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美国死刑执行概览（论文文献综述）
石贤平[1]（2021）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司法部虽然制定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但评估标准未能涵盖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刑事审判、死刑复核等全部环节,且相应的评估配套机制和法律保障措施尚未建立,因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尚未构建完成。探讨如何构建以及构建一套什么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来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是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不但能够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也能够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与此同时,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正当性与可行性。正当性的主要体现是评估指标体系既是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也是法治评估的拓展与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评估指标体系还能够促使政府履行好刑事法律援助义务、增加政府决策的可信度、合法性以及增强政府对决策的调控能力。可行性主要体现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具有包括宪法、国际公约、政策法律等法源依据,尤其是《法律援助法》的颁布实施,同时还具有评估试点工作的实践基础,在国家评估标准、评估组织和评估人员保障、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等方面已经具备了构建条件。考察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现状后发现,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经历了起步、探索、发展等几个阶段,2019年司法部出台《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及其评估说明是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里程碑事件,从此中国有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国家标准。尽管这一标准离评估指标体系尚有距离,但至少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标准的出台也使得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增加为两种:一种是司法行政部门主导的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另外一种是以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司法裁判评估的的运行模式。两种模式下的指标体系构建理论既有相同点也有较大区别。此外,从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试点工作的运行现状看,其自行制定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在评估试点运行中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仍存在诸多障碍,其中理念障碍是首要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念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对评估指标体系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重要性引起足够重视,导致评估标准制定时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指标设置不仅合理,指标体系运用上也较为随意,对评估结果基本不用等。机制障碍主要表现在尚未建立独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的遴选机制、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估方法、尚未建立评估异议审查制度和评估结果运用制度,评估经费未纳入专门经费序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等。通过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中外评估指标既具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两者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等。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等。因此,中国在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要注意借鉴吸收域外经验,探索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和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要在以人民为中心和平等保护原则的指引下,坚持合法合理原则和技术构造性原则,满足全部评估指标构建要素的前提下,解决由谁来评估、什么时候评估、评估哪些阶段、在哪里评估等评估适用问题,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保证受援人的合法权益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构建完成后需要确保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这需要在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理念转型的前提下,首先对指标体系提供运行机制保障,多措并举地推进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不断完善运行配套制度。此外,要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提供法律保障,要在中国法律援助立法中正确定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将保障评估指标体系有效运行作为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涂钒[3]（2020）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建立在诉讼规则之上的证据证明是一个主观的“心路历程”,是对历史事实遗留在主观印象与客观物质中的信息进行回溯、挖掘、拼贴出重要片段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专家证据发挥着重要功能。可采性研究为专家证据是否被法庭接纳设立标准,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之观察将从专家证人的资格、专家证言与报告样式、专家证据的客观性、成文的可采性规则、及与大陆法系和中国特色分别比较归纳出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独有特色及反思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章是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探讨,这是可采性研究的第一步。对比普通证人不难发现,二者证言范围区别明显,可采性规则赋予了专家意见广阔收集信息的自由与作出结论的空间,不似普通证言对意见性与推断性描述的严格排除。与易被混淆的法庭之友比较相似之处与实质区别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在庭审中扮演的角色、参与庭审的方式和阶段、提供的专业知识在庭审中的分量等方面来说,二者都截然不同。此外,以科学证据为对象,运用科学经验进行逻辑推演的法庭科学家,是近年来占专家证人比重越来越大的重要群体,法庭科学家的概念与科学证据的定义亦值得探讨。依此综合描述成为法庭认可的专家证人的适格性标准与其独有特征。需强调的是,专家证人作出的证据有两种方式,不仅包括证人证言这类直接言词证据,还包括专家报告这类书证。口头证言与书面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出,分别受到不同规则的挑战与约束,它们面对的可采性审查是同中有异的。将专家证言与专家报告分篇而立,依据专家从成为专家证人到参与完整的诉讼程序为逻辑动线,独立探讨可采性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也引出第二章的内容,针对这两种专家证据的内容及样式展开可采性研究。第二章讲述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及形成,包括专家证言的主要内容及样式、专家报告的主要内容及样式。第一节与第二节针对专家证言展开。专家证言是获得专家身份的证人坐上证人席位后,在诉讼中回答律师的主询问与交叉询问的口头证据。与普通专家言论对比观察出,二者在发生场景、获取方式、提供信息内容之间的差异十分清晰,并且专家证言自有其语言特点,以描述类语言、说明类语言及分析类语言为框架展开分析。第三节与第四节针对专家报告展开。该部分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报告形成的过程对法庭科学专家的报告进行重点分析,二是对报告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专家证人群体,以科学经验进行推理演绎的法庭科学家们参与诉讼的频率很高,他们的报告基础是法庭科学,作出的专家证据也称为科学证据。有三个领域的科学证据在庭审中被采纳的概率较高、裁判庭认可的证明力较强。一是回答“罪犯是谁”,认定个体的法庭科学证据。二是回答“如何犯罪”,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方式的法庭科学证据。三是回答“法定能力如何”,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的科学证据。以此为据,重点介绍了回答第一个问题的“DNA证据”,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枪弹痕迹鉴定证据”和回答第三个问题的“法医精神病鉴定”的鉴定原理、鉴定方式、运行状态及应用中的前沿问题,还介绍了中国和美国其他法庭科学的应用问题,并在前三个主要科学证据章节末附上了典型争议案例的中文编译。对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样式格式的介绍在专家证人报告的篇末。综合分析了包括宣誓书、对某个证据作出的专家意见、综合性报告等真实案件资料,发现了英国填空式的“法官友好型”范式和美国任意性较大的“专家友好型”范式。结合相关法律、行业规范和司法实践总结出撰写报告的基本原则,包括简明扼要直击重点、避免使用猜测性或过度自信的表述、始终体现中立地位、采用客观方法,以及理性陈述意见。末尾附上目前为止所阅较为规范详尽的一篇美国专家报告的中文编译,以供参考。第三章对专家证据的客观性展开研究。即便专家证人、证言及报告的内容形式都满足可采性要件,专家证据也不必然可采,还应具备的客观性要件。客观性的满足由法律提供的客观制度保障与专家中立立场的主观保障共同实现。制度上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庭前开示制度,指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获得各方所掌握证据资料之信息的法定程序。对此,英国与美国在民事与刑事诉讼领域的开示程度、开示内容都有些许不同,英国有着成文的开示规则,美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权利并非由宪法直接赋予,而是通过最高法院对第五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争当程序条款的解释实现的。但开示规则设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充分保障对抗力量均衡的功能。有开示就有例外,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赋予了四个特权,作为不用开示的法定例外。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些例外又在不断发生变化,典型如专家证据的开示规定,由当做例外限制开示演变为弱化限制主张开示,这也形成了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一大特色。制度是显明的,证人的主观思想是隐蔽的。因而本章第二节开启了科学证据鉴定面对的重大伦理挑战,即“对抗同盟”现象的探讨。专家证人从作为雇主的“雇佣枪手”到与雇主暗自达成“对抗同盟”等一系列关系的变化,及其背后的原因、外化的表现。美国与英国都作出了各自的改革尝试,但似乎成效一般。因为证据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被正确解读,专业证人的职业必然在以独立的、审慎的眼光分析证据的同时,又无法抛开证据与它所处的情境、待证事实之间需要建立合理联系的现实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法庭科学家这类重要的专家证人,身兼科学的研究者与法律的证明者,在科学真实与法庭真实之间游走,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追求既统一又各异。它们都是客观真实的一部分,都重视因果关系的认定,都无法实现绝对真实。但法庭中的科学致力于发现真相,法庭中的法律也从不以探究真相为目的。第四章是美国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专家证言并不会因为作出主体的权威性而自动为法庭认可,因而第一节对弗莱伊案、多伯特案、锦湖轮胎案三个标志性先例作出了介绍与分析。弗莱伊案设立的普通接受原则既有进步意义和必然性,也有被取代的可能与局限性。多伯特案设立的强调科学方法鼓励法官审查的可采性规则是对普通接受原则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争议并不比簇拥的呼声小,也没有在全美范围内对弗莱伊规则全面取代。湖锦论坛案的到来结束了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将规则扩展到非科学证据领域,肯定经验与技能同样适用多伯特规则。每个规则都附上了该案案由、裁判依据、裁判结果的中文编译概览,以供参考。同时,实践中的可采性规则不是生搬硬套的打勾式应用,除了满足成文法证据规则中的条款要求,依据标志性先例及其他判例设立的不成文规则,还需同时满足关联性、可靠性和可接受性标准。第二节对三个规则展开讨论。这三个规则都没有在证据法中明文体现,实际设定了准入性标准的门槛,并不是每个案例必定讨论的必要性规则,却可以成为降低证据可信度,甚至是排除证据的事由之一。第五章对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特色的剥离与反思。第一节通过与大陆法系比较,观察到美国对专家证据的对抗式审查模式的依赖、不似大陆法系依靠中立专家证人来矫正偏见、以及为法官心证的形成设立了独特的规则指引的三个特点。在与中国特色比较的过程中发现我国处于专家证据应用的起步阶段,美国经历了专家证据开示从限制到宽松、由只关注相关性到愈加关注可靠性标准、专家证人道德标准从低至高的三个独特演变阶段,可为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些许思路。第二节讲述了庭审中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发现实践中法官对物证的依赖十分严重,并且专家证据是否可采不仅与法官如何适用规则完成守门人角色相关,甚至受到法官本人的影响。陪审团对于专家报告的看法与采纳标准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经过研究发现陪审团并没有使用什么高大的逻辑判断,而是采用了日常生活中的谎言分辨技能。陪审员首先以自我认知对证据进行阅读并尝试理解,初次探查是否存在认知范围内的谎言,接着通过开庭陈述、直接询问和交叉询问巩固或降低对专家评估的可信程度。一旦遇到复杂的科学证据,陪审团将直接摒弃这些逻辑,转而依靠外围信息判断证据可靠性的“独眼龙裁判”,譬如专家本人的个人魅力、作证经历、行业履历和着作数量等。第三节是对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观察发现实践中对专家证据过度依赖,导致“垃圾科学”与“冒牌专家”混于庭上,诉讼费用过高与诉讼延迟现象屡见不鲜,专家过失与渎职行为和任何行业领域一样普遍存在,都令被告不公平的承担了专家证据不可靠的证明责任与超出合理范围的诉讼成本。此外,缺乏统一标准的实验室实践等漏洞,使“甜点抗辩”等伪科学登堂入室不断干扰着司法正义的实现,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发现专家证人作证风险逐渐增加,以雇佣方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与侵权责任等民事诉求的概率显着提升,而司法判决对此类主张也愈加支持,甚至是鼓励。从医疗事故诉讼中的执业医生到没有尽到预防措施义务的精神病学家,还有对潜在受害者未履行道德范围内告知义务的专家证人和未尽到照顾义务的职业过失的专家证人,都成为了追诉的被告。第四节是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的启示。在回应我国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的政策背景下,司法鉴定人改革顺利推进的历史契机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已箭在弦上。统揽美国经验与教训,初步探索了三个方面的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要求。一是明确了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规则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明确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构建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有利于推进裁判文书规范化。二是初步设想了成文可采性规则,包含专家适格性的形式审查,专家出庭口头意见审查,及未出庭专家撰写的专家报告的审查标准。三是对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提出三个要求,对专家证据合法性的审查,对专家证据可靠性的审查,以及对专家证人道德的经常性审查。英美法系中的专家证人概念不能直接拿来,国内理论扎实地鉴定人概念也无法直接套用,应属于司法辅助人项下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为其单独构建序列,并从培养去伪存真的逻辑思维、选择稳定可靠的科学理论、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立场的专家入手,防范美国已发生与生在快速变化的风险,推动我国证据制度、鉴定制度、司法辅助人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崔仕绣[4]（2020）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文中提出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性无分轩轾。作为刑事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刑结果与量刑程序的适正直接反映刑事审判质量和刑罚目的之实现情况,乃为规范司法量刑活动的必然要求和健全公正、高效廉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着眼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量刑失衡和量刑歧异现象,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有力关切的基础上,地方法院和科研院所的积极探索和果敢试错,最终与中央层面宏观政策形成耦合,一场“由下至上、由点及面、有浅入深、由外到内”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得以在全国范围内统筹部署并逐层推进。历经十余年砥砺前行,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攻坚克难,在确立科学的量刑方法和量刑步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增强量刑实践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缩减量刑差异以及提升裁判质量和司法权威等方面效果卓着。然而,在肯定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本土经验”的基础上,还需正视当前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存在的诸多障碍。除了长期盘踞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对法官量刑实践的影响外,冗杂细密的量刑规则不免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缺乏专职化改革统领机构同样导致以量刑规则和具体情节设置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缺乏持续性和周期性,加之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和量刑程序改革的不尽完备,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仍需克服障碍、踵事增华。本文立足于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在对量刑规范化改革所涉之论理支撑的论析基础上,围绕我国量刑规范改革的现存障碍,结合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的可取经验,有针对性地展开指导观念、实体和程序侧面的完善举措之探讨,旨在促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全文除导论、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概述,乃是对本文论述对象的明确。首先对量刑内涵、量刑规范化的产生背景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实际蕴含加以剖析,进而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终而对各阶段改革经验加以凝练。量刑是法官在规范指引下,秉持法律理性与朴素良知,对具体个案和行为人的逻辑论证动态过程。鉴于日益显着的量刑偏差、滞后的“估堆式”量刑方法以及民众对公正、透明量刑程序的强烈期盼,量刑规范化命题得以孕育和发展。随后,旨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量刑程序、促进量刑公正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始得部署,并历经了探索试错、局部试点、全面推行和深入推进四个阶段,不仅使“地方法院的微观规范量刑探索”与“中央司法改革的宏观制度决策”形成“共振”,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还初步形成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的协同发展格局,加强了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关量刑规范化与刑罚裁量权、量刑统一化与刑罚个别化等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第二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探讨,乃是本文研究的论理支撑。首先是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秉持之刑罚理论的探讨。在刑罚价值方面,不仅需要对刑罚可能造成司法资源浪费和过度或错误发动而折损公民权利等负价值进行控制,还要对刑罚保护公民自由、国家秩序和公平正义等方面的正价值加以弘扬。此外,法官基于何种刑罚目的进行裁量,是实现量刑公允、降低量刑歧异的重要前提,因此还需要明确刑罚之目的。在阐明报应理论、预防理论和综合理论的差异和不足后,并合主义刑罚目的之妥适与必要得以明确。在罪刑均衡理论的立法、司法实现方面,要始终坚持罪质与刑质、罪量与刑量、罪度与刑度之均衡,并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提高量刑方法与步骤的科学性、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刑罚理论之探讨进而衍生出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和理念反思,前者包括对无根据量刑偏差的消除、规范化量刑思维的培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以及相对独立量刑程序的完善,后者则包含体现改革基本价值的公正理念、调和各方诉求的和谐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的效率理念和凸显实质正义的人权理念。第三章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乃是研究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归纳,包括指导理念、领导机制、规则建制和程序延伸层面所面临的改革阻碍。首先是指导观念层面,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过于强调“惩前”而忽略“警后”的报应刑本位刑罚目的观,难以调动社会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更有碍于人权保障目的之实现。其次是领导机制层面,仅依靠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实难应对具有极高时效性、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重任,亦不利于量刑实证调研的持续性推进。再次是规则建制层面,随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等文件的相继出台,不免使法官“迷失”于细密化的量刑规则之中,加之量刑规范间存在的多义性冲突,同样令法官疲于计算各罪量刑起点和各个情节对基准刑的增减幅度。最后是程序延伸层面,畸高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不仅引发控方“胜诉结局”的价值倾向和裁判权向检察机关让渡的担忧,还可能导致量刑辩护的乏力甚至无效;量刑听证制度尚在规范依据、实施模式和理论支撑等方面存在不足;用语刁钻或解释片面的量刑裁判说理,徒增民众理解量刑结果之难度,无益于息诉服判;当前指导性案例制度援引效果不佳,同样引发理论与实务界关于构建量刑判例制度的思考。第四章是有关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指导观念的探讨,乃是对研究主体指导观念层面障碍之破除。该部分首先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演进脉络加以梳理和介评,进而探索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路径。相比之下,美国量刑改革指导理念经历了“直觉驱动”下的“康复矫治主义”刑罚观向“规则武断”下的“机械主义”刑罚观之过渡,最终形成参考性量刑指南体制下的“衡平主义”刑罚观,突出对量刑规范的简化和对法官量刑酌处权的保护;英国则是在普遍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形成允许量刑结果“偶然偏离”的量化量刑格局;德国采用“幅的理论”以消解个案中罪责补偿和特殊预防的矛盾冲突,并以此建立“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日本量刑改革以行情约束模式为征表,要求法官依据司法经验和司法判决形成的量刑准则,并作出不超越相对确定的刑罚裁量幅度的判罚。鉴于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发展沿革,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应舍弃纯粹报应主义和纯粹功利主义的本身弱点,形成“报应为主、预防为辅”的刑罚目的观。其中,在凸显报应为主的实质正义要求之余,还需兼顾特殊预防为辅的刑罚个别化要求,而基于对我国刑法第61条量刑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考量,纯粹的一般预防目的除了存在超过报应限度的可能外,并不能在量刑阶段予以体现。第五章是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实体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实体层面障碍之破除。在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的可取经验充分论析基础上,从我国专职化量刑规范化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和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等方面,论述了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实体侧面的完善举措。一方面,英美两国专职委员会在员额配置、机构组成和日常管理等方面优势显着,既可在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量刑数据的基础上,预估犯罪趋势并适时调整量刑政策,又能确保稳定的财政支持和量刑改革学理研讨的充分开展。另一方面,德国虽无专职量改机构,但却通过构建完备的量刑法律框架,引导法官科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强化上诉法院量刑审查,来实现量刑均衡目的。因此,基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司法机关的特殊性质,我国有必要设置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专职机构,以便于制定和修改量刑指导意见、整合量刑数据并进行实证研究、获取稳定经费保障和开展周期性量刑培训等。此外,在员额构成上除了要包含卓富司法实践经验的法官、检察官,还应聘请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深法学专家和具有丰富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最后,在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层面,不仅要立足时效性与可适性对量刑规则进行完善,突出其与量刑法律基本原理、量刑规律的契合,还要着眼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对量刑规则进行适度简化,突出量刑规范化统领机构的规则解释功能,防止细密化、机械化的量刑规则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限缩。第六章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举措,乃是对研究主体程序层面障碍之破除。首先展开对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进程中程序侧面合理经验的介评与论述,进而依次从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量刑说理的渐次升级、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和其他方面,分步展开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程序侧面的具体措施。域外国家和地区的量刑程序改革经验显示,美国的量刑听证程序和量刑数据系统,不仅为法官提供全面获取量刑信息的便捷途径,更符合信息搜集和刑期预判之要求。而英美德三国对量刑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的重视,无不体现出程序侧面防止法官恣意行使裁量权之努力。此外,日本裁判员制度、被害人参与制度和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也展现出提升量刑合理性、社会认同度和民众司法参与度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阶段,在优化量刑建议制度方面,要尤其注意建立量刑信息的遴选机制、促进控辩双方的量刑参与、强化检方量刑建议的说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以及创新量刑建议考评机制;在量刑裁判说理方面,既要注意实质内核的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注重对量刑步骤的载明、相关情节的辨别和不同量刑情节作用力的述明,还要注意形式肌底的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经过法官精炼、简洁的裁判说理,让社会公众从简练的说理论证中体会各量刑情节和幅度的动态调节过程;在量刑听证程序的模式创制方面,应正视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源差异,设计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的量刑听证程序;在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方面,应深刻认识到科技革新助力于司法实践的不可逆转趋势,把握法院信息化建设和人工智能重大战略机遇,同时防范功能定位和技术迟滞等风险,合理运用智能化资讯科技辅助法官量刑。最后在量刑程序改革的其他方面,不仅要在量刑参与层面不断完善被害人参与制度,规范其参与量刑之形式和提出意见之内容,还要在可操作性层面探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构建可能,根据各地区、各审级刑事审判需要,整理刑事判例的量刑部分,给予法官从事类案裁判的参考和指引,完善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扩大社会参与量刑实践的参与度,提高量刑辩护的有效性。
牛天宝[5]（2020）在《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刑法在近年的修订过程中呈现逐渐犯罪化的趋势,犯罪圈不断扩大,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力度趋强。学界对刑法犯罪化趋势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在这种背景之下讨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近年来由于跟踪纠缠行为未得到有效规制所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所闻,却没有获得充分的关注。刑事立法犯罪化应当保持必要的谦抑,但是谦抑并非全盘非犯罪化,在世界各地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已渐成趋势,跟踪纠缠行为危害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应立足于现实考虑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问题。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归纳梳理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方法,进而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创新和研究限制之处。第一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概述。虽然我国大陆地区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研究不足,但是域外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犯罪化的立法目标。在列举、比较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的内涵界定以后,首先总结本文研究对象跟踪纠缠行为的内涵界定及其特征。行为人多次持续反复跟踪、尾随、纠缠、骚扰被害人,足以使被害人陷入恐惧不安的状态,严重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的,即应视为本文所界定的跟踪纠缠行为。其次,参考域外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跟踪纠缠行为分为跟踪接近型、通讯骚扰型、远程监控型、网络跟踪型和其他类型。最后,回顾国内外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立法过程,观察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事立法经验与教训,希望我们可以基于理性思考做出刑事立法的决定,而不再以残酷的惨案作为推动立法的导火索。第二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首先,回顾既有的犯罪化正当性根据,何种行为应当纳入犯罪化的范畴,其最终的落脚点应在于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的两大核心要素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和法益侵害。其次,通过国外实证调查数据和国内裁判文书分析,阐明跟踪纠缠行为普遍多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进而从心理、人身安全、人际关系等方面分析对被害人的具体危害,如精神创伤、社会功能减损以及经济方面的损失等。如果跟踪纠缠行为不能被及时制止,还可能危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和行动自由。最后,法益保护原则应适应社会发展,法益的概念也呈现精神化趋势,法益范围正由传统的物质法益不断向新兴的精神法益扩展。跟踪纠缠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双重性,打破被害人身心自洽的安宁状态,导致被害人陷入毫无安全感的恐惧不安之中,既侵害了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权、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益等传统物质性法益,同时也侵害了被害人的隐私权、生活安宁权与个人安全感等新兴精神性法益。因此,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具有理论正当性。第三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现实必要性。对于跟踪纠缠行为的规制,被害人可以根据民事法律规范要求行为人赔偿,但是往往因无法履行举证责任而很少得到法院支持;对于恐吓、骚扰等部分跟踪纠缠行为,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较少难以抑制跟踪纠缠行为的再次发生;而纳入刑法规制的部分跟踪纠缠行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即使定罪处刑也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往往是被害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或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此外,被害人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可以“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但是适用对象仅仅限于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对于其他人员则无法适用。不管是单一法律规范还是刑事法律规范与非刑事法律规范组合,均难以胜任有效规制跟踪纠缠行为的任务。因此,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具有现实必要性。第四章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建议。首先明确相当一部分跟踪纠缠行为系表面上看似不会给被害人造成实际危害的日常生活行为,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事立法建议应当更加慎重,应合理划定跟踪纠缠行为的犯罪圈并匹配恰当的刑罚。其次,比较分析国内外关于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制定专门法律规范规制跟踪纠缠行为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但是,考虑国内犯罪化的典型模式,制定专门规范规制跟踪纠缠行为存在障碍。本着刑事立法便宜与实用的原则,建议根据危害的大小将跟踪纠缠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分别规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减少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给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带来的阻力。最后,参考域外立法例和我国大陆地区跟踪纠缠行为类型的实际情况,建议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法条文设置为:无正当理由跟踪纠缠他人,经责令停止而继续多次实施下列行为之一,足以严重影响被害人日常生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1.跟踪、尾随、贴靠他人,掌握被害人的行动轨迹;2.在他人住处、工作单位、学校等经常出入地监视或安装监视设备;3.在他人的车辆、手机或电脑等个人物品上安装监控设备;4.违背他人意愿拨打被害人电话、发送短信、寄送物品等;5.在社交媒体等公开他人的隐私要求他人做无义务之事;6.其他足以危害他人日常生活的跟踪纠缠行为。最后为本文的结语部分。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属于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轻微犯罪,虽没有故意伤害等传统犯罪的后果易于显现,但是长久的跟踪纠缠行为却不断侵蚀被害人的身心健康,也侵蚀着被害人的生活安宁,甚至是威胁到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与行动自由。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轻微犯罪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遏制,日积月累,将严重损害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严重侵害被害人的生活安宁,易于使得被害人对法律丧失信任感,迟早会危害社会治理这一堤坝,进一步蚕食社会发展的空间。
胡亚冰[6]（2020）在《《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中有大量世界各国时事报道,在这些时事报道中,“大美栏目”下有关美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且连续性较好,这些报道是传播美国信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时事报道一般语言简练、体裁短小,彼此间的连贯性较差,依靠单个报道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将“美国报道”根据类别进行归纳,将归类后的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实现对美国政局变化、经济发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系统认识。“国内政治”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总统选举制的详细情况,这类报道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剿抚政策。有关经济的报道展现出了美国财政由衰转盛的变化,以及美国出口贸易日益茂盛的景象。“科技”类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报道”内还有许多各国交往的新闻,占比重较多的是对华、对英以及对俄的报道。与中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中美之间的华工问题、留学问题都有反映。结合国际背景,还能够发现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内容变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报道中有关对英外交和对俄外交的新闻,反映出美国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简言之,美国将英视为超越的榜样,将俄看作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报道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态度。美国报道还致力于推翻中国原有自视甚高的认知,再潜移默化地将美国民主文明的大国形象传输给受众。美国在报道中用中国社会的落后来衬托美国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读者对自身国家状况进行审视。近代的中国社会正值巨大变革时期,美国民主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无一不引起中国的兴趣。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促使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逐渐萌芽,中国社会风俗日益变迁,工商业日渐发展。总之,本文以《万国公报》中“大美国事”栏目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变迁,构建出一个传教士们想让当时中国人了解的一个美国形象。这一形象或许不够客观,却是读者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吴玉姝[7]（2020）在《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死刑从其产生之初就是惩罚程度最为严厉的刑罚种类。毫不夸张的说,人类的刑罚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控制死刑、限制死刑的历史。在刑罚发展的轻缓化趋势之下,死刑的限制适用乃至逐步废除已经成为共识。我国对于死刑适用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即严格控制并限制适用。近年来,我国也不断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减少死刑适用的罪名,司法层面严格遵循“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大幅度减少适用死刑的案件数量。在我国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中,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无疑是焦点问题,这其中既包括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最多的罪名,同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也不断的引发关注。本研究以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司法控制为研究对象,旨在充分探讨如何进一步控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以此来更好的契合刑罚发展趋势的要求,也更好的契合刑事政策的内在精神。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求更加充分的对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司法控制展开分析和论述。当然,本研究中所称的死刑指的是死刑立即执行而不包含死刑缓期执行。虽然两者都是死刑适用的方式,但是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存在本质差别。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并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国内围绕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的研究现状。丰富的研究成果表明该问题始终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研究重点。第二部分则介绍了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基本情况,包括死刑政策的时代变迁,以及死刑司法适用的特点。并运用比较分析法介绍了域外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适用的现状,扩展研究视野,以期对我国司法适用有所借鉴。第三部分则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故意杀人罪指导案例,找出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存在的问题,例如故意杀人罪中死刑适用标准不具体、酌定量刑情节适用不明确、法官量刑幅度过大、公众舆论对死刑适用的影响等。最后,则针对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故意杀人罪死刑的适用标准;其次,应更多的从民间矛盾和被害人过错两方面考虑限制死刑的适用;第三,积极引导舆论对死刑的影响;第四,尽量做到同案同罚,维护司法公信力。
胡小芬[8]（2019）在《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和恐惧。在全球反恐浪潮之下,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并未得到全面遏制。面对国际恐怖分子的猖獗肆虐,如何有效防范和惩治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切实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成为各国现实而紧迫的任务。“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采取单边武力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预防性自卫理论和实践逐渐进入国际反恐领域。人们对预防性自卫的评价褒贬不一,一方面因能够及时制止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获得人们的赞许,另一方面又因存在较大的滥用风险而被广泛诟病,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运用成为最受争议的国际法问题之一。国际恐怖主义既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峻挑战,也是对人类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肆意践踏。面对凶暴残忍的国际恐怖分子,国际社会的应对措施显得捉襟见肘,单纯的事后惩治模式不足以有效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有鉴于此,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被重新审视和甄别。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是针对国际恐怖分子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而率先使用武力的行为。在当前国际反恐大背景之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有着明显的必要性,恐怖袭击的瞬时性与毁灭性使它成为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它既可以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又可以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还可以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是一种有效的事前防御措施。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是它的实施对象。就法律正当性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具备法律经济学上的正当性。从法理视角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通过及时制止迫在眉睫的恐怖袭击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安全,可以有效阻止国际恐怖分子对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肆意践踏,还可以有效遏制国际恐怖分子对社会秩序的蓄意破坏,因而符合法的安全价值、人权价值和秩序价值。与此同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也符合法的正义价值:一方面,在安全价值与平等价值相冲突时,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为保障多数人的安全而降低平等的重要性符合国家的理性选择,因为在安全与平等不可兼顾的极端情形下,先天的心理特性或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氛围会使人们在两者之间更倾向于安全;另一方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所保护的公共利益大于其所损害的个人利益,符合利益衡量中的比例原则,是国家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后的合理选择。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看,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预期法律收益大于预期法律成本,即其所带来的利益大于其所造成的损害,因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就合法性来讲,国际习惯法为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首先,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可以证明预防性自卫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合法性。1837年的“卡罗林号”事件、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15年法国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的轰炸等,均是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且均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认可。其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可以证实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从安理会对1967年以色列武力进攻埃及等阿拉伯国家、1981年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以及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所作决议来看,预防性自卫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有关行动也仅因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而遭到拒绝。再次,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可以佐证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存在。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明确认可荷兰对日宣战是在行使预防性自卫权;1946年纽伦堡军事法庭以德国军事行动不符合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条件为由否认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进攻构成合法的预防性自卫,并重申预防性自卫权的行使要件。最后,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预防性自卫的认可。着名法学家西塞罗、格老秀斯、瓦特尔等均认为预防性自卫是合法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奥本海、麦克杜格尔,以及我国部分国际法学家也认为国家在面临紧迫的武力攻击威胁时有权采取预防性自卫行动。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有关预防性自卫的普遍实践,然而根据速成国际习惯法理论,只要国际社会就预防性自卫形成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共同法律观念,预防性自卫就可以构成国际习惯法。然而,考虑到国际法限制国家单边使用武力的总体发展方向,必须对预防性自卫的适用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笔者认为应在一般性禁止预防性自卫的前提下,准许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合法存在。为防止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被滥用,须对其课以严格的限制条件,将其实施范围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符合相称性标准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及时向安理会报告则是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另外,针对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实施的预防性自卫还必须征得所在国的同意。一般而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实施必须同时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虽然自卫国违反程序要件并不必然导致自卫行动不合法,但自卫行动的合法性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甚至有可能成为自卫行为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现实中,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客观存在。然而,由于预防性自卫缺乏完备的法律责任制度,受害国难以追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滥施预防性自卫的行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遏制。构建预防性自卫滥用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以“必要性”和“相称性”为判定标准,由安理会作为判定机构来判断国家武力反恐行为是否构成预防性自卫的滥用,并追究滥用国及其相关责任人的国际法律责任。滥用国承担国家责任的主要形式是停止不法行为和赔偿损失,滥用国拒不承担责任的,将面临安理会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制裁。代表国家的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构成国际犯罪的,可以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追究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此外,为防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逃避法律责任,国际社会可以通过联合国改革,如采用“被动弃权”方式排除当事国的否决权,从而使所有国家和个人滥用预防性自卫的行为均受到应有的惩罚。
谢健[9]（2018）在《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习俗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管理国家的政府而言,社会变迁所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政府正常运转的需要。辛亥革命之后,虽然原有的封建政权被推翻,但新建立的共和国未能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模式,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北洋政府的基础之上继续追寻西方治国模式的本土化。在此背景之下,各种治国模式被探讨、实践,也正因于此,南京国民政府即便是在“党治”话语下一再强调国民党的权威,对于“法治”这个潮流性的治国模式并未完全摒弃,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体系被逐步的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基层社会的治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探讨这种联系,以自然、政治、历史都较为特殊的长江上游省份四川最为适宜。有鉴于此,本文以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为问题导向,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出发,侧重于对基层社会中纠纷处理模式的探讨,从而还原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由官方构建起来的基层纠纷处理体系。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个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审判系统,包括兼理司法、县司法处、地方法院、兼理军法等制度所形成的司法审判机构系统;二是司法辅助系统,包括律师制度、检察制度等;三是行政调解系统,包括乡镇调解委员会、警察局、乡镇公所、保甲等官方调解机构;四是官方认可的调解模式,如社会团体调解、宗族调解、中人调解等。对纠纷处理系统的历史还原和探讨,不仅是总结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进一步的深化了这样一个认识:虽然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司法制度有统一的规范,但“法治”是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并行存在的,基层社会的治理也随着“法治”形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
胡冬华[10]（2017）在《反腐败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腐败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构建及运行既涉及国际法理论问题,也关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实际效果。该文从腐败全球化现象切入,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兴起的国际追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UNCAC）框架下国际追赃司法机制进行解读,并对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域外范式及其所应对的主要问题进行探讨。鉴于域外经验对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意义,最后从理论回应现实视角,借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法治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几点构想。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重在铺陈背景,对腐败全球化及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兴起的国际追赃进行了理论和历史分析。腐败犯罪行为和结果愈来愈容易跨越国家边界,形成全球化腐败现象和国际性治理灾害。依附于国家主权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和经济利益等因素已然成为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瓶颈”。由于国际追赃具有实现刑事正义、发挥威慑功能与匡扶经济秩序等方面的独立程序价值,国际社会针对腐败犯罪的新特点,即贪官外逃和赃款外流愈益普遍,已经将国际追赃作为提升反腐败国际合作成效的重要抓手,而且随着国际司法的勃兴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外延的拓展,国际追赃司法化趋势愈益明显。第二章重在解读UNCAC机制,概述UNCAC框架以及由直接追赃和间接追赃两条途径所构成的国际追赃司法机制。该机制是国际法领域的新事物,在实际运行中仍然面临着一般性障碍、法律性障碍和操作性障碍。为规范司法实践,国际追赃应当贯彻正当法律程序理念,以实现程序规范性价值、权益救济性价值和机制创新性价值。第三章重在介绍域外国际追赃经验,包括美国的“反恐”导向模式、英国的单行法模式和加拿大的“组合拳”模式。“9·11”事件之后,美国基于反恐战略,实施了以《2001年反恐怖主义法》（即《爱国者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扩大了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国际追赃机制运行中跟踪、搜查、限制、没收财产的权力。英国实施了《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Proceeds of Crime Act 2002）》,融刑事、民事、行政、财税、破产等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于一体,为国际追赃提供了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加拿大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为枢纽,整合《刑法典》《犯罪收益（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法》《扣押财产管理法》等法典中分散的制度,形成既有间接追赃机制又有直接追赃机制的“组合拳”模式。域外范式折射的普适性意义在于反腐败问题法律化和国际追赃司法机制趋同化。第四章重在审视我国司法实践,以域外经验为镜子,对照分析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域外实践中,国际追赃司法机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反腐败工作的法律属性及管理体制、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腐败资产的分享以及法律制度的配套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我国正在面对的难题:一是管理机制方面,行政化、政治化色彩依然浓厚,系统化、法治化、司法化程度不高;二是衔接机制方面,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还没有完整的国际追赃司法协助制度;三是配套机制方面,因我国法律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状态,与国际追赃配套的法律制度存在漏洞。第五章重在提出改革思路。我国必须坚持“大国司法”理念和问题导向,借助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顺应法治反腐的趋势,着力完善管理机制、衔接机制和配套机制,重点包括八项举措:一是改革反腐败体制与国际追赃管理机制。二是健全腐败犯罪收益没收机制。三是确立资产来源国与流入国分享犯罪资产制度。四是健全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裁决制度。五是强化财产申报的法定义务。六是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七是完善条约司法适用机制。八是打造外国法查明平台。另外,作为研究的结晶,按照程序规范化的要求,归纳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操作流程的十大要领。最后,借鉴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反腐败国际追赃操作指南,起草了我国的司法操作指南（学术建议稿）。该指南包括七个方面内容,共40条,既适用于向外国申请提供国际追赃司法协助,也适用于受理外国国际追赃协助申请并予以办理。总之,该文对反腐败国际追赃进行理论与实践结合型研究,把国际追赃与国际追逃适度剥离,归纳出国际追赃的程序价值。在此基础上,秉持“全球性思维,地方性关注”的积极态度,强调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兼容协调中完善我国国际追赃司法机制,使反腐败追赃回归司法本位。
二、1999年美国死刑执行概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美国死刑执行概览（论文提纲范文）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实证检验法 |
| (三)比较分析方法 |
| 五、主要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内涵评析 |
| 一、概念解读 |
| 二、相关概念界分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石 |
| 一、法治指数理论 |
| 二、有效辩护理论 |
| 三、控辩平衡理论 |
| 四、指定辩护理论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司法正义价值分析 |
| 一、配合刑事诉讼机制改革实现司法程序正义 |
| 二、提升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实质正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正当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履行义务的客观需要 |
| 二、法治评估的拓展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进一步完善的必然趋势 |
| 三、行政管理模式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功能分析 |
| 第二节 可行性分析 |
| 一、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法源依据 |
| 二、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践基础 |
| 三、构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条件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现状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沿革 |
| 一、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发展阶段 |
| 二、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服务规范评述 |
| 三、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评述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一、行政管理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二、司法裁判评估的运行模式 |
| 三、两种模式下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理论的异同 |
| 第三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运行现状:以H省试点工作为例 |
| 一、H省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基本概况及其评估指标 |
| 二、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基本数据样态及主要指标评估得分情况 |
| 三、对H省500 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结果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障碍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构建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主要障碍 |
| 一、理念障碍 |
| 二、机制障碍 |
| 第二节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障碍成因分析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价值目标不凸显与刑事法律援助高要求之间的矛盾突出 |
| 二、案件受理标准不合理与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司法改革矛盾突出 |
| 三、律师参与刑事法律援助的积极性不高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大的矛盾突出 |
| 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普遍不高与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追求矛盾突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中外评估指标相似性分析 |
| 一、均有较为明确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标准 |
| 二、评估对象均主要体现在承办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服务质量上 |
| 三、同行评估制度被很多国家广泛采用 |
| 四、多数国家建立了大案要案的特别管理制度 |
| 第二节 中外评估指标差异性分析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各有不同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的事前与事后质量监控不同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反馈机制与投诉机制完善程度不同 |
| 第三节 域外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经验借鉴 |
| 一、建立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主体的多元化机制 |
| 二、探索设置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动态评估指标体系 |
| 三、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评估模式 |
| 四、设置专门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和监督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构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对策与建议 |
| 第一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机理 |
|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二、评估指标体系的建构要素 |
| 三、评估指标体系的适用范畴 |
| 第二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内容 |
| 一、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一级指标设置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设置:以一审审判阶段为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保障 |
| 一、推进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现代化和运行能力现代化的理念转型 |
| 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运行机制保障 |
| 三、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运行的法律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一)中文专着(含外文译着) |
| (二)中文论文类(含案例,报刊,文件) |
| 二、外文文献 |
| (一)英文专着 |
| (二)英文文献 |
| 中国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议稿)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介 |
| 二、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理论意义与研究期待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美国专家证人的适格性 |
| 第一节 与普通证人比较:美国专家证人的资格 |
| 一、专家证人的适格标准 |
| 二、专家证人与其他证人的比较 |
| 三、专家证据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美国专家证人在法庭实践中的职业义务 |
| 一、豁免与追责:专家证人的职务义务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内容与形成 |
| 第一节 专家证言的内容 |
| 一、普通专家言论与专家证言 |
| 二、联邦证据规则中的重要条款 |
| 三、对专家证言的文本分析 |
| 第二节 专家证言的样式 |
| 第三节 专家报告的内容 |
| 一、法庭科学:专家报告的主要客体 |
| 二、科学方法的科学性:专家报告可靠性的依赖 |
| 第四节 专家报告的样式 |
| 一、专家报告的基本范式 |
| 二、报告撰写的基本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专家证据的客观中立 |
| 第一节 庭前开示:客观上的制度保障 |
| 一、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 |
| 二、专家证据开示的功能 |
| 三、专家证据开示的例外 |
| 第二节 矫正偏见:主观上的中立立场 |
| 一、中立专家的制度基础 |
| 二、矫正专家证人偏向性的措施 |
| 第三节 法庭中的科学真实与法律真实 |
| 一、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统一 |
| 二、法庭中科学与法律在追求真实中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规则 |
| 第一节 :最重要的三个判例 |
| 一、延迟新兴科学采用的普遍接受原则:Frye v.United Stated(1923) |
| 二、强调科学方法鼓励审查:Daubert v.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Inc(1993) |
| 三、结束“多伯特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论:Kumho Tire Co.v.Carmicheal(1994) |
| 第二节 其他可采性规则 |
| 一、关联性规则 |
| 二、可靠性规则 |
| 三、可接受性规则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与反思 |
| 第一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特色 |
| 一、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
| 二、与中国特色的比较 |
| 第二节 法官与陪审团眼中的专家证据 |
| 一、法官眼中的专家报告 |
| 二、陪审团眼中的专家报告 |
| 第三节 专家证据可采性的反思 |
| 一、对专家证人的过度依赖 |
| 二、法庭科学证据的不当司法运用 |
| 第四节 对我国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构建的启示 |
| 一、专家辅助人证据可采性标准设立的必要性 |
| 二、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之构建 |
| 三、专家辅助人证据的客观性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录 :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案例举要 |
| 索引 |
（4）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主要内容与基本思路 |
| 四、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概述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涵探询 |
| 一、量刑规范化的概念厘定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蕴含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发展脉络 |
| 一、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探索试错阶段 |
| 二、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局部试点阶段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全面推行阶段 |
| 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深入推进阶段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发展进程的经验总结 |
| 一、地方试错与学理论证推动改革发展 |
| 二、分阶段协同推进加快模式聚合 |
| 三、量刑规范化改革推动量刑制度不断完善 |
| 第二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论理支撑 |
| 一、刑罚价值观 |
| 二、刑罚目的论 |
| 三、罪刑均衡理论 |
| 第二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功能探究 |
| 一、消除无根据量刑偏差 |
| 二、培养规范化量刑思维 |
|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
| 四、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
| 第三节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理念 |
| 一、公正理念突出改革基本价值 |
| 二、和谐理念调和改革各方诉求 |
| 三、效率理念体现改革工作实效 |
| 四、人权理念凸显改革实质正义 |
| 第三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现存障碍 |
| 第一节 指导观念层面:报应刑本位不利于人权保障 |
| 一、刑罚目的观影响法官量刑 |
| 二、报应刑本位有碍人权保障 |
| 第二节 领导机制层面:缺乏专门机构统领量刑规范化改革 |
| 一、最高法刑三庭统领量刑改革的职能有限 |
| 二、量刑实证调研缺乏周期性论证 |
| 三、“中央政策转向”与“地方经验凝练”对接不畅 |
| 第三节 规则建制层面:过度机械化倾向 |
| 一、量刑规则细密化压缩法官裁量空间 |
| 二、忽视量刑基准的学理价值 |
| 三、量刑规范适用存在多义性冲突 |
| 第四节 程序延伸层面:量刑程序改革任重道远 |
| 一、量刑建议实践效果不佳 |
| 二、量刑听证制度尚待明晰 |
| 三、量刑裁判说理流于形式 |
| 四、量刑判例体制尚待建制 |
| 第四章 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指导观念的完善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量刑改革指导观念的参考 |
| 一、美国:“直觉驱动”与“规则武断”的折衷 |
| 二、英国:“量化量刑格局”的发展成熟 |
| 三、德国:“幅的理论”与“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促进量刑均衡 |
| 四、日本:“行情约束模式”和“裁判员制度”降低量刑歧异 |
| 第二节 我国规范化量刑观念的革新 |
| 一、并合主义刑罚观之确立:报应为主、特殊预防为辅 |
| 二、法官量刑裁量权的合理释宽:公正优先、限权为辅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体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实体层面经验参考 |
| 一、美英:“独立量刑委员会”之效仿 |
| 二、美国:“合宪性质疑”与“量刑指南强制性降格”之警示 |
| 三、英国:“适度量化的量刑格局”之提倡 |
| 四、德国:“无量刑规则”之反观 |
| 第二节 专职化量刑改革领导机制的建构 |
| 一、设置专职化领导机构的必要性 |
| 二、本土化量刑改革领导机构建构思路 |
| 第三节 量刑规则的优化设置 |
| 一、侧重规则时效性与可适性的修改 |
| 二、规避规则适用的多义性冲突 |
| 三、规则效力转变构想:“强制性”到“实质参考性” |
| 第四节 量刑基准的确立程式 |
| 一、明确逻辑起始:量刑基准之确立原则与原理法则 |
| 二、明确择定机理:量刑基准之确定方法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程序举措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和地区量刑改革程序层面的经验参考 |
| 一、美国:“量刑前报告”和“量刑听证程序”之比照 |
| 二、美英德:“裁判说理”、“量刑建议”和“上诉复审”制度之参照 |
| 三、美日:“量刑数据系统”与“量刑判例数据系统”之补强 |
| 四、日本:“裁判员制度”与“被害人参与制度”之融合 |
| 第二节 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优化 |
| 一、坚持和优化我国量刑建议制度的意义 |
| 二、量刑建议的模式确证 |
| 三、完善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量刑说理的渐进升级 |
| 一、量刑裁判说理的法理与社会意义 |
| 二、实质内核:判罚证立与裁判认同的体现 |
| 三、形式肌底:经验表述与繁简适度的结合 |
| 第四节 量刑听证的模式创制 |
| 一、量刑听证的理性界说 |
| 二、量刑听证的价值分析 |
| 三、我国量刑听证制度的构建思路 |
| 第五节 人工智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建制 |
| 一、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司法实践的时代特性 |
| 二、建制我国刑事量刑辅助系统的必要性 |
| 三、人工智能刑事辅助系统的风险防控 |
| 第六节 完善量刑程序的其他方面 |
| 一、量刑参与层面:被害人参与制度的完善 |
| 二、可操作性层面:“准判例”量刑参考系统的设想 |
| 三、量刑互动层面:多方参与的量刑程序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选题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与研究限制 |
| 第一章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概述 |
| 第一节 跟踪纠缠行为的界定 |
| 一、跟踪纠缠行为内涵界定概览 |
| 二、跟踪纠缠行为内涵界定比较分析 |
| 三、跟踪纠缠行为的内涵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跟踪纠缠行为的类型 |
| 一、跟踪接近型 |
| 二、通讯骚扰型 |
| 三、远程监控型 |
| 四、网络跟踪型 |
| 五、其他类型 |
| 第三节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立法发展 |
| 一、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发展趋势 |
| 二、部分地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历程简述 |
| 三、部分地区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受阻分析 |
| 小结 |
| 第二章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根据 |
| 第一节 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的选择 |
| 一、现有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理论回顾 |
| 二、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理论评析 |
| 三、犯罪化正当性根据的核心要素 |
| 第二节 跟踪纠缠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 |
| 一、跟踪纠缠行为普遍多发 |
| 二、跟踪纠缠行为具有严重的危害后果 |
| 三、跟踪纠缠行为潜伏着更严重的犯罪行为 |
| 第三节 跟踪纠缠行为严重侵害法益 |
| 一、传统法益向新兴法益的变迁 |
| 二、跟踪纠缠行为侵害传统法益 |
| 三、跟踪纠缠行为侵害新兴法益 |
| 小结 |
| 第三章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现实必要性 |
| 第一节 现有非刑事法律规制跟踪纠缠行为分析 |
| 一、民事法律规范对跟踪纠缠行为的规制 |
| 二、反家庭暴力法律规范对跟踪纠缠行为的规制 |
| 三、治安管理法律规范对跟踪纠缠行为的规制 |
| 第二节 现有刑事法律规制跟踪纠缠行为分析 |
| 一、跟踪纠缠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分析 |
| 二、跟踪纠缠行为涉嫌其他罪名分析 |
| 三、跟踪纠缠行为涉嫌犯罪预备行为分析 |
| 第三节 现有法律规范难以全面有效规制跟踪纠缠行为 |
| 一、现行法律规范难以全面规制跟踪纠缠行为 |
| 二、现行法律规范规制跟踪纠缠行为渠道不畅通 |
| 三、劳动教养废除导致跟踪纠缠行为的惩处缺位 |
| 小结 |
| 第四章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建议 |
| 第一节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模式选择 |
| 一、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模式比较分析 |
| 二、我国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刑事立法模式的选择 |
| 第二节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罪状设计 |
| 一、罪状设计应符合明确性原则 |
| 二、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客观要件 |
| 三、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主观要件 |
| 四、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罪状建议 |
| 第三节 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罚配置 |
| 一、域外跟踪纠缠行为刑罚配置比较分析 |
| 二、域内关联犯罪刑罚配置对比分析 |
| 三、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的刑罚建议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万国公报》的“大美国事”栏目 |
| 第一节 《万国公报》的栏目 |
| 一、《万国公报》概览 |
| 二、《万国公报》的栏目构成 |
| 第二节 “大美国事”栏目变迁及类别 |
| 一、“大美国事”栏目变迁 |
| 二、“大美国事”栏目的报道类别 |
| 第三节 “美国报道”在各国报道中的位置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美国事”的基本量化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报道”内容的类别分析 |
| 一、外交类报道 |
| 二、经济类报道 |
| 三、国内政治类报道 |
| 四、灾害类报道 |
| 第二节 “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与信息重点的变动 |
| 一、“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 |
| 二、“美国报道”信息重点的变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报道”中的政治经济报道 |
| 第一节 选举与总统制内容的报道 |
| 一、《万国公报》与总统选举 |
| 二、中国人对美国政体认识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局势变化 |
| 一、抚与剿: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迁 |
| 二、开放或保守: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问题的报道 |
| 一、美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
| 二、通商贸易的报道 |
| 第四节 美国矿冶的发展 |
| 一、对美国矿冶发展基本状况的报道 |
| 二、对美国西部矿业开发影响的描述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报道中的科技生活报道 |
| 第一节 工业化的发展 |
| 一、交通设施的建设 |
| 二、生活设施的进步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状况 |
| 一、科学技术对科学考察的促进 |
| 二、美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报道”中的国际交往报道 |
| 第一节 对华外交的报道 |
| 一、有关在美华工问题的报道 |
| 二、有关留美学生的报道 |
| 第二节 对英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美国以独立国家的姿态与英国进行的外交 |
| 二、学习与超越:英美外交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对俄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火油贸易 |
| 二、俄土战争 |
| 三、日俄战争 |
|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报道”与美国形象的塑造 |
| 第一节 对天朝上国的否定 |
| 第二节 新观念的输入:美国形象构造 |
| 一、文明形象的构建 |
| 二、大国形象的构建 |
| 三、对美国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报道”与中美关系演变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的影响 |
| 一、近代中美两国关系脉络 |
| 二、中美关系与“美国报道”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变化前后“美国报道”的趋势对比 |
| 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报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念的传输员 |
| 一、时空观与义利观的转变 |
|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 |
| 三、西方医学来袭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促进者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启蒙人 |
| 一、变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
|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助推剂 |
| 一、中国与博览会 |
| 二、工商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结语:《万国公报》之“美国报道”的认识与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7）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思究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现状介绍 |
| 2.1 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概览 |
| 2.1.1 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情况 |
| 2.1.2 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特点 |
| 2.2 刑事政策的变化与演进助推我国死刑司法控制 |
| 2.2.1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死刑适用提供指引 |
| 2.2.2 “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具体体现 |
| 2.3 域外故意杀人死刑适用介绍 |
| 2.3.1 美国故意杀人的死刑适用介绍 |
| 2.3.2 日本故意杀人的死刑适用介绍 |
| 第3章 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的制约因素 |
| 3.1 由重到轻的刑罚顺序依旧体现重刑主义的思想 |
| 3.2 “罪行极其严重”的适用标准模糊 |
| 3.3 酌定量刑情节适用不明确 |
| 3.3.1 对于“民间矛盾激化”的适用标准不明确 |
| 3.3.2 对于“被害人过错”的适用标准不明确 |
| 3.4 社会舆论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司法适用 |
| 3.5 缺乏司法的融贯性:个案适用与指导性案例脱节 |
| 第4章 我国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完善建议 |
| 4.1 故意杀人罪的刑罚顺序应从轻到重 |
| 4.2 准确界定“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 |
| 4.3 应进一步明确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标准 |
| 4.4 积极引导社会舆论 |
| 4.5 完善指导性案例的选择与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论文基本思路、主要创新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概述 |
| 第一节 国际恐怖主义概述 |
|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定义 |
| 二、国际恐怖主义的特征 |
| 三、国际恐怖主义的危害 |
| 第二节 预防性自卫的概念及其辨析 |
| 一、预防性自卫的概念 |
| 二、预防性自卫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第三节 预防性自卫的发展历程 |
| 一、20世纪之前的预防性自卫 |
| 二、20世纪至二战结束的预防性自卫 |
| 三、二战后的预防性自卫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必要性 |
| 一、国际反恐的现实需要 |
| 二、弥补法律事后惩治的不足 |
| 三、弥补国际反恐合作的局限 |
| 四、弥补国家自卫和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的局限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对象 |
| 一、国家恐怖主义行为 |
|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恐怖主义犯罪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 |
| 第一节 法律正当性概述 |
| 一、法律正当性的含义 |
| 二、法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正当性争论 |
| 一、肯定说及其理由 |
| 二、否定说及其理由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理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安全价值 |
| 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人权价值 |
| 三、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秩序价值 |
| 四、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符合法的正义价值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
| 一、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成本收益与法的效率价值 |
| 二、既具有经济合理性又符合法的效率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 |
| 第一节 国际法权利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
| 一、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法 |
| 二、国际习惯法与国际条约的效力关系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合法性争论 |
| 一、学界主要观点及其理由 |
| 二、主要观点之评析 |
| 第三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条约法依据 |
| 一、多边条约的规定 |
| 二、双边条约的规定 |
| 第四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国际习惯法依据 |
| 一、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家实践 |
| 二、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国际组织决议 |
| 三、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司法判例 |
| 四、有关预防性自卫的公法学家之学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实施要件 |
| 第一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实质要件 |
| 一、国际恐怖袭击威胁构成“武力攻击”威胁 |
| 二、恐怖袭击威胁真实存在 |
| 三、恐怖袭击威胁具有紧迫性 |
| 四、符合相称性标准 |
| 第二节 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实施的程序要件 |
| 一、实施预防性自卫必须及时向安理会报告 |
| 二、对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实施预防性自卫须征得所在国同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法律责任问题 |
| 第一节 国家滥施预防性自卫的案例 |
| 一、苏芬战争 |
| 二、美国轰炸苏丹药厂 |
| 三、伊拉克战争 |
| 第二节 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 |
| 一、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机构 |
| 二、滥施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的判定标准 |
| 第三节 滥用国和个人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一、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 |
| 二、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可按国际法要求进行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 |
| 二、中国在预防性自卫制度构建中可作建设性贡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及范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 |
| 第一章 廿一军与防区制时代的四川基层司法(1927—1934) |
| 第一节 历史的回旋:廿一军防区的司法系统建设 |
| 一、沿袭旧制的县司法公署 |
| 二、基层法院体系建设 |
| 三、廿一军辖区的兼理司法制度 |
| 四、廿一军基层司法建设的认识与趋势 |
| 五、地方治安系统及其运作实效 |
| 第二节 防区制下司法系统的运作 |
| 一、基层司法中的人事问题 |
| 二、基层司法经费问题 |
| 三、监所运作与监犯管理 |
| 四、廿一军戍区内的其它司法行政事务 |
| 第三节 防区制下的基层司法实践 |
| 一、审案程序与规模分析 |
| 二、防区制下的案件处理及其弊端 |
| 第二章 基层司法机关的完善及运作(1935—1949)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
| 一、民国时期基层司法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二、川政统一后川省基层司法机关的演变 |
| 第二节 基层司法机关人事与经费的制度分析 |
| 一、司法官的任用与考核 |
| 二、司法职员的招录与管理 |
| 三、司法经费的筹措与司法人员的薪津标准 |
| 第三节 基层司法机关的运作分析 |
| 一、基层司法机关处务规范 |
| 二、诉讼管理与审判实践 |
| 三、案件指数分析 |
| 四、监狱协进会与基层监狱的管理 |
| 第三章 战时实验地方法院与基层司法改革 |
| 第一节 战时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实验地方法院 |
| 一、战时司法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
| 二、实验地方法院的建立与撤销 |
| 第二节 实验地方法院案件审判事务的改革 |
| 一、案件审理的程序简化 |
| 二、自诉案件的移送与案件书表制作 |
| 第三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院务革新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司法行政 |
| 二、监所改良与监犯管理 |
| 三、实验地方法院对司法事务的研究 |
| 第四节 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及弊端 |
| 一、实验地方法院的成果 |
| 二、对实验地方法院的质疑 |
| 第四章 兼理军法制度与四川基层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文本解读:兼理军法制度概览 |
| 一、兼理军法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
| 二、兼理军法制度审判范围的变化 |
| 三、兼理军法制度的审案规定 |
| 四、兼理军法制度的社会反响 |
| 第二节 县军法机关的组织与运作 |
| 一、县军法室的组织、人事及财政 |
| 二、县军法室受理案件分析 |
| 三、县军法监与军法监犯的管理 |
| 第三节 兼理军法制度的审判实效 |
| 一、军法判决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
| 二、军法审判中的地方势力因素 |
| 三、从优势到弊端:兼理军法制度设计与运作的偏离 |
| 第五章 基层司法建设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第一节 基层司法体系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一、律师的任职条件及其管理 |
| 二、律师公会法令的文本解读 |
| 三、基层律师公会的组织——以璧山律师公会为例 |
| 第二节 法条变化与权力争夺——成都律师公会换届纠纷中的管辖问题 |
| 一、1942 年与1946 年的两次选举纠纷 |
| 二、双重管辖权下的权力争夺 |
| 第三节 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法治 |
| 一、基层司法实践中的律师与律师公会 |
| 二、律师、律师公会与基层司法改进 |
| 第六章 地方自治下的基层司法建设与法治实践 |
| 第一节 情、理、法之间:调解委员会制度及其实践 |
| 一、地方自治框架下的调解委员会 |
| 二、调解委员群体的历史面相 |
| 三、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与成效 |
| 四、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反思 |
| 第二节 基层警政与地方治安维护 |
| 一、以警察局为中心的基层司法关系 |
| 二、警察局处理案件的来源与规模 |
| 三、治安实践:警察与基层案件处理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与地方法治:基于乡镇公所及保甲运作实效的分析 |
| 一、纠纷处理及案件评断 |
| 二、对治安事件的因应 |
| 三、案件审判中保甲及乡镇 |
| 第四节 民间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一、行会组织与纠纷处理 |
| 二、默认与支持:宗族调解与纠纷处理 |
| 结语 |
| 附录 (一)法规编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反腐败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独到见解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反腐败国际合作背景下的国际追赃 |
| 第一节 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兴起的国际追赃 |
| 一、腐败全球化 |
| 二、反腐败国际合作 |
| 三、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新领域的国际追赃 |
| 第二节 国际追赃的独立程序价值 |
| 一、国际追赃与国际追逃的比较 |
| 二“重追逃轻追赃”现象反思 |
| 三、国际追赃独立性缺失的中国样本 |
| 四、国际追赃的程序价值体现 |
| 第三节 国际追赃司法化趋势 |
| 一、国际司法的勃兴 |
| 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发展 |
| 三、国际追赃的司法化表征 |
| 第二章 UNCAC框架下国际追赃司法机制 |
| 第一节 UNCAC框架概览 |
| 一、UNCAC的主要内容 |
| 二、UNCAC的法治意义 |
| 第二节 国际追赃司法机制中的正当法律程序理念 |
| 一、正当法律程序之一般分析 |
| 二、国际追赃司法机制中正当法律程序价值之内涵 |
| 第三节 UNCAC框架下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运行 |
| 一、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内在规定性 |
| 二、UNCAC框架下国际追赃司法机制运行的两条途径 |
| 三、国际追赃司法机制运行中的主要障碍 |
| 第三章 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域外范式 |
| 第一节 美国“反恐”导向模式 |
| 一、“反恐”导向国际追赃模式的产生 |
| 二、美国国际追赃模式概览 |
| 三、国际追赃合作的主要途径 |
| 四、值得关注的行政没收程序 |
| 第二节 英国单行法模式 |
| 一、英国的法治文化传统 |
| 二、英国的腐败治理理念 |
| 三、《2002 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的追赃制度 |
| 四、实践操作指南 |
| 第三节 加拿大“组合拳”模式 |
| 一、加拿大反腐败机制概述 |
| 二、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程序为枢纽的间接追赃机制 |
| 三、以民事诉讼程序为依托的直接追赃模式 |
| 四、犯罪资产分享模式 |
| 第四章 国际追赃域外司法机制对解决我国类似问题之启示 |
| 第一节 域外国际追赃司法机制所应对的主要问题 |
| 一、反腐败工作的法律定性问题 |
| 二、反腐败工作的管理机制问题 |
|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 |
| 四、腐败犯罪资产的分享问题 |
| 五、国际追赃法律制度配套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面临的现实问题 |
| 一、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基本情况 |
| 二、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法律体系中的问题 |
| 三、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
| 第三节 域外经验对我国国际追赃现实问题解决之启示 |
| 一、典型案例折射的主要问题 |
| 二、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三、与UNCAC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 |
| 四、配套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管理机制的改革 |
| 一、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管理机制的历史沿革 |
| 二、调整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管理机关 |
| 第二节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制度与UNCAC机制的衔接 |
| 一、健全腐败犯罪收益没收机制 |
| 二、健全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裁决制度 |
| 三、确立资产来源国与流入国分享犯罪资产制度 |
| 第三节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配套机制的完善 |
| 一、强化财产申报的法定义务 |
| 二、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 |
| 三、完善条约司法适用机制 |
| 四、打造外国法查明平台 |
| 第四节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操作流程的规范 |
| 一、反腐败国际追赃程序的规范化 |
| 二、我国反腐败国际追赃操作规程之要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1999年美国死刑执行概览（论文参考文献）
- [1]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石贤平. 吉林大学, 2021(01)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研究[D]. 涂钒.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4]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研究 ——障碍及其克服[D]. 崔仕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跟踪纠缠行为犯罪化研究[D]. 牛天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6]《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D]. 胡亚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7]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控制路径研究[D]. 吴玉姝.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8]国际反恐预防性自卫研究[D]. 胡小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民国时期的基层司法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 ——以四川地区为中心（1927—1949）[D]. 谢健. 南开大学, 2018(03)
- [10]反腐败国际追赃司法机制研究[D]. 胡冬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