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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对柬埔寨首相洪森来说，肯定是很开心的一天，因为中国客人的“慷慨”出乎他的意料：免去柬埔寨所有对华到期债务。
洪森首相评价朱总理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真诚友谊，令人感动”。他事后还表示，“我们所得的出乎我们的意料”，柬埔寨非常高兴中国这么做。
这笔钱有多少？双方都没有公开，据外界透露，柬埔寨欠中国债务大约2.1亿美元。目前，柬埔寨债务总额约为30亿美元，2.1亿美元相当于其债务总额的1/15。此前，双方还签署了一项总额达1250万美元的对柬援助配套计划。
柬埔寨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财政收入的60%来自外援，2亿多美元对柬埔寨来说非常可观，由此不难看出洪森首相的兴奋缘由。
减哪些国家的债？
作为推动东亚共同发展的重要努力，出席东亚领导人有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宣布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受惠国除柬埔寨外，还包括越南、老挝、缅甸、阿富汗、马尔代夫，中国将减免这些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到期债务。
外交部有关人士介绍：“我们减免这些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到期债务，具体将通过双边渠道来实施。这张牌是作为中方的倡议和一个成果打出去的。”减免柬埔寨债务是中国的亚洲减债计划的第一步。
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翟坤介绍，柬埔寨对华债务是长期形成的。尤其是在柬埔寨恢复重建过程中，中国向柬提供了大量的无息和低息贷款。
阿富汗对华积欠始于上世纪60年代，该所的另一位专家傅小强解释说，当时中国对阿富汗提供水泥及基础设施和农业合作贷款，后来阿富汗由于战乱和政府更迭，确实没有能力偿还。至于反恐战争后，阿富汗恢复重建时中国提供的1.5亿美元和3000万元人民币的办公设备援助，则不属于债务，而是无偿援助。
傅还介绍说，马尔代夫积欠比较少，量比较小，属于政府提供的无息贷款，中越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发生在中越战争之前，以越南抗法、抗美时期的债务为主。
翟坤分析说，中南半岛这4个国家是东盟的新成员，中国对其进行经济帮助有一个阶段性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这些国家抗法、抗美时期，中国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提供经济和物质帮助；第二阶段是反殖民战争后，中国从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角度出发，对某些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建交和恢复邦交，而同时全球化愈演愈烈，中国提供援助，更多的考虑是以区域经济合作应对全球化。
为什么要减债？
在专家们的记忆里，中国也曾对一些国家进行过债务减免，但像这次一下子使6个国家受益，还是第一次。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做？
以减免柬埔寨债务为例，北京大学国家关系学院教授杨保筠认为，柬埔寨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历了近20年的战乱，国内建设十分困难，外援在经济生活中占很大的比重，债务负担很重。出于同情方面考虑，中国减免其债务。
同时，柬埔寨是中国的重要邻国，双方曾经在历史上形成过特殊的关系，此次减债计划从柬埔寨开始，也是中国向对方作出的一种友好表示。
东盟内部一直有一个目标，即缩小老成员和新成员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柬缅4国是东盟的新成员，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老成员自身也遇到不少困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普遍感到恢复国内经济的压力，伸出手来援助新成员的能力更进一步降低。中国帮东盟做这一工作，为整个东盟减少了压力，正是中国睦邻外交的一部分，也是减轻“中国经济威胁论”和“经济挑战论”的一个应对。
翟坤还认为，越老柬缅这几个国家是中国和东南亚战略利益的重叠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包括广西和云南地区的开发，这些国家正与这些省区接壤，中国有一个“走出去”的战略，走出去第一步考虑就是东南亚，走出去是一种投资，大家利益重叠的时候，我们怎么给它们投资？“减债是一种投资，是政治投资和经济投资。”
还有一个考虑是，中国在发挥世贸组织中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目前受中国减债计划之惠的几个国家，都属于非世贸组织成员国，世贸组织门槛较高，中国认为自己有帮助它们提供经济水平之义务。
减债的直接效果是密切和相关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同时表现中国乐于看到并且在真正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
杨保筠重点强调道，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外交的传统重点，周边安全对中国非常重要，这是不必多言的；目前加上恐怖分子在东南亚活动猖獗，中国更有必要稳定和东南亚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反恐领域内的合作。
中国减免这些国家的到期债务，还是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安排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在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本来就对柬埔寨、老挝和缅甸有特殊的关税安排，在贸易等方面会给它们一些优惠条件。这一次减免它们的债务，对于加强和它们的关系是很有效的。
经济援助50年
杨保筠回忆说，中国对外援助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当时中国自己很困难，但还是对周边国家的独立运动提供援助，如抗美援朝和支持越南抗法、抗美，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对其他民族主义国家提供援助。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尽管中国自身经济非常困难，但出于整个战略考虑，中国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特点是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很显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是围绕着意识形态与国际主义精神制订的。
杨保筠总结这一阶段中国外援的两个教训：一、外援要量力而行，中国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多的人生活非常贫困，超出自己的能力会严重影响自身发展，也会导致新的问题。二、外援要根据自己的整体国家利益，同自己的全球战略和地区战略联系在一起，同时要注意寻找双方更多的共同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发生了深刻变化。”杨说，“一方面坚持基本原则，提供援助不附政治条件，另一方面认识到援助应该有更多的方式，中国越来越多地采取互惠互利合作的方式。”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提供的援助中，单纯给予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更多的是通过投资和合资的形式，帮助对方国建立适合它们国情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以帮助它们发展自己的国计民生。
经济援助与中国的战略
中国越来越多地呈现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崭新形象，也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纳入国际体系中，寻求在多边领域内解决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危机时刻没有采取以邻为壑，而是雪中送炭，这一承诺对东盟国家意义非常，也树立了中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的良好形象。
2000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宣布在两年内减免非洲国家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两年后，这一承诺已基本实现。
此次朱总理出访，本是应洪森邀请，对柬埔寨王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东盟与中日韩 (10+3)领导人会议、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领导人会议，在这一多边场合推出这一减免周边国家的债务计划，本身就有其特殊的含义。
有专家指出，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深刻蕴涵是，中国谋求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长期政策，将长期坚持。
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将自己的对外援助和自己的地区战略与全球战略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图一时之快。
对于经济日益强大的中国而言，东南亚地区的价值越来越大，在将来的全球竞争中，中国显然需要一个经过整合的地区经济体作为平台与依托。中国努力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是出于这一大战略的考虑。
有人认为，中国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除了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承担一个大国的责任外，还有其他考虑，比如在人权领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在维护统一问题上，也屡有收获。
中国外交部在评价此次朱总理金边之行时说：通过一系列的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和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全面合作以及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反恐）的全面合作。一系列协议的签署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东盟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支持，整个湄公河流域开发也将由于中国的全面参与而呈现更加活跃的局面。
中国与东盟不仅在经济合作上“迈上新台阶”，《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还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信任发展到了新水平”。
有专家指出，中国运用外交手段愈来愈成熟和“老练”，当然落实到经济援助等方面则更为理智，理应成为中国外交组合拳中的一记重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