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体系下台湾地区的个人计算机产业集群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产业集群论文,个人计算机论文,体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以下简称PC）带动了台湾地区经济由传统产业转型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产业型态。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开始涉足计算机行业。经过几十年的迅速发展，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PC笔记本产地，同时是亚洲最大的计算机产业基地以及全球最大的PC硬件供应商，目前台湾地区PC产业产值位居世界前三位。回溯台湾地区PC产业的发展历程，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后进国家或地区借鉴。台湾地区在发展其PC产业之初，缺乏足够容量的内部大市场的支撑，在支持性行业和科技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而且生产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那么，在对技术和组织要求都很高的PC产业，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是如何克服自身规模小所带来的劣势的，其成功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台湾地区的PC企业又是如何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在其中不断进行能力升级的？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全球生产体系理论回顾
全球生产体系即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和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企业关系，这种关系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连接起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从而构成全球化的重要微观基础。GPN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即产品内分工模式，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域或跨国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是全球化微观层面上产业组织的一个重大创新。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一直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单位，以产品的不可再分性作为暗含的前提。主流的理论模型先验地排除了对工序国际分工现象的关注和重视，因而忽视了“产品内分工”的理论立场，使经济学在对当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现象进行理论解释时表现出多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当代经济全球化在微观企业运行层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与产品内分工生产方式的推广与深化相适应，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管理和运营方法，包括供应链、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等。这些概念虽侧重点不同，但都以生产工序国际分工和全球组合为基础的。目前在非主流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交叉领域，国外学者已开始从不同侧面展开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
全球生产体系是由旗舰企业所主宰的包含不同等级企业所构成的网络，按其地位不同可分为旗舰企业、高层供应商和低层供应商三种基本类型。旗舰企业（包括品牌领导者和合同制造商）处于网络的中心位置，是全球生产体系的主导力量，其战略与行为对体系中的供应商及其他主体的成长、战略方向及其在体系中的地位具有直接的影响，其竞争优势在于对关键性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协调不同节点之间交易和知识交流的能力，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性环节和增值活动①。高层供应商直接与旗舰企业进行交易，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小型全球生产网络，除了核心研发和战略性营销活动被旗舰企业控制外，高层供应商一般能够承担所有的价值链环节和增值活动。低层供应商直接与高层供应商进行交易，一般很少与旗舰企业打交道，其竞争优势来自于低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和速度，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部分（见图1）。
图1 全球生产体系节点示意图
资料来源：D.Ernst and L.Kim,“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nowledge Diffusion,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lson & Winter Conference in Aalborg,Denmark,organized by DRUID,June 2001.
知识扩散和组织学习是全球生产体系各参与主体能力提高的基本机制。体系中的高层主体之所以愿意向低层主体转移知识，其主要目的在于：一是为了使低层主体能够掌握生产所必须具备的技术和管理知识；二是通过转移知识使低层主体能力得到提升后，可以向其转移更多、更复杂的任务，使自身可以集中资源和能力从事更具战略性的任务，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除了这种主动性的知识转移外，在各主体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非主动性的知识转移。因此可以说，在全球生产体系中蕴含着足够的知识转移动力，但知识转移本身还不足以形成知识扩散，只有当转移的知识被内部化并转化为低层主体的能力之后才完成了知识扩散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的类型以及知识转移与扩散的途径。
本文关注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的升级轨迹，主要因为这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外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案例，并且和集群外的驱动力直接相关。另外，PC产业是最能体现全球生产体系特征的典型行业，同时也是在过去20年中带动台湾地区经济转型的产业，对其研究具有典型性意义。
台湾地区PC产业升级历程
PC产业是促成台湾地区经济由传统产业转向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动力。由于PC的部件采用标准化和模块化生产，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最佳性价比的产品，促成了兼容机模式的推广。这种产品特征导致了原来垂直的产业结构迅速转变为水平分工的结构，IBM的市场领导地位也为“温特尔”（Winter）② 组合所取代。
“温特尔”模式下的PC产业价值链被拆分为一个个独立的节点，从上游的半导体生产开始，包括存储器、主板等在内的硬件生产与组装，到各种软件的开发，都成为独立完整的产业部门。竞争在每个节点上发生，每个企业在价值链节点中专攻某个领域，导致了整个产业链的整体快速升级。因此“温特尔”模式加快了PC产业升级的速度，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既要保持产品的差异性，又要保持高技术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PC产业全球分工的特征，为台湾地区中小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PC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80年代早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原始设备制造（OEM）阶段
由于台湾地区在60年代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中已成为较为完善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基地，加之拥有大量的低成本、高素质的工程师，因而美国企业选择了台湾地区作为计算机生产基地。在早期，OEM和FDI是台湾地区PC产业出口扩张的主要驱动力。
（二）80年代后期的OEM阶段
台湾地区PC产业经历了快速成长阶段后，大量的本土中小企业成为新的进入者，在本土形成了建立在广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灵活的生产网络，但是OEM和外资公司仍然在总出口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虽然台湾地区PC产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建立在劳动分工和转包基础之上的低成本和灵活的生产网络，但本土企业已经开始了原始品牌制造（OBM）扩张之路。此外，OEM阶段存在的大量本土贸易商也为新进入企业的快速扩张提供了渠道。
（三）90年代早期的原始设计制造（ODM）阶段
世界性经济萧条、新台币升值以及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台湾地区失去了作为低成本的PC生产基地的竞争优势。同时台湾地区面临着全球激烈竞争的压力，其OBM销售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台湾地区PC 产业的竞争优势开始转向强大的产品设计和控制能力，因而90年代前期被认为是ODM阶段。
（四）90年代后期的ODM／全球物流合同阶段
这一阶段台湾地区企业和旗舰企业的关系得以深化，旗舰企业除了基础的产业规划和营销外，几乎把台式PC机价值链的所有环节都外包给台湾地区。在这种全球物流模式中，台湾地区企业需要完成价值链的许多功能，不仅包括生产、设计，还包括交货、存货控制等物流领域。通过从OEM转移到ODM和全球物流合同的过程，台湾地区企业在PC全球价值链阶梯上攀升。在这一阶段，为了减少成本，中国台湾企业开始把大量的低端生产环节外包到中国大陆。这表明，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作为生产基地的作用已被削弱，而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得以加强。
台湾地区PC产业的成功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由于PC产业高度的短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台湾地区以众多中小企业为主的快速、灵活的分工网络非常适合高度开放、规范化的PC产业发展。其次，由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工业化历程正好和PC产业的发展时期契合，而60年代大力发展消费电子产业使得台湾地区企业在发展PC产业之初就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因而有机会在PC产业发展早期就进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建立了巩固的国际市场地位，为台湾地区企业提供了后来者无法复制的优势。再次，80年代台湾地区企业迫于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而模仿IBM的PC机，这种商业行为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美国出于贸易争端对日本PC企业的制裁，则为台湾地区企业替代日本企业进入国际OEM领域提供了机会。这两个偶然性因素推动了台湾地区PC产业的发展。最后，在台湾地区PC产业发展中，产业政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这些因素可以部分的解释台湾地区PC产业的成功，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在全球生产体系下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吸收各种链接中所扩散的知识并形成本土能力的过程。那么，台湾地区PC产业发展的外部链接和内部链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台湾地区企业又是如何在两种链接的互动之下提高本土能力的？
集群内、外链接在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升级中的作用分析
大多数的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文献都存在内在的偏见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需要和其他企业、组织之间进行互动的必要性。事实上，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是在组织间的互动中完成的，而组织间的知识创新也并不局限于区域性的集群或国家范围，既可以跨越国家和集群的范围限制，也可以通过在本土组织间的各种链接实现。这种链接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活动更为活跃。
（一）全球生产体系下的国际链接
在工业化经济体中，许多重要的知识链接是在本土组织间发生的，但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当台湾地区在70年代后期进入PC产业时，本土链接几乎不存在或刚处于萌芽期，因此国际链接在最初显得尤为重要。国际链接主要可分为两类：FDI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台湾地区PC产业在发展之初严重依赖岛外市场和进口技术，其中FDI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在关键的早期阶段，台湾地区企业通过FDI学习到新的组织技能，并且在遵循国际质量标准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学习效应。由于本土熟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这种学习效应大范围地溢出到本土企业。此外，从外资企业离职的工程师在信息和技术扩散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90年代，由于生产成本日益增加，许多FDI企业从台湾地区退出，使得很多有经验的工程师从外资企业涌入本土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FDI是台湾地区PC产业知识转移的一个导管④。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公司从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演变为广泛采用国际外包的形式，全球化在PC产业中通过重要的组织创新而达到顶点。全球生产体系把地理上是分散的、然而在当地以专业化集群的形式存在的企业链接起来。全球生产体系尽管在全球呈离散分布，但却集聚于少数的有限地区，形成地方产业集群。这一特征具有两层含义：首先，价值链的一些环节是国际化分散的，而另一些仍然是集中的。其次，国际性分散活动集聚在有限的集群内，这表明经济集聚效应仍然是有效的。全球生产体系有利于提高知识跨越企业和国家边界的转移，有助于提高非协同定位情况下的知识共享和相互学习的机会。
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导致知识扩散，产生跨边界的知识转移有两个原因。首先，全球生产体系增加了旗舰企业供应链长度和物流复杂性，这为台湾地区中小型专业化供应商的发展开辟了发展的空间，并且随着本土企业能力的提高，从简单的合同制造升级到提供一体化的服务，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其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获益。其次，一旦上述情形发生，就会对进一步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施加更大的压力，从而促使旗舰企业把更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支持性服务活动转移给单个的网络节点。旗舰企业愿意对其供应商进一步转移知识和技能是迫于日益苛刻的进入市场时间的要求，特别是在PC产业中，产品生命周期只有6个月甚至更短，只有行动快速的企业才可以生存。这意味着海外基地应该在新产品发布的同时投入生产，因此，只有在母公司和其海外附属企业以及供应商之间自由分享关键设计信息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简而言之，快速进入市场需要全球生产体系不同节点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够融入到旗舰企业日常的设计讨论中，其方式包括通过网络或是面对面的讨论。对于台湾地区PC产业而言，这无疑拓宽了知识转移的范围和深度。
台湾地区PC产业最初是通过不同具体形式的OEM来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每一阶段都会产生特有的知识外溢模式。60年代在成为IBM供应商的过程中，无数的台湾地区企业通过知识转移和学习成长为可靠的供应商。本土大范围的知识外溢，使得台湾地区本土企业的能力得以升级。在OEM开始阶段，通过这种国际链接，台湾地区企业在动态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学习中获益很大，这得到一致的认同⑤。
OEM关系在台湾地区PC产业中产生了有趣的劳动分工；大企业更多的依赖OEM合同，小企业则在ODM上更为活跃。可以说，OEM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台湾地区PC产业的劳动分工。近年来的趋势是把OEM合同延伸到包含高端支持性服务的一体化环节。台湾地区PC产业高层OEM供应商可以承担除了研发和战略营销之外的所有环节，包括生产、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功能等，因此OEM轨迹上更复杂的知识转移成为现实。通过OEM，大企业和旗舰企业的密切接触是提高其知识和创新能力的有效工具。而小型PC企业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来维持多样化的客户群和索取高价，在竞争压力下提高其设计能力，在OEM／ODM的缝隙市场中成为可靠的供应商。由此可见，组织创新对于弥补技术创新大有助益。
台湾地区PC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下的国际链接具有多样性，其中的知识转移并非一定要遵从OEM—ODM—OBM的连续过程，可以同时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知识转移和学习。对此，有学者指出，企业集中于一种商业活动不如同时涉足OEM、ODM和OBM。通过同时发生的多层链接，知识转移和知识创造的良性循环才会成为可能⑥。
（二）全球生产体系下的本土链接
全球链接会激发本土链接的发展，在台湾地区PC产业中，如果没有全球链接带来的较大出口市场，本土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就无法得以发展。本土链接可以分为三类：支撑性企业的形成和供应商以及转包商的后向链接；大量进入的本土企业以及水平关系上竞争和协作的水平链接；众多小企业和大企业在跨部门松散一体化基础上的混合链接。
80年代台湾地区PC产业的主要竞争优势在于低成本和灵活的生产体系，而这正是后向链接模式下大量中小企业进入所带来的广泛劳动分工造成的。成功的全球链接对台湾地区PC产业的组织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为集中度不断增加导致高层供应商（大企业）和低层供应商（中小企业）之间产生了两级分化。在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的两种链接的互动中，大企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主宰了和旗舰企业直接链接的机会。而为了完成OEM合同， 大企业必须要后向链接众多小型松散的本土供应商，小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和旗舰企业发生间接链接。因此，在旗舰企业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下，高层供应商也拥有了自己的小型生产体系。
水平链接主要包括PC产业同类生产商之间的关系，这些水平关系即竞争对手关系，但并不一定局限在价格竞争上。80年代后期，由于进入壁垒较低，大量新进入者自发地尝试许多替代性的技术方法，这也是集群的了一个优势。随后导致了集群内部一个快速的试错学习过程，以及对于出现的市场机会快速灵活的反应能力⑦。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主要位于台北和新竹，PC企业88％分布在集群内，这有助于不同部门广泛的劳动力分工。PC产业集群培育了大批有经验的工程师和管理者，地理上的相邻使得他们可以保持频繁接触，商业和技术信息很快地在他们之间扩散。另外本土大企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于宏基（Acer）的高端人才占据着包括PC、外设、相关零部件的本土企业高管职位；而在显示器领域，大同（Tatung）扮演着同样的角色。
这种水平链接还包括台湾地区中小企业所依赖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些社会网络，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可以得到大量流动的资源、能力和知识。最初这种网络多由亲友或熟人组成，但很快就发展成了职业性的同业集团网络，尤其在电子行业特别显著。由于台湾地区计算机人才大量外流进入硅谷，因而这些网络呈现出国际化特征。这种非正式的同业集团网络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较典型的形式是包括同班同学（精英学校）和从前的同事（外企同事）形成的密切的网络。这种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链接在小型创新企业的发展中是非常有用的，当需要关于潜在合作伙伴或竞争对手的可靠信息时，台湾地区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广泛的社会网络来进行非正式的信息交流，以此来获得隐含性知识和技能。宏基便是这种非正式社会网络链接的直接受益者。
混合链接包括PC产业众多小企业和大企业组成的跨部门松散联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地区小型家族企业在PC产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电子产业代替纺织业成为台湾地区的主导产业，由于家族企业模式无法满足电子产业日益增加的资本需求和技术复杂性，因而企业组织形式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台湾地区PC中小企业寻求多样性的本土链接，尝试以新的组织方式来克服自身的规模劣势。众多小企业和大企业组成跨部门的联合，这是台湾地区PC产业特有的企业组织形式⑧。这种本土企业内部的链接结合了规模经济和灵活性的要求，也有助于小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和学习。
可以说，正是本土链接的变化使得通过全球链接所促进的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升级成为可能。90年代后期激烈的全球竞争迫使台湾地区企业和OEM 旗舰企业的相互依赖关系加深，与全球链接相对应的本土链接也发生变化，后向链接中和供应商以及关键零部件本土供应商的合作关系也得以提高。
经验与启示
在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发展和升级的过程中，大批的本土企业能力得以提高。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生产体系下台湾地区企业通过多重链接来进行知识转移和学习的过程。这种链接具有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台湾地区企业同时采用不同的链接，而不是只集中于一种特定的链接。全球链接和本土链接相互加强，并最终提高链接的质量。在两类链接中，台湾地区PC产业的大企业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承接两类链接的转换，并在其中进行知识扩散和转移，尤其是在全球链接发生变化时，协调本土链接的演变以适应全球链接所导致的本土升级过程。台湾地区PC产业升级的案例分析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在多重链接的共同演化下实现升级
台湾地区PC企业正是通过承接旗舰企业OEM得以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在其中实现产业升级。除了全球链接外，台湾地区企业还建立了多样性的本土链接。为弥补技术创新不足的局限，台湾地区企业通过组织创新构建了多重的本土链接。这种本土网络的有效运行支撑了全球生产体系的进一步拓展，反过来又导致更高程度的本土产业融合，共同推动台湾地区PC产业升级。在全球和本土链接的共同演化下，台湾地区PC产业实现升级。因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在其链接中吸收扩散的知识并消化，从而提升自身的能力。
（二）加强产业集群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来实现升级
从理论上看，随着全球市场的日益开放以及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被削弱了，然而激烈的全球竞争却也凸显了集群的重要性。波特（Porter）认为，虽然集群外部生产阶段的非一体化表明地理位置重要性的下降，但只要集群成功地承担战略功能和提高创新能力，集群的竞争优势将得以保留。集群的本质在于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交换，在于为创新和灵活性提供激励模式。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地理集中所产生的聚合效应，使得这些企业得以利用集群的优势模仿“硅谷”的非正式信息交流的效应，来实现知识转移和扩散，从而促进了台湾地区在全球PC产业的升级。台湾地区PC产业集群升级的案例证实了波特的假定，也就是集群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在下降，而在知识体系中的作用在增强。
（三）产业政策的支持作用及其演化特征
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好处不是自动获得的，应当看到，正是由于台湾地区产业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催化剂作用，才使得企业可以融入全球链接和本土链接协同演化的有效循环。台湾地区PC产业政策具有下列的显著特征：
其一，采取“官产学结合模式”来推动产业发展，先建立官方研究机构，进行国际技术跟踪，引进技术并消化，再向本土企业转移并扩散技术；
其二，财政大力进行研发投资，并以财政投资来引导民间研发的方向；
其三，对行业中企业数目不限制的开放政策有助于形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
其四，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在促成和协调战略联盟、融资和技术升级，以及劳动力培训方面给予支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五，随着产业国际化程度和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强，台湾地区的产业政策也不断进行相应的调整。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本土产业（或企业）升级而言，并不存在固定的升级模式和路径。任何一个产业的升级都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受一系列条件制约的过程。概括而言，影响产业升级的因素主要包括：产业的具体特征（包括主要产品的特征）、进入壁垒、产业生命周期、本土产业结构、技术能力、市场容量、需求状况、融资渠道、企业组织形式以及产业政策等。
注释：
① D.Ernst and L.Kim,“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Konwledge Diffusion,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Nelson & Winter Conference in Aalborg,Denmark,organized by DRUID,June 2001.
② “Winter”是由微软视窗操作系统（Windows）和英特尔（Intel）两个词组合而成，反映了信息产业在产品标准制定者主导下的分工方式，即围绕着产品标准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标准制定者在完成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及模块生产者的分工中，最终完成以双赢为基础的控制。但“Winter”这种以水平分工模式为主的生产方式对制造业生产模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计算机行业的范围。
③ 这种内在偏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对于企业内部等级控制的关注。See D.J.Teece,G.Pisano,etal.,“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Working Paper,Center for Research in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1994.其二是和企业内部的知识创新相关的。See R.Coombs and S.Metcalfe,“Distributed Capabiliti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Firm”,paper presented at DRUID Summer Conference,Jutland,Denmark,June 1998.
④ See S.Gee,“Technology Support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Prioriti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aiwan”,R.O.C.Report prepared for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Taipei,Taiwan,1995.
⑤ 有学者指出，在台湾地区企业OEM过程中，买方厂商进行的主动的知识扩散过程有利于隐含性知识的转移。See M.Bell and K.Pavitt,“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Contrast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No.2,1993,pp.157—210; Ernst and Lundvall,“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Learning Economy-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Danish Research Unit for Industrial Dynamics Working Paper,No.97—12,Department of Business Studies,Aalborg University,Denmark,1997.
⑥ J.R.Lee and J.S.Chen,Dynamic Synergy Creation with Multiple Business Activities:Toward a Competence-based Business Model for OEM Suppliers,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Taipei,Taiwan,JAI Press,May 1998,pp.209—228.
⑦ B.Levy and W.J.Kuo,“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s of Firm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Korea and Taiwan in Frontier Industries:Lessons from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f Keyboard and Personal Computer Assembly”,World Development,Vol.19,Issue 4,1991,pp.363—371.
⑧ S.Gee and W.J.Kuo,“Export Success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Textiles and Electronics in Taiwan”,in D.Ernst,T.Ganiatsos and L.Mytelka,eds.,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Export Success in Asia,Routledge Press,London,1998 p.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