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書》博士初設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士论文,西漢论文,初設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士，先秦就已出現，但是不是一種官職，没有明確的文獻記載。在秦時，博士已經是一種官職。①博士的來源比較廣，諸子百家都可以被封爲博士。西漢之初，繼承秦制，博士的設立也包括諸子百家。博士有兩個主要的功能，一個是參與朝廷政事的議論，另一個就是教授弟子、傳承和發展學術。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只立儒家五經博士，罷黜其他學派的博士，儒學取得獨尊的地位，成爲唯一的官方學說。在武帝之前，《詩》、《春秋公羊傳》已被設立了博士，《易》和《禮》博士是武帝時設立，但對于《書》博士何時設立，第一個《書》博士是誰，學界還有頗多争論。因此，對于西漢《書》博士的設立，有必要做一個考察辨析。
一、《書》博士並非武帝時初設
一些學者認爲《書》博士是武帝時所設立，而這些學者又持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爲武帝之前就没有設立五經博士，包括《詩》和《春秋》都未被設立，《書》當然也没有設立；第二種觀點是武帝前《詩》和《春秋》設立了博士，但《書》未被設立博士。持第一種觀點的學者有劉汝霖，持第二種觀點的學者有皮錫瑞、周桂鈿、李祥俊、張豈之等。下面將這兩種觀點一一分析，就會發現《書》博士並非是武帝時初立的。
1.五經博士並非武帝初立
劉汝霖認爲在文帝與景帝時設立了博士，但各個博士職務相同，共同講學，没有專業的劃分，即不分《論語》博士、《詩》博士或其他博士，不論經子，大家共同講習，直到武帝時，纔開始爲經書設立博士，所以《書》博士自然是武帝時設立的。他說到：
按武帝之立博士，與文、景時有大异者。蓋文、景當時提倡學術伊始，無論經子，皆使博士講習，各博士職務相同，非有專責也。《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乃使諸博士共講此書，非以諸書立博士也。轅固、韓嬰、董仲舒皆在景帝時爲博士，不過以其位進身之階而已，非當時以《齊詩》、《韓詩》、《公羊氏春秋》各置博士也。至武帝時，積書既多，須分工治理，于是罷黜百家，專立《五經》，使博士各掌其經，不復相亂，自是始有專責矣。②
劉汝霖言“《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乃使諸博士共講此書，非以諸書立博士也”，這種說法不能成立。使諸博士講學，首先是這些博士如何産生?只有精通《論語》等典籍的人纔能被立爲博士。其次，因爲精通《論語》而被立爲博士之後，他給弟子教授什麽?當然是教授《論語》，不可能因爲精通《論語》被立爲博士，而後卻教授《孝經》、《孟子》或《爾雅》，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在事實上也行不通。所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並不是“使諸博士共講此書”，就是設立了《論語》博士、《孝經》博士、《孟子》博士、《爾雅》博士，讓他們各自講授《論語》、《孝經》、《孟子》、《爾雅》。
劉汝霖又言，“轅固、韓嬰、董仲舒皆在景帝時爲博士，不過以其位進身之階而已，非當時以各置博士也”，這種理解也不通。首先，他們爲什麽被立爲博士?是因爲他們精通《齊詩》、《韓詩》、《公羊氏春秋》。其次，立他們爲博士後幹什麽?除參政議政外，就是教授弟子。在教授過程中，只能是轅固《齊詩》、韓嬰《韓詩》、董仲舒《公羊氏春秋》，事實也是如此③，因《齊詩》立爲博士，之後又教授弟子《齊詩》，卻不能叫做《齊詩》博士，這不符合一般的邏輯。從事實來看，轅固以《齊詩》傳授的弟子，韓嬰以《韓詩》傳授弟子，董仲舒以《公羊春秋》傳授弟子，没有歷史文獻記載他們自己涉獵過其他學問，也没有記載他們以其他學問傳授弟子。
還有，劉汝霖認爲武帝罷黜百家，設立五經博士是因爲武帝時儒家書籍越來越多，必須分工研究，他說“至武帝時，積書既多，須分工治理，于是罷黜百家，專立《五經》，使博士各掌其經，不復相亂，自是始有專責矣”，這也不合事實。漢武帝罷黜百家的理由是他接受了董仲舒“大一統”的建議④，並不是說儒家典籍越來越多，需要設立博士分工負責。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所設立的五經博士與文景時設立的博士一樣，只不過文景時設立的博士包括諸子百家，而武帝時設立的博士只限制在儒家五經而已。只是到西漢中後期，隨著太學制度的日漸完善、師法、家法的日漸嚴格，博士制度纔和西漢前期有了大的不同。王國維和錢穆在《漢魏博士考》和《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此處不再贅述。
漢初設立博士，並没有統一的標準，根據博士的作用，大體可分爲兩種情况。博士的作用，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參政議政，另一種是“廣學”，即研究學術，傳授弟子。⑤所以漢初設立博士，要麽是爲了某種政治需要，將一些學術深的人立爲博士，要麽是爲了廣學，爲一些文化典籍設立博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爲了政治需要而立博士的，如賈誼和公孫臣。⑥除政治需要外，漢初爲了發展學術，文帝和景帝時都爲一些典籍設立了博士，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就作了說明：“至孝文皇帝……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爲置博士。”⑦趙歧在《孟子題辭》中也說道：“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⑧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末戰火的破壞，漢初文化極爲薄弱，爲了發展文化，漢惠帝廢除了“挾書律”，文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各類書籍紛紛出現，但許多書籍殘缺不全，有些書籍無人能懂，所以有必要爲典籍設立博士，來促進學術發展，也就是所說的“廣學”，轅固、韓嬰、申公、董仲舒、胡毋生等人在文景之時因此被立爲《詩》博士和《春秋》博士。
所以劉汝霖所說的文景之時没有爲典籍設立博士、只是在武帝時始設五經博士的說法並不正確。並且《齊詩》、《韓詩》、《魯詩》和《公羊春秋傳》都是文景時所立的博士，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時，也是繼承了這幾家博士，並没有特別提到建元五年的博士與以前的博士有什麽不同。《書》博士也有可能如《詩》和《春秋》一樣在武帝前就設立了。
2.《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未表明《書》博士爲武帝時初立
皮錫瑞、周桂鈿、李祥俊、張豈之等認爲武帝前《詩》和《春秋》設立了博士，但《書》没有被設立博士，他們的主要論據是《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但如果仔細分析，《儒林傳》只是說了漢武帝時設立了《書》博士歐陽生，並非說明《書》博士是武帝初次設立。
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明確說明了《詩》和《春秋》在景帝時已經被立了博士，但没有提及《書》的設立，又說到武帝時五經博士完備，這就意味著《書》經博士到武帝時設立的。⑨周桂鈿、李祥俊和皮錫瑞一樣，雖然没有明確說明《書》博士的設立時間，但也認爲是在漢武帝時所立，他們說：“伏生一派的《書》學構成經學博士系統，屬于今文經學。歐陽氏《書》學世家，被立爲博士。”⑩《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說武帝建元五年設立五經博士，《書》博士正是是歐陽氏，所以《書》博士當是武帝所立。張豈之則明確說明了《書》博士是在漢武帝時設立的，“早在漢文帝時，傳《魯詩》的申公，傳《韓詩》的韓嬰已立爲博士，景帝時又立《齊詩》的轅固爲博士。漢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除上述三家《詩》以外，還有伏生弟子歐陽氏《尚書》……”(11)皮錫瑞、周桂鈿、張豈之認爲《書》博士是武帝時所立，所持的主要證據都是《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12)漢武帝建元五年設立的五經博士，《書》博士爲歐陽氏，所以他們以此認爲《書》博士初次設立是在武帝之時。
但是這種理解是否正確呢，讓我們分析一下。在《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裏，只提到《書》、《禮》、《易》和《春秋》，並未提到《詩》，所以宋代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說“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13)，王應麟認爲未提《詩》是因爲在文帝時《詩》已經立爲博士，所以不必再提，其他四經包括《書》是武帝時所立，所以現在點明。皮錫瑞即舉出了《春秋》在景帝時已立了博士，說明王應麟的說法不成立。(14)他對《儒林傳》裏只提其他四經而不提《詩》的解釋是“特至武帝，五經博士始備”，即《儒林傳》强調了到武帝時，五經博士開始完備起來。對此，錢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林傳》獨舉四經者，此後四經皆有增設，至宣帝時，增員至十二人。獨《詩》惟三家，一猶文、景之舊，博士不增，故亦不及。”(15)不管是强調五經博士完備，還是分析《詩》博士以後再没分立，《儒林傳》都只能說明在武帝時設立了《書》博士，而不能說明武帝時初次設立《書》博士。
同樣在《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的《伏生傳》裏，明確記録了“張生爲博士”(16)，同一卷裏，出現了兩個《書》博士，並且都是伏生的學生，歐陽生是武帝時立的《書》博士，那張生又是什麽時候立的呢?對于武帝之後的《書》博士的傳承，學者們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證(17)，發現歐陽生之後並没有張生被立爲博士，可以推断，張生是在武帝之前被立爲博士的。不管張生是文帝時還是景帝時被立爲博士，都說明《書》博士並不是武帝時開始設立的，在武帝之前就已經設立了。
二、文帝時初立《書》博士
武帝之前，西漢經歷了漢高祖、惠帝、呂後、文帝和景帝五位執政者，劉邦忙于鞏固政權，惠帝受制于呂後，而呂後則忙于呂氏與劉氏之間的政治鬥争，都無暇顧及文化建設，且漢初王公大臣，皆武夫出身，對文化建設既不懂，也不屑。直到文帝時，政治平穩，經濟發展，國力逐漸强盛，文化建設纔真正開始，所以《書》博士應該在文帝或景帝時設立的。
1.文帝“廣學”初設《書》博士
認爲《書》博士在漢武帝前已經被立的學者有王國維、錢穆、顧頡剛、徐復觀、吳雁南等。王國維表明在武帝之前已經立《書》爲博士，但没有表明確切的時間。(18)錢穆也認爲在武帝之前就設立了《書》博士，也對在文帝還是景帝時設立存疑。(19)徐復觀雖然没有說明《書》博士到底是文帝還是景帝時設立，但他明確表示是在漢武帝之前設立的。(20)顧頡剛則明確認爲《書》博士是漢文帝时設立的。(21)吳雁南認爲在景帝時設立了《書》經博士。(22)持武帝之前立《書》博士說的學者，證據來自于《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的《伏生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23)
到底《書》博士是文帝所立，還是景帝所立?筆者認爲是在文帝所立。在先秦文獻中，《詩》和《書》是被諸子百家引用最多的，也是秦始皇焚書時的重點對象(24)，所以漢代自覺地進行文化建設時，一個重點應該是對損失慘重的《詩》、《書》進行補救。文帝時設立《詩》博士，就是重要舉措之一。同時，漢統治者對《書》也進行了補救，在《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中記述，“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25)因爲《詩》可以傳唱，故而傳人比較多，所以立了魯《詩》和韓《詩》博士。而《書》没有傳唱的性質，所以損失嚴重，“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說明了《書》的損失非常嚴重。伏生也只是將藏在墙壁中的殘卷整理了二十九篇，以此傳授弟子。
保存較好、傳人較多的《詩》尚且設立了兩派博士，那損失慘重的《書》就更應該設立博士，這樣纔能更好的對《書》進行補救和發展，也纔達到文帝“廣學”的目的，這也符合情理。所以《書》博士和《詩》博士在文帝是一起設立更有可能。如果把《書》博士的設立和首位《書》博士人選的問題結合起來，問題就更加清楚了。
2.第一位《書》博士當是晁錯
在《書》博士設立問題上，首位《書》博士是誰，也有很多争議。認爲《書》博士在武帝時設立的學者，都認爲首位《書》博士是歐陽生，如皮錫瑞、周桂鈿、張豈之等，他們的主要證據都來自《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認爲《書》博士是武帝前已經設立的學者中，王國維给了兩個人選，張生和晁錯，顧頡剛認爲是歐陽生，錢穆、徐復觀和吳雁南認爲是張生。王國維的證據來自于《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和《漢書》卷四十九《爰盎晁錯傳》，其他人的證據主要是《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首先可以排除歐陽生，因爲在武帝設立和補足五經博士時，《書》博士是歐陽生，這點没有什麽异議，顧頡剛錯把歐陽生提前到了文帝時。張生是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只有王國維給出了兩個人選，但他没有明確是兩個同時設立，還是按照行文的順序張生是第一。設立兩個《書》博士是不可能的，因爲在漢代，如果兩人的學術完全一樣，那只能設立一家博士，如武帝時後蒼《禮》和楊何《易》，如果兩人學術不一樣，那就是兩家，如《詩》立魯、韓、齊三家博士、《公羊春秋》立董仲舒和胡毋生兩家博士一樣。現在没有任何文獻記載《書》在武帝及武帝之前有兩家博士，所以王國維所給出的兩個人選，肯定是先後繼承，不可能是並列。是不是按行文一樣，王國維也認爲張生第一呢?這種可能性比較大，但不能確定。
筆者認爲，西漢設立的首位《書》博士應該是晁錯。《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史記》卷一百一《袁盎晁錯列傳》、《漢書》卷一百一《爰盎晁錯傳》和《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都記載：文帝時爲了補救《書》，派晁錯到濟南跟伏生學習《書》。而在《漢書》卷一百一《爰盎晁錯傳》中，還有一段記録：“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晁錯從濟南學成回來，並把所學的情况上書向文帝彙報。文帝下詔升晁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並封爲博士。文帝封晁錯的博士是哪個學派的博士呢?從文帝升晁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可以看出，文帝對晁錯《書》的學習非常滿意，將晁錯“遷爲博士”，也應該是《書》博士。因爲晁錯從濟南受學回來，並上書彙報了學《書》的成果，因此被升官，並被封爲《書》博士，這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
有學者認爲晁錯被封爲刑名博士(26)，從邏輯上講不通，也與當時的情况不符。從邏輯上講，如果將晁錯封爲刑名博士，也不應該在晁錯跟伏生學習《書》回來之後，而是在他學習《書》之前。因爲在此之前，晁錯已經“以文學爲太常掌故”(27)，說明晁錯的學識已經得到了人們的認可，如果此時被封爲博士，那應該是刑名博士。但是晁錯從濟南伏生處學《書》歸來，因此而升官，但此時將他封爲刑名博士，從邏輯上講不通。從當時的情况看，伏生已經九十多了，派晁錯到他那裏學習目的就是爲了補救《書》學，將晁錯封爲《書》博士，也是爲了促進《書》的發展。這與設立《詩》博士的舉措同出一轍，所以，文帝是封晁錯爲《書》博士是合情合理的。
至于《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說到的“張生亦爲博士”和《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中提到的“張生爲博士”，很可能是景帝時晁錯被殺後，爲了彌補自己的錯誤，也是爲了促進《書》的發展而設立的。晁錯于漢景帝四年(公元前153)被殺，距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的建元五年(公元前136)還有十七年，在這十七年裏，景帝繼續繼承文帝的文化政策，爲“廣學”繼續設立儒學博士，轅固的齊《詩》，董仲舒和胡毋生的《公羊春秋》相繼被立了博士。而晁錯被殺後，景帝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28)，繼續追封張生爲《書》博士，既是對《書》發展的支持，也是對錯殺晁錯的一種彌補。到武帝設立五經博士時，《書》所立的博士是歐陽生，其時張生可能已經辭去博士或去世，也有可能是歐陽生學問比張生更精深，所以由伏生的另一個弟子代替張生。
綜上所述，西漢《書》博士應該是在文帝時設立的，首位《書》博士是晁錯，其目的是爲了“廣學”。景帝時晁錯被錯殺後，繼續立張生爲博士，既是對《書》發展的支持，也是對錯殺晁錯的補償。武帝爲了獨尊儒術，又立歐陽生爲《書》博士，《書》學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注釋：
①班固：《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03。
②劉汝霖：《漢晋學術編年》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71～72。
③《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頁874～884，文中對他們的師承說得非常清楚。
④《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載：“《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异道，人异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頁570。
⑤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王國維論學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108～113，文中對博士的作用考證的頗爲詳細，但大體就是參政議政和教授弟子兩大類。
⑥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507-509；《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頁485～496。二文中都作了記載：賈誼因通百家之言，被文帝立爲博士。賈誼被立爲博士之後，他的主要活動就是參政議政，漢文帝對他的政治言論很滿意，封他爲太中大夫，後因改朔、正服之事，被貶爲長沙王太傅。《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祀志》，說公孫臣則是因爲議論漢代德運問題被立爲博士，之後參與改朔、正服之事。頁181。
⑦《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頁407。
⑧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7。
⑨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云：《困學紀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以《詩》爲博士，五經列于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畢其四，蓋《詩》已立于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3。案：《史記儒林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詩》一經矣。特至武帝，五經博士始備。
⑩張立文主編，周桂鈿、李祥俊著：《中國學術思想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36。
(11)同上，頁328。
(12)《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頁884。
(13)轉引自《經學歷史》，頁73。
(14)同上，頁73。
(15)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166。
(16)《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記載：“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毆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弗能明定。”頁877。
(17)《漢晋學術編年》，頁5，文中列了一張《尚書》傳授表，兩漢伏生《尚書》的傳承非常清楚；《中國學術通史》秦漢卷，頁135～136，也詳細列出了伏生《尚書》的傳承。二文中都没有看到張生繼歐陽生之後爲博士。
(18)《漢魏博士考》云：“孝文、孝景時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頁94。
(19)《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張生爲博士。’不知在文帝抑景帝時。”頁162。
(20)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云：“伏生教濟南張生，張生爲博士(作者自注：按此爲五經博士以前之博士)。”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頁84。
(21)頗頡剛：《漢代學術史略》云：“那時講《詩》的，魯有申公，燕有韓嬰，文帝就任他們爲《詩》博士……不久，朝廷任命伏生的弟子歐陽生爲《書》博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頁。
(22)吳雁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云：“景帝時，治《齊詩》的轅固，治《尚書》的張生，治《公羊春秋》的胡毋子都和董仲舒任爲博士。”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67。
(23)《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頁878。
(24)《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載：“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頁523；《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頁47。這裏點明《詩》、《書》，或許不僅僅是行文的習慣，也反映了《詩》、《書》在當時的影響巨大。可以推測，在秦始皇的焚書中，《詩》、《書》是被重點焚燒的對象。司馬遷在《史記》中多次用“焚《詩》《書》”來指代秦始皇的焚書行爲，恐怕也不僅僅是爲了行文的方便，同樣說明了《詩》、《書》在秦始皇的焚書中損失慘重。
(25)《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頁703。
(26)錢穆就持此種觀點，他說：“晁錯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生所，文帝時亦爲博士。”《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頁162。
(27)《漢書》卷四十九《爰盎晁錯傳》，頁499。
(28)《漢書》卷四十九《爰盎晁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怒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强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頁507。由此可見，景帝懊悔之情，溢于言表，設法補救，也是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