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的持久性影响及其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久性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建议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3)02－0043－08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特点
按照国际公认的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标准(0岁～14岁人口30％以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7％以上，老龄化指数30％以上)，1990年，我国0岁～14岁人口比重已经达到老年型，2000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指数等全部达标，标志着我国全面进入老年型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11883万人，占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处在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阶段(见表1)，除西藏(5.09％)、青海(6.30％)、宁夏(6.41％)、新疆(6.19％)4个地区，占总人口97.26％的27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为老年型地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老年人口规模大。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85亿人，2014年将达到2亿人，2026年将达到3亿人，2037年超过4亿人，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亿人～4亿人的规模。根据联合国2012年对1950—2100年的估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1950年为2384.1万人，2020年1.67亿人，2025年超过2亿人，2030年接近2.3亿人，2050年为3.33亿人，最高峰发生在2060年，总量接近3.58亿人(见图1)。
图1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发展趋势：1950—2100年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EB/OL].http://esa.un.org/wpp,2012－12－11。
二是经历了从追赶世界到引领世界的变化，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全面超越世界水平。在整个20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1953年、1964年、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老龄化都在5％以下，远低于世界1950—1990年的5.2％到6.2％的水平。1982年人口普查以来，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1982—1990年，老龄化水平年均提高0.08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提高0.139个百分点，但直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才达到世界水平。2000—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越来越快，年均提高0.19个百分点，致使到201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比世界高1个百分点。从今后的趋势看，速度还在加快。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65岁及以上人口的峰值为3.58亿人，比2010年增加2.39亿人，增加2.01倍，老龄化程度比2010年提高2倍多，接近30％。整体而言，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瑞典85年，澳大利亚和美国79年左右。[1]中国只需27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
三是空间上具有地区分布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乡村人口老龄化最为突出。从地区分布看，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了老年型地区行列，而西藏2010年的老年人口比重(5.09％)仅略高于全国1982年的水平，两者在进入老年型地区的时间差距很大。从城乡分布看，1982年人口普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县(乡村)为5.0％，市为4.68％，镇为4.21％。1990年，县、市、镇分别为5.64％，5.53％和5.49％，城乡比例大致相同。到2000年，农村的老龄化就开始大幅度超过城镇老龄化，分别达到8.1％，6.7％和6.0％；[2]到2010年，又分别为10.06％，7.69％和7.97％。其中80岁及以上老人2099万人，占总人口的1.57％，但乡村比全国、市和镇的水平分别高出0.23个百分点、0.47个百分点和0.42个百分点。联合国认为，不管城市化的步伐有多快，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老人仍将生活在农村。
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在老龄化水平达到9％的时候，才进入5000美元的门槛。[3]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持久性影响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冲击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4]老龄化对经济的持久性影响可以从对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来论述。
(一)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和结构老化
劳动力供给直接受制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参与率。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的少子化趋势直接改变了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结构。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有两个变化趋势：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的总规模在2030年之后逐渐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为9.98亿人。按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本上维持在10亿人左右，但之后逐渐减少，2045年将降到8.97亿人，2050年进一步下降到8.7亿人，但总规模都将大于2000年的8.6亿人。[5]第二，15岁～24岁的低龄劳动人口迅速萎缩，而高龄劳动人口增加迅速，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化巨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15岁～24岁人口为2.273亿人，而45岁～64岁人口占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0年的22％增加到2010年的32.68％。另一方面，中国0岁～14岁人口仅2.22亿人，绝对量略高于1953年人口普查的2.18亿人，而大大低于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2.6亿人～3.4亿人的规模。这种状况表明，即使在劳动力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将愈益萎缩。根据联合国2008年的预测，15岁～24岁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为2.287亿人，2015年将减少到不足2亿人，2020—2040年将维持在1.7亿人～1.8亿人之间，比2010年少5000万人左右，2050年减少到1.5亿人以下，占总人口的比例由22.1％(1985年)下降到2010年的16.9％、2015年的14.3％(见图2)。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力资源由2005年的1.02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1.34亿人，2025年达到2.05亿人。
图2 2010—2050年中国15岁～24岁人口规模及其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8 Revision[EB/OL].http://esa.un.org/unpp,2012－12－11。
根据历史经验，高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低于其他年龄组，比较我国60岁～64岁与15岁～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发现，1990年和2000年，前者比后者低23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比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低23.4个百分点和24.1个百分点，[5]这固然有制度因素，但更与年龄增长伴随的体力、智力衰退所导致的劳动能力的下降有很大关系。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趋势表明，由劳动力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能大于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小的影响，成为制约未来劳动力供给的主导因素。
此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还会带来另外一个间接影响，这就是专门服务于老人的劳动力会增加。一部分劳动力可能是在老年产业中就业，另一部分是在家里和医院里照顾老人，尤其是那些失能老人需要年轻人特别照料和护理。随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力来照顾老人的生活。一胎化政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四二一家庭结构，年轻人在照顾老人的生活和健康方面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减少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劳动供给。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储蓄率和投资率趋于下降
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年轻人的消费往往大于收入而成为净贷款人，而成年人在收入高峰时的消费往往小于收入从而成为净储蓄者，但老年人退休后便会动用储蓄资金而降低储蓄水平。显然，劳动人口比率的增加会增加储蓄，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则会减少储蓄。劳动人口比例与储蓄正相关，而老年人口比率与储蓄负相关。我国近30年的高储蓄与我国劳动人口比例增加有密切关系(所谓“人口红利”)，而发达国家的低储蓄率与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有密切关系。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越来越高，而年轻人口比例将不断下降，其直接结果是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储蓄是投资的基础，储蓄率下降就会带来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的下降，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资本积累率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老龄化导致的低储蓄率有关。如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总储蓄率(gross saving of GDP)和总投资率(gross investment of GDP)，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出现了显著下降。1980—2010年，日本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英国分别下降了5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意大利各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中国近几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最高峰，储蓄率保持在53％左右，投资率保持在45％的历史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人口转变的报告指出，不仅欧洲和日本的储蓄率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出现了急剧下降，快速老龄化的发展中地区，其储蓄水平也下降了，尽管程度较轻。[6]
人口老龄化将会使社会负担加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原来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负担的急剧增加，如养老金、医疗保健费用等快速增长，其很大一部分由政府和企业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政府和企业的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重，结果国民收入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减少。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我国的养老金收支虽然有节余，但支出增加很快。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老年赡养比例快速上升，“现收现付”式的养老金缺口将很快出现，并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2006—2010年，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从4897亿元升至14819亿元，增加2.03倍，平均每年增长50％。[7]将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进入退休期，养老金支出将会以天文数字增加。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75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累计将达9.15万亿元。[8]
(三)在深度老龄化的打压下，汽车、住房、电子通信等产业和市场需求将会持续萎缩
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增长的衰减或停滞。对这种长期视作利好的人口趋势，①凯恩斯警告为一种可能的“灾难”。[9]老年人口比重高的静止人口对新住宅和汽车的需求比青少年比重高的动态人口小得多，与此同时，前者比后者需要更多的个人服务。为满足对住宅和汽车需求而需要巨大投资，而对个人服务的需求在没有大量投资支出的情况下即可以得到满足。[10]因此，从迅速增长的人口到静止或下降人口的转变可能引起产业结构的重大改变，使经济变得更加轻型化，以至于整个经济的资本产出比下降。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资本深化过程将会放慢，甚至下降。
人口增长对抵消引起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趋势曾经是一个重要因素。[11]伴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中国正在经历人口增长的迅速下降。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人口增加7389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57％(与日本1980—1989年的增长速度相同)，比20世纪最后10年少增加5826万人，年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年平均净增人口数由20世纪90年代的1279万人减少到2011年的644万人，仅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水平的一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期的四分之一。人口增长下降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老化，使得以满足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耐久性消费品(如房地产、汽车、电子通信等)市场日渐萎缩。随着这种萎缩趋势的加剧，这种曾经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柱产业就会逐渐衰落。与老年人有关的消费和服务将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但这些产业与汽车、房地产相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在日本已经发生，日本曾经辉煌的汽车、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由于人口老龄化日益找不到市场而出现萎缩，这是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日本的今天也就是我国明天将要面临的现实，而且由于未富先老的特殊情况，甚至比日本更为严重。
(四)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创新精神衰退和技术进步缓慢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青少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那么该社会就有可能失去进取性和创新精神。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低，使得新增劳动力年龄人口刚好补充退休劳动力年龄人口或者还不够替代退休人口，从而造成劳动年龄人口老化。45岁～64岁劳动力人数与15岁～44岁劳动力人数的比例称为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系数。一般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程度会相应提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的产业逐渐衰退消失，劳动者的职业变换日益频繁，而老龄劳动者无论在身体素质上、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上，还是在拼搏精神和创新意愿上，都要比青年劳动者低得多，对新产业、新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低得多。当然，年长劳动力在工作经验和工作阅历上具有一定优势，教育水平提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和老化压力，但从整体趋势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尤其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年轻劳动力的缺乏，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实现工业化到信息化的转变，对于社会经济变迁迫切需要的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严酷的挑战。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70年，日本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1975年劳动力老龄化系数为0.29，1980为0.32，1985年为0.34，1990年上升到0.36，2000年上升到0.40。[12]人口老龄化和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以至于把日本拖入接近零增长的预言被证实。如日本学者直广雄川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由此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2]同时他预测，到20世纪末，日本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为1％或者接近零增长。近2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屡创新低，证实了直广雄川的预言完全是正确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老化程度与同期的日本不相上下，1990年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系数为0.35，2000年为0.37，2005年为0.40，2010年迅速上升到0.49(见图3)。日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图3 1990—2050年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系数演变趋势
资料来源：同图2。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和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老龄化趋势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提前到来，这种趋势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来延缓人口老龄化趋势和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
(一)转变观念，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
科学人口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就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人口数量和结构要与人口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当出生率高，人口增长过快和年龄结构年轻的时候，在一个社会处在贫困阶段时候，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是必要的，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人口增长率很低且结构迅速老化的情况下，如果依然坚持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就会导致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那么就需要对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以适时调整。这是科学人口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放开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
中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30多年，使我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虽然它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早日到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使中国变成了全球唯一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过去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是数量太多，现在人口问题变成了人口结构老化。人口老龄化比人口数量多更为可怕，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它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从此进入慢性萧条而不能自拔。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不同，它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会表现出来，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必须要有前瞻性判断，否则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13]
笔者建议“分三步走”放开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生育政策。首先是从一胎化政策有条件地放开到准许二胎。第二个阶段，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允许每个家庭按照自身利益和偏好决定多生少生。最后，借鉴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采取措施鼓励生育。
放松一胎化政策最大的担心是会出现生育率陡然上升，导致人口增长反弹。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个家庭将会用孩子的质量取代孩子的数量，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是家庭中最大的开支之一，比30年前要大得多。②很多普通家庭负担不起多子女的抚养成本。发达国家的父母不愿多生孩子导致出生率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国发达地区如上海户籍人口出现净下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其次，我国山西省翼城县允许无条件生二胎，近30年的经验表明，人口并没有比其他县市增加得更多。[14]这说明放开二胎也不会导致人口迅速增长。再次，我国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放开二胎主要是针对城市工薪阶层，而这个阶层人数相对农村人口不是太多，准许生育二胎也不会导致人口迅速膨胀。最后，即使放开一胎化政策使人口增长比过去快些，也是我们需要的结果，它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各种问题。
(三)应对劳动力全局性短缺，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需要循序提高退休和领取养老保险年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劳动力短缺问题将会很快到来，此外，养老金缺口也将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下，渐进提高退休和领取养老保险的年龄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但是，为稳定起见，从“十二五”时期开始，每五年提高一岁，到2030年，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同时尽快缩小退休年龄的性别差距。
(四)形成健康老龄化的社会氛围，积极推行健康老龄化
如果多数老人都能保持健康，他们的医药费用可能不会迅速增加。据估计，在美国未来的50年，通过降低残疾率，可以大约减少20％的医药费用。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以提高老年人健康为核心内容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当医疗保健、劳动力市场、就业、教育和社会都支持积极老龄化的时候，其作用将是：使处于生命周期中高生产能力者极少早逝；处在老年阶段因慢性病而致残者极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有很好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在老年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在国家、社区和家庭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与医药及照料服务相关的费用下降。
老龄政策要把老年人健康作为优先考虑，提倡健康老龄化。其一，通过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人们的卫生保健知识，指导科学的生活方式。其二，要树立终身健康观念，引导人们将青少年、中年、老年看成是一个健康的连续过程，其三，把健康贴近基层和农村老年人，加强社区医疗卫生设施和医疗队伍建设。其四，提高卫生保健效率，由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医学、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其五，在精神层面倡导积极老龄化，追求身心健康，树立乐观的人生态度。
(五)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减轻老年照顾压力
城市要逐步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养老服务机构在城市规划中的比重，发展社区老年人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开办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发扬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大力弘扬子女赡养、家庭养老和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积极探索和实施“爱心护理”等工程。从老年预防保健入手，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出行安全和起居方便的环境。探索建立老年服务志愿者、照料式储蓄、长期护理保险等社会服务制度。
(六)制定适合老龄社会发展的产业规划，大力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活动，是一种以老人为服务对象同时又由老人参加的产业。银色产业就是与老人有关的商业服务业。银色商业有可能形成巨大市场。只有在起居、洗浴、如厕、进餐、保健、娱乐、出行、通信、安全等方面使照料老人的工作都真正实现自我服务化、自动化和合理化，老人的服务才能彻底改善，这时的银色商业就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首先，在老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形成“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的混合格局。由于相当一部分老龄产品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即有明显外部性的私人物品，如养老院等)，这一属性决定了政府在提供老龄产品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发展老龄服务产业的过程中，公共政策应统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并根据产品和服务的不同属性来选择合适的运作模式。政府已经并应当继续发挥非营利组织的优势，采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如“民办官助”、“官办民营”等优惠政策)，鼓励并支持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具有公共或准公共属性的老龄产品与服务。[18]IT等高新技术产业在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适合老年人口居住的老年社区或老年公寓的开发将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发展领域，各种以老年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旅游、休闲产品也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其次，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发展。发展适合老年人就业的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意义。老年人在知识、经验、社会关系等方面仍具有独特优势。公共政策应引导老年人进入适合其体力和脑力条件的行业，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发合适的职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高铁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为老年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创造了极大的可能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折，使得更好地利用老年劳动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12－12－25
注释：
①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太快，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严重拖累，因此呼吁实施计划生育，把过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下来。
②对0岁～16岁人口家庭抚养费的调查，1978年，每个0岁～16岁人口的家庭抚养费，城镇为21916元，农村为7619元，1986年北京市城镇和农村分别为55483元和29330元，1998年，我国城镇为94328元，农村为36109元，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调查，2003年为25万元。[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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