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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后遗嘱的真伪之争
2009年第4期的《先锋·国家历史》上，刊登了台湾传记作家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一文，质疑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当局所公布的遗嘱的真实性。蒋介石最终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势力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三民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秦孝仪承命受记①
曾撰写多部蒋介石家族历史传记的王丰在文章中提出，“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他的结论是，蒋逝世后公布的最后遗嘱是“补写”，是台湾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②
无独有偶，在王丰文发表之前的2007年12月，台湾记者访问曾长期服侍蒋介石与蒋经国的“两蒋贴身卫士”翁元。翁元以当事人的身份叙述道：蒋是在睡眠中过世的，等通知党政高官集中到士林官邸后，才请秘书写遗嘱。“那遗嘱是急就章，等到所有人都签完字后，再请蒋夫人签字。”③翁的说法与王丰一致，即蒋最后遗嘱是其死后由秦孝仪“补写”的。12月30日，凤凰资讯网刊出这次访问，次日，中央电视台的央视网也刊出了这篇访问记，标题均为《贴身侍卫翁元曝秘闻：蒋介石遗嘱是事后急就章》。蒋介石遗嘱是“伪作”的说法广为传播。自蒋介石去世后，其遗嘱的“真伪”问题在台湾一直有人讨论。现在，王丰等人旧事重提，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及重要媒体的介入，大有将蒋介石遗嘱确认为“伪作”之势。
王丰、翁元否定蒋介石最后遗嘱真实性的基本理由是，蒋逝世当天根本没有留下遗嘱，又不可能事先留遗嘱。翁元接受访问时还反问道：“谁敢先写好遗嘱？你怎么知道今天会死？”但这只是基于一般常理的推论，不能当作事实依据。王丰等人所不了解的是，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他在年迈体衰，自知无力回天之际留遗嘱本不足为奇。蒋介石晚年曾数次留遗嘱，这在其日记中有迹可寻。他在1971年6月写道：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其时为“副总统”——引者）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④
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刻意栽培其子接班，蒋经国虽已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蒋的目标是让他任“行政院长”全面掌权。1971年，已经84岁的蒋介石在阅读体检报告，确认来日无多后，预留了遗嘱。他一面力荐蒋经国在其死后出任“行政院长”，一面又故作姿态，说“不愿有此遗嘱”。
当年底，蒋介石再次留下了遗嘱。这次是单独写在一张纸上，夹在1971年日记本中，形式上更像“遗嘱”。全文如下：
今后政府组织：一、以家淦继任总统。二、以经国任行政院长兼三军总指挥。三、党务应集体领导。
中正 12月23日⑤
基本上重复了6月遗嘱的内容，其中用了“今后政府组织”、“继任”等词，显然是做最后的交待，而且郑重其事地署下名字与日期。
1972年6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晚年最关心的“传子计划”变成现实，遂完全退到幕后。因此，他1975年的最后遗嘱能够写得“漂亮”、“空灵”而不涉具体人事安排。蒋过世后，严家淦继任“总统”，蒋经国留任“行政院长”，且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面掌握党政实权，超过了蒋介石1971年时所预定的“党务应集体领导”。
前面所引蒋介石1975年的最后遗嘱是精心准备的，在形式上，甚至是句式上，均刻意模仿了孙中山的遗嘱，包括最后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字样。令蒋有些遗憾的是，孙中山遗嘱在病重时完成，在弥留之际完成了亲笔签字，而蒋是在睡眠中过世的，未及在遗嘱上签字，而这成为人们质疑遗嘱真实性的理由。
从蒋介石的个性与生活习惯，其最后遗嘱在其过世后第一时间即公布原件，且有宋美龄、“副总统”及“五院院长”签字等程序看，1975年蒋介石的最后遗嘱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二、西安事变时的三份遗嘱
随着一批重要档案的开放，研究者注意到蒋介石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留过遗嘱。2004年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的宋子文日记中，首次披露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曾写有遗嘱交宋子文，但没有遗嘱的具体内容，之后开放的蒋介石日记中则有其所写三份遗嘱的全文。
有趣的是，蒋在西安事变时写的遗嘱全文首次出现在其两年之后的日记中。1938年12月13日蒋写道：“本日检阅，得前年在西安寄妻子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兹特录之”：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想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⑥
一周之后的12月20日，蒋又写道：“廿五（1936）年12月20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⑦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叛乱”，必须严惩，要求南京政府急速进兵讨伐。但他知道这会更加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在此生死未卜之际，写了上述三份遗嘱。从形式上看，蒋介石有模仿孙中山先生的痕迹。孙过世时曾留有三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细读蒋给宋美龄与蒋经国、蒋纬国的遗嘱，确实动了感情。除了夫妻情、父子情外，他最惦念的是死后宋美龄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关系。宋美龄只比蒋经国大11岁，蒋宋结婚时，蒋经国已在苏联，且曾公开谴责过蒋介石的反共行径。故蒋在遗嘱中既要宋美龄对两个儿子“视如已出”，又要儿子们“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用心良苦。
蒋介石三份遗嘱留存的过程也颇曲折。西安事变爆发后，被扣押的蒋已抱必死之心。12月15日，当端纳冒险从南京飞到西安时，蒋给宋美龄写了封大意与后来遗嘱相同的信，交同去的黄仁霖带回：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⑧
蒋写完信后，有个反常的举动，将给妻子的信当场向黄仁霖朗诵两遍，令其准确记忆，“恐张（学良）扣此函，而使黄回京见妻时能以此意口头报余妻也”⑨。结果是张学良连黄仁霖也扣留了，该信未送出。20日，宋子文与端纳从南京再飞西安，蒋介石这次备好三份遗嘱，在与宋子文单独谈话时，蒋“先将遗嘱交彼，嘱其转寄于妻”⑩。宋却转将遗嘱给张学良看，张认为此时传出不好，再次扣下，并以人格担保假如战事发生，一定将遗嘱传出。
至于遗嘱何时重回蒋之手，蒋介石、宋子文日记中均无交待。而他在两年后能再抄到日记上，说明蒋并不避讳死与遗嘱这样的话题。
三、三份鲜为人知的遗嘱
西安事变时的遗嘱，并非蒋介石最早的遗嘱。蒋日记中最早出现遗嘱的记载是在此16年之前的1920年。这年的3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致舅父一书，可作死后遗××遗嘱，是为囗（一字不清——引者）之作也。近来自觉死为吾分内事，而必欲为此遗囗（一字不清——引者），是仍不能忘情于家庭，牺牲于社会之病。(11)
此时，33岁的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任职，地位不高，人际关系不睦，时常感到“受小人排挤”，郁闷不得志，故立遗嘱。蒋日记中有较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蒋对留遗嘱有些矛盾：一方面觉得自己要为公牺牲，在所不惜；另一方面却又自责，认为自己仍有私念，“不能忘情于家庭”。
第二次出现有关遗嘱的记载是1922年。当年6月16日广东发生陈炯明部属炮轰总统府事件，孙中山被迫退到永丰舰上，18日孙用密电召在家乡的蒋介石。蒋决心南下护卫“蒙难”的孙中山，临行前抱有去无回之决心，20日“上午写静江遗嘱事”(12)，将家事托付好友张静江，但日记中并未提到遗嘱的具体内容。
蒋介石另有一次内容完整的遗嘱，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1931年9月28、29日的日记如下：
今日，中央大学学生攻击外交部，打破其头部。上海学生来请愿者络绎不绝，其必为反动派所主使，显有政治作用。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坠好乱，国亡无日矣。孔明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于今兹，维此而已。终不愧为我父母之子，总理之徒而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以为遗嘱。
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以下写在29日栏——引者）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在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辱，完成革命之大业。蒋中正遗嘱。
上午，会客，批阅。下午，与上海各大学生五千人训话约一时余，皆领受而回，此乃一最好现象，青年爱国守法，接受痛训，是难得之宝也。
妻回京，在此危难之中，不避艰险，来共生死，无任感激。(13)
这篇遗嘱，夹在蒋当天的日记中间（蒋所用日记本为印制好的，每天一页，非特殊情况，蒋很少有将前一天内容记入次日页面的），前后各有较长的文字，不仔细看难以发现，蒋自己日后未再提起，故至今也未见有人披露。
从叙述顺序来看，蒋介石是在当天南京的青年学生为“九·一八”事变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抵抗日本侵略而冲击外交部，打伤外交部长王正廷而发的感慨，突然转到遗嘱上来。单从表面看，蒋介石此时绝无生命危险，何以会心血来潮写下正式的遗嘱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成众矢之的，不仅民众、舆论批评，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如存在于广州的非常会议）也借机大肆攻击。蒋心理压力极大，感到“内忧外患相逼”，特别敏感，竟由王正廷被打而联想到自己“万一不测”，遂有立遗嘱之行为。
由以上概述可见，蒋介石年轻时就已留有遗嘱，从1920年至1975年这55年中至少写过9个遗嘱（其中3个具体内容不详）。遗嘱的内容与形式依蒋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前两个遗嘱纯属“家事”，1931年后则以“国事”为主，形式上模仿孙中山遗嘱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至于蒋介石缘何“爱写”遗嘱，他有什么样的生死观，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
承方新德、肖如平、刘大禹先生提供意见与资料，谨表谢忱。
注释：
① 《总统蒋公遗嘱》，1975年4月6日台北《中央日报》，第1版。
② 王丰：《蒋介石的最后岁月与真假遗嘱问题》，《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4期，第79页。
③ 《贴身侍卫翁元曝秘闻：蒋介石遗嘱是事后急就章》，央视网2007年12月31日（http://news.cctv.com/taiwan/20071231/100894.shtml）。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71年6月9日。原件收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下同。
⑤ 《蒋介石日记》，1971年，活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13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0日。
⑧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⑨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
⑩ 《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0日。
(11) 《蒋介石日记》，1920年3月1日。
(12) 《蒋介石日记》，1923年6月20日。
(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8、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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