几年的速度增长。
5.私人投资增加
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不断增加。1997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股票筹资655亿元，比上年增加1.79倍； 同年还发行国债2421亿元。1998年及今年股票和国债发行仍在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由私人购买的，投资增幅大大超过收入增幅。由于私人投资和消费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在人们收入不变时投资增加，或者收入增幅小于投资增幅，就得相应减少现期消费。私人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回报，以增加未来消费，但因大量直接投资的效益欠佳，回报较低，预期消费也难以增长。
6.引资内收赤字
我国以多种方式引进外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由于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也存在某些负作用，内收赤字就是其中之一。所谓内收，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向中方提供的各种收入之和，包括购买中国各种生产要素的支付、向中国政府缴纳的税款、中方获得的利润和国内员工工资等。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有出口，也有内销。如果内收不足以用来购买内销产品，其差额就是内收赤字。这时国内消费者要用来自其他途径（通常来自内资企业）的部分收入弥补内收赤字，从而减少对内资企业的产品需求，造成一定程度的内需不足。据计算，1991年—1996年，我国三资企业所提供的内收共为14330.3亿元，内销为18671.2亿元，累计内收赤字为4340.9亿元。由于三资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大量销售的同时却未向中方提供相应的收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内消费萎缩。
7.市场发育不全
首先是商品零售网络还不够健全，主要是在农村，由于居住分散，固定商业零售网点不足，流动网点和送货服务更少。据调查，农民所需的消费品有很大部分要到外地购买，如食品的1／3和服装的1／2要到县城购买，70%以上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要到县城、地级市或省城购买。这说明农民购物还是很不方便的，售后服务则更差。其次，生产要素市场也不健全，这使一部分消费者难以将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因而不能相应带来收入，从而影响消费。此外，部分消费品流通渠道不畅，长途运销的中间环节过多，层层加价，使最终销价过高。金融市场上的消费信贷刚刚起步，同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
8.消费环境限制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上升，对消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方面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例如，在城镇，不少地方输变电设备负荷不足，线路老化，难以适应居民家电普及后的用电需要。不少居民早就有意购置新家具和其他家用设备，但因住房条件差，无处安放，只好不买。有的住宅新区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跟不上，也影响消费。部分家庭有能力购买轿车，但缺乏停车场，加之交通拥挤，乱收费严重，使得他们想买而不敢买。在农村，一些地方仍然缺电，没有自来水和电视信号接转台，直接影响家用电器的普及。
二、我国利用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的效果分析
（一）我国为扩大内需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1.我国中央银行积极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首先放松了货币政策的控制，增加计划指标，扩大货币投放量，拉动经济增长。1998年5月初发布了《关于加大信贷投入， 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全面从金融上支持住房投资，带动经济发展。1998 年5月26日恢复了中央银行回购债券的业务，增加了商业银行再融资渠道，至7月中旬就已累计融出资金196.4亿元，同日，调增国家开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计划200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投入， 扩大内部需求。在1998年7月初发布的《关于改进金融服务、 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了扩大投资、改善就业、刺激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配合财政政策连续降低存、贷款利率和存款保证金，减轻了企业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至1998年7月第五次降息后， 减少企业利息负担2400多亿元。由于中长期利率的下调，大大降低了固定资产和居民购买住房的成本，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
2.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防止经济滑坡，尽快启动经济，我国财政政策也频频出台：
（1）吸引外资，鼓励出口。 年初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实行免征税和进口增值税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也规定了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扩大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机电产品、船舶等出口退税率。
（2）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据统计，我国1998 年全年累计发行国债已达600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8年国债发行余额可能接近1万亿元。从具体种类上看，1998 年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发行凭证式国债2200亿元，专项国债发行也是品种齐全。在财政收入总体不尽人意、不能保证大规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规模发行国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调整有关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 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财政为配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宣布用三年时间争取逐步取消财政周转金。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 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又安排了144亿补助资金和借款， 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1998年1—10月份， 全国社会保障经费累计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36.4%，其中中央级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174.4 %，地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34.4%。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支出，截至10月底，仅中央财政拨付的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经费就达100 多亿元。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国务院决定将实行系统统筹的中央11个行业的基本养老保险下放给地方管理，同时加快省级统筹步伐，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为了缓解地方的困难，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养老金借款，以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并尽快补发以前年度出现的拖欠。
（二）已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
1.货币政策的使用对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抑制经济增长的下滑趋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比预期的要小。中央银行连续降息，利率下降幅度前所未有，但从实际情况看，利率的大幅度下调并未产生巨大的效果，商业银行存款余额仍在上升，现已突破60000亿元； 同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加额却在逐步下降。虽然推动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鼓励信贷，如推行消费贷款、住房贷款等，但这些政策取得的成效都较小，通过这些渠道增加的消费需求相应也较少。
2.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1998年7月至1999年3月间，扩大投资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
（1）1998年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预计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8680亿元， 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 其中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1500亿元，增长22%，增幅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2）财政投资项目的启动带动银行贷款的增加， 下半年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有所回升。到1998年末，广义货币M[,2]为104498.5 亿元，增长15.3 %。 在财政1000 亿元增发国债投资项目带动下， 银行1000亿元配套贷款减少了银行存差，到1998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国家银行贷款余额68442.1亿元，增长15.4%。
（3）工业生产速度在1998年下半年逐步加快。 预计全年工业增加值（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和年销售收入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为20120亿元，比上年增长8.8%。产销率提高，存货减少，意味着企业资金流动性增强，效益下滑势头得到缓解。
（4）在投资需求回升的带动下， 投资品类生产资料产量增幅和价格已经略有回升。1998年第三季度以来许多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品生产势头逐渐好转。1998年一季度时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主要能源产品增速低迷，甚至负增长，到11月份这些产品均有2.4%到4.2%不等的增长率。钢、钢材、水泥、平板玻璃等产品生产稳定增长。
1998年7月至1999年一季度， 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部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1999年二季度起财政政策扩大内部需求的效果明显减弱，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回落的状况。
（三）对已采取的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1.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部需求中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并不直接控制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 要通过降低利息率，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增加需求。在经济建设加速或经济扩张期，松动的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甚为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在经济相对收缩时期或经济回升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往往因其作用的时滞性以及政策的中间传导过程较长，而对经济的回升作用不甚明显。
（2）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存在作用受阻和效应衰减的现象和问题。这主要因为：
我国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难以顺利开展；
贴现率政策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在我国目前票据市场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其调控的范围和作用更为有限；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难以经常调整；
我国目前的利率还不是市场利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控作用较弱；
我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目前还不顺畅。
（3）我国货币政策目前还面临许多制约。
现在我国执行的是扩张的货币政策，鼓励信贷，但由于我国处在专业银行体制向商业银行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风险控制能力还较弱，各大商业银行都面临着过去在专业银行体制下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的压力，增加信贷，就要冒着增加不良资产的风险，因此各商业银行处在增加信贷和防止坏帐增加的矛盾中。在没有彻底解决信贷风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大规模增加贷款。
我国在扩大内部需求的同时还要求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扩大货币供给产生了矛盾，这对于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制约。
货币政策的时滞性，还使我们面临着近期为刺激经济回升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在以后经济扩张期诱发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剧烈波动。
2.利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部需求，主要是希望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波及效应”和“带动效应”来实现经济增长。我国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部需求过程中的效果“先扬后抑”，正是这三大“效应”理论在现实中实践的体现。
（1）“投资乘数效应”导致我国财政政策不理想。
人们之所以认为扩张性财政投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由投资拉动的需求具有乘数效应。宏观经济理论认为，当总投资增加时，可以使总收入的增加若干倍于增加的投资。投资乘数的大小，是和人们取得收入后把多少钱用于消费，多少钱用于储蓄联系着的。乘数K 的计算公式是：
△Y
△Y I
K＝────＝─────＝──────
△I
△Y－△I
△C
I ───
△Y
式中△C／△Y是边际消费倾向，而乘数K则等于“1减边际消费倾向的倒数”。边际消费倾向愈高，投资乘数就愈大。
按上述公式进行计算，1999年一季度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6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4%。一季度储蓄存款累计增加4446 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551亿元。按一季度储蓄额和消费额计算，其比例为37∶63，平均消费倾向为0.63；储蓄比去年同期的增长额为1551亿元，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562.7亿元，两者比例为73.1∶26.9，边际消费倾向只有0.27。故而按平均消费倾向计算投资乘数在3左右；按边际消费倾向计算，投资乘数只有1.51。这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只形成1510亿元需求。投资乘数之小，远未达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当增加的投资逐渐用完之后，又出现了经济增幅的回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先扬后抑”由此而生。
（2）我国财政投资未能实现大规模的“波及效应”。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只有原来的1／3左右，在安排“吃饭财政”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引致社会投资，刺激经济回升。但实际结果并不理想。
引致投资通常是指在产业经济学理论中讲到的投资波及效应。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起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对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也相对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起更大的投资乘数。
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粮食仓库建设，水利工程设施建设，交通特别是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短，产业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因此，可以看出我国这次的财政政策并没有达到启动经济的预期作用。
（3）我国财政政策的“带动效应”不足。
引致投资还表现为一种产品的兴起、一个项目的成功，会带动其他投资者的仿效，形成重复建设的投资热潮。过去在传统体制下，投资波动主要基于中央财政性拨款投资的波动，重复建设问题不突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形成了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传统的计划集中分配投资的模式转为地方分权化的投资模式，国家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是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具有“软预算”的国有企业共同决定，中央每一次松动投资管制，都会起到强烈的“带动效应”并且出现地方投资过度扩张。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相互攀比形成过强的带动效应引起“经济过热”。
前些年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异常高昂，这是因为投资建立企业加快本地经济发展，可能显示自己的“政绩”；而且企业办多了，开拓了财源，在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也正是地方的利益所在；加以当时实行“拨改贷”，地方政府即使无力投资，仍可以让银行贷款来兴办企业。当时的“带动效应”，主要表现为东部多方筹资快速发展之后，中部、西部也紧紧跟上。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使得市场逐渐从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地方的中小企业有的先盈利后亏损，有的动作慢，上马迟，经营者又不懂得市场竞争，投产后即连续亏损。不少亏损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包袱，巨额的债务链和不良债务使银行反思，风险意识增强，贷款极其审慎。地方国有企业，虽然看到技术改造也许能扭转局面，仍是投资欲望不高，“不改造等死，要改造找死”的说法反映了企业的心态。1998年和1999年正处于这样的远不同于前几年的新环境之中。中央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也带动了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并未引发出对企业的再投资，投资的“带动效应”远不如过去那样强烈。
在考察投资的“带动效应”的同时，还应当考察对其非国有经济的投资带动。1998年国有部门投资增长28%， 而非国有部门投资只增长4%，两者差距非常之大。这是因为非国有部门更加注重投资有没有效益，能不能取得回报，投资增幅大小与他们对经济景气的预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考察投资的“带动效应”，还应当考察是否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和1999年的状况看，由于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有的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放弃中央给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者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财政投资项目。这样，财政投资便取代了原来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从而也就无“乘数效应”、“波及效应”和“带动效应”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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