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作用论”在中国改革中的发展——从恩格斯到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中国论文,作用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基本理论永远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巨大精神财富。他晚年论述的经济运动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原理（简称“交互作用论”），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邓小平整体改革论的要谛，避免和克服种种片面观点，正确理解和运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交互作用论”是恩格斯晚年的重大理论贡献
一百多年以前，德国出现了三种人从同一个角度攻击、曲解或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是资产阶级学者（以巴尔特为代表），攻击历史唯物主义是只承认经济单方面作用的“经济派唯物主义”；二是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以“青年派”为代表），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三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也有片面理解，忽视了上层建筑诸要素的反作用。尽管这三种人的立场、出发点和认识程度有重大差异，但不懂得经济运动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则是共同的。当时，年事已高的恩格斯针对这种思潮，从1890年到1894年连续写了五封信，全面阐释了交互作用的原理。
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①恩格斯的论述大体有下列要点：
(1)决定作用区分为不同的层次，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生产力。
(2)上层建筑诸因素“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特别是国家权力对经济运动的反作用更为明显，大体上分为三类：推动作用，阻碍作用，或者两个相反的方向的作用都有。
(3)这种交互作用在运行中表现为独立性与联系性的矛盾统一。
(4)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是单项的，而是多种作用力错综复杂地交叉，并通过人们的行为形成整体运动。这个总合力的主线仍然是经济运动，最终又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5)交互作用形成整体合力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无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矛盾统一，犹如“曲线”围绕“轴线”不时地起伏，但又不能离开“轴线”。恩格斯把这一原理运用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认定它也是一个过程，故而不会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恩格斯的“交互作用论”弥补了以前论述的不足，丰富了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使这个伟大的学说更加系统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完善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对运用“交互作用论”的历史探索
对“交互作用论”的运用发展可分两个历史时期，一是夺取政权时期，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一时期的运用非常成功，并有重大发展。后一时期的运用，在邓小平之前，虽然作了大量开拓性探索，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但尚属未解决的重大历史命题，并在某些时期遭到严重挫折乃至失败。对此，我们应当作历史的总结。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胜利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主要任务是夺取和巩固政权，利用它缔造新制度的经济基础。现在看来，这时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理论相对地比较简单，但仍有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回答。比如，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是在研究世界经济政治布局基础上，提出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环节，无产阶级可以首先取得政权，巩固政权，利用它缔造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这方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交互作用论”，长足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毛泽东则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布局中薄弱环节里面找出一国内的薄弱环节，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块一块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以新的政权一块一块地取而代之，最后夺取全国的政权，同时精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在取得政权之后，又成功地运用政权采取和平方式改造旧经济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历史表明，为列宁和毛泽东发挥、丰富、深化了的“交互作用论”，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法宝。
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运用“交互作用论”，实现自我完善，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课题。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都进行了历史的探索，也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理论上有所创新，但由于实践不足和其他因素，都未能够真正解决。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他所领导的短暂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提出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的著名论点，要求在每个时期善于抓住整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利用新政权管理好整个国家。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一方面提出利用商品和市场推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又提出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分期分批地清党、宣传唯物主义和进行文化革命等，要求苏维埃制度一步一步地得到完善。这些重要观点都是宝贵的理论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发掘和借鉴。但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许多闪光的思想处于萌发阶段，尚未得到系统论述和实践检验。斯大林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互作用论的运用和发挥，有不少理论贡献。但总的看来，他是从列宁那里倒退了。他不承认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矛盾，不承认社会主义体制需要改革，尤其是滥用暴力机器，造成了一个超经济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以及与此相联的高度集权的庞大上层建筑。正如邓小平后来多次指出的，苏联的经济体制不成功，政治体制也是不成功的。在斯大林后期深层次矛盾已经显现，而他逝世之后则矛盾集中爆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改革走上邪路，不但不能借助上层建筑克服经济危机，反而其自身首先裂变和崩溃，进而引起经济制度的蜕变解体。苏联道路失败的历史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创造性地运用交互作用原理具有重要意义。
五十年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曾经做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论十大关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主线，论述了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和理顺上层建筑的关系，力图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性质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②这个论断对社会主义社会中交互作用问题作了新的阐发，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财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整体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幸的是，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深入探索。客观上是由于某些国际原因（特别是赫鲁晓夫的错误政策），主观上则是由于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无限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六十年代片面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后来发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上层建筑职能的畸形扩张，直接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一个需要牢牢记取的历史教训。
邓小平的整体改革论是对“交互作用论”的突破性发展
历史表明，能否在新制度下成功地驾驭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尤其在经济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如果经济、政治制度缺乏活力，那就必定站不住脚跟。由于前人都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它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社会主义社会如何适应新制度的客观要求运用“交互作用论”，主要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将其自发转变为自觉过程，二是如何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市场经济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继承前人的理论成果，借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整体改革的一整套理论观点和政策，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逻辑，初步解决了这两大难题。整体改革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整体改革论的基本思想，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相应地推进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综合改革，全方位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形成整体优势。特别重要的是，它把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优化上层建筑及利用交互作用，都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统一体整体优化。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本本中不曾有的全新论点。他对“交互作用论”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布局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摆好了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和优化上层建筑的战略位置，并使之互相促进，形成合力。这个战略布局乃是多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既是理论上的创新，又在实践上可以操作。
（二）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配合经济体制的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上层建筑不能直接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而首先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然后再通过经济基础作用于生产力。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纠正了这种机械的、片面的“间接服务论”观点。早在1979年，他就提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③在这里，他是把上层建筑当作为“现代化大经济”服务的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看待的，它同经济体制交互作用，都对生产力发展有重大影响。后来，他多次讲，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在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够间接和直接地对生产力发展起重大作用，是因为“事情要人来做”，就是说作为社会的人，既是主体又是中介，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都是通过人的活动发生交互作用的。尤其是在以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属于经济运行结构的一个层次（宏观调控体系）。
（三）从“适应现代大经济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出发，具体分析以往上层建筑领域的弊端，提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④这样，就使得上层建筑改革有所遵循，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也是对“交互作用”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所谓两手，一是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二者相互联系、制约，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依靠经济发展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又强调运用政权、法制、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发展的作法，明确指出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腐败盛行，道德沦丧，经济建设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失去意义，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五）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使改革成为渐进与突变恰当结合的过程。这是“交互作用论”的全新内容，是在科学地总结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提出来的。“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⑤
（六）邓小平还把“交互作用”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即企业改革。在他看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细胞，必然体现社会宏观整体的要求和制约，所以要进行企业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而必须有宏观改革的整体配套。为此，他在论述企业改革时总是同上层建筑结构、机制的改革联系起来，认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企业下放，政企分工，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
后来，他又提出调整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实行放水养鱼政策，这也属于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这样就体现了用整体改革的观点和措施进行企业改革，不是单纯地就微观论微观，也不是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而是善于立体地解决企业深层盘根错节的诸多矛盾。邓小平的这一论述，仍是“交互作用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延伸、扩展，符合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为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邓小平的整体改革论便是我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十六年改革实践表明，唯有按照整体改革的基本思路指导改革实践，方能真正深化，形成合力。近年来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困惑，从反面说明我们对整体改革下功夫不够。现在流行的一些片面观点，例如单纯的经济观点，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都可解决，或者只讲上层建筑不讲经济，忽视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都会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损失。我们今天重温恩格斯“交互作用论”，联系历史和现实，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自觉地保证改革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506页。
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7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136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18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