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贫富差距成因分析及调整_贫富差距论文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贫富差距成因分析及调整_贫富差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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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4)02-0084-04

一、以经济转型为背景的解析角度

目前,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在中国国内各界乃至国际上都引起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在学术上和实际操作层面上极富挑战性、争议性的问题。根据200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截至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397[1],已十分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的收入分配警戒线。而其他一些调查资料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这条警戒线。显然,仅用短短10多年时间,中国过去传统的平均主义社会就被彻底打破,贫富差距问题凸现出来。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任何社会问题的消解,也总是离不开一定社会条件的支撑。这是进行社会分析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因此,解析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成因,必须放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之下来认识和分析,才能有助于问题的澄清和解决。

自近、现代社会以来,以社会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进程席卷了全球。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会面临贫富差距问题的困扰,不是一种偶然性、或然性,而是一种普遍性、必然性。中国也概莫能外。中国的贫富差距初始于1980年代,显现于1990年代,激化于最近几年。就其社会背景而言,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现代化进程迅速推进的时期,正是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解析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成因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分析要素。

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及其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一定意义上讲,社会转型的进程,就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其核心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即“农业——工业”二分范式的转型。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然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意味着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三分范式的“双重社会转型”模式,体现为时空压缩,两个阶段并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知识化的整合。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其成因既带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还具有产生在我国特定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转型始发于经济领域,很快便波及到政治、文化、生活、阶级阶层结构等层面,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观念革新与体制重构相结合、专一领域突破与全方位推进相交融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转型进程。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社会转型,或疾风骤雨,或潜移默化;或铺天盖地,或点点滴滴,最终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合力,侵蚀、摧毁了中国传统平均主义的社会体制、安贫乐道的社会观念、亲疏有序的社会关系和保守畏缩的社会行为。在整个社会转型进程中,经济转型既是始发性的,又是关键性的。在引致社会收入不公平分配、社会财富不平等占有的因素中,由于经济转型而产生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以经济转型为背景对贫富差距成因进行解析,是一种基本的分析视野。

二、经济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

贫富差距的直接表现形式,在经济层面上,反映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生活水平差距等。一定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一定社会时期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决定着人们的经济地位以及经济关系。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所有制变革、分配制度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并扩大的直接的、根本的成因。

1.所有制变革。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一切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国家或集体的手中,绝不允许个人拥有,社会成员享有对社会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名义平等。这种形式下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占有,名义上是人人所有、人人平等,实质上是人人没有、人人平均。因此,形成平均主义社会就是必然的。一项资料表明,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3]。而1978年时,世界上即使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和地区,基尼系数一般也超过了0.2的水平。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成果,就是突破了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目前,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就数量而言,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比重则大大提高,而且增势迅猛。据统计,截止2001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有2433万户,共创产值7320亿元。2001年底,全国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4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截至2002年6月底,全国私营企业共有221.52万户,从业人员2930.61万人,注册资本为2.1万亿元,分别比1989年增长了23.47倍、16.86倍和249.5倍。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比较,2002年三季度,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增速分别快0.3和1.7个百分点。现有数据表明,私营经济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1/3强,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4.57%。据有关专家统计,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已达到50%。2002年,全年全国工业利润5000亿元,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2500亿元[4]。在目前的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既不再是一家独占,也不再是一家独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名不正言不顺地求生,到登堂入室、光明正大,再到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做大、做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再仅仅是补充,而成为了所有制结构的重要内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对比格局,已经从失衡迅速转变为均衡。

所有制变革的重大意义在于,我们已经认识到,顽固地坚持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占有形式上的平等,非要达到结果上的平均,是超越实现的,甚至是有害的。那么,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拥有经济资源的主体多样化,社会财富占有结果的差异化。在所有制转型的这一过程中,从单一的国有国营、集体所有,到个体、外资乃至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产生乃至激化的过程。只要存在着在制度上允许人们不平均地占有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条件,那么人们在经济意义上的不平均就会成为一种现实,贫富差距就是一种必然。所有制结构是多元化的,而人们相互之间又是平均的,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出现的。因此,所有制变革对于贫富差距问题而言,是具有根本性影响的因素。

2.收入分配制度创新。一定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着一定的收入分配结果。由谁分配、如何分配,决定着分配结果是平均,还是拉开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收入分配领域中走出了一条制度创新的道路。分配制度的创新是导致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过去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唯一的分配形式。如果真正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作为分配的尺度,那么,在分配的结果上肯定是有差距的。长期盛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现象说明,按劳分配被扭曲了,没有能够体现出社会成员之间应有的合理差距。这种分配的直接弊端,严重制约了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既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么何需好好干。因此,对传统分配制度的破解就成了改革的必然选择。从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方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效率优先,到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最终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

今天,在分配制度上,我们既强调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强调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强调鼓励和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收入分配方式的多元化,打开了人们通往追求物质、金钱利益的大门,极大激发了蕴藏在人们身上的原始动力,必然导致人们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化。收入分配制度的创新,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传统,不仅在公有制单位之间,而且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非公有制单位之间,都开始形成了收入差距。

无论是就按劳分配本身,还是就多种分配方式的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而言,产生贫富差距都是必然的。如果说在劳动这一尺度上,人们还能拥有一种相对的平等,那么,在生产要素上的不均等性则要鲜明得多。一旦劳动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尺度时,人们在是否拥有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上的不均等,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而目前,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已经大大减少。如果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支付形式的话,那么,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究竟占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呢?据有关专家测算,2002年,全国全年工资总额合计大约是1.2万亿元左右,只占GDP总额10万亿元的12%,占城乡居民全部收入的21.4%,占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与此同时,城乡居民银行储蓄余额却迅速增长。2001年9月到2002年5月,全国城镇每个月发放的工资是1000亿元,银行存款却增加了1100亿元,2003年1月,城镇居民每月银行存款增加余额相当于工资收入的3倍[5]。但是,城镇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绝不是平均的,而是存在着悬殊的差距。据有关报道,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却占有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6]。这些数据说明,单纯就数量而言,按劳分配的绝对主导性已经大大减弱。在宏观和微观调控手段乏力,社会再分配机制极不健全、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收入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开。

3.经济体制改革。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总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具体经济体制运行过程,才能通过一定资源配置方式,创造出社会产品和社会财富,随后经过一定分配制度体现为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占有。因此,经济体制是解析贫富差距问题成因的不可忽视的因素。20多年来,中国历经艰辛而又坚定不移、错综复杂而又成果丰硕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这是产生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制度背景。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问题。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社会资源都是由中央政府高度集中地牢牢控制着,然后通过各级政府部门及行政权力的运作,对社会资源进行高度行政化的配置。设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之一,是试图从经济制度上构建社会公平的基础,即避免由于资源配置上的“逐利化”趋势和“无政府主义”现象,引起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结果。但是,从实际运行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对资源进行行政的、权力的配置,说穿了是由部门、由人来进行配置,谁能保证参与配置的部门和人就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否则,何来拉关系、争拨款、跑项目一说。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在各个地方、各个单位之间从来就是存在着的,例如,某些部门、某些国有企业就受到了极其特殊的照顾。只是,同样是在行政干预和权力作用的影响下,这种不平等没有最终明显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悬殊差距而已。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市场竞争的博弈,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经济也讲公平,但强调的是竞争的公平、机会的平等。市场竞争从来不承认、不接受结果的均等。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市场竞争天经地义的法则。市场经济天然地趋向于拉开贫富差距,不会人人有糖吃,人人都欢喜。在明显缺乏对社会收入进行强有力调控的背景下(这正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初创阶段所缺乏的),产生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必然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历了从引入市场手段、培育竞争机制的初期探索,到大张旗鼓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体制彻底转型的过程。因此,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市场手段刚刚开始介入,市场竞争还处于低姿态、低强度的时候,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即已开始出现,那个时期关于“万元户”的争议就是典型。但是,当时的贫富差距程度显然还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终极目标的确定,市场经济被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而不再是一种调剂余缺的手段,进入到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阶段,贫富差距的扩大就开始成为一种趋势,所谓“万元不是富,十万才起步,百万、千万才算富”就是形象的阐释。贫富差距问题开始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强烈反应。

4.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总是在一定结构体系中完成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等,是各种结构要素整合的结果。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益。就解析贫富差距问题成因而言,经济结构的意义在于,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资源配置结构体系。换句话说,在一定经济结构中,什么样的产业、部门、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则其所获得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配置状况必定占据优势地位。另外,由于在经济结构体系中,不同区位的经济效益水平是有着明显差异的,从而使得分布在经济结构的不同区位的劳动力在收入上存在差异。因此,考察经济结构的状况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进程,对解析贫富差距问题之部门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乃至个人差距是有说服力的,对解析贫富差距的产生和扩大是有启示的。例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最尖锐问题是城乡差距,而据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教授D·Gale Johnson的研究,1998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5425元,而农村则仅为2162元,城乡收入差距名列世界第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7]。目前的城乡结构状况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旧二元结构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而工人中的农民(农民工)、城市中的乡村(在城市中形成的农民聚居地)的新二元结构又已出现。城乡结构不合理,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结果。

与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等领域的转型速度和程度相比,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具有滞后性。虽然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结构仍然具有比较突出的传统性、落后性色彩,但依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传统结构要素虽然仍然占据了相当比重,但是已经开始受到抑制,现代结构要素正在稳步上升。19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开始重视经济结构转型对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性影响,党的十六大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然而,经济结构转型的不协调,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起着先导作用的一部分现代性结构要素,如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达地区,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更多收益,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个部分,而传统性结构要素则在经济增长中被更加弱势化、剥夺化了。从个人收入这个角度来看,在传统经济结构中,主要强调劳动力的体力、耐力等“稳定性”因素,注重投入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以满足经济增长之需。现代经济结构则更加强调劳动力的智力、知识等“创新性”因素,并予以收入上的丰厚回报。因此,推动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更有利于增加知识型、技术型的高素质劳动力的社会收入,他们可以凭此获得更高的个人收入,当今所谓的“中产阶层”、“白领阶层”、“小资阶层”,相当部分便属于这类人。与此同时,却意味着传统型劳动力的被排斥化和被边缘化、被弱势化。

三、贫富差距调适的思路

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存在及其扩大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怎样治理。如果以社会转型为背景来分析贫富差距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那么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启示和思路。

第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产生乃至扩大,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必然,而非偶然。贫富差距问题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收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并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的解释贫富差距的理论,即“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的人均GNP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一条倒U形的曲线。这条曲线显示,在十分落后的贫穷国家,贫富差距并不明显,而在人均GNP达到500~1000美元时,贫富差距会迅速上升,达到峰值后,随着该国人均CNP的进一步增长,贫富差距又会逐渐下降。这个理论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揭示了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关系。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的人均GNP恰好处于500~1000美元这个阶段,因此,贫富差距问题显性化、尖锐化是必然的,是符合国际规律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贫富差距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也会对社会转型的最终实现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但是,贫富差距问题不是“狼来了”,并不一定就是危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往往也是贫富差距扩大的时候,这是国际上比较普遍的现象。为了达到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必须选择鼓励激烈竞争、高收入刺激等保障效率的政策取向,这就必然牺牲一定的社会公平,拉大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取向,确实加快了经济高速增长,迅速积累了社会财富,但是在财富的分配上却不可能达到平均。当然,从国际经验来看,即使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不等于就必然爆发大的社会动荡。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报告,1994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59,美国达到了0.4,菲律宾达到了0.43,1995年巴西达到了0.47,1996年俄罗斯达到了0.48[8]。这些国家也没出现极度的社会混乱。所以,对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必要认为大祸临头,灾难即将降临,而应当看作是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

第三,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在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是,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从贫富悬殊到相对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等不来的,贫富差距从来都不会自然缩小。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发展从来都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解决问题,而是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和有效的措施,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社会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讲效率优先,不按市场原则分配,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市场一次分配不是万能的,它显然会有损社会公平。因此,国际经验告诉我们,要缓和贫与富之间的差距矛盾,政府和社会必须做很多事情,要有健全的社会再分配机制,要有特别扶助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样才能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

第四,既然经济转型是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产生及扩大的重要原因,那么,治理贫富差距问题就应该借助经济转型的推动力,要进一步促进快速、高效、合理的经济转型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尽量把“蛋糕”做大,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进行所有制变革,推进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投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努力创造就业机会,坚持以就业为民生之本,增加社会成员收入;必须进一步探索分配制度的创新途径,坚持以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大小参与分配,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再分配机制,形成既能够调动和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能够保障和促进基本社会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必须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力度,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型,实现经济增长从低层次、低素质向高层次、高素质的转变,充分体现现代经济发展的先进性,并以此为引导,促进劳动者综合素质的提高,以社会职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新型社会阶层结构,拓展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减缓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两极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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