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183;五宗世家》之“河间献王”事迹疏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间论文,史记论文,事迹论文,世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5-0077-15
一、关于《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之关系问题
司马迁结撰《太史公书》，到他绝笔之时，《太史公书》(即《史记》)的型态究竟如何？迄今也不甚详悉。按《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说：“骃案：《汉书音义》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这段话非但未能解决问题，却更启人疑窦。纪昀《四库总目》之《史部》之《正史类一》为《史记》一百三十卷作提要曰：“汉司马迁撰，褚少孙补。迁事迹具《汉书》本传。少孙据张守节《正义》引张晏之说，以为颍川人，元、成间博士。又引褚
家传，以为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时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号‘先生’。二说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过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远也。案迁《自序》，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为百三十篇。《汉书》本传称其十篇阙，有录无书。张晏注以为迁殁之后，亡《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刘知几《史通》则以为十篇未成，有录而已，驳张晏之说为非。今考《日者》、《龟策》二传，并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为补缀残稿之明证，当以知几为是也。然《汉志》‘春秋家’载《史记》百三十篇，不云有阙，盖是时官本已以少孙所续合为一编，观其《日者》、《龟策》二传，并有‘臣为郎时’云云，是必尝经奏进，故有是称。其‘褚先生曰’字，殆后人追题，以为别识。周密《齐东野语》摘《司马相如传》赞中有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之语；又摘《公孙弘传》中有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语。焦竑《笔乘》摘《贾谊传》中有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语。皆非迁所及见。王懋竑《白田杂著》亦谓《史记》止纪年而无岁名，今《十二诸侯年表》上列一行载庚申甲子等字，乃后人所增。则非惟有所散佚，且兼有所窜易，年祀緜邈，今亦不得而考矣。然字句窜乱，或不能无，至其全书则仍迁原本……”②此至少说明《史记》的著作权，不仅止于张晏所明指的“十篇缺”的问题。
崔适著《史记探源》卷三《孝文本纪》第十说：“案：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后五年，皆无文，《汉书》有之。‘孝文帝从代来’至‘兴于礼义’，在《汉书》为赞语，此乃移入纪中‘帝崩’之前，何其颠错而残缺也。张晏云‘《景纪》亡’，当是《文纪》之误。小司马所谓取班书补之者，在此不在彼也。不然何由录班赞？且太史公于《高》、《惠》、《景纪》帝崩皆谥，此纪独否，高后、惠、景崩皆不地，此于未央宫，皆与班书合，可为录取班书之证。”③此说颇具见地，但是依然局囿于“十篇”之陈说，即使看到了《孝文本纪》拼凑《汉书》的痕迹，却还是要在“十篇”之数中，置换另外一篇，以确指此篇属于“十篇”之一，其失在于过分轻信“十篇”的说法。
今本《史记》中，除了上述“十篇”，是否还存在非出自司马迁之手的篇章？我以为颇存疑点的，要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以下简称《淮传》)。对比《史记·淮传》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两者文字以及叙述脉络非常相近，其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然而，自古以来，学界均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班马异同论”的显著一例，自然是后出的《汉书》因袭了前代的《史记》。可是却忽略了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史记·淮传》本身就非司马迁的手笔，其文另有来历。
证据之一，淮南王狱属于冤案，此在案发当时，就属天下共识。观《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朝廷严惩淮南王，铁证之一，就是淮南王所养谋士伍被的证词，伍被或许是揭发淮南王谋反之最力者，亦或许是朝廷假借伍被之名，捏造莫须有之词。如何在史书中处置伍被其人，《汉书》在《淮南王传》后，紧接着就是《蒯伍江息夫传》，此传中蒯通之与韩信、伍被之与淮南王、江充之与戾太子、息夫躬之与东平王，此蒯、伍、江、息夫四者，皆仲尼所谓“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四人均属利欲熏心胆大包天之险士，其生平都与前汉一桩人神共愤的冤案相联系，而此传不置于韩信、戾太子及东平王传后，唯独列于淮南王传后，其意指太明确不过了，显然，史家的安排意在说明淮南王一案与韩信、戾太子等一样，同属招致陷害的千古奇冤③。
《汉书》中此种安排，即使不一定出自班氏父子之擘画，总之，亦透露出史家的责任感和良心。此传再回复到司马迁《史记》，班、马对此记述几乎是雷同的，班《书》至少有上述皮里阳秋的暗示，甚至为之洗冤的文字，而在《史记》中，《淮传》却被孤置于“七十列传”之中，似乎对此案定性为藩国谋反之事。殊不知，淮南王案株连甚广，无数人为之丧命，是武帝朝政治转向集权独裁的标志性事件④。司马迁痛恨专制暴政，对淮南王其实怀有同情之心，在《史记·酷吏列传》中，他对铸成淮南王冤狱的刀笔吏，作出严厉的鞭挞，博士狄山与张汤争论伐匈奴事，狄山反驳张汤说：“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而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更是大段引用了淮南王刘安的话，来赞颂屈原之《离骚》，足见司马迁对刘安的推崇⑤。因此，《史记·淮传》的叙述倾向，与司马迁本人存在着显著的矛盾和牴牾，从对史学真实性、可信度的追求来判断，司马迁绝不逊色于班固，若以扬雄赞许《史记》为“实录”的史家品格来衡量，即使司马迁有记叙淮南王命运的文字，也断断不可能写成今本《史记·淮传》这样的面貌。若按《史记·淮传》所谓“太史公曰”，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诠释淮南王父子“再亡国”的宿命，此与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学观相悖，此“太史公曰”实属可疑。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记年岁》说：“……论者遂谓迁遭李陵之祸，始发愤作《史记》，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谓，父谈临卒，属迁论著列代之史。父卒三岁，迁为太史令，即石室金匮之书。为太史令五年，当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后五百年之期，于是论次其文。会草创未就，而遭李陵之祸，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无怨。是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又《报任安书》內谓：‘安抱不测之罪，将迫季冬，恐卒然不讳，则仆之意终不得达，故略陈之。’安所抱不测之罪，缘戾太子以巫蛊事斩江充，使安发兵助战，安受其节而不发兵。武帝闻之，以为怀二心，故诏弃市。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阅八年。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馀年也。其《自序》末谓：‘自黄帝以来，至太初迄。’乃指所述历代之事，止于太初，非谓作史岁月至太初而迄也。”⑥淮南王狱发生在李陵事件之前，即使退一步讲，太史公如果曾有违心的记载，那么到李陵之祸发生之后，司马迁思想情感俱发生了巨变，其史学理想更为超迈、升华。按照赵翼的观点，自天汉二年至征和二年，甚至更后，司马迁尚有充裕的时间来“删订改削”自己的著作。后汉王充《论衡·书解》说：“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他是班彪的门人，故有此见；而最熟悉景帝、武帝削藩宗旨、策略的司马迁，难道对淮南王蒙冤內情的了解，还不如班彪和王充？因此，按照司马迁的崇高史德，对于“今上”他都毫不畏惧，敢于秉笔直书，面对淮南王冤狱，他理应将之昭示于天下后世，而定非如《史记·淮传》那样，畏葸圆滑，首鼠两端，竭力回护武帝朝廷。
证据之二，按照汉家制度，惩治诸侯谋反之事例由宗正参与，施行朝廷“家法”，而宗正深悉事情的原委，可以认为，《史记·淮传》本是一份证成淮南冤狱的定谳之词，宗正当与此文所记录的淮南王事迹存在不解之缘。按《史记·淮传》，在处置老淮南王，也就是高祖少子刘长时，具名弹劾者就有“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而观《汉书·楚元王传》，前汉宗正一职，例由楚元王刘交的子孙后代来担任，楚元王刘交孙子刘戊次子休侯刘富一支，刘富子刘辟疆，他就是刘向的祖父，而刘向祖父辟疆、父亲刘德以及刘德长孙刘庆忌都身列宗正之位，楚元王一系堪称宗正世家。《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由于楚元王次子刘郢客曾任宗正，子承父职，因此，在文帝朝，此刘逸盖属刘郢客之子，他曾参与治老淮南王案。元狩元年十一月，武帝诛灭淮南王，《史记·淮传》记述：“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汉书·淮南王传》说：“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元狩元年，宗正恰由刘受担任，而按《汉书·王子侯表上》所述，他是楚元王儿子沈猷夷侯刘岁的儿子，刘岁是刘向曾祖父刘富的弟弟。《史》、《汉》均隐去了此宗正“刘受”的名字，《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刘受的结局，说：“沈猷侯刘受为宗正，二年坐听不具宗室论。”语焉不详，《汉书·王子侯表上》颜师古注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依然不明其获罪的细节。其实，刘受在主持办理淮南王案过程中，必然受命于武帝，滥杀无辜，血债累累。譬如《汉书·王子侯表上》说：“有利侯钉，城阳共王子，元狩元年，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刘受所知道的秘密太多，刘受手上所沾的鲜血亦太多，因此，武帝在借刀杀人之后，就马上把他弃置了。《史》、《汉》故意隐去其名字，这正透露了笔者与此人的利害关系，颇有为亲者讳的意思⑦。
《汉书·楚元王传》必有所本，当非完全出自班氏父子之手，而大致属于刘向、刘歆自撰，此种可能性更高。此传描绘刘向父亲刘德，突出他“修黄老术，有智略”、“德宽厚，好施生”，相对于残酷的淮南王案，若以刘德此种个性，似乎与此血腥屠杀无涉；只是在叙述刘德儿子刘更生(向)时，才语涉“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枕中鸿宝苑秘书》)，此一则把刘德曾参与治淮南王冤狱事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他仅是一局外人而已；二则亦透露刘德其人既参与其事，必深知其中原委。作为主办淮南王案的宗正刘受和参与其事的侄孙刘德，事后，理当撰成一篇结案谳词，《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⑧武帝已为此案定调，所以谳词也必须与此相符，现在看来，《史记·淮传》与武帝的定调几乎一致，并不敢越雷池半步，这可以证明此一列传的性质，确乎是一篇定谳之词，换言之，《史记·淮传》是迎合武帝上述诏书的口径来撰写的，而此篇出自刘受、刘德之手笔，后经刘向、刘歆之润饰，其可能性完全存在⑨。
证据之三，在《史记·淮传》中，夹杂着一些朝廷诸侯、皇帝后戚之间的恩怨情仇，此固为向之读《史记》者，不甚明其缘由。《史记·淮传》说：“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10)武安侯田蚡，按《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叙述，他是“孝景后同母弟也”，“以王太后故，亲幸”，骄横异常，他后来成为魏其侯窦婴的死对头。而窦婴则是窦太后的从兄子，尤能维护汉刘之天下，极为宗正刘氏所激赏。《汉书·楚元王传》说：“初，休侯富既奔京师，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属籍。后闻其数谏戊，乃更封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惩山东之寇，求留京师，诏许之。富子辟疆等四人供养，仕于朝。”《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当时外家尤其窦太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多与诸侯王联姻(11)。楚元王后人刘富一支幸亏与窦太后尚存较近的亲戚关系，才免去了“削属籍”的厄运，因此，刘辟疆和刘德以至其子孙自然对窦氏感恩戴德。田蚡作为窦婴的死敌，而且其恣睢也侵犯到刘姓诸侯的既得利益，自然也就是刘德子孙的对立者，口诛笔伐，亦理所当然。所以在治淮南王狱时，撰写定谳之词，也就是《史记·淮传》，凸显武安侯田蚡与淮南王的私密关系，正是对刘、窦利益同盟之共同敌人的报复；《史记·淮传》引述伍被劝谏淮南王的话曰：“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內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吴王财雄，他曾大肆贿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必须关注文中之“独窦氏不与”，此种叙述无疑可以视作对窦氏恩德的酬谢，其投桃报李之痕迹也就昭然若揭了，说明此传的作者袒护窦氏，且不遗馀力；《史记·汲黯列传》说：“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內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丞相，如发蒙振落耳。’”其实在武帝朝，汲黯并非得势者，更无兵权在握。《史记·汲黯列传》叙及淮南王谋反，却十分惧怕汲黯，谋反之事本属子虚乌有，惧怕汲黯更是如同梦呓，令千古读者心存似是而非的感觉。而之所以有如斯言论，观《史记·汲黯列传》说汲黯：“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灌夫是窦婴的死党，而刘弃，《索隐》谓“《汉书》名弃疾”，他也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人，他与汲黯等结盟，一致攻击公孙弘、张汤等政敌，故而《史记·淮传》中赫然有淮南王惮黯而轻易丞相之言，此正是出自楚元王后人如刘德、刘向及刘歆之手的缘故。
按《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迁对于卫青评价并不高，在司马迁的笔下，卫青唯唯诺诺，不过是一个谨守君臣分际，丝毫不敢僭越的后戚人物(12)。而《史记·淮传》引述伍被赞美大将军卫青的话曰：“材干绝人……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并说：“一日发兵，使人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两传在叙述的尺度上，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作为朝廷宗正，后戚对于刘姓诸侯威胁甚大，刘德、刘向及刘歆祖孙三代十分关注后戚的问题，而卫青不恃宠干政，恰是后戚的典范，所以在《史记·淮传》中，卫青得到了在司马迁那里所不能得到的赞誉。
总之，这些错综复杂的恩怨关系，只能潜滋暗生于刘姓诸侯之內部，而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则与之无涉，作为伟大的史家，他的关注点亦不会聚焦于此种个人恩怨，此亦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史记·淮传》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
证据之四，在《史记·淮传》中，一些关于灾异的叙述方式出自刘向而非司马迁。《史记·淮传》记载：“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土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如此将十分晚近的政治事件与天象相关联，作出实用主义的解释，覆按诸《史记·天官书》，其中并无相同的记载。关于天象研究，太史公具备职业性之所擅，他“究天人之际”之荦荦大者，《史记·天官书》说：“太史公曰……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
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将天象与时下的政治纷争结合起来，以作庸俗的比附，对此司马迁深感不屑。
而《汉书·天文志》说：“孝武建元三年三月，有星孛于注、张，历太微，干紫宫，至于天汉。《春秋》‘星孛于北斗，齐、宋、晋之君皆将死乱’。今星孛历五宿，其后济东、胶西、江都王皆坐法削黜自杀，淮南、衡山谋反而诛。”此其实也是刘向、刘歆的观点，这与《史记·淮传》的叙述桴鼓相应，是相吻合的。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引赵翼《廿二史札记》谓“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馀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13)据此，更可知《史记·淮传》所出现的上述言灾异的文字绝非司马迁所作。《汉书·五行志上》说：“宣、元之后，刘向治《榖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颜师古注曰：“……以《洪范》义传而说之。传字或作傅，读曰附，谓附著。”借助天象灾异以攻击政敌，确乎是向、歆父子之惯用伎俩，这更证明《史记·淮传》非出自司马迁之所撰(14)！
一旦认定《史记·淮传》非出自司马迁之手笔，然则兹事体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导致对于《史记》中相关篇籍的全新认识，可以推测，《史记》中非出自司马迁以及遭后人窜改的文字，当远出上述所谓“十篇”的范围，《史记》之辨伪工作将任重而道远。
二、关于《史记·五宗世家》的著作权及相关儒家经学问题
清吴见思《史记论文》评《五宗世家》说：“前作一总序点出，后逐段序完，分枝布叶，挈领张纲，楚楚有法，是《史记》中一篇谨严文字。诸传中有不序者，有先提后序、先序后提者，有借相二千石诸使过客侧面描写者，有只写其余事者，种种变法，一节一样，是小中见大法也。通篇俱以短劲之句，详尽宛曲。数行之中，笔无余事，事无余情，是史公佳制。”(15)此说仅凭文辞以论太史公，无非皮相之见。
此篇之后紧接着《史记·三王世家》，而《三王世家》非司马迁所作，故早就引发我认为置于此篇之前的《五宗世家》亦属司马迁死后他人补作的猜测，现在恰有证据印证我的推测。首先，《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史记·五宗世家》对照《汉书·景十三王传》，记录景帝除武帝之外，其馀十三子的生平梗概。在景帝十三子中，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四年徙为赵王，他多內宠姬及子孙，立五十馀年，属于景帝诸子中在位时间最久者，而计算其在位之末年，已逾太初元年。按照夏燮撰《校汉书八表》卷二《诸侯王表》，考订赵敬肃王彭祖：“景帝子，二年二月甲寅立为广川王，四年徙赵，六十三年薨。”夏氏加按语曰：“按立六十三年薨，则武帝太始四年也。故下行顷王昌嗣，在征和元年。然证之本纪及传，俱云彭祖以征和元年薨，与此表相差一年。二月甲寅，二当作三。”(16)显然更大大超越了太初之下限，便与《史记》“至太初而迄”的编撰体例不合，说明此篇非司马迁作。《史记·五宗世家》还述及此赵王太子之事，而对时间含混其词，只是说到：“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卻，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此一则彭祖太子事，其发生之年，当超越太初时限，而此文故意略去时间，以合太初之年限，更有欲盖弥彰之嫌疑；另则，江充诬陷戾太子，导致戾太子之败，时在征和二年，此事方令江充恶名昭彰，因此，司马迁撰史，此人尚属鼠辈无名，故不当如此出现于太史公之笔下(17)。
其次，《史记·五宗世家》也有牵涉淮南王案者，其间江都易王非的儿子建因受淮南王案牵连而被迫自杀；胶东康王寄，吏治淮南之事，被揭露暗中备战，以致忧伤而死；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之七《史记称武帝》说：“《史记·周阳由传》：‘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由最暴酷。’迁不应称武帝，殆褚先生辈语也。”(18)此说甚确，按《史记·酷吏列传》说：“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其人覆灭，在于连坐淮南王案，而记述淮南王谋反及其同案者非司马迁，所以足证此周阳由传亦非司马迁所作。依此类推，《史记·五宗世家》亦属相同情形。按《汉书·五行志上》记述：“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西、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此番记述，无疑出自刘向、刘歆，恰好与《史记·五宗世家》相对应，武帝要借助淮南王案，削黜同父兄弟之藩国，而身为宗正的刘德深知其事，其子孙向、歆父子则附会之以灾异。若此出自司马迁之手，史笔则不会如此循规蹈矩；而此种叙述尺度亦与《史记·淮传》相统一，此足见《史记·五宗世家》盖与《史记·淮传》同一性质，非属司马迁所写，乃汉刘诸侯王的內部秘密，为向、歆父子所记录，舍此之外，并无他人可凭空杜撰。若明确《史记·五宗世家》著作权归向、歆父子，则可藉以了却学术史上的大段公案，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史意义。
《史记·五宗世家》开篇叙述栗姬所产三子时，并不序齿排列，而是首列河间献王德，其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语词至为简洁，但是寓意却非常深远。《论语·里仁》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盐铁论》卷第二《论儒》第十一说：“文学曰：……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9)指河间献王刘德执著于儒家的仁、义观，此联系当时思想界学术界的实际情形，具有深刻的含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从建元到元封年间，以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为分水岭，黄老道德之术与儒术之争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而司马谈“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此与治《齐诗》的辕固生所说：“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透露出一样深沉的忧患意识。武帝崇儒，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司马迁特意点出：“公孙弘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而且其学术特点是“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此正反映出武帝儒表法里的政治本质。与其施行这样的儒术，还不如坚守黄老道德之术，这是太史公父子的观念。后《汉书》本传讥讽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黄老”属于战国思想，尚具自由的特性，而“六经”则是缘饰了的儒术，已陷入大一统的禁锢，在此意义上言，司马谈堪称最后一个战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捍卫者。面对专制政治骎骎乎甚嚣尘上，仁义为礼法所汩没，《论语·八佾》：“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河间献王坚持儒家的仁和义，也就是孔儒的真精神，便显示出对峙武帝假儒学的立场，要与武帝分庭抗礼！按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秦汉史》的考察，秦汉之间，不绝如缕地贯穿着东方以齐鲁儒学为代表的一方，与西方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另一方的尖锐角力，而得势的帝王，则喜与三晋人士为伍，钱穆先生指出三晋之士“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20)，一言以蔽之，偏于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而真儒学则尚存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观，两者往往是朝、野的分歧，也正是儒家道统和法家政统之间的对立，是难以调和的。《汉书·元帝纪》记载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劝宣帝：“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回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其实在刘汉现实政治中，王道仅仅是点缀而已，霸道才是根本之所在。《史记·五宗世家》述及“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此“山东”地域的特别点出，正强调了河间献王的学术和思想取向，文、景、武三帝用人好三晋之士，排斥“山东诸儒”；而河间献王则与之相反，偏好礼遇“山东诸儒”，此种立身姿态、学术趣味就颇具挑战性，这当然亦与其藩国的身份、处境密切相关(21)。
《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馀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22)此段文字记叙刘德其人，显然比《史记》翔实得多，但是基本内容与《史记》却并无二致。而按《汉书·叙传》又说：“穉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斿是班穉的兄长，他曾“与刘向校秘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班嗣继承了其父亲班斿的秘籍，班彪自幼与班嗣共砚席，故也有缘阅读班斿所收藏文献资料，而此文献库大致是集合了刘向、刘歆及班斿之所藏。
所以《汉书·景十三王传》与《史记·五宗世家》一样，实非班氏父子能够写成，必然有所依傍，究其渊源，还是要追溯到宗正刘德及刘向、刘歆。在《汉书·景十三王传》文末，这样写道：“赞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高度推崇河间献王，其实也正是向、歆父子的心声。武帝专制的压力，亦令楚元王一系感同身受，若要伸张刘姓诸侯意志，经济军事的实力已遭朝廷剥夺，唯有学术的软实力，才是差可依托者也。
《史记·五宗世家》之《集解》引《汉明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河间献王之挑战，触怒武帝，河间献王只得偃旗息鼓，此纯属齐鲁儒学对垒三晋法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河间献王壮志未酬，仅如流星划过天空，而其影响却极其深远。身为世袭宗正的楚元王后人，刘德、刘向及刘歆均对朝廷社稷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23)，他们参与政治，已无实力作后盾，唯有以学术立命，谲谏朝政，而在武帝朝及之后，政坛学界，独尊儒术，楚元王后人亦必须顺应潮流，完成从“修黄老术”的刘德，到以经学命世的刘向、刘歆之转型。故而，在刘氏博学的前辈宗亲中，淮南王刘安就不再是楷模，而河间献王刘德，这位与刘向父亲同名者，便成为楚元王后人治学的主要参照。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楚元王世家》第二十：“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梁玉绳按语曰：“《汉传》元王好书多艺，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浮丘伯，世有《元王诗》。诸子多贤，天子尊宠元王子比皇子。当与河间献王并号贤藩，而史公概不之及，谨叙在位年数，不亦疏乎？又高帝初封交为文信君，此亦失书。”(24)《史记·楚元王世家》乃向、歆父子自撰的今本《汉书》中的《楚元王传》的一个节录本(此《楚元王传》后来为班彪、固父子收入《汉书》)，向、歆将之置于《史记》之中，梁氏未曾顾及此点，但是认为楚元王和河间献王“并号贤藩”，却是有识之见。楚元王后人刘向非常仰慕河间献王这位宗亲先辈，一则他与自己的父亲同名；另则是由于二者学术倾向颇为接近的缘故。
刘向撰《说苑》，前汉人物，不计汉刘帝王，除了张良、萧何、王陵、陆贾、蒯通、袁盎、路温舒、枚乘、主父偃、吾丘寿王、胡建、霍光、杨王孙、于定国、邴吉和夏侯胜之外，引用其言论最多的就当推河间献王刘德。
其一，《说苑·君道》说：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
其二，《说苑·君道》说：河间献王曰：“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
其三，《说苑·建本》说：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
其四，《说苑·建本》说：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25)
此四则语录，虽无甚高论，却贯穿着以民为本和先富后教的儒家理念，尤其可贵者在于，河间献王认为“夫谷者”，至关紧要，令人民丰衣足食，才是施行礼义的前提，而不是让人民枵腹以遵循所谓的礼义。而孔子之后的儒者，恰恰经常违背这几则基本的信条，偏离了儒家的初衷，此亦反映河间献王和刘向对于孔儒本质的理解十分准确。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六《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好儒学”，梁玉绳引陈大令曰：“汉代贤王，河间称首，修学好古，表章《六经》。且毛公治《诗》，贯公传《左氏》，献王皆以为博士，并当时不立于学官者。其后《毛诗》独存，《左氏》盛行，实自献王发之。《史》俱不言，何疏略也。古称宗藩之贤曰间、平，谓河间王及后汉东平宪王苍。”陈氏根据《汉书·儒林传》，独表其有功于《毛诗》、《左氏》，此说明河间献王之于《毛诗》、《左氏》，并非仅仅古籍收藏，而是精神通贯于其间。
《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此亦完全植根于民本以论《诗》。
上述刘向《说苑·君道》引河间献王说：“……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苦者，利归于民也。”《孟子·尽心上》说：“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顺应民意，民虽劳而不怨，而治民者出自私利，过度劳役人民，则会导致人民的怨恨愤怒。当时武帝已显露出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的苗头，结合此种背景来看，所谓“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显然是针对武帝迈向法家独裁的有的放矢！故刘向所引述的河间献王言论也正是《毛诗大序》的重要注脚，为理解《毛诗》提供了值得珍视的参照。
关于《毛诗·桧风·匪风》之“谁能亨鱼”句，《传》曰：“亨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26)按清胡承珙撰《毛诗后笺》对此指出：“《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与毛《传》正同。”(27)此在毛《传》中虽十分罕见，但是其透露的信息却发人深省。《汉书·景十三王传》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其中《孟子》和《老子》在《汉志》中均列于诸子略，《汉志》中记述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志》“道家者流”中列有刘向《说老子》四篇，故最后总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番话亦属向、歆之见，其谈论诸子和儒家《六经》之关系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上述河间献王《传》中，亦有《老子》、《孟子》与儒家经典兼包并蓄，在文献上，推重“古文先秦旧书”，也即最接近孔儒真义的书籍，并且并不排斥道家学派的《老子》，此种文献书目的排列，代表一种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正可与刘向的学术思想相印证，也正体现借助《老》、《孟》等，以追寻孔儒原旨者的真知灼见。观《史家·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此说明，在儒家的集大成者孔子和道家的奠基者老子之间，两者固有心心相印的相通之处，而所谓老、儒相绌，“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完全是两家后学偏离了自家初衷之后所导致(28)。在去圣久远之后，尤其遭“齐东野人之语”以及杨、墨等的淆乱，儒家若要再返归孔子真精神，倒真有赖于透过《老子》等诸子的途径。由此可见，为河间献王作传者，亦深通其中缘由，实非向、歆父子者莫办。
孔子身后，七十子之徒所论，在河间献王搜集的儒家文献中，并无具体的书名，而《孟子》则是战国中期之后，学者要透过迷雾直抵孔儒思想的重要凭藉。河间献王保存《孟子》，亦颇具深意。
《孟子·万章上》说：“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两相对照，前者“以意逆志”，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一说：“汉、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而意为自己之意。夫我非古人，而以己意说之，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以意为舆，载志而游，或有方，或无方，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故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乃就诗论诗，犹之以人治人也。”(29)将志和意都属之于古人，然则读诗者为今人，古人之志和意不能无端地进入读者的意识之中，故此说谬误。其实，“志”和“意”两字意思相近，今人读《诗》，究其本质，乃以今人所处的时空，努力进入作诗者也即古人所置身的时空之中，即遥接古人者也，而如何衔接？志者，孔颖达所谓“情、志不分”，而情者本有情理、情意之说，而意者，则有意理之词。古与今，虽时空差异，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贯通古今，赖有情志、情意、情理和意理却是万古不变的，所以今人也能理解古人之《诗》，并把握作诗者的本意。
而后者，其所谓“实事求是”，范围超越《诗经》，扩大至整个儒家学术。但所面对的问题，同样是去圣久远，如何在今人的时空语境中神会古人时空背景下所产生的精神思想，所以“实事求是”，就是依傍“实事”，并且加之以此句之前的“修学好古”，坚持实证态度，以求证经籍固有之真谛，此既是学术宗旨也是学术方法。两者既相通，又相异，相通者在于目标一致，而相异者，则在于方法有别。前者以心击心，目击而道存，开出重义理的宋学一派；而后者则尽量穷尽实证的手段，力臻学理上的完美，则开启清人之实学，也即清人自己所标榜的重乎考据的“汉学”或“朴学”一派。
汉高祖刘邦出身卑微，亦不好学。唯有其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为孙(荀)卿门人也。刘郢(或刘郢客)是元王子，文帝时，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诗》学是楚元王及后人之家学。《史记·儒林列传》说：“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此种“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的学风，也深刻影响到楚元王后人，尤其是向、歆父子。
《汉志》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比较齐、鲁、韩三家《诗》，《汉志》说：“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此段文字无疑出自向、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鲁申公为《诗》训故，学风谨严，近乎古文经学一派的治学风格；而齐、韩两家则师心自用，过度阐释，显然偏离了《诗》的本义，此两家属于今文经学家的路数，向、歆对此颇为不屑。此种褒贬的态度，已经体现他们厚文字训诂而薄义理发挥的经学观。所谓“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由于此三家早立于学官，也缘于家学的因素，若只能在此三家中选优的话，当然《鲁诗》算是最接近本义的。然而，此三家之外，尚有河间献王所好的毛公之《毛诗》，它在前汉主流经学之外，即使向、歆没有作具体的评价，可是却有上述“与不得已”的潜台词，此说明他们也熟悉《毛诗》，《毛诗》为他们所崇敬的河间献王之情所独钟，故而，向、歆对《毛诗》亦有特别的期许。河间献王好古，认为越接近孔子本人的儒家学说越有价值，《鲁诗》不过出自荀卿，而齐、韩《诗》更是出自近人的杜撰，唯有《毛诗》远绍子夏，然则《毛诗》的价值自然应在三家之上。
向、歆父子基本确立了重视文字训诂以思接千载圣贤真谛的治学门径，此与汉代经学家中的“章句之徒”显然不同。对于当代的所谓儒者，他们抱有怀疑的精神。《汉书·董仲舒传》说：“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筦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此段文字中透露了重要的信息，刘向因为要拉大旗作虎皮，所以尊崇董氏，但是刘歆则以为董仲舒“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醇儒董氏也就存有几分不纯，言下之意，若要直抵孔儒嫡传，董氏也须在超越之列。
故刘歆较之于乃父，更有追寻儒家原旨的执著，与河间献王的治学理念几乎如出一辙。《汉书·楚元王传》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父子俱好古，博见疆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榖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榖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读者至此，不难发现，《汉书》在为河间献王和刘歆作传时，草蛇灰线，暗示着两者学术上的密切关系，《汉书·景十三王传》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两者对照，其实刘歆之主张，就是要把河间献王藩国学术提升为朝廷官学，甚至取代固有的今文经学的主流地位。此会动摇旧经学格局，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辩论其义，刘歆主动挑战，“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说出其名言：“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认为即使前者武帝崇儒，但是儒学尚处于和孔儒微言大义相脱节的状态，《汉志》将此两句警策之言置于篇首，奉为学术之圭臬。刘歆攻击今文学派曰：“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夫礼失而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认为唯有古文经学才能赓续真儒学，直指今文一派所依据的文献不可靠，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为古文经学张目，亦给予今文经学家以釜底抽薪的一击。在当时，今文经学势大，执政大臣均属今文一派，自然对刘歆深恶痛绝，刘歆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挤。
王莽掌权，刘歆成为其“腹心”之一，被封为国师、嘉信公。《汉志》记载：“《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汉书·王莽传》中说：“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周官》、《王制》被用于改换职官名称，不顾时代和社会条件是否适合，强行复古，此幕后的策划者就是刘歆，在莽新时代，刘歆有机会实现振衰起废的经学抱负，也就是非但令河间献王藩国学术一跃而成为天下主流，并且身体力行，还要在现实政治中学以致用。对此，不能全然视作刘歆的学术行为，自武帝朝始，在政治中，《春秋公羊学》独占鳌头，然而经学，本就处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朝臣借以牵强比附，指桑骂槐，成为各种利益纷争的工具，令《公羊学》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其学术性质也随之沦丧殆尽，对此种既泛且滥的旧经学，亟待解蔽，祛浮消肿，必须去甚去泰，令之重归学术的本体。然则刘歆要以古文经学替代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旧经学，并且造《三统历谱》，均蕴含着树立普世人伦秩序、并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他要令经学重新焕发生机。然而，他心雄往古，却一意孤行，虽是河间献王之功臣，却也有食古不化的弊病。《汉书·王莽传下》记载左将军公孙禄批评曰：“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刘歆颠覆了固有的经学秩序，亦令学者无所适从，最后自己也陷于不能自拔的政治漩涡，死于非命。《汉书·王莽传下》记述各地兵起，进攻莽新，崔发建议说：“《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据此可见，在当时，《周礼》、《春秋左氏》及《毛诗》等古文经学经刘歆的大力推动，确实具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刘歆古文经学的立场影响至深，《后汉书·贾逵传》说：“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塗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是刘歆的再传弟子，其学术门径一如刘歆所传。《后汉书·贾逵传》说：“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榖梁》之说……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章帝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四经行于世，标志河间献王学术倾向真正为世所认同。
许慎正是贾逵的学生，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30)许慎重文字训诂以通经的主张，及称引之经籍，深得河间献王治学之精髓。
河间献王学术，由刘歆之推毂，至此，堪称奠定了足以与今文经学相颉颃的地位(31)。而比较后汉经学之今、古文两派，古文一派，如贾逵、马融等，沉浸学术，堪称大儒、通儒。但是，相对于今文一派，古文经学家多局限于儒家学统和道统，却与现实政治，即王权政统比较疏远，此盖古文经学学术性质使然。《后汉书·贾逵传》说：“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儒者宗，亦徒有以焉尔。”李贤等注曰：“不为帝所重。”《后汉书·马融传》记述马融本洁身自好，但是乱世之中，陷于饥困，于是秉持老庄思想，以求活命。其实反映出马融挟儒家学统、道统以傲世，实质上内心极其蔑视政统，而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则不妨与政统苟合，所谓无可无不可，最后放弃了士人在政治中的立身原则，所安顿心灵的学统、道统和所奉事的政统之间，未能知行合一，却呈现为人格分裂，显示出些许玩世不恭的人生意趣，此亦为古文经学派处世姿态之一端。
三、清代经学与河间献王之渊源
明、清之际，学术从理学转向经学，学界一般认为，清初学术，由顾炎武、阎若璩开辟“通经复古”的学风，事实上，痛感于明代学术之空疏，像钱谦益等早就呼吁摒弃理学而重视经学，已为清代崇尚汉学之先声。其学术路向是由唐宋经学上溯至汉儒训诂，鉴于明人学术失范，此可视作内部整肃，已经导源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文字训诂，才能够明白圣人义理，舍训诂则何来可信的义理？钱氏《明士张君文峙墓志铭》赞许张氏“穿穴六经，访求掌故，务为根柢有用之学。”(32)其《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李公神道碑》称颂李公：“讲实学，峙实用，办实心，干实事。”(33)同时代的诗人吴梅村《白东谷诗集序》说白氏“攻实学，修笃行”(34)，而以钱氏为代表的所谓“根柢有用之学”，大致上意味着转向“汉学”，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在此时已揭开序幕。
清江藩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说：“(乾隆)十三年，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二十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周易述义》、《诗义折中》。三十年，大学士傅恒等奉敕撰《春秋直解》。于《易》则不涉虚渺之说与术数之学，观象则取互体，以发明古义。于《诗》则依据毛、郑，溯孔门授受之渊源。事必有征，义必有本，臆说武断，概不取焉。于《礼》则以康成为宗，探孔、贾之精微，综群儒之同异……于《春秋》则采三家之精华，斥安国之迂缪，阐尼山之本意，洵为百王之大法也……于是鼓箧之士、负笈之徒，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游心《六艺》之囿，驰骛仁义之途矣。”(35)乾隆朝以降，学术以实学为旨归，鄙薄前朝之理学，朝廷标榜的经学自然向古文一派倾斜。毛晋《汲古阁书跋》之《子夏诗序》说：“《汉艺文志》云：《春秋》分为五，谓左氏与公羊、榖梁、邹、夹也；《诗》分为四，谓毛氏与齐、鲁、韩也；但诸家俱云，某传某说，惟毛氏系之于经曰《毛诗》，不知何以推尊至此。世谓毛氏解经最简，禅家所谓句中有眼；坡仙所谓字中有笔。非深解旨趣，岂易言哉！故自汉迄隋唐，读《诗》家并主于毛氏，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者……”(36)当时治经者，唯以古文经学马首是瞻。余英时先生《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一文指出：“中国的学统是环绕着经典文献而形成的，七略四部(经、史、子、集)，严格地说都是书籍的分类，与西方式的学科分类截然不同。所以每一阶段的思想发展都是与当时经典文献的研究分不开的。”(37)标举经典中的哪些解经之作，自然具有权威性的导向意义。乾嘉时期，清儒治学路径基本属于古文一派，张舜徽《郑学丛著》之《前言》说：“有清一代的学术界，完全为‘许、郑之学’所笼罩了。”(38)学者上溯郑玄、许慎、马融、贾逵，以至刘歆，直达河间献王，故河间献王就成为清代汉学或朴学之符号和象征。
全祖望《前汉经师从祀议》说：“毛苌深得圣贤之意，河间献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群。”(39)；阮元《国朝汉学师承记序》说江藩编纂此书的宗旨就在于“读者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亦”。所谓“大义微言，不乖不绝”，正是祖述刘歆“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意在原原本本地继承孔圣绝学，而刘歆治学之初衷则隐在其中矣。
江藩最熟悉他身处时代的经学状况，《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接着上文说：“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在乾嘉学者中，戴震是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卢文弨序戴震著《屈原赋注》曰：“吾友戴君东原，自其少时，同声音文字之学，以是而求之遗《经》，遂能探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上。”(40)大致上已阐明戴震的学术方法。余英时先生指出：清代经学考证——从理学到考证学的转变——乃是由儒家由“尊德性”折入“道问学”的一个内在发展的历程。而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东原对学问与知识的态度正是儒家智识主义发展到高峰时代的典型产品”(41)。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者开辟“训诂即义理”的学术观，乃合汉、宋学之双美，亦与现代学术的彻底性颇为暗合。洪榜《戴先生行状》说：“嘉定光禄王君鸣盛尝言曰：‘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之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42)《汉书·景十三王传》说：“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王鸣盛显然以河间献王为参照，指惠栋“修学好古”，而戴震则“实事求是”，而在识见与判断力上，王暗指戴震更优。
戴震有意识地踵武河间献王的学术方向，戴震《河间献王经传考》说：“汉初，六艺散而复集。文帝时，《诗》始萌芽，独有《鲁诗》。景帝时，有《齐诗》、《韩诗》，而毛公为《诗故训传》三十卷，郑康成《六艺论》云：‘献王号之曰《毛诗》。’《汉书·儒林传赞》：‘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谨胪四经者，鲁、齐、韩三家之《诗》，已立文景间矣。赵岐《孟子题辞》曰：‘文帝欲广文学之路，《论语》、《孝经》、《尔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阙略不载。又曰：‘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盖言罢于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榖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而《周官经》，刘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迹字，《礼记正义》作道。迹具于斯，始有传者。凡群经传记之先后表见于汉，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昔儒论治《春秋》，可无公羊、榖梁，不可无左氏。当景帝、武帝之间，六艺初出，群言未定，献王乃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识固卓卓。《景十三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十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陆引‘或曰’者，无明据也。然本传列献王所得书，首《周官》，汉经师未闻以教授，马融《周官传》谓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是也，其得自献王无疑。郑康成《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记》百三十一篇。’斯即本传所列《礼》、《礼记》，谓古文《礼》与《记》矣。《周礼》六篇，郑亦系之献王，又为陆氏得一证。大、小戴传《仪礼》，又各传《礼记》，往往别有采获，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马贞以今文《孝经》为献王所得颜芝本，是书本传不列。虽颜芝河间人，不必至献王始得也。献王自著书，《艺文志》有《对上》、《下》、《三雍宫》三篇；又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作《乐记》。成帝时，王禹献二十四卷《记》者是，《汉志》题曰《王禹记》，以别《乐记》二十三篇也。史称献王学举六艺，王入朝，献雅乐及对诏策所问三十馀事，悉不传。凡献王所得书，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43)此文堪谓古来对于河间献王学术及著述最详明的考据文章。河间献王在“古文先秦旧书”中，列有《孟子》一书，启迪戴震借《孟子》以接续孔子之真传，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据其弟子段玉裁的陈述，戴震视此书为一生最得意之作。此亦反映戴震学术堂庑刻意追求与河间献王相仿佛。
戴震《尔雅文字考序》说：“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刘歆、班固论《尚书古文经》曰：‘古文读应《尔雅》解古今语而可知。盖士生三古后，时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视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远无以异。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而仍留疑义，则时为之也。”(44)千载之下，今人要通经明道，必须借助像《尔雅》一类“古故训之书”，经学的使命则在于还原圣贤的真义，此亦属河间献王的学术思想。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闚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45)他治经所追求的乃不刊之论，而无根之游谈，则属于明人的随意发挥，却与学术无涉。凌廷堪《戴东原先生事略状》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故于先生之实学，诠列如左。而理义固先生晚年极精之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由知其是非也。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谨状。”(46)也明确指出戴震经学与河间献王的渊源关系，当然，明末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等进入中国，带来了西学的冲击，戴震的所谓“实事求是”，自然也带有西方学术思想的因素，这是其超越汉儒朴学之处(47)。
戴震的学术取向在当时并非独学无友，其交游的学者差不多均有相似的意见，像嘉定钱大昕朴学的治学门径亦与之十分相近，钱大昕《毛苌里》说：“申培辕固各专门，谁似毛公诂训尊。北海作笺传古学，西河制序启真源。《四诗》未坠斯人出，千载云遥故里存。太息后贤矜凿空，欲将部娄废昆仑。”(48)推重郑玄作笺之《毛诗》，也体现出他对于河间献王学术的尊重。《钦定〈四库全书〉卷首》说：“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言)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可见纪昀也是属于此种学术风气中的人物。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当代有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载于《余嘉锡文史论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另有王利器：《〈太史公书〉与〈史记〉》，载于王利器著：《晓传书斋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两位前辈学者的文章均有与此相关的论述，他们在张晏的基础上，除了文献材料更加细密之外，却还缺乏突过前人的创获。
②崔适：《史记探源》，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③清凌廷堪《诘丛桂辞(并序)》说：“汉涿郡高诱序《淮南王书》称，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考《史记·淮南王传》，雷被上书告变，左吴、伍被为画反谋，而《汉书》亦以伍被与江充、息夫躬同传。是作奸犯科者，八人中已有其三，不知所谓道德仁义者，果何等也……彼河间献王之好经兮，必实事而求是。瞻庙貌于武垣兮，享百世之禋。”对淮南王事已有所疑惑，而以河间献王为淮南王之对照。收于凌著《校礼堂文集》卷七，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④《汉书·食货志》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以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坐而死者数万人，吏益惨急而法令察。”
⑤班固《离骚序》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⑥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⑦由于楚元王后人遭际不同，故《汉书·楚元王传》在叙述元王得以封侯五子时，仅重点记述休侯刘富一系，至于其他四子之生平事迹则省略了；而关于刘富之子辟疆等四人，也仅凸显刘辟疆一脉，而不及其他，其间可能颇有避讳的考虑。此种所谓为亲者讳的史学理念其实将史家之道德良心大打折扣。
⑧《盐铁论》卷第二《晁错》第八说：“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弑君，子罪莫重于弑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可见，诬陷淮南王谋反，是官方的口径。见《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⑨班固《两都赋序》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据此可见，刘德、刘向父子属文之才华为世所共识。
⑩《史记·魏其武安侯传》说：“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又说：“淮南王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此一并属于非司马迁所撰文字，极可能是有心者羼入本传。
(11)1968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河北满城陵山一号和二号汉墓，葬主是西汉中山王刘胜夫妇，从二号墓出土的铜印刻文知刘胜妻姓名为“窦绾”或字“窦君须”，此“窦绾”出自刘胜祖母也即景帝母亲窦太后家族，当时窦氏是汉室的“外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12)苏轼：《卫青奴才》，收于《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收于钱穆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4)《汉书·五行志上》记述：“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董仲舒对曰……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与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后胶西于王、赵敬肃王、常山宪王皆数犯法，或至夷灭人家，药杀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谋反。胶西、江都王皆知其谋，阴治兵弩，欲以应之。至元朔六年，乃发觉而伏辜。时田蚡已死，不及诛。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于外，不请。”将淮南王冤狱系之天象灾异，令其具有宿命性，并且记载治淮南王狱者也是前后不一，此无非要竭力开脱自家身为“宗正”之责任。
(15)吴见思：《史记论文》，陆永品点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16)《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之《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7)可参考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之《〈史记〉太初以后记事之特征》，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程大昌：《考古编》，刘向荣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19)见《盐铁论校注》。
(20)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21)《盐铁论》卷第五《国疾》第二十八有“文学皆出山东”之说。
(22)《汉志》儒家者流中列有：《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三篇；还记述“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
(23)宗正与楚国三闾大夫的职责基本相同，因此，刘向意识中常常以屈原自况，在《汉志》中载录刘向祖父宗正刘辟疆赋八篇、刘向父亲阳成(成，似应作“城”——笔者按)侯刘德赋九篇、而刘向赋计有三十三篇之多，他们都站在宗正的立场上，模仿屈原，以抒发对于政治的批评，观刘向《九叹》说：“伊伯庸之末胄兮，谅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婵连，原生受命于贞节兮，鸿永路有嘉名。齐名字于天地兮，并光明于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浊兮，横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诚而不阿兮，遂见排而逢谗。”从中可见刘向愿意像屈原一样，身负天降大任的社稷责任感，刺激着刘氏竭尽全力，以拓展其政治影响力。
(24)梁玉绳：《史记志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25)《说苑校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6)《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7)胡承珙：《毛诗后笺》，郭全芝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版。
(28)昭帝始元六年二月，召开盐、铁会议，读记述会议上两边交锋的《盐铁论》，发现“文学”反驳“御史”、“大夫”者，常有将儒家学说和《老子》、甚至《庄子》相混用的迹象，普世主义的儒家确实有和老庄相近的观点。
(29)引诸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0)此文之句读依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1)卢文弨《春秋内传古注辑序》(丁未)说：“《春秋》三传，《左氏》最后出。刘歆欲立学官，诸儒多不肯置对……汉东京以来，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汪、许淑、颍容之徒皆传《左氏》，而郑及贾、服为最著。季长则谓贾精而不博，郑博而不精，合之则无以加矣……”收于卢氏著《抱经堂文集》卷第三，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32)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二，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3)《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四。
(34)《吴梅村全集》卷第二十七《文集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5)《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册)，江藩纂，漆永祥笺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36)毛晋：《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7)收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38)张舜徽：《郑学丛著》，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
(39)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九，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0)戴震：《屈原赋注》，褚斌杰、吴贤哲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4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42)《戴震文集》之附录，赵玉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43)《戴震文集》卷第一首篇，坊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的《戴震集》(汤志钧等整理)和中华书局2006年版的《戴震文集》(赵玉新点校)，上述引文之标点，根据两书，择善从之，以为中华书局版较精。
(44)《戴震文集》卷第三。
(45)《戴震文集》卷第十一。
(46)《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
(47)清洪亮吉《邵学士家传》说乾隆皇帝“崇奖实学”，他表扬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本求原，实事求是。盖自元明以来，儒者务为空疏无益之学，六书训诂，屏斥不谈，于是儒术日晦，而游谈坌兴。虽间有能读书如杨升庵、朱郁仪者，非果于自用，即安于作伪，立论往往不足依据。迨我国家之兴，而朴学辈始出，顾处士炎武、阎征君若璩首为之倡，然奥窔未尽辟也。乾隆之初，海宇
平，已百余年，鸿伟傀特之儒接踵而见，惠征君栋、戴编修震，其学识始足方驾古人”。这段话简略地叙述了元代以降，明代学术与清代乾嘉学术的本质区别，而清代学术发生转型，则以清人批判心学为转捩点，而清人不满元明儒学之空疏游谈，此相当程度上是以西学为参照的。明代博学之士如杨升庵、朱郁仪、徐兴公等人亦涉猎考据之学，但是其水准却难以与清儒比肩，关键在于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明人未能达到清儒的既博且精。洪亮吉《洪亮吉集》第一册《卷施阁文甲集》卷第九，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48)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八，收于《潜研堂集》，吕友仁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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