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封建社会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历来说法很多，一时难以详尽。笔者认为，在暴力的支持下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才是封建社会解体的原因。
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已经发展的商品流通，商业，是资本所由发生的历史前提。”①所以离开对商品的考察去探讨封建制度的解体问题，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的。
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威力。在西欧，商品经济迅猛发展，曾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增长。工场手工业取代了手工作坊，许多封建贵族放弃原有的剥削方式，转而经营向来为贵族阶级所鄙薄的工商业，变成追逐利润的乡绅。商品流通的扩大，使货币成了权力中的权力，“连圣骨也抵抗不了这个炼金术；人们商业范围以外的更为微弱的圣物，就更是抵抗不了”②。商品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西欧封建统治的垮台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商品经济的威力不仅表现在西欧。它冲出欧洲，走向世界。价格低廉的商品是西欧殖民者作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③。历时数千年之久的印度村社，可算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社会组织，不管“内乱、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那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④。可是英国人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英国人之所以比先前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神通广大，能做到这些人所不能做到的事，这既不是由于英国人的特殊天赋，也不是“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而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造成的”⑤。虽然商品经济在瓦解古老的社会组织和自然经济方面具有很大威力，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商品经济发展会自动导致封建社会的解体。若是这般见解，那将是大错特错。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们自己，历史的发展要靠社会的人的实践活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历史进步的历程，都有暴力在为其开拓道路。在西欧，作为商品经济基地和资本主义摇篮的城市，是在农奴、市民与教俗封建贵族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自治权也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获得的。资本主义生产赖以发展的两个条件，即少数人据有大量财富，多数人变成自由的一无所有者，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用暴力手段，通过对内对外的掠夺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直接在欧洲以外各地劫掠、奴役和谋财害命方法劫取的财宝，源源流回母国，在那里转化为资本。”⑥“劫夺教会财产，欺诈地出让国有地，盗窃共有地，掠夺地用毫无顾虑的恐怖主义把封建所有地和氏族所有地转化为近代的私有财产，这许多就是牧歌式的原始积累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合并于资本，并为城市工业创造出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⑦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其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王权的保护。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工场手工业根本不能离开保护，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⑧正是由于王权对工场手工业经常采用种种的保护办法，如在国内市场上实行差别关税，保护本国生产和原料的加工，禁止本国出产的原料出口等，西欧许多国家的工场手工业才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另外，大约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欧许多国家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对西欧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西欧各国王权，为了战胜海上竞争者，取得垄断航海贸易的霸主地位，都在努力建立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占领更多的殖民地，建立有效的殖民政权，使本国的航海贸易势力，能够以海军作坚强的后盾，以殖民地作根据地，在殖民政权的统一组织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航海贸易活动，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威力，从而达到战胜东方各国海军的反抗，实现垄断海上贸易的权利。
总之，西欧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能避免世界其他地区那种蜗牛式的爬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得到了王权的有力的保护。马克思指出，国家的强力，社会积聚的有组织的暴力，“温室般助长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它的过渡期”⑨。
至于商品重炮轰垮印度古老村社组织和中国的“万里长城”，也同样不是单凭其自身经济力能够办到的。英国的低廉商品敲开中国和印度的大门，瓦解这两个国家的古老生产组织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就是在炮舰的轰击下实现的。中英贸易变迁史，很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中英贸易中，中国出口茶叶、药材、瓷器、土布等，英国只向中国出口数量有限的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中国一直保持出超。1781-1790年，中国向英国出口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就达九千六百多万元（银元）；1781-1793年，中国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总共才一千六百多万元。英国必须以现银抵补巨大的贸易差额。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由于无耻的英商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才使中英贸易发生逆转。估计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全部白银流出量在一千万两以上。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厉行禁烟，把收缴的烟土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靠鸦片输出发财的英商对华贸易因此遭到沉重打击。1842年，英国侵略军以武力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以后，价格低廉的商品才畅通无阻地涌入中国市场，排挤中国的手工业，中国牢固的自然经济才在英国的“商品重炮”轰击下解体。“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拳头为后盾的。”⑩恩格斯的这句话确实击中了要害。
如果说，中古后期的西欧是商品经济得到王权保护获得飞速发展的典范，那么，中古后期的中国则是商品经济受到王权束缚发展迟缓的典范。
中国与西欧诸国都经历封建社会。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一些西欧封建社会所不具备的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第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之后，这种政治局面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其所欲。”这一点为中古早期西欧社会所不及。第二，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之初，就存在许多人口众多、工商业繁荣的城市，这又是中古早期的西欧所不能相比的。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资料估计，到了中世纪中、后期，西欧城市人口一般只有五千到一万；居民人数达四至五万的只有少数城市如科伦、伦敦等；居民人数达十万的就更少了，只有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在马可·波罗笔下，十三世纪西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不及中国的杭州。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是各地区商品交流的枢纽，城市的发展无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伊始，土地自由买卖就比较盛行。西欧土地自由买卖则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土地自由买卖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它加速了小生产者的分化，加速了农民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可以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劳动力。但是，尽管有上述三个有利条件，中国商品经济却没有因此出现飞速的增长。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各种客观条件，几乎全部被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推行的“强本抑末”或“重农抑商”的政策所抵销。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府，形成于城市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如破坏封建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给这批地主阶级的掌权人物以深刻的印象，他们总结王朝倾覆的原因，得出“周人之失，巧伪趋利……熹为商贾”(11)的结论。他们视工商业发展为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大敌，把工商业者看成侵蚀社会的蛀虫。地主阶级的早期思想家商鞅、申不害、韩非等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封建中央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制定下来的。“重农抑商”政策，自秦皇汉武开始，以至其后二千年的封建帝王，无不把它作为保护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基本国策。这项政策到朱明王朝统治时达到极致。朱元璋说过：“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敝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之，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足衣在于革靡。”(12)这就为明王朝的整个经济政策规定了根本方向。他们往往把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残酷压迫剥削造成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恶果，归咎于人们的“厌农趋商”。于是，他们对工商业活动严加控制。苛刻细密的刑律象一面罗网，使商人动辄犯禁。“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禁榷制度、匠籍制度、牙行制度、钞关市廛制度等等，都是禁锢商品经济发展的绳索。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大量商业资本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工业不能发展，广大丧失土地的农民也就不能被吸收到新的生产领域，其结果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个人口众多、衣食无着的流民阶层。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商人经常转化为封建地主，也就使中国资产阶级难于形成和壮大。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发展迟缓的一个根本原因。
除中国之外，本身具备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好条件，却因国家推行重税等反动政策而遭受严重破坏的例子还有许多，西班牙数得上是其中一个典型。
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已经完成国家的统一，结束了收复失地运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从美洲掠夺了巨量财富。根据著名的重商主义者乌斯塔利兹的论著提供的材料，从1492年发现西印度群岛到1595年，仅从西印度就向西班牙输出金银二十亿皮西塔（西班牙银币名），即一百零三年当中每年平均二千万皮西塔，大概没有登记而输入进来的也有这样多。(13)这对西班牙的工商业发展起了巨大刺激作用。十六世纪，西班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大商埠，如塞维利亚、卡迪斯、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西班牙的呢绒、丝绸、制革产品，远近驰名。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正是这个期间，西班牙侵占了美洲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等地，使西班牙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可是，这一大好局面，却被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年）、腓力二世（1556-1598年）、腓力三世（1598-1621年）祖孙三代倒行逆施的政策所破坏。诸如取消城市自治权、鼓励进口奢侈品和手工艺品的政策，一千杜卡特的资本要纳三百杜卡特税的重税政策，对农民勒索名目繁多的捐税政策，为建立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封建家族的世界霸权而推行的无休止的战争政策等等。其结果是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经济走向衰落。大量金银输入西班牙，并没有在那里转化为资本，而是通过购买商品，流入英、法等国。估计从1492年至1724年的二百三十二年里，西班牙贵金属向国外流出每年达到二千皮西塔，(14)致使工业生产一落千丈。以塞维尔城为例，十六世纪初，毛丝织机有一万六千台，到十六世纪末，仅剩下三、四百台。城镇人口骤减，有的减少一半，有的减少四分之三，有些小镇和村庄甚至消失。到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工商业经济已达残破凋零的境地，西班牙成为欧洲乞丐人口最多的国家。贫民和乞丐约占西班牙人口的三分之一。西班牙由头等强国降为欧洲次等国家。
封建国家的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而且也表现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王朝的不同国王所施行的政策等方面。英国都铎王朝女王血腥玛利和女王伊丽莎白在执政方面的表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血腥玛利和伊丽莎白都是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的女儿，同父异母姐妹。血腥玛利于1553-1558年当政，伊丽莎白于1558-1603年称王。她们俩人的身世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使他们俩人施行截然相反的政策，并且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血腥玛利推行与其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相似的经济、宗教、外交政策，结果造成国库空虚，外债累累，商业和工业衰退，对外贸易急剧下降，在圈地运动过程中急剧发展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到严重的窒息。英国人口大量外流，全国到外都有流浪者和乞丐。玛利·都铎因此获得了与她的行为相称的称号——“血腥的玛利”。伊丽莎白上台以后，一改其姊的政策，她励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废除“禁止圈地令”，严厉打击天主教复辟势力，全力和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结果使英国政治、经济面目为之一新，资本主义因素又获得飞跃发展。伊丽莎白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为日后英国建立起海上霸权，成为“旗不落日”的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奠定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传》的作者J·E·尼尔说：“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代表了两个世界：一个旧世界，一个新世界。”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根据以上对商品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暴力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粗略分析，可以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会自动导致封建制度的解体。虽然，生产关系的改变归根结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会导致生产关系的自动改变。在社会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政权、暴力、阶级斗争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但是，能不能说国家政权、暴力、阶级斗争就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失之笼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结论说：“暴力是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15)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16)，“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7)，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心得，内中闪烁着科学的光辉，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是，我们若把它曲解为凡是暴力、凡是阶级斗争都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论述暴力的作用时都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从来不离开经济条件来谈暴力或阶级斗争的作用。这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讲得非常清楚“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武器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8)暴力或阶级斗争只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才能起“助产婆”或“杠杆”的作用。第二，暴力有顺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的暴力和沿着经济发展相反方向起作用的暴力，不是一切暴力都能起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这个问题，恩格斯于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就讲得很清楚。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同时，大量事实证明，暴力、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并不是不论何时、何地、何种条件，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的。例如，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鞑靼人等虽曾先后征服过印度，可是却不能摧毁印度古老的村社。再看中国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可是它始终未能摧毁封建制度。它所能做到的，或者是充当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或者是促成封建统治秩序作某些调整，使社会生产得以重新进行。再如，有的学者把十四世纪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归功于1381年的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可是，既然农民起义有如此的功效，那么为什么1524-1525年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却没有导致德国农奴制的瓦解，相反地，德国却出现了农奴制加强的现象呢？论战争规模，德国农民战争比十四世纪末英国农民战争大，德民农民战争是中古西欧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论结果，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由此可见，农民战争导致农奴制的解体的立论值得怀疑。如果我们对英国社会状况认真地作一番剖析，就不难发现十四世纪末英国农奴制解体，其原因应追溯到十一世纪中叶诺曼王朝的建立。1066年“诺曼征服”加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贸易联系。1154年，法国安茹伯爵亨利入主英国（称亨利二世），建立金雀花王朝，巩固了这种联系。亨利二世的改革，提高了市民和自由农民的地位。“盾牌钱”的施行，促进了封建贵族的分化。城市地位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至十三世纪中叶，英国城市增加到一百六十多个，城市商品流通随之增加。羊毛和面粉成为主要输出品，商品经济关系因此渗入农村，许多领地以货币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部分农民已通过折算获得自由。此后大宪章的签署和国会的召开，又进一步提高了市民和自由农民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获得了进一步的保障。这一切反过来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圈地事件已在不断发生。十四世纪末，英国农奴制瓦解，使其成为一个自耕农占多数的国家，这一结果，正是在王权保护下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实际上与1381年瓦特·泰勒领导的农民战争无关。与英国相比，德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古时代的德国，其幅员居于西欧诸国之冠，可是论其政治结构，封建割据最为严重。德国商品经济得不到王权的有力保护。十五世纪时，尽管德国商品经济有所进展，但还是落后于许多国家。正如恩格斯指出：德国的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也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和英国之后。地理大发现后，随着商路中心转移到大西洋的沿岸，德国海外贸易受英国人、荷兰人的排挤，繁荣一时的汉萨同盟亦在十五世纪末衰落下去。商品经济受到打击，自然经济出现了增强的势头，十六世纪德国农奴制的加强便是当然的事了。所以我们既不该把英国农奴制的解体归功于瓦特·泰勒领导的农奴起义，也不该把德国农奴制的加强归咎于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缺乏先进阶级领导的、未能顺应商品经济发展潮流的农民战争是不能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的。
综上所述，商品经济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物质基础，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暴力是这个过渡的巨大杠杆，只有商品经济力与顺应它发展的暴力所组成的合力，才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推动力。
注释：
①②《资本论》第一卷，1963年第2版，第1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1972年第1版。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67页。
⑥⑦《资本论》第一卷，第831页、809-81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5页。
⑨(15)《资本论》第一卷，第828、828页。
⑩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597页，1965版。
(11)《汉书·地理志》。
(12)《明实录》洪武十八年九月戊子条。
(13)(14)《论西班牙工商业衰落的原因并论使它复兴，奖励和扶助的主要手段》，《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第390、391页，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7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4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6、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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