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特点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腐败就如潜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癌细胞，若无有效预防和控制，它一旦获得了发展的条件，很快就会因病变而膨胀和蔓延，最终导致国家和政党的死亡。因此，反腐败是整个人类社会和国家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在毛泽东的整个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建国后，他为端正党风廉政、从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中，提出了许多反腐败的重要思想，用巨大的精力和心血凝聚成的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当前，腐败已成为整个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对于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和领导，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一、重视。对于反腐败予以高度的重视。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腐败的警惕，都在同腐败作坚决的斗争。还是青年学子的毛泽东就对学校和教育界的腐败深表不满。1915年尚在湖南一师学习的他，就领导全校同学掀起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在湖南也办了些教育，都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192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进一步指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注：《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当时我们党处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条件下，毛泽东仍然非常重视腐败因素在党和红军中的滋长，并与之坚决斗争。例如，在井冈山上，初创的红军不可避免地会带着某些旧军队的腐败恶习，毛泽东就及时地制定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新的规定和制度，依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开始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工作，确实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亦十分重视反对腐败，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的廉政建设。1934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531页，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必须严厉地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在选举中绝对的屏除那些阶级异己分子，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539页，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在革命即将夺得全国胜利之际，毛泽东又非常及时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敲起了警钟：“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建国后，有鉴于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当中苏关系交恶和帝国主义公开提出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时，更使毛泽东对反腐防变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无一不包含着反腐防变的重要成份在内。毛泽东如此重视反腐败，这是他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的具体体现。
二、教育。深入持久地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是增强全党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成功经验，这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反腐教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想、信念和宗旨的教育。其目的是要使全体党员和干部牢固地树立起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倡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勇于克服各种私心杂念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地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以后毛泽东又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随后，又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建国后，毛泽东又发出学习雷锋、焦裕禄的号召，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学习，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二是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学习，在许多重要会议的讲话中，他都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者应当重视历史，懂得历史。1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当时郭沫若发表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重视，立即把这篇文章规定为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1944年5月20日，他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报告中说：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不少骄傲的当。他在列举了三次失败后，又强调指出：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要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5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这不仅表达出毛泽东对李自成和洪秀全因骄傲、腐败而失败的惨痛历史的关注，更表达了毛泽东在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成功跨越胜利之师难以逾越的这道难关。所以，当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到来之际，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事们告别西柏坡村前往北平时，不由再次想到了李自成。他感慨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进城以后，毛泽东也不忘以史为镜，鉴戒自己。三是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教育。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也是劳动人民本色的体现。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从小就养成了勤俭节约和艰苦奋斗的良好习惯，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政之后，他都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和全党，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井冈山上，战争频繁，物质生活又极端困难，却培育出了井冈山革命精神。正如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延安，他和同志们一道参加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渡过了最困难的岁月，又培育了延安革命精神。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在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的复电中指出：“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当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之际，他又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教育。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专门讲了“关于节约”的问题。他说：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他还强调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实践证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经常进行反腐倡廉的教育，练好内功，对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自律。在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中，自律是不可缺少的反腐败的手段和方法，不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的自律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是整体的合力而不是个人的行为。首先，他们的自律是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为准绳，增强党性，严于律己。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以后收入了《整风文献》。他指出：“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煅炼和修养。”（注：《刘少奇选集》上，第103页。）1951年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同时对全体共产党员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全党的自律，毛泽东堪称典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执政之后，他都严于律己，从不要求特殊。例如，在他的谆谆教导下，全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有六位亲人英勇牺牲。建国后，一些亲属和朋友想求他谋求工作和照顾，都被一一谢绝或自费予以解决。又如，毛泽东对未征得他同意而为他专修游泳池一事很不满意，为此于1954年4月25日，专门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4，第4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的自律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他们的自律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去掉自己的和整个党的不良作风，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我们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共产党员也是从这个社会中来的，并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各种社会灰尘，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经常地进行认真而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可以及时地洗去我们面上的尘垢，纠正我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问题和偏差。毛泽东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将这个方针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在这一正确的原则和方针指导下，按照这一公式开展起来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党内的团结和战斗力的提高，也正如毛泽东所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四、运动。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达到整顿我们党的作风和清除腐败的目的，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中别具一格的特点。对群众运动，毛泽东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钟爱。因为他认为，群众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同时认为，群众运动是革命者的试金石，“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还认为，群众运动有无限的创造力，正如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所讲的最后一段话：“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所以，群众运动成为毛泽东用以治党治国的一种最重要的方法。1942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这种以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党风问题，不仅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1951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的，也是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反腐败斗争，最具代表性。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来具体负责，中节委主任由薄一波担任，每周召开三至四次办公会议。毛泽东经常坐镇中节委，亲自听取汇报，直接指挥全国的“三反”运动。同时各级单位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首长带头，层层检讨，深入动员，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从而使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应该承认，这种历史中形成的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方法，曾起到过重大的作用，也有不少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吸取。
五、严惩。强化反腐败力度，惩治严厉，是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点。虽然反腐败有着很大的难度，但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第6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几十年来，我们党始终认真对待反腐败，决不心慈手软。例如，1934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刘茜打死。此事在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此，毛泽东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注：《毛泽东年谱》中，第3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因此，党中央和军委根据他的罪恶行为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又如，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注：《中共党央参考资料》第九册，第68页，解放军政治学院编。）再看一看“三反”运动中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凡未满一百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元）一般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不予行政处分。但顽固抗拒坦白，或情节严重恶劣者，仍以贪污分子论，并适当给以行政处分，酌退贪污款物；凡贪污超过一百万元，未满一千万元贪污分子，一律不予刑事处分，但应给以适度的行政处分。顽固拒绝坦白，情节严重恶劣者应受刑事处分；凡超过一千万元，未满一亿元之贪污分子，视情节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都应给以刑事处分，追缴赃款。在此《规定》颁发之前，毛泽东曾在《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中提出：“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第5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随后，他在对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指出：“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判。”（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第1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薄一波在回忆中还说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例如收到署名“东北一党员”揭发高岗的信，报请毛主席，照样派人去查。在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前夕，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要薄一波向毛主席反映，可否不枪毙，再给刘、张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忆》上卷，第152页，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据统计，这次“三反”运动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判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三反”运动之所以几十年后仍让人们记忆犹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严惩”所展示的强大的威慑力。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成功经验总结，内容丰富，特点鲜明。遗憾的是，毛泽东未能抓住党的八大后的有利时机，将他在1945年对黄炎培谈话中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的“新路”向前推进一大步，即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反腐败引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