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与中国现代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人更应该重视的不仅是媒体建设的进步，更应该是新闻事业的内在美：秉持关爱国家前程的情怀，真诚无私地为现代化国家建设而贡献努力；而正确的新闻、公正的言论、真诚的服务，更是达致目标的不二法门。
一
中国近百年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场为求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由于外在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如不改变，便有面临威胁甚至灭亡的可能。
孙中山先生掀起国民革命运动，除发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外，更酌量采取他国社会的长处以巩固本身的地位，以追求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现代化的目的，决非放弃自身的独立地位及传统，其目的乃在维持本身政治及文化体系（System）及个性（Identity）的继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发扬光大。〔1〕
所以当一个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时，必然会产生社会变迁；而社会变迁的过程，即是它“现代化”的过程。
所谓“现代化”，有好几种不同的层面，其中包括物质面、制度面与行为面。〔2〕社会学家根据亚、非与中东地区现代化的经验， 亦发现现代化是依照三个层次而变化的：
一、技术层次（Technical level ）：亦即物质层面的现代化。
一般人谈现代化，最容易接触到的是物质面，因为那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代表。诸如工厂、铁路、汽车、洋房、电视、冷气、冰箱……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技术层次并不“破坏”国人的传统习俗，它受到的阻力较小，甚至十分受“欢迎”。举例来说，本来我们用扇子，现在以冷气代替，怎么会不受欢迎呢？所以物质层次的现代化较容易被国人接受。
二、制度层次（Institutional level ）：亦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制度面的现代化，系指国家行政组织是否合乎分层负责的原理，管理是否合乎科学，法律制度是否赶得上时代需要，凡此种种，都是支持一个国家工业生产与商业发展不可少的原因；也唯有健全的制度，才能使物质建设有稳固的基础。
举例言之，一个民主国家政府的施政行为，一切都要合法；如果立法机构不健全，社会不能追赶得上时代需求，则一切建设都要耽误，进步的幅度也就要缓慢了。
三、行为层次（Behavior level）的现代化：亦即心理层面的现代化。
一个国家构成的主要因素靠国民，因此，一个现代化国家，其基础在于其国民是否有现代化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此为现代化国家最深入的层面——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底层。
由于“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可能“动摇”到一个民族的“传统”，所以遭受的抗拒最大；换言之，进步的也可能最慢。
我们常看到技术现代化与行为现代化脱节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也就是精神建设赶不上物质建设的“文化失调”。举例言之，有手戴劳力士手表而不准时的人；有坐奔驰车而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有穿西装而随地吐痰的现象，也有民意代表而动辄出手打人的现象。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并非一蹴而至；行为面的建设，更非一朝一夕之功。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与德国虽然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是由于人民皆具现代化的人格特征，因此国家很快重建，甚至列入经济强国。〔3〕可见，为求一个国家之现代化建设，不仅要物质建设， 行政管理建设，更重要的，是要使它的国民，皆有现代化的思想与行为模式。
二
对于国民性格的改变，以及现代化观念与思想的培养。其最重要的力量，莫过于教育与传播。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种潜移默化之功；而传播则是一种扩散的功能，日日影响国民的思想与观念、行为，是不可漠视的重大力量。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首重“唤起民众”。所谓“唤起民众”，就是强度的宣传，要让三民主义的思想深入民心。而从事宣传，以当时而言，最好的媒介是报纸。
孙中山先生相信，没有党报，革命不会成功。党报的发轫基于他的革命理想。而于兴中会时香港创办的“中国日报”是第一份革命党报。也是国父指导创办的。孙中山先生曾在兴中会计划兴革事项中指出，设立报业为首要之务。他说：“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才，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继黎民以绝苛残。必使中国四百万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意。”
继宣传革命急先锋的中国日报后，同盟会在东京创办的“民报”，集宣传文字之大成。1905年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同年10月21日即发刊“民报”。“民报”首次公开发表三民主义，继而阐扬主义不遗余力。这份鼓吹三民主义的民报，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有志竟成”一章中认为：“使革命思想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最成功者。”
“民报”与保皇党梁启超“新民党报”对立，以精辟言论发扬革命思想，驳斥君主立宪，使革命思潮澎湃全国；该报更反覆痛陈满清之腐败，唤起国民担负国事之责任心，不仅受知识份子之重视，亦普受国民之欢迎，所以孙中山先生曾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占九成，武力只占一成。”换言之，假设革命时期，没有革命报纸善尽传布资讯，宣传主义，激励人心，唤起国魂之职责，就不可能造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宣传使举国人民共喻三民主义后，于是有武昌起义等。1936年抗日战争发生，报界再度表现了与国脉同其一命的感人事迹。抗战陪都——重庆，可以说集合全国报业精英。由南京迁往重庆出版的有中央日报、新民报、南京晚报；由上海迁往重庆的有时事新报、大公报；由天津迁往重庆的有益世报；由北京迁往重庆的有世界日报；迁自汉口的有扫倡报和华文的自由西报；再加上重庆本地报商务日报、新蜀报、国民日报、西南日报，加上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这14份报纸，成为抗战时自由区的新闻传播中心。
中国报业在此一段时间，大多能响应政府的爱国号召，同仇敌忾，虽遇物质艰困而不改其“言论报国”的志节，尤其是大公报坚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之教训，博得广大读者之爱戴。毫无疑问，报业对我国抗日战争之贡献，永远标记史册。
三
自1988年元旦起，台湾实施报禁开放，滥用新闻自由之现象，亦甚普遍。新闻自由的极度发展，与民主政治之放任有关；而资本主义过度膨胀的结果，立使传播事业发生兼并，垄断与独占；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可能滥用，亦可能为少数人所操纵。举例言之，新闻自由之理想，原期是“意见的自由市场”。但传播事业如今是一种广大的企业。由于企业集团介入传播事业之经营，客观、公正、平衡之立场逐渐沦丧。
更有些财大气粗者，认为媒体可作发展自我政治野心的催化剂，因此办报的目的乃为推销惊人主张。这种出发点，自然就容易歪曲事实，故作惊人偏颇之论，甚至危言耸听，以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地。这不仅扭曲了社会，也制作了不安。
由于一般认为民主政治即民意政治，也就是舆论政治。于是许多台湾政客利用舆论的影响力，作为政治斗争的立场；我们所最常见的是：“民意代表”在“国会”的发言，依据“宪法”可以对外不负责任，但媒体将这些“国会议员”对外不负责的言论，散布于社会大众，甚至煽动舆论的鼓噪，这些是不是可以不负责任呢？
亦有一些媒体，以迎合读者之低级趣味为能事，更以此作为追求业务发展的手段，甚至诲淫诲盗，夸大犯罪新闻，渲染色情细节；更有的利用新闻自由为幌子，进行敲诈勒索，或破坏他人名誉，侵犯他人隐私权；新闻道德之沦亡，莫过于此。
怎样使传播媒体有助于国家发展，而不为少数人所垄断，更不为有钱人所控制，这才是新闻自由的真谛所在。
美国自发生时报财务危机后即立法规定：任何每日销数超过五十万份者，其所有权之转让，都要经过政府批准。挪威、瑞典、丹麦亦立法通过，由政府征收报纸的广告税，以津贴濒临倒闭的小报。其理由是：要维持一定数量的“不同声音”，以确保舆论的多样性。
上述美国、挪威等国家的作法，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但是我们确实相信：一国媒体发展应是有理性的发展，而非一味的泛滥；否则，“资讯泛滥”、“社会噪音”之批评并非耸人听闻。
四
传播学泰斗施兰姆博士在他的名著《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曾列举大众传播的五大功能是：①协助大家正视“地平线”（Horizon），这是古时传讯者经常要做的工作。亦即所谓“守望的功能”。②协助大家把反应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挑战与机会结合起来，并对所要采取的社会行动，达成共识（Consensus），亦即所谓“决策的功能”。 ③帮助大家把社会的文化传递给新参加的份子，亦即所谓“教育的功能。”④协助大家获得娱乐，亦即所谓“娱乐的功能”。⑤帮助推销产品，以确保经济制度的健全，亦即所谓“广告的功能”。这五大功能的阐述，在1964 年施兰姆所著的《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Mass
MediaandNational Development）一书中，有甚大的发挥。
但是，施兰姆对于传播媒介都是从正面功能出发，而忽略负面功能。因此，另一位美国学者赖特（C.Wright,1960）， 则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传播媒体的特性及其角色。
他在发表于《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文章中，绘制了一张大众传播功能分析图。在图表中，他从社会、个人、特殊群体（如政治精英）及文化等四个层面，分别从正功能与负功能的方向，指出了传播媒介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正负面作用。
由赖特的这个功能分析表，我们显然可以归纳出一个这样的模式：
根据这个基本模式，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影响传播媒体特性的因素，是互为表里的。传播媒体的功能无论为正为负，几乎都对社会、次团体、个人及文化系统等四个层面发生作用。
五
施兰姆在《公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中，检讨传播媒体对国家发展可能的贡献提供了肯定的答案。
以经济发展而论，施兰姆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同时有社会转变的促动力量，而社会的转变乃基于一系列的人的转变（human transformation），包括教育与消息的获得，态度与价值的改变；人际关系，习俗及社会行为方式的检讨与重新思考。而这种改变必须藉着资讯的流通及教育普及为助力。
因此，作为一个“守门人”，传播媒介可能：一、扩大视野；二、集中注意力；三、掀起热望；四、创造发展的风气。
所以，施氏强调，传播媒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促动者（Mover ），其具体目标应该是：①传播必须用来加强国家意识；②传播必须用来作国家发展设计的声音；③传播必须用来教授必需的技能；④传播必需用来协助扩张有效市场；⑤在计划发展时，传播必须用来协助人们扮演角色；⑥传播必须用来协助人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他应具的角色。〔4〕
在政治发展方面，传播媒介在政治社会化、政治沟通、利益表明和汇集、人才甄补及公共政策的制度上，却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海门（Hyman）教授指出， 在过渡的社会迈向现代化与政治整合的过程中，传播媒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有效的工具，能够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消息给众多的人民。
马丁（John Martin）教授认为，传播媒介能解释新闻， 使不熟悉政府运作的人，了解施政的真相。此外，在选举的时候，以传播媒介来宣导政令，增加选民对选情知识及对政党的认知。
在政治沟通方面，美国是运用传播媒体以从事政治沟通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总统和高级政府官员就经常在电视上就政府政策与民众沟通，或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在电视上公开辩论，使民众对政府政策有更深入了解，以形成共识，凝聚成为政策支持的基础。
传播界是政府的诤友，意指传播界应时常对政府提供“诤言”和意见，期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臻于合理和完善的境界。学者海门（ Hyman）亦指出，在过渡的社会迈向现代化与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公众传播媒介扮演重要的角色。〔5〕
总而言之，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就是要培养国民健全的法治观念和行为模式，传播界对此应义不容辞；它更应该以政府和民间的桥梁自居，努力发掘民隐，勤求民瘼，以促使政府制定更符合民意的政策，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更趋健全。
就社会的现代化而论，其最重要精义，就是构成社会的每一份子，必须藉传播与社会互通声气，相互交往，并增强原有的能量与先机，以期常保活力。
现代的社会分工细密，于是社会成员之孤寂感与疏离感难免发生；忙忙碌碌的生活，一旦空闲下来，反觉单调，无奈甚至产生怨懑的情绪。
传播媒体是结合群体、疏导情绪的重要力量，它必须透过报导作用，忠告功能与疏解紧张之功力，给予社会公众以信心与希望，更能够藉此以恢复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价值。因为传播是完整的和谐力量，而竞争是分散的个人力量。〔6〕
六
基于上述，社会所期望于传播媒体者正殷；而传播事业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尤肩负重大使命；回顾过去近几十年新闻事业发展，新闻界每在国家危难之秋，多能秉持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勇敢负起扶正匡导之责，是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之典范，所在多是。
但鉴于未来国家发展之需要，新闻界对于新知的传播，新观念的灌输，以及对民意的伸张，责任较之往昔更为重大。
其一、传播媒体，其性质既系文化教育事业，以促进各项国民心理建设，则传播媒体便不应唯利是图，而应严守职业道德，负起文化与教育之使命。
其二，传播媒体，既受法律以保障其新闻自由，则更应义不容辞地善尽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社会之善良风气、法律秩序、道德标准、公理正义，皆赖传播媒体以维护、以伸张。
其三、传播媒体，既称之为社会公器，则它应以为社会公众服务为义不容辞的职责。传播媒体必须领导公正的舆论，提供正确的方向，表现出为公众服务的最高尚、最负责精神，以赢得公众的爱戴。
其四、传播媒体必须禀于自我职责之重大与影响力的深远，力求言论的公允，新闻的正确、平实与客观，以监督政府施政，影响政府决策，发扬高度的“看门狗”精神。
其五、传播媒体应以不断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以改变国民气质；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现代化人格特质，不愧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国民。
其六，新闻事业是领导社会，具有高度社会性之专业，因此从业员必须日益提升其水准，并严格实施进修教育与在职训练，以随时充实学识与智能，为社会作更好的服务。
先进民主国家，早把新闻事业与医师、教师共同列为专业。所谓专业，最重要的就是要表现出专业精神。而专业精神的表现，不仅是对于他所从事的专业，专心致志，高度忠诚，奉守专业理念，而且乐此不疲，乐于奉献，乐于牺牲。
其七、新闻事业之第一生命，乃是以长久的公正、客观与独立精神，获致读者的信任。
其八、在现代充满资讯的社会中，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有对媒体批判与鉴赏的能力，才能导致媒体的正常发展。成为公众传播普智的接收者，是作为一个现代国民的先决条件，也是共同提升我们公众传播水准的社会条件。
为了避免嚣张与偏袒言论的误导，作为一个现代阅听人，必须培养冷静的观察力，缜密思考，进一步对不良媒体进行批判、抵制与监督。
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新闻界是制衡政府的一大力量，但社会也必须发展一种力量，以制衡新闻界。政府当局可以透过教育途径，以强化现代公民对媒体的认识，进一步有欣赏媒介、批评媒介与监督媒体的知识。建立社会的控制系统，以鞭策新闻界的更大进步，实乃每位现代公民的基本职责。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说：“报纸是启迪人类心智最重要的工具。”传播媒体的业者虽不以教育家自居，但确实应善尽教育的职责人，以造就现代化的国民，进一步建设现代化的国家。
传播媒体既对社会有其正面功能，亦有负面作用，则如何发挥其正功能，避免其副作用以协助国家现代化早日达成，正是我们对于传播媒体的殷切寄望。
注释：
〔1〕〔2〕〔3〕魏镛，《行为科学与国家现代化》， 《理论与实践》季刊，1986年。
〔4〕潘家庆，《传播与国家发展》，政大出版，1983年，第23 页。
〔5〕葛永光，《政治变迁与发展》，幼狮文化公司出版，1989 年，第26页。
〔6〕王洪钧，《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正中书局出版， 1987年，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