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理性与互惠偏好下PPP项目控制权激励模型比较研究:基于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配置
张云华1,2,丰景春1,4,张 可1,3,严华东5
(1.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2.河海大学 项目管理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1100;3.河海大学 国际河流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0;4.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0;5.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目前PPP项目控制权分配的研究集中在公私双方之间,并未涉及私人部门之间的分配问题;且研究假设私人部门为完全理性经济人,忽略了私人部门在合作过程中的互惠互利社会性偏好。为此,将互惠性偏好植入私人部门效用和项目价值增值中,研究并构建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分配激励模型,剖析两种视角下控制权分配对私人部门投入水平和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激励效应差异,并对理论模型进行参数模拟和检验。结果表明:(1)完全理性视角下,私人部门控制权份额与基本投入产出、协同合作产出正相关,与投入成本负相关,控制权配置是一种结果导向型的激励策略;(2)互惠性偏好视角下,当控制权份额大于临界值时,私人部门几乎不进行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当控制权份额小于临界值时,控制权份额与互惠性偏好程度、投入成本正相关,与协同合作产出负相关,控制权配置是一种兼顾过程和结果的混合导向型激励策略。
关键词:PPP;控制权;互惠性偏好;项目价值增值;激励效应
0 引言
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是一种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私人部门的创新合作模式,在各国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1-5]。相比于传统政府投资模式,PPP模式的优越性在于:一是创新项目管理机制,利用专业的私人部门完成项目的全过程管理整合,减少管理的界面和冲突,实现工程项目“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二是利用市场作用机制,让私人部门充分发挥其技术实力、管理经验和专业优势,承担更多的责任、义务和风险,实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三是改革公共供给机制,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深水区”改革,实现公共服务民营化,实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优势融合,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因此,PPP模式优势的体现依赖于项目控制权在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本质在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目标一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PPP项目控制权不同于一般企业股权,其来源于股权又高于股权。理论上,PPP项目控制权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是股东对于PPP项目公司的参与决策权、人事权、知情权和资产收益权等基本权力;二是参与各方在项目投资决策、建设管理和运营服务过程中对项目资源的控制力。实践中,PPP项目控制权分配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6]:一是公私双方之间的控制权分配,不仅要满足公共部门监督控制项目的需求,而且还要满足私人部门自主决策的要求;二是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分配,私人部门只有在各自发挥优势的同时相互协作才能提高合作效率,而合理的控制权分配是调动私人部门积极性以及协作性的保障。2014年12月30日,财政部颁布《PPP项目合同指南(试行)》规定:项目公司可以由社会资本出资设立,也可以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但政府在项目公司中的持股比例应当低于50%、且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这一规定首次以部委政策的方式回应了学术界关于PPP项目控制权分配的问题,明确了私人部门应享有PPP项目实际控制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私双方的控制权分配问题。但是,关于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如何在实践中分配仍无定论。PPP项目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对私人部门的策划、设计、投资、建设以及运营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目前国内建筑市场处于转型期,传统的大型设计院或施工单位正在艰难转型适应总承包模式,建筑市场尚无独立的专业公司具备单独供给的能力。因此,在异质性私人部门(各专业公司和纯财务投资者)组建联合体参与PPP项目成为效率选择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优化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激励效应,实现联合体成员在PPP项目中的自身利益、联合体利益和项目利益的有效统一是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领域亟待研究的命题。
1 文献回顾
关于PPP项目控制权配置问题,国外学者分别从投入类型、合作方类型、产出品类型等视角,先后提出GHM模型[7, 8]、HSV模型[9]、BG模型[10]以及FM理论[11]。国内学者则在充分借鉴国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适当调整和深化了中国式PPP项目控制权分配方式。如张喆及其团队[12-14]基于FM理论,通过实证研究、数模演绎以及实验研究等一系列方法构建了PPP项目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控制权分配的多维方案;胡振[15]则将控制权连续化,深入研究了PPP项目控制权分配与投资、成本和收入三者协同作用对VFM效果的影响;孙慧等[16]从合同不完全视角构建剩余控制权配置的数理模型;曹宏铎等[17]考虑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能力差异性构建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理论模型。另外,戴昌钧等[18]从成员间(两个)提供帮助的视角构建团队最优委托权分配模型。杜亚灵等[19]根据BT项目运作过程的决策点对项目控制权进行细分,并通过3个案例的经验数据验证了BT模式下控制权配置方案的异质性及其根源。王欢明等[20]则以政府、企业以及公众三方为主体,研究公交服务中控制权分配与企业努力水平、公交服务效益的影响关系。
上述理论模型和研究成果为PPP项目控制权分配激励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研究主体均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并未根据私人部门的异质性进一步细分进而研究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分配问题。事实上,在目前中国管理情景下,在联合体成为效率选择的现实背景下,异质性私人部门之间控制权的合理配置才是PPP项目成功的关键。Ho[21]提出私人部门不仅包括纯财务投资者,还包括专业公司和中介机构,看重短期效益的专业公司与看重长期效益的纯财务投资者相结合,能够提高项目融资效率。同时,Faruqi和Smith[22]指出承包商、供应商等专业公司掌握部分控制权具有激励效应,能有效发挥各自专业优势,有利于项目优质高效完成。如国际贸易公司入股项目公司,能够使采购成本大幅减少,促使项目增值[23]。尽管学者们从效率提高、专业分工获得价值增值等视角阐述了多主体协同合作的优势,但是,关于多主体之间控制权配置激励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即使是在部分战略联盟或动态联盟合作中,控制权配置问题的研究对象仍被抽离为两方而不是多方,比如在联合创业投资战略联盟中,曹龙等[24]将联合企业抽离为主导型和跟随型企业,以投资额、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为参数构建双方的利益分配模型;在研发联盟中,刘学等[2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研发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出资方的投资额和技术折价对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关系;在信息产业领域,张琰飞[26]从联盟成员的谈判威胁点和谈判力的视角构建谈判模型来确定双方的技术标准控制权。可见,理论界关于多主体之间控制权配置激励问题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PPP项目私人部门的进一步细分进而深入研究其异质性多主体间控制权分配激励的理论模型和策略选择。
除了缺乏理论层面的研究外,已有研究将私人部门假设为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即以寻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这与现实情况不符。近年来,随着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对传统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异议,认为不是所有社会行为都能用纯粹的效用最大化来解释;完全理性的假设不能完全描述和反映当今社会情景中的行为动机和行为选择[27]。信任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实验、礼物交换实验以及公共品博弈实验等为非自利假设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西蒙(simon,1955)提出理性的经济行为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才是经济个体或组织的常态。在PPP项目运作过程中,私人部门处于一个复杂多维社会网络情景中(见图1),异质性私人部门组建联合体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短期利益最大化,同时还希望获得彼此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社会声誉的提高等等。因此,私人部门不完全是自利理性的,同时还具有互利互惠的社会性偏好[28]。互惠性偏好理论最初来自于生物学研究范畴,经济学家Rabin[29]首次将互惠性偏好引入行为经济学研究框架。他在对互惠性偏好界定时,非常强调作为己方的社会人对于彼方的行为动机的揣测和反应,认为具有互惠性偏好的己方会以友好的行为回应其认为是友好的彼方行为,同时会以敌意的行为反扑其认为是敌意的彼方行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行为选择。互惠性偏好是促进多主体合作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团队成员之间潜在信息的交换以及对团队合作产出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大量实证研究所证明[30-32]。
图1 PPP项目多主体合作与控制权配置示意图
因此,在异质性私人部门组建联合体参与PPP项目成为效率选择的市场背景下,本文试图研究并解决联合体中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分配激励问题。首先建立完全理性下的PPP项目控制权分配激励模型,然后植入互惠性社会偏好,给出互惠性偏好视角下的PPP项目控制权最优可行域和决策变量。通过对比研究,阐述和验证完全理性和互惠性偏好下,控制权份额对私人部门投入水平和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激励效应差异。
则最大化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协同合作激励决策由、、共同决定:
基于自适应采样序列长度的全相位DFT同期并网参数测量//丁明,姚宇亮,李林,史盛亮,毕锐,曹军//(13):175
2 模型构建与求解
2.1 模型构建
2.1.1基本假设
预防:(1)预防最有效的办法是接种猪瘟疫苗。在该病的常发地区或受威胁地区,按疫苗标注说明,每头份用灭菌生理盐水1 ml稀释后皮下或肌肉注射一头份,种母猪于配种前或配种后免疫一次;仔猪于20~25日龄首免,50~60日龄二免。在非疫区,对种母猪于配种前或配种后免疫一次;种公猪于春秋两季各免疫一次;仔猪断奶后免疫一次。另外,可以对仔猪进行超前免疫。(2)开展免疫监测。(3)坚持自繁自养,全进全出的饲养管理制度。(4)及时淘汰隐性感染者带毒种猪。(5)做好场舍的消毒杀虫和卫生工作,减少猪瘟病毒的侵入。
传统PPP项目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均基于单一主体或项目层面的生产函数、收益函数等理论模型来展开,即PPP项目产出测算的前提是参与方为同质化的独立个体假设,该假设会导致异质性私人部门间控制权激励效应的失灵或无效。事实上,PPP项目的私人部门包含差异化的专业公司,如传统的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和材料供应商等;还包括市场化的纯财务投资者,如银行、券商、信托和基金等金融机构。这些异质性的私人部门拥有不同的专业优势,在PPP项目全生命周期中彼此依赖、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和完成PPP项目。因此,假设有个异质性私人部门参与PPP项目,每个私人部门用或表示,,;个异质性私人部门之间是彼此依赖的协同合作关系。进而可借鉴文献[33]将私人部门的产出函数表示为[33]:
(1)
式中,表示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满足;表示私人部门给予私人部门的合作投入,满足;表示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影响其产出的权重,即基本投入产出权重;表示私人部门的合作投入影响私人部门产出的权重,即合作投入产出权重,且。显然,当时,表明私人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彼此独立、互不依赖;反之,当时,表示私人部门的产出几乎完全依赖于私人部门的合作投入。表示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和私人部门的合作投入共同影响私人部门产出的权重,即协同合作产出权重,满足。为随机变量,表示其他因素对私人部门产出的影响,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的正态分布,即。
可见,私人部门的投入成本包括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两部分,用表示。因为投入水平越高,投入的成本就越大,故,。则私人部门的投入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34]:
(2)
式中,表示投入成本系数;表示私人部门给予私人部门的合作投入。
提出了含有分布式光伏发电的配电网概率潮流分析算法,较高缓变率的传统发电机的配电调度补偿了光伏发电机的变化。结果表明,针对发电成本优化中的不确定性问题,提出的概率优化调度策略可以有效的解决配电网调度问题。基于概率结果分析,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因为PPP项目的产出等于全部参与主体的产出之和,且考虑到异质性参与主体对PPP项目产出的贡献度不同,故设私人部门的贡献度为,公共部门的产出为,贡献度为,且,,于是PPP项目的产出表示为:
(3)
与传统交易模式相比,PPP项目的参与主体扮演多重角色,如施工单位既是承揽施工业务的主体,又是PPP项目的投资者。因此,私人部门的收益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私人部门作为专业公司承揽项目的承揽合同收益,或作为纯财务投资者则是所投资金的期望回报,假设用确定性收益表示;二是来自私人部门作为投资人获得的项目总产出的分配收益。因为拥有的控制权越大,分配到的项目产出收益就越大。故设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为,则分配比例表示为[35]:
(4)
为运算方便,将式(3)整合为,并设(4)式中,则私人部门的产出表示为:
(5)
式中,,且表示公共部门拥有的控制权份额。对于公共部门的控制权份额,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到:一是通过本文的模型,在确定了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后反推得到;二是采用现有关于公私双方之间的控制权配置模型得到。
2.1.2模型建立
基于上述假设,私人部门的期望收益构建为:
(6)
同理,由图4可以验证结论2中关于控制权份额与合作投入之间的关系。且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临界值是,同时当时,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趋于最大。
(7)
式中,,故,。
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期望为:
(8)
首先,对列入“黑名单”失信主体于3个月整改到位。其次,对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失信主体于3个月整改到位,加大对其警示教育力度,有效引导其及时纠正失信行为。通知强调,对逾期未整改的加大惩戒力度,比如约谈失信主体主要负责人;通报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商会,加大对失信企业的监管力度,提高检查频次,依法依规限制经营或融资授信等。
(9)
2.2 模型求解
2.2.1完全理性下的最优控制权分配及最优投入水平
根据奥斯本检核表法,可从能否他用、能否借用、能否改变、能否扩大、能否缩小、能否代用、能否调整、能否颠倒、能否组合9个方面对高中生物学教材中现有的实验方案进行检核,提出新的实验思路和方案。
当不考虑互惠性偏好,即私人部门为完全理性经济人时,与是相互独立的,且,令,得:
(10)
此时,最优PPP项目价值增值期望为:
(11)
此时,最优PPP项目价值增值期望为:
互惠性偏好视角下,与呈线性关系,假设,且,则,其中表示私人部门的互惠性偏好程度,将代入式(9)的约束条件,有:
令,,有:
令,,,则私人部门协同合作激励二阶条件为:,且,或且。
结论2:互惠性偏好视角下,私人部门的最优控制权范围为,存在临界值;当控制权份额大于临界值时,私人部门不会选择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当控制权份额小于临界值时,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越大,其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水平越高,此时,控制权份额与互惠性偏好程度、投入成本系数正相关,与协同合作产出权重负相关。
促学性评价对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学习动机及写作能力的影响研究 ……… 王同顺 朱晓彤 许莹莹(3.46)
所以有:
因此,根据二元函数极值性质,欲使在(,)取得最大值,那么:,则最优控制权分配范围:
(12)
此时,私人部门的最优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水平为:
(13)
2.2.2互惠偏好下的最优控制权分配及最优投入水平
(14)
3 模型分析与结论
结论3:互惠性偏好下的PPP项目价值增值大于完全理性时的项目价值增值。而且,互惠性偏好视角下,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与项目价值增值呈非线性正相关。
证明:由,令,得;则由,有,进而,,所以与、正相关;,所以与负相关。
通过惠州市阳光用药监察平台系统收集8家医院(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惠州市中医医院、惠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惠东县第一人民医院、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龙门县人民医院)进行根除Hp治疗患者的资料。共纳入根除Hp有效门诊处方23604份。
因为,且,所以与是线性正相关关系。
因为:
证明:由可得,当,即时,有(不进行基本投入);当,即时,有;又因为,所以当时,越大,越大。
因为,,所以与、正相关;因为,所以与负相关。
同理可得:考虑互惠性偏好,当时,私人部门不会选择合作投入;当时,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与合作投入水平是非线性正相关关系,即越大,越大。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村里陪葬的冥器吗……而且道长和那个胖客人也说这个上面有阴晦之气……难道不是原来的主人含冤而死,才沾了妖气吗?”王祥混乱了起来,思维都不连贯了。
结论1:完全理性视角下,私人部门的最优控制权份额为,即控制权份额与基本投入产出权重、协同合作产出权重正相关,与投入成本系数负相关;且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越大,其基本投入水平越高。
可以看到,显示面板顶端有1/2/3的三排LED显示灯带,代表当前每个滤芯的使用状态,满格为最佳,降至1格甚至更低则提示用户应及早更换滤芯。
总之,在农村小学的作文教学中,作为教师必须有效地去引导,大胆地实践。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充分结合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丰富和完善农村小学作文写作教学的方式方法,注重他们的自由表达,注重他们的素材积累,注重他们的吸收借鉴,不断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相信总有一天学生会爱上写作文。
证明:完全理性()情景下,假设私人部门会选择最优的投入水平,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期望值为:
而互惠性偏好情景下,PPP项目价值增值的期望值为:
则:
因为,所以。
4 模型参数模拟验证
从模型构建和分析可知:完全理性视角下,PPP项目控制权份额仅与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正相关;在考虑互惠性偏好后,PPP项目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水平强相关,与项目价值增值呈非线性正相关,且控制权存在可行域区间和阈值效应。为了直观地反映完全理性与互惠性偏好下,PPP项目控制权份额对私人部门投入水平和项目价值增值的激励效应差异,对模型中的部分参数进行赋值,并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模型分析的正确性。
4.1 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投入水平的关系验证
4.1.1完全理性下控制权份额与投入水平的关系
任意取,分别为0.1,0.3,0.5,0.7和1.0时,代入式(10),得到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水平函数为:
,。
图2 完全理性时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基本投入水平的关系
由图2得到,在完全理性情景下,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与其基本投入水平呈一条光滑的直线,两者是线性正相关关系,结论1得到验证。另外,私人部门的投入水平还与私人部门的投入成本系数和协同合作产出权重紧密相关;但只要投入成本系数和协同合作产出权重一定,那么私人部门控制权份额越大,其基本投入水平就越高。
4.1.2互惠偏好下控制权份额与投入水平的关系
任意取,,,代入式(10)和(13),得到,,关于的函数分别为:
并分别令,运用Mathematical 9.0软件仿真模拟得到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互惠偏好下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基本投入水平的关系
图4 互惠偏好下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合作投入水平的关系
由图3可以看出,完全理性()时,控制权份额与基本投入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呈一条由左向右逐渐向上倾斜的直线(见图3(b)中的斜实线),两者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结论1得到进一步验证。
考虑互惠性偏好(),且时,私人部门控制权份额与基本投入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呈一束由原点向右上方逐渐凹曲的曲线族(见图3(b)中的实线()、点线()、点划线()、虚线()和双点划线()),两者呈非线性正相关关系。结论2得到验证。由于曲线族位于斜实线上方,故与完全理性假设相比,考虑互惠性偏好时,控制权份额的增加对投入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和强化作用,即控制权作为激励策略而强化了激励效应。当,如图3(b)中当控制权份额处于虚竖线()的右边时,私人部门的基本投入为零,即控制权份额一旦大于临界值反而带来投入无效率。结论2得到验证。
于是私人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4.2 控制权份额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关系验证
任意取,,,,将相关参数代入式(11)和式(14),得到完全理性时的项目价值增值、互惠性偏好下的项目价值增值分别为:
设有2个私人部门,其控制权份额分别为:,,并假设彼此的互惠性偏好为,,,计算PPP项目价值增值见表1。
“海峡号”主要的特点是排水量小,操纵灵活。海上航速通常是普通货轮的2至4倍。高速航行给瞭望工作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使得航行中不易发现的小目标都成了潜在的威胁。由于“海峡号”狭长的双片体的最前端非常细薄,遇到海上坚硬漂浮物极易受到损害。例如船舶掉落水中的油桶,集装箱或者其他物品等。台湾暴雨季节经常有很多木头从山上冲下来,漂浮在水面上,风浪大时,飘荡在波峰浪谷之间不容易被发现,威胁到船舶的航行安全。
表1 完全理性和互惠性偏好下的PPP项目价值增值
由表1可知,
胡彦林委员实际上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病险水库的问题,第二个是灌溉水利用效率的问题,第三个是发展旱作农业的问题。
,
即考虑互惠性偏好下PPP项目价值增值一定大于完全理性下的项目价值增值,且价值增值随着互惠性偏好程度的增加而增大。结论3得到验证。
进一步假设两个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分别:,;,;;三组情景,且设。计算PPP项目价值增值如表2所示。
表2 互惠性偏好视角下控制权份额与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关系
由表2可得,互惠性偏好视角下(),私人部门的控制权份额越大,PPP项目价值增值越大。而当时,PPP项目价值增值趋于最大。结论3得到进一步验证。
5 结论与管理启示
在异质性私人部门组建联合体参与PPP项目成为效率选择的市场背景下,本文主要研究了如何合理配置私人部门间的控制权以激励私人部门积极努力、协同合作,实现PPP项目价值增值最大化。通过前面的分析和论证,本文得出的理论研究结果是:①完全理性视角下,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基本投入水平呈线性正相关,且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基本投入产出、协同合作产出正相关,与投入成本负相关。该结论表明,此时控制权分配是一种只注重产出的“结果导向型”激励策略。②互惠性偏好视角下,有两种情况:当控制权份额大于临界值时,私人部门不会选择基本投入和合作投入;当控制权份额小于临界值,即时,控制权份额与私人部门投入水平和项目价值增值呈非线性正相关,且控制权份额与互惠性偏好程度、投入成本正相关,与协同合作产出负相关。该结论表明,此时控制权分配是一种兼顾过程和结果的“混合导向型”激励策略。
上述理论研究结果蕴含的管理启示在于:
(1)PPP项目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应遵循私人部门既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又具有互惠互利社会性偏好的行为特征,应根据私人部门的互惠性偏好、投入成本、协同合作产出等因素综合权衡确定控制权上限。由完全理性下只注重产出的“结果导向型”的控制权分配激励策略,转变为兼顾合作动机考察和合作过程激励的“混合导向型”的控制权分配激励策略,进而实现私人部门积极参与、多主体合作效率提升和PPP项目价值增值的多赢局面。
3.腹腔注射10%的磺胺嘧啶钠10 ml、10%的维生素C5 ml、地塞米松5 ml、次亚硒酸钠-维生素E3 ml(体重50 kg猪的用量)。
(2)两种假设条件下的激励效应差异表明,互惠性偏好视角下,控制权份额对私人部门投入水平和PPP项目价值增值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即控制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而进一步强化了激励效果。因此,无论在公共部门或者私人部门选择合作伙伴,还是在分配私人部门之间的控制权时,都应该考虑互惠性偏好这一关键因素。实践中,互惠性偏好体现在参与方之间产业链紧密程度,企业历史沿革,过往合作经历,业务拓展需求,以及各参与方股权关系等方面,政府方可通过设置以上方面的评审题项来了解合作方的互惠性偏好程度。
(3)在具体分配PPP项目私人部门间的控制权时,在厘清和明确PPP项目公司(SPV)治理架构和股权约定的前提下,探索PPP项目公司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优化。若涉及到设计、施工、装备制造或运营方面的事宜应由相应的专业公司负责,掌握控制权,以此强化“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效果;若涉及融资需求及资金管理方面的具体事宜则由纯财务投资者掌握控制权,充分发挥其资金管理能力。从而激励不同专业的多主体以最优的投入水平协同合作,优势互补,实现PPP项目价值增值最大化。
参 考 文 献
[1] Acerete J B, Shaoul J, Stafford A, et al. The Cost of Using Private Finance for Roads in Spain and the UK[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0, 69(Supplement): S48-S60.
[2] Hwang B G, Zhao X, Gay M J S.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s in Singapore: Factors, critical risks and preferred risk al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cto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3, 31(3): 424-433.
[3] Wang Y. Evolu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models in American toll road development: Learning based on public institutions' risk manag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4, 33(3): 684-696.
[4] Wiewiora A, Keast R, Brown K.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ngaging Citizens in the Co-Production of Infrastructure-Based Public Services in Australia[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6, 18(4): 1-25.
[5] 亓霞,柯永建,王守清. 基于案例的中国PPP项目的主要风险因素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9(05): 107-113.
[6] 张云华,丰景春,李明,等. 互惠性偏好视角下PPP项目社会资本的控制权分配模型[J]. 控制与决策. 2018, 33(3): 514-520.
[7] Grossman S J, Hart O D.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4): 691-719.
[8] Hart O, Moore J.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1-19.
[9] Hart O, Shleifer A, Vishny R W. The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127-1161.
[10] Besley T, Ghatak M. Government versus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good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1, 116(4): 1343-1372.
[11] Francesconi M, Muthoo A. Control Rights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C]. LonDon: University of Essex, 2006.
[12] 张喆,贾明,万迪昉. PPP合作中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中国医疗卫生领域内的PPP合作为例[J]. 管理评论. 2009, 21(09): 29-38.
[13] 张喆,贾明,万迪昉. PPP背景下控制权配置及其对合作效率影响的模型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09, 23(03): 23-29.
[14] 张喆,贾明. PPPs合作中控制权配置实验[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 21(02): 166-179.
[15] 胡振. 公共项目公私合作(PPP)控制权配置的决策模型[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4(01): 90-96.
[16] 孙慧,叶秀贤. 不完全契约下PPP项目剩余控制权配置模型研究[J]. 系统工程学报. 2013, 28(02): 227-233.
[17] 曹宏铎,李旲,郑建龙. 公共项目控制权配置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 2014, 28(02): 55-63.
[18] 戴昌钧,郁屏. 团队合作中提供帮助de最优委托权安排模型[J]. 管理评论. 2003, 15(12): 13-16.
[19] 杜亚灵,王剑云. BT模式下工程项目控制权的合理配置研究——基于多案例的比较分析[J]. 软科学. 2013, 27(05): 56-61.
[20] 王欢明,吴光东,诸大建. 基于合作治理的公交服务控制权配置及其对效益的影响:以上海市公交服务为例[J]. 管理工程学报. 2014, 28(04): 125-131.
[21] Ho S P. Real Options and Game Theoretic Valuation, Financing and Tendering for Investments on Build -Operate -Transfer Projects[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1.
[22] Faruqi S, Smith N J. Karachi light rail transit: a private finance proposal[J].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Architectural Management. 1997, 4(3): 233-246.
[23] Schaufelberger J E, Wipadapisut I. Alternate Financing Strategies for Build-Operate-Transfer Projects[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2003, 129(2): 205-213.
[24] 曹龙,胡利利,王雷. 联合创业投资战略联盟契约设计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4): 15-19.
[25] 刘学,马宏建. 研究开发联盟中的控制权配置:中国制药产业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4(06): 28-38.
[26] 张琰飞,吴文华. 基于谈判的技术标准联盟成员利益协调研究[J]. 科研管理. 2011, 32(02): 52-58.
[27] 陈叶烽,叶航,汪丁丁. 超越经济人的社会偏好理论:一个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综述[J]. 南开经济研究. 2012(01): 63-100.
[28] 吴正泓,陈通,张保银. 间接互惠下公共文化PPP项目机会主义行为[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06): 80-84.
[29] Rabin M.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5): 1281-1302.
[30] Cropanzano R, Mitchell M 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2005, 31(6): 874-900.
[31] 蒲勇健,刘敬伟,张同健. 基于SEM模型的互惠性偏好经济效应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09, 23(08): 5-11.
[32] 李双燕,万迪昉,史亚蓉. 互惠的激励作用研究:经验证据及启示[J]. 管理工程学报. 2009, 23(02): 152-155.
[33] Kretschmer T, Puranam P. Integration Through Incentives Within Differentiated Organization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8, 19(6): 860-875.
[34] 张维新.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35] 卢周来. 合作博弈框架下企业内部权力的分配[J]. 经济研究. 2009(12): 106-1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otivation model of PPP control rights under entirely rational and reciprocal preference:Based on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among private sectors
ZHANG Yun-hua1,2, FENG Jing-chun1,4, ZHANG Ke1,3, YAN Hua-dong5
(1.Hoha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211100, China; 2.Hoha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roject Management Nanjing 211100, China; 3.Hohai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 Centre, Nanjing 211100, China; 4.Jiangsu Provinci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World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jing 211100, China; 5. Jiangsu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enter, Nanjing 210003, China)
Abstra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is an innovative cooperation model which introduces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service and infrastructure.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un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will lead to changes, disputes or even complete failur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is the requirement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efficiency and the success probability of projects and to achieve a win-win result. There are two aspects in the allocation of PPP control rights: one is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and the other is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in private sectors. The present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former rather than the latter topics. The present researches also assum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is entirely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ignores its reciprocal social pre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The private sector is in the social network where the multi-dimensional factors such as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cy coexist. Cooperative behavior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s is not completely based on its optimal utility, but on sta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creased reputation. Consequently, the private sector uses not only selfish rationality but also reciprocal social prefere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and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fer actual, and the control rights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private sector. Firstly, the motivational model of the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tirely rational is established, and then reciprocal social preference is implemented. The optimal feasible domain of PPP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iprocal preference is provided.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and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tirely rational and reciprocal preferen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share of control rights on the level of input and value-added project in the private sector. In the last, this paper conducts a parameter simulation and test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tirely rational, the share of control rights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its output and synergy output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input cost. (2)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ciprocal preference, when the share of control rights exceeds a critical value, there are no basic input and synergy output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en the share of control rights is less than the critical value, the share of control rights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degree of reciprocal preference and input cost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ynergy output.
In th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of PPP, when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 choose their partners, it should examine the reciprocal preference of each party besides taking core technique and managerial skill into consideration. In practice, the reciprocal preference is reflected in the closeness of industrial chain, enterprise history, past cooperative experience, the need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the share right relation among partners.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 can know the degree of reciprocal preference of its partners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appraisal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it should weigh and define the bound of control rights in a comprehensive manner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reciprocal preference, input cost, and synergy output. Therefore, the motivational strategy of allocation of control rights is transformed from a result-oriented one which focuses on output into a blend-oriented one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both examination of cooperative motivation and process. The motivational strategy can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in which private sector actively participates, multi-agent cooperation efficiency is improved and the value of PPP project increases.
Key words: PPP; Control rights; Reciprocal preference; Project value-added;Incentive effect
中文编辑:杜 健;英文编辑:Charlie C. Chen
收稿日期:2017-02-07
修回日期:2019-03-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4AZD02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5CJL02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B06214、2015B08214);江苏省水利工程PPP项目机制创新与政策建议研究(2015097)
作者简介:张云华(1983—),女,云南大理人;博士;研究方向:工程管理与项目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62(2019)04-0151-008
DOI:10.13587/j.cnki.jieem.2019.04.018
标签:ppp论文; 控制权论文; 互惠性偏好论文; 项目价值增值论文; 激励效应论文; 河海大学商学院论文; 河海大学项目管理研究所论文; 江苏省“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河海大学国际河流研究中心论文; 江苏省工程咨询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