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金瓶梅诸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瓶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的研究，远不及《红楼梦》。其成书400多年来，至今连成书年代及作者姓名，尚众说纷纭。笔者以为：《金》一方面尽力掩盖其真相，在错误百出的记述中，留下极多之谜；另一方面，作者又在字里行间，有意透露一些信息，为解谜提供依据。本文是笔者在多年研究绍兴古籍的基础上，对《金》诸多之谜，提出的试解，认为：其成书年代应稍晚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作者为绍兴山阴人萧鸣凤。囿于条件，笔者至今未能找到《萧氏宗谱》及《萧鸣凤文集》，但为引起专家们的关注，及早使问题得到解决，冒昧地先提出本文。因限于篇幅，不能详述，以此为憾，待今后如有成书之日，再行补充。
一、干支及闰正月之谜——成书年代及作者生辰
《金》对干支记年、月、日、时，错误极多，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1]，有的还作了订正[2]，除上述外，尚有不少，恕不一一例举。笔者认为：作者应通晓干支与命理，有书中人物属相安排及卜卦、算命可证。其错误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要符合北宋末年的年代；二是要符合命理原则；三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目的。现仅从最后一条，作些阐述。
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第七十五回至七十六回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送历书、分历书一事，最后，“伯爵看了开年，改了重和之年，该闰正月。”据查考，政和改元，系在政和八年（戊戌，1118）十一月间[3]，不可能出现在前一年十一月出版的历书上；而这一年并无闰正月。西门庆死于正月二十一日，从后来一再写明“做七”的日子看，亦没有闰正月。完全没有必要写“闰正月”，作者原意何在？颇费人思量。
闰正月极为稀少，自汉高祖元年（前206）至2000年的2206年中，仅50年[3]，离重和最近的一年为政和六年（丙申，1116），相差2年。那么作者用过何年的历书？据查，西门庆忌日及“做七”的月日及干支，均与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同，且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为闰正月，晚了一年。而其后的闰正月分别为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及清顺治十六年（已亥，1659）。这是否纯属巧合，还是作者有意安排？还有一证：第七十一回：“这皇帝，……从十八岁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号：先改建中靖国，后改崇建，改大观，改政和。”宋徽宗（赵佶，1082—1135）自1101年至1125年，确当了25年皇帝，但共有六个年号（还有重和、宣和），该回下文，才有“诏改明年为宣和（应为重和）元年”。此时，即位才17年。而其为20岁登基，多了2年；而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悤，1507—1566），1522年登基，时年16，与“十八岁登基”，少了两年，可见“即位二十五年”，实指嘉靖二十五年。
由上可知，至少自七十一回至八十一回，应作于嘉靖二十五年。
闰正月还有什么意义？很可能与作者生辰有关。官哥“生于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三日申时，卒于政和丁酉八月二十三日”（第五十九回）。整整活了14个月而笔者认定的作者萧鸣凤，“正德甲戌（九年，1514）成进士，授监察御史”[4]，至“（嘉靖）八年(1529)，考察两京言官”罢官“遂不出”[5]，扣除中途“引疾归”，当官恰恰是14年。而第三十回，官哥生时，书中记为“时宣和四年，戊申六月二十一日”，与上文矛盾，但戊申，在明弘治元年(1488)也为闰正月，萧鸣凤“年十七弃举子事业，从（王）阳明游”[6]，而其在弘治十七年(1504)“乡试第一”[7]，刚好17岁，王阳明，此年奉召为兵部主事，才结束在绍兴三载讲学生涯。当然，这尚需更确切的资料来证实。如萧鸣凤确实生于戊申，甚至极有可能在闰正月，经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至嘉靖二十四年第三次闰正月，故对闰正月特别有感情。至第九十三回，笔者以为作者化身的王杏庵“年六十多岁”，嘉靖二十七年，又是戊申，刚好一个六十甲子。以此推断，成书约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稍后几年。
作者在透露创作时间的同时，在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九回中，一反过去写南方酒时，只有南酒、浙酒、金华酒、老酒、烧酒、黄酒之说，而连续五次写豆酒：既有送豆酒、取豆酒、开豆酒、呷豆酒，还声明“南方带来的豆酒”、“碧靛般清，其味深长”。这种以绿豆为原料的豆酒，一名花露，为绍兴酒中之绝品，有“甲天下”之美称。[8]作者为什么要与绍兴联系起来呢？
二、永福寺与万回老祖之谜——原型均在绍兴
永福寺，在《金》中有独特地位：常时节设会；西门庆送客、捐钱、遇胡僧；又为陈经济父及金莲葬地；月娘遇金莲于此；最后孝哥出家于该寺，全书100回，有11回涉及。
永福寺在何处？书中第五十七回言：“话说那山东东平府地方，向来有个永福禅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开山是那万回老祖”。万回七八岁时，去辽东寻戍边的兄长，“一万里路程，朝暮往返，……因此，哄动了街坊，叫做万回，日后捨俗出家，就叫万回长老”，“曾在那后赵皇帝石虎跟前吞下两升铁针儿，又在那梁武帝殿下，在头顶上取出舍利三颗，因此，敕建那永福禅寺，做那万回老祖的香火院”。我们且不管石虎（335—349在位）到梁武帝（502—549在位），至少相差153年之久，也还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南朝梁管辖范围，北至淮河南岸，未及东平府；二是据《明史·地理志》推算，兖州至辽东只有3000里左右，何来万里？可知其不在山东。即使从绍兴算起，也仅5000里，可见，另有原因。
与梁武帝（萧衍）有关的永福寺，确有一处，在现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永福院，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因梁武帝书堂基建，号应国禅院。有砚水井。（唐）会昌废。晋天福七年重建，改今额。有米元章礼部所书二碑，”并说，“梁武帝书堂，在诸暨永福院之东，华安仁诗云：‘六龙未入雍州日，曾负诗书卧白云’，谓此。又山阴法华山，亦有梁武帝遗迹，云与惠举法师同学也。”[9]
正如陈经济问：“城外有几个永福寺？”（第八十八回）。绍兴尚有两处永福院：一在会稽；一在山阴，分别为吴越文穆王及其子仪所建[10]，后者，在府山西麓，临运河，为送客之所。明正统十二年(1447)任会稽知府的汉中人白玉，亡于任上，葬于此。“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知府张道明，因永福寺故址，立祠墓前，有司春秋祭。”[11]此时，萧鸣凤应在山阴老家，知其事。其院衰落时，“大殿之外，鞠为荆榛；龙象号侧，禽鼠攸居。”[8]亦与《金》第五十七回的“乌鼠穿蚀”，“灌莽榛荆”十分相近。北宋嘉祐六年(1061)，其像移至会稽永福院，在今县前街工人文化宫，故第一百回，有“十字街头”之说。所以，《金》中的永福寺，实是以三个永福寺为原型，综合而成。
万回老祖的原型，亦在绍兴。“刘谨，浙江山阴人，洪武中，父坐法戍云南，谨方六岁，问家人：‘云南何在？’家人以西南指之，辄朝夕向之拜。年十四，矍然曰：‘云南虽万里，天下岂无父之子哉！’奋身而往，阅六月抵其地，遇父于逆旅……。”[12]这件发生在“洪武中”的孝行，后被载入《明史》，但并无嘉奖之记载，说明其流传范围有限。绍兴至云南，确有万里之遥。而作者，只是将云南改为辽东（西南改东北）；将父改为兄；将六个月抵达，改为一日往返而已。“年十四”，“作者以“六七岁”表示之。因原文较长，地方志有更多记载，不一一引用。在这里，也可说明作者重视“孝”，官哥夭折，孝哥尚存。无怪乎清张竹坡有《苦孝说》。
除上述外，第二十四、三十七回，两处提到：“石佛寺长老——请着你就张致（不闲）。”石佛寺在今绍兴县齐贤镇，始建于晋乾祐三年；另一处石佛，在绍兴柯岩，始建于晋永和年间。两处原均属山阴县，在采石而留下的石山中，成洞凿佛。
《金》，极少写及街道名，除保留《水浒》紫石街外，如细米、牛皮、扁食、臭水、诸巷，皆含贬意。《水浒》第二十六回中，杀西门庆处为“狮子桥下酒楼”，而《金》改成为“狮子街桥下酒楼”（第九回）。以后，一直称此街为狮子街，频繁出现。原山阴县城有狮子街，即今绍兴市区鲁迅西路。旧为繁华所在之一，一街一河，河上有狮子桥。
此外，《金》中，一方面在细节上大量出现绍兴东西，突出的有：方言：韶刀、装胖、发讪等；典故有：东山、西施、刘阮天台山遇仙、王子猷访戴等；习俗有：送客、谢土、糟鱼、毡帽等，数量之大，难以一一例举；而另一方面，书中言及浙江地名，仅及：杭州、严州、湖州、金华、海盐。作者为何竭力回避绍兴呢？可能与有意隐瞒写作地点有关。
三、楔子之谜——写作地点在绍兴项里附近
《金》一开始，就提及“茅舍”、“日用家常，竹几藤床，眼前水色山光”、“水竹之居”等写作环境。茅舍难挡北方大雪之压，竹几藤床在气候干燥的北方，极易散架，说明写作之地，应在南方。从上节看，与绍兴关系密切，那么，它在何处？我们可以从第一回楔子中得到解答。
第一回，以项（羽）刘邦作为引子，写到“如今这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以武松景阳岗打虎，正式展开全书。
“女人为祸水”之说，古已有之，但以项刘为例，实亘古未见。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作本纪，与舜相提并论，认为“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是何等高的评价！而对虞姬，也仅言：“有美女名虞，常幸从。”汉高祖刘邦，更是一代开国皇帝。项、刘，岂可与西门庆同日而语。
有意思的是，在楔子之尾，有一诗：“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又对虞姬以特殊礼遇。
虞姬墓田何在？相传虞姬为今绍兴县漓渚镇塔石村人，村旁现仍有项王、美女两山，村中姑娘取名，不准有“翠”字，已成习俗，因“翠”为“羽卒”也。在今绍兴县平水镇昌锋村（旧名昌源），有虞姬庙。明代倪元璐（字玉汝，天启二年进士，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自缢亡，南明福王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曾为庙撰门联：“今尚祀虞，汉代已倾高后庙；其真霸越，西施惭上范家船。”[13]与上诗说法相近，可见对于虞姬，绍兴人一直给予较高评价。
在塔石村北约20里的项里，绍兴地方志均记为“项羽避仇处”，故称项里，有项里山、项里溪、项羽庙。《史记》亦言：“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山阴县志》有：“秦县令厉狄（原注：与项羽起山阴）”的记载，民间有不少项羽与虞姬在会稽山中相识的故事。[14]而项里山有虎之说，更与《金》的中心思想相吻合，隐伏了写作地点之谜解。
“如今这本书，乃虎中美女”。这里的“中”，应解为“着，击中目标”。西门庆属虎，为其击中的美女。第九十一回，薛嫂代孟玉楼算命，有“会看马首升腾日，脱却寅皮任意移”两句，算命先生解说为“马首者，这位娘子如今嫁个属马的夫主……。寅皮，是克过的夫主，是属虎的。”已作了明确的交待，而全书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武松可以打死自然界的虎，恰在打人间虎时，反受其害，结果，“虎”死于美人，武松仅仅杀死美女而已。故作者在人物属相安排上，均与虎有关，如：月娘、金莲属龙，“龙虎斗”，但月娘生于正月十五日，尚有团圆的结果；瓶儿属羊，“羊落虎口”；王六儿属蛇，“虎蛇相害”；如意儿、贲四家均属兔，寅为木，兔为卯，为藤，有攀附之意，等等。正因为虎在《金》中的特殊意义，作者甚至把《水浒》第二十四回中，王婆的一段调侃的话：“那娘子戊寅年生，属虎的，新年却好九十三岁”，改为“那娘子是丁亥生，属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岁”（第二回）。这样，虎就成了西门庆的专有代名词了。
萧鸣凤一生中，有三次与虎有关：
第一次，明正德年间，时任监察御史，“武宗将出塞打虎，鸣凤疏谏，不报，引疾归。”[15]
第二次，“徐恩，尝与兄文，刈薪项里岭。虎从丛筱中出，噬文，牙贯肩项，恩奔救，辄以手中械击虎，数十虎逸，文垂毙。少顷，虎复来，恩扼而挤之，力竭，而虎复逸。已而，救者毕至，共舆与兄尸归。恩病累月死。乡人副使萧鸣凤传其事。”[16]此处打虎，虽未死一虎，而两人俱亡，但虎数之众，恩之气魄，犹胜于武松。至今，项里仍以徐姓为主。萧鸣凤前，冠以“乡人”，而且在县志中，可见萧鸣凤居于项里、州山一带。此处，背负会稽山，面对秋湖，与《金》首描述的作者生活环境，极为相像，且此地为绍兴优质杨梅（这是一种产于南方，又极难保存的水果）产地，故《金》中，对杨梅制品衣梅，记述颇详，也不足为怪了。
第三次，萧鸣凤督广东学政时，有一次打“人间虎”的经历：“凡三督学政（曾督南畿、河南学政），廉介无私，然性刚狠，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璋，物论大
。”[15]以至去官，“遂不出”。这在他人生道路上，是一次重大转折，是否因肇庆在广州西门外，而借用《水浒》西门庆事，演译成书，不无这种可能。
既然，萧鸣凤是绍兴人，《金》又写在绍兴，而故事发生在山东，那他为什么如此熟悉山东？
四、山东话、大米、曾孝序之谜——萧鸣凤父亲萧昱的影子
《金》中大量山东地名、方言的出现，一直是考证作者为山东人的重要依据。如作者不是山东人，如何解释；书中主食，除面食外，小米仅三次提及，高梁没有见到，而最多的是大米，明时，山东人以大米为主食吗？显然不是，这是为什么？书中最好的官为曾孝序，这又有何意？而这三个谜，均与萧鸣凤父亲萧昱有关。
“萧昱，字用光，母病盲，昱日舐之，目复明。天顺壬午（六年，1462），魁乡试，授贵溪知县。母忧服除，复补高密。初，民困于征输，皆相率亡去。昱缓征发赈，流徒渐归。地当沙河下流，漫流杀稼，为治圹浚沟，仿水耕法，教民滨河为田。立均徭九等例。抚按取其式，颁之全省。卒于官。民倾邑哭送。两邑皆祠之。（府志子鸣凤有传）。”[16]并记有“萧昱（有传，府志萧山人）。[17]这段记述使三个谜底十分清晰了。
《水浒》作者施耐庵，是杭州人，但写的是山东故事，已有先例在前，再则，绍兴与山东，自越王句践迁都瑯琊。晋时，瑯琊王氏家族长期主政绍兴，一直关系密切，有语言与习俗的交流。在此仅举一例，如绍兴人称舅母为妗子，与山东人同，但邻近各县均叫舅妈。虽然现尚无萧鸣凤年幼时随父去山东的材料，但也存在这种可能；如萧鸣凤生于1488年，距其父“魁乡试”的1462年有26年，以此推算，其生时，父已40余岁，也算“老”年得子，自然钟爱，其十七岁“乡试第一”，肯定得益于父教，这是一；其次，萧鸣凤又有在河南任官的经历，邻近山东，使方言问题得到解答。
大米之谜，只是萧鸣凤为其父在山东的政绩留下伏笔。
借用曾孝序来命名书中这位山东监察御史，又是一位清官，有其父孝母、任山东高密知县的影子。这是否牵强附会呢？
第四十八回，有开封府黄通判给曾孝序的信，中有“未几年，兄省亲南旋，复闻德言，知年兄按巡齐鲁”，“值圣明有道之世，老翁在家康健之时”。可知曾孝序为南方人，去山东任官之时，母已亡故，唯父健在。与萧昱“母忧服除，复补高密”，十分相似。而信中涉及苗青、苗天秀一案，“苗”，又隐其“仿水耕法，教民滨河为田”一事。
曾孝序为“监察御史”、“赴京见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弹劾蔡京。又有萧鸣凤本人任监察御史，“劾总兵江彬”、“劾大司马王琼”、“申救胡世宁”[15]等事的影子。第四十九回，曾孝序“黜为陕西庆州（注：陕西只有庆阳府，而西为阳，疑此亦伏肇庆与广州之意）知州”，后除名，“窜于岭表”。岭表，即岭南，与萧鸣凤在广东被罢官相同。
萧鸣凤的影子，还出现在普静与王杏庵身上。
五、普静与王杏庵之谜——静庵化身
清代，张竹坡认为“《金》书人名，大半皆属寓言”，并写成《金瓶梅寓意说》一文，但对普静与王杏庵均未提及。此两人，一佛一道：普静幻化孝哥入佛门；杏庵送经济进道观。这书中是指点迷津的重要人物。而这与萧鸣凤的号静庵有关。
普静，为永福寺僧人，永福寺“起建自梁武帝（萧衍）普通二年”，以普命僧，既说其为万回传人，也伏有作者为萧氏后裔，又符合佛家“普渡”之义；静，应为静庵。普静为萧鸣凤化身。
王杏庵，“姓王名宣，字廷用”，一看就知原本为官。“因后园有两株杏树，道号为杏庵居士。”“两株杏树”，即“杏林”，系引用三国时，吴之董奉隐居庐山，种杏田、行医的典故。明显说明隐退行医事，与文中“在门首施药救人”相合。王宣反推之，即宣王，周宣王太子晋，在道家典籍中，颇有名气（在后面尚要提到）。而周宣王名静。故王宣道号杏庵，实伏萧鸣凤号静庵。“年六十余岁”，亦与萧鸣凤当时年龄相仿。所以，第七十三回，有关王宣的叙述，亦是作者的晚年生活写照，与书首开头，作者生活环境相呼应。
上述推断是妄语否？当然尚需确切材料证明，但书作者说“无妄”：王宣长子名乾，次子名震。按理，书中无关人物，可以省去，但《金》中，非但写其有两个儿子，还要写上名字，却是为何？而且选用两个卦名为名，对道家来说，也符合身份，可是，一般以震为长子，才合《易》理，此处却成次子。若以乾为上卦，震为下卦，即得无妄卦，说明情况属实。
更有意思的是，李白有《送两季之江东》诗：“禹穴藏书地，匡山种杏田”而禹穴在绍兴。自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后，禹穴几乎成了会稽（南宋才改绍兴）的代名词了，进一步说明写作地点在绍兴。作者还怕读者不理解，下面又写了“（王宣）拿出一件青布绵道袍儿，一顶毡帽，又一双毡袜棉鞋，又秤一两银子，五百铜钱送与他”，结果，陈经济“身上衣袜都没了，只戴着那顶毡帽”。这一而再地写“毡帽”，因为毡帽是绍兴特产，毡帽为绍兴人形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作者最后还怕读者不明白，紧接着，在礼单中又出现了“鲁洒一尊”，与第九十五回“山东卖棉花客”一样，进一步说明，《金》非山东人所作，而是绍兴人所为。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那么绍兴人与山东兰陵又如何联系起来呢？
六、兰陵之谜——萧氏祖籍
兰陵之争，从山东到江苏，一直作为作者籍贯，或作者为官于此，来考定作者的重要依据之一。笔者提出，兰陵无非是作者萧氏祖籍而已，正如“太原王氏”“颖川陈氏”一样，在绍兴不但写于家谱之上，而且也号在日常用具之上，以示不忘先祖。
萧氏，为汉相萧何之后，在《南齐书·高宗本纪上》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均有详细记载。萧氏，原世居本沛，至萧何孙何彪，“以事徒兰陵县丞，居中都乡中都里”，至20世孙何整，“字公齐，晋淮南令，过江，居南兰陵，武进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之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至南齐(479—502)及梁(502—557)，萧氏称帝达79年之久。与此同时，会稽太守（或东扬州刺史），34任30人中，南兰陵萧氏占25任23人之多，这在绍兴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仅居于南兰陵萧氏家族之后的山东临沂王氏家族，在晋及南朝宋时，71位内史（或太守）中，只占12位，也只能望其项背。至于萧鸣凤出自何宗何派，现尚未见宗谱，有待进一步查证。但至少《金》中，对萧氏特别重视，除上面提到萧衍敕建永福寺外，第六十九回、八十三回、九十二回，三改《全唐诗》，尤引人注目。
全唐诗有崔郊《赠去婢》诗：“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金》书中，三次分别改为：“谁道天台访玉真，三山不见海沉沉。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几向天台访玉真，三山不见海沉沉。侯门一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赶到严州访玉人，人心难忖是石沉。侯门一旦深如海，从此萧郎落陷坑。”三次用及萧郎。“萧郎”，一般指梁武帝萧衍；也或称萧史，“善吹箫，作凤鸣”。萧鸣凤可谓呼之欲出了。那么笑笑生，从何而来？
七、笑笑生之谜——作者为萧鸣凤
萧鸣凤，《明史》、《浙江通志》、《绍兴府志》、《山阴县志》均有传，入《两浙名贤录》、《中国人名大辞典》，列乡贤祠受祀。现选一抄录如下：“萧鸣凤，字子雝。浙江山阴人。少从王守仁游，举正德进士，授御史。督学南畿，人士以比前御史陈选，曰：‘陈泰山、萧北斗’。历官河南、广东兵备副使、督学政。廉洁无私，然性刚狠，以愤挞肇庆知府郑漳（一作璋），坐降调，遂不出。”[15]
鸣凤之名与子雝之字，可能取自晋孙绰《游天台山赋》：“觌觌鸾之裔裔，听鸣凤之裔裔。”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中亦有：“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笑笑生笔名，从何而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父萧昱，原为萧山人，萧鸣凤是否出生在萧山老家，或有萧生之小名，合为萧萧生之谐音；二是箫与笙等细乐，可为凤吹，刘向《神仙传》：“王子乔，周宣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还有“萧史者，秦缪公时人也，善吹箫，缪公有女号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如以箫笙代之鸣凤，萧箫笙之谐音，亦为笑笑生。但不管这种推测是否可靠，也不再论及前已所述各点，还可以从以下各点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一、笑笑生最早说法为袁中道《游居柿录》，言为“绍兴老儒”所记，萧鸣凤确系“绍兴老儒”；廿公《跋》中言：“为世庙时（明世宗嘉靖年间），一钜公寓言。”萧鸣凤亦可称嘉靖时之巨公。正是由于此，而又是王阳明的学生，故不得不隐其姓名，化名为笑笑生。
二、萧鸣凤的经历，与书中各地的方言、习俗相同，这些地方包括绍兴、山东、北京、南京、河南、广东、湖南。《金》书可称得上是一本东西南北的大杂烩之作。故在第七十六回，西门庆接待宋御史时，“因说起地方民情风俗一节，西门庆大略可否而答之。”作者也只能如此一笔带过了。因此事涉及面广，篇幅太长，不再展开。
三、萧鸣凤有写作时间。如考时间，从嘉靖七年罢官，至廿七年稍后，有廿多年时间可以写作。
四、萧鸣凤有文学素养。《明史·艺文志》记载有：“萧鸣凤文集十五卷”。绍兴地方志记有以静庵命名的《文录》、《诗录》、《教录》、《杜诗注》，可见一斑。随着上述遗著的发现，必将能进一步得到证实。
五、萧鸣凤一生耿直，不满朝政。在目前仅见到两首诗中，有一首为“洞浦春光定几分，双梅开过次芳尊。烟溪拍棹波新涨，花雨沾衣晓正温。尘世似嫌青眼窄，好坏难与薄夫论。乾坤如此不行乐，辜负先生独闭门。”[20]亦可看到他的情绪。可以说，《金》是萧鸣凤的发愤之作。
六、萧鸣凤有修庙的记载：“嘉靖三年，郡人萧副使鸣凤，言于郡，召僧铁瓦复建塔。”[21]亦可为其对佛教、道教熟悉程度及关心的佐证。
对萧鸣凤的考定，还要由廿公的考证来进一步说明。
八、廿公之谜——疑为季本
廿公为《金》作《跋》，明言：“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能考证此公为谁，对解开《金》之谜，意义重大。但至今未见到有关资料。“廿”是什么意思？是其姓名为廿划？或是草字头？还是有其他含义。
笔者现已找到的萧鸣凤的诗，只有两首，但都是写洞浦的。洞浦，后改桐坞，今称桐梧，属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离城七里，群山环抱，洞浦溪自南往北，舟可北达东湖。往南，向西翻过求家岭，即若耶溪；向东偏经下皋可达宋六陵。这个山岙小村，历史上唯一有名的是妙峰寺，该寺系唐光启元年(885)重建灵山寺，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改称妙峰寺，明天顺五年(1461)立石牌坊，“寺有十景，题咏颇多。”[22]其地离萧鸣凤居地项里一带有50里之遥。正如上节所引诗而言，萧“好坏难与薄夫论”，跑到此地来找“先生”，则该人应是其知己无疑。此人疑为季本。
季本，字明德，弘治十七年(1504)与萧同科举人，萧第一，季为经魁（进入前五名）；同师王守仁；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比萧晚一科），先“理建宁”，后“召为御史，以言事谪，升沉者二十年，止长沙守”，后归故里，“归廿余年，家徒四壁，借居禅林，以著书谈道为乐，卒之年七十有九矣！”[23]按此推算，其应亡于1557年以后，《金》成书于1548稍后，其尚健在。而其与萧鸣凤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两者关系可想而知。何况季本“为人里表洞达，无城府，人人乐亲之。”季本著作十一种，凡百二十卷，其中涉及乐律、易、庙制等，尤为注目。甚至，在死之前，“犹进门人于榻前讲《易》，孳孳如平居时。”
虽然志传中未写明“借居禅林”在何处，但以妙峰寺环境而言，可能性最大。且以“升沉者二十年”，以为官廿载，化名“廿公”，也是十分贴切的。何况“季本”两字，各隐一个“十”字呢？
笔者，最后想以萧鸣凤《伯益庙记略》[24]作为本文的结束。该文，多用排比文句，与《金》卷首极为相似；而尤以其结尾，令人深思。“（伯益庙）西望五里兰亭，以右军传；南眺十五里秦（望）山，以秦（始）皇传；东瞻八九里禹穴，以太史公传；兹山也，其孰扬之传之与？不恃于神，而仍恃人以扬之传之与！”意思十分明显。但萧鸣凤靠什么与王羲之、秦始皇、司马迁相提并论，从而使伯益庙能扬之、传之呢？唯有《金瓶梅词话》。从《纪略》中看，他充满自信，故有以欣欣子（疑为作者托名）为名的《序》作。
注释：
[1]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
[2]朱一玄：《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
[3]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7月新一版。
[4]《浙江通志》卷176，人物（五），儒林中。
[5]《明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六，萧鸣凤。
[6]《明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六，萧鸣凤。
[7]《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六。
[8]《康熙会稽县志》卷六，物产志货。
[9]《嘉泰会稽志》卷八，寺院，及卷十八拾遗。
[10]沈豚：《永福院大像赞》，转引自《会稽掇英总集》，卷二十。
[11]《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四，政事志第三之六。
[12]《明史》卷二九六，列传一百八十四，孝义一。
[13]《康熙会稽县志》卷十四，祠祀志上，祠，永贞庵。
[14]《嘉庆山阴县志》卷九，人民志第二之一职官表。
[15]《明史》卷二百八，列传第九十六；《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六。
[16]《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六。
[17]《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人民志第二之二。
[18]《南齐书》卷一，高帝本纪上；《新唐书》卷七十一下，宰相世系表。
[19]《中国人名大辞典》。
[20]《康熙会稽县志》卷三，山川志，形势、山，洞浦山。
[21]《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四，政事志第三之六，宝林寺。
[22]《康熙会稽县志》卷十六，祠祀志下，寺，妙峰寺。
[23]《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四，人物志，理学季本；《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人民志，第二之六，季本。
[24]《嘉庆山阴县志》卷二十一，政事志第三之三《伯益庙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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