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变化的语义学：解放概念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学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主要讨论政治理论中概念的历史和创新。我认为概念的历史是研究概念创新主体的恰当方法。当伽达默尔提出阐释学作为他解释理论或传统的方法时，他的主要贡献是阐明了语言如何与历史相联系。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政治理论史的英国学派，如Q.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在更注重分析的框架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政治解释学。斯金纳等人对文本的表述行为感兴趣，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揭示理论与作者所处时代的关注和问题如何质疑两者，并建立两者之间的对话来交互地对待文本的表述行为。这就需要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共同边界。其结果是提供了一种方法，让古代的作者可被看作好像他们通过解释他们的人所提出的问题和回答而正在阐述观点。但这遭到了批评，因为这些政治问题实际上向我们提供了他们自己理解作者和概念的具体方式。斯金纳认为，重要的是把来自作者的所谓概念与其信仰联系起来。但斯金纳认为，如果“我们的信仰与我们正试图考察的信仰之间”没有相当的重合，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①结果，这些不同的解释(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边界融合)并不能完全避免遭到同样的指责，因为这些理论家会反过来反对更为正统的历史学家，仿佛自己的解释来自其他地方。斯金纳认为，作者与其信仰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从事在其历史背景中解释具体文本的历史任务时才重要。但是，正如斯金纳所指出的，最终的目标是“获得一种视角，从中能以一种较为自我批判的方式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扩展我们现在的视域，而不是增加地方偏见。”②与对待作者及其信仰和过去的传统方式不同的是，概念的历史关注于构建概念及其历史经验与使用者如何通过语义网络表达概念的运用之间构联系。于是，概念历史因其概念谱系的重建而实际上成为理解政治理论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因此，我认为现代政治理论中的概念构建过程是政治行为主体试图把宗教语义学定义从政治语义学定义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及所谓的概念“世俗化”，它理论化相关于政治理论中的崭新性以及伴随启蒙运动而来的新概念。概念创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政治与宗教之间关系的理论主题是世俗化问题，因为社会行为主体以这种方式构想创立新政治词汇的需要。不同的理论家对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进行了理论说明。
本文的目标是要揭示政治理论以及它们与宗教的关系是如何能被设想为从一个领域转变到另一个领域的不同模式，或者被设想为正经历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个形态的概念，或者概念如何能够被塑造为创新。本文中，我将仅关注H.阿伦特(Hannah Arendt)、R.科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哈贝马斯关于概念创新的著作和论述。这三位作者使用了概念历史的方法来阐释具体概念(如民主、国家、革命、解放)形成中的转换、变形和创新，这将使我能够强调政治表达固有的历史进程所引入的各种创新。这一概念历史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概念创新感兴趣的哲学家们。捕捉到这些变化第一个迹象的是康德，他坚持修改神学上的时间概念(作为一个神授计划)来满足固有的时间标准，这样，时间影响了整个概念的语言谱系，改变了整个政治词汇。
作为政治谱系的概念史
我将关注当代历史哲学家，科斯莱克如何用概念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概念构建和转换的语义学理论。我将揭示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如何受到阿伦特著作的启发或影响，尽管他们在政治含义的目标上存在巨大分歧。本部分的目标是考察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转换动力如何体现了政治行为主体在宗教与政治之间语义学关系上的转变。的确，各种关于世俗化意义的理论关系总是与政治行为有关，正是借助于历史哲学家科斯莱克，以及阿伦特的谱系分析和概念区分的影响，我们才能够揭示政治理论的概念构建过程并不是单纯的语义转换过程，因为它还包含了转换和创新的技巧。③
众所周知，阿伦特使用了一个方法论的原则，即政治词汇含义的变化可见于其历史重构的词汇中。她是如此关注于构建概念的权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试图在革命与暴力、武力与权力、工作与劳动之间引入创新性的概念区分。的确，她非常明白，含义的语义层次并不仅是历史的和有背景的，而且还以界定和设计政治图景为目标。为了解释政治概念构建谱系为何十分重要，我们首先需要关注我所言的语义界定的层次。
科斯莱克认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概念，一个社会就不会存在。社会中最重要的概念谱系就是政治概念谱系，因为它们与行动领域密切相关。根据科斯莱克的理论，我们的概念是建立在政治制度之上的，但是它们比成为语言共同体的一部分更为复杂。而且，社会与其概念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张力。这些张力包括概念语义学的构建或转换，以及来自政治行为主体、并与其经历相关的新期望。于是，我对概念构建历史的关注就与这些概念如何具有“携带能力”相关。④这种携带能力可以理解为，一个概念必须具有足够的模糊性以描述通过新方式所揭示的不同含义，其中社会和政治行为主体把他们的期望与经历相关联。概念的全部能力在其持久性、以及与其他概念所产生的具体关系中体现，这些概念最初依赖于此，并且能够揭示与最初概念相联系的引申含义。说明这种“携带能力”含义的一种方式可见于“民主”概念的历史。
民主的概念：从描述性概念到转换的政治领域
当民主的概念最初出现于希腊城邦中时，它是用来描述涉及程序和规则的潜在法治形式。但是，这一概念在18世纪使自身实现了现代化，界定了新的横向组织形式，包含了现代国家的概念及其社会结果：“法治的实施以及平等原则的出现改变了旧有的含义”⑤。一旦这一概念成为了政治行为主体的期望，并重新界定了理解民主一词的更为平等的方式，那么民主与“平等”一词的联系就成为核心。民主概念进一步的改变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的新经历中。当这一概念被构建时，概念的模糊性并不容易被描述。相反，只有我们能够重构产生于具体背景的历史变化和运用时，我们才能清晰地看到语义学的历史混合和对深层次的概念附属含义的强调。例如，我们并不容易理解P.罗萨瓦隆(Pierre Ronsavallon)是如何列举某些附属于这些经历和其概念运用转变的模糊性(他称之为概念的问题和困惑)。他认为，民主的现代概念首先与“人民”的概念相联系，当这一概念从其最初的运用开始演变时，这一模糊的概念揭示了各种并不明显的含义。只有在被视为民主新含义的相关核心——“代表”概念出现后，人民是谁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政治行为主体必须界定“人民”时，他们意识到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他们新期望的目标是更为包容的民主)。E.拉克劳(Ernesto Laclau)探讨了这一问题。拉克劳认为，带来普遍含义的语义学的出现“传递到这一链条的其他环节，于是在他们自己所要求的团体忠诚与他们在该链条中的铭文所给予的大众含义之间出现了分裂”，结果这一链条使这一概念成为“空洞的表达”⑥，从未能实现。对于S.内斯特罗姆(Sofia N
sstr
m)来说，民主的内涵与其外延之间的鸿沟仅仅表明了“完全合法的人民的确不可能存在，”但她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由于“合法的标准让人民陷入永久的争论”，那么“其力量就在那里”。⑦因此，她的分析就让我们能够说明当民主概念的含义成为激进转变的体现时，附属于民主概念的历史偶然性是如何获得了规范性：“人民是各种历史力量——过去的‘同意’、合法性的‘追溯’过程、‘民主的重述’或历史‘讲述’——形成的结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民主从其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中解放出来，确认民主是一个”有关社会融入新诉求的“未完成的进行时过程。”⑧南希·弗雷泽也曾表达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类似观点。⑨因此，界定成员已成为我们全球化时代最政治化的决定。
政治理论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来自于如何说明作为真相的推理与作为观念的推理之间的标准或有效性所产生的张力。的确，民主的概念不得不发展出自己横向推理的领域作为一种有效性形式，但这样做又存在着问题。代表权的问题同样与成员和推理有关。正如罗萨瓦隆所说的，“现代形式的权威运用普选权来建立政治平等，同时这些权威又要求一个建立在非人格化基础上的日益理性的权力，前述的张力就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⑩这种张力需要具有参与平等的更为激进的民主概念。
由于人民主权在代表制中表达自己出现了困难，从而导致代表制的合法性遭到了各种质疑，所以当我们面对现代试图界定“社会权力的适当形式”的努力时，另一个张力就产生了。
最后，当民主与现代解放概念相关联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因为解放具有两个相互冲突的不同含义：个人的解放和集体的解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与群体或共同体的解放事业相伴随的个人解放事业。这使我们意识到政治概念的难题与政治行为主体的经历和他们变化中的期望的根本问题相关联。
民主的概念依然具有足够的模糊性，即使其结合能力继续显示出各种积极的新意义。这些模糊性就是我所说的张力和困惑，或者概念的携带能力。这些所谓的张力在该概念如何剧烈地改变其最初含义中十分重要。例如，当诸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家把民主理论化为理想类型时，我们就看到了深层的结构张力。他们创立规范性普适主义是为了界定理性协商的恰当内容、人民主权的含义，以及在司法规则具有合法性的基础上界定正义普适标准的含义。这一角度通常忽视了政治的偶然性，而这些理论家在试图创建规范性普适主义时更接近于法律和道德领域，而非真实的政治领域。但是，由于他们把协商民主视为平等参与的激进实践，政治互动的各方面才变得显而易见。因此，这些理论家们为我们提供了在现当代政治行为主体的新期望中发挥根本作用的概念景观。但是，唯一有效的民主模式并不存在。政治是多元性领域，各种类型能够有助于丰富政治行为主体的期望，但是它们必须发展出自己的意义，以便产生它们自己的重述。如果民主具有历史，那么我们能够得出结论：民主也是历史。当概念历史关注于民主概念时，就能帮助我们看到概念历史或它们的谱系是政治行为主体真正的实验室。
但是在历史上，与我们现代民主概念最重要的联系是来自于最初与法治的联系，因为法治通过现代平等的概念得到重新阐述。社会主体认为他们作为人类而平等时，就会试图实现其变革的期望。行为主体开始理解，只有在法国革命发表人权与公民权的历史性宣言后，这些新的经历和实践才成为可能。这样，这些权力诉求最终在概念上揭示了不同的新法治权利：政治的、公民的、社会的权利。这些概念特征是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转变和斗争中，以及在概念运用的内在历史巨变中形成的，其中民主的概念具有了新的结合能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无论其是合法的或是革命的，它使国家具有了声称满足新构成需要的期望，以至于它的含义可能被确认。最后，‘民主’替代‘共和’一词成为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认为其他所有作为统治形式的法治类型均为非法。”(11)
国家概念的剧变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反概念
国家的概念是另一个具有复杂多层含义的概念。最初，国家概念与许多语义学的定义相关。科斯莱克认为在不同的背景下国家一词具有了不同含义。国家一词通过独立于其所指而让这些不同含义具有了实质内容。但是，“只要历史现实的多样性和历史经验融入一词，由此它们才能够在这个词中获得它们的意义，或仅能通过这一词获得理解，那么指示者与所指就共存于一个概念之中。”(12)
例如，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当国家的现代概念涉及具有内外主权的国家权力时，它就被合法界定了。(13)哈贝马斯指出，当现代化导致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时，转换的关键时刻就到来了。正是在那时，国家获得了反概念的含义，并被界定为国家机构。最初，其功能是行政管理和税收机构。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是国家与经济的分离，这种分离有助于国家成为公共领域的主导机构，并禁止干涉经济。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理论最终界定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和劳动力所必需的合法基础架构的原因。但是，国家的经济需要是由私人产生的税收来满足的。当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建立联系时，该概念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最初在古罗马，民族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传统在地理上获得整合。但在这一时期，民族一词获得了一个在其他背景下政治化使用的含义。正如哈贝马斯所解释的，“老德意志帝国的封建制度被法人国家所取代，法人国家的基础是契约，其中国王的权力依赖于税收和军队、贵族、教会和具有特权的市镇的支持，随之而来的是国王在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时受到限制。”(14)从长期来看，这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States)逐渐代表了地域国家(countries)。由于“民族国家(nation)”一词的出现，贵族获得了其政治存在，而人民则被剥夺了政治存在。对科斯莱克来说，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发现国家变成了知识分子和市民的目标，他们开始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以废除国家，从而占领自己的政治行动空间。极权主义国家向人民国家的转变在这些表达中得到体现。最后，作为现代产物的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的关系是随着从贵族民族向人民民族的转变而于19世纪晚期出现的，也是“由知识分子所激发的深刻意识转变”导致的结果。民族国家的形成立刻解决了两个问题：它成为了合法化的新模式，这一合法化创造了新的更为抽象的社会整合形式。(15)这些历史变革导致人们通过体现于君主的国家权力来界定现代国家的主权，并在概念上把国家与社会区别开。之后，随着皇帝主权到人民主权的转变，作为人权与公民权的臣民权利出现了，它改变了整个政治图景(16)。但是，由于对公民的双重界定也是把合法权利界定为成员权利所造成的，这一过程并没有避免内部的张力。对我们来说最有趣之处在于概念的变化如何为其反概念提供了立场改变。哈贝马斯认为国家概念的晚期发展是由于对政治成员权利作了文化解释。民族国家的新定义也具有新的模糊性，因为该概念同样体现了一种构建更为抽象的社会整合制度。因此，哈贝马斯把民族国家称为“双面神”(17)。哈贝马斯式的描述显示了平等主义合法共同体的普适主义与由历史偶然性所统一的共同体的特殊主义之间所固有的张力。
因此，概念最重要的特征是清晰，同时又保留模糊性。而且概念不仅是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指示，还是它们的代理人。这样，“概念总是构建了可能的经历和理论的具体边界”(18)，由此设定了行动的界限。这就是为什么概念历史的方法关注于概念与其历史结合的原因。国家概念在19世纪随着极权主义政体的崩溃而经历了巨变。它在极权主义政体时期获得了负面的结合力，随之而来的革命目标是摧毁这类国家。国家只有在福利国家成为现实后才恢复了正面的结合力，因为它让加强公民的社会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制度性政策成为可能。这些历史改变都是后工业革命的产物。正如该概念已开始再次从当代词汇和实践中消失一样，我们也开始再次讨论并理论化国家在我们全球化时代可能发挥的新作用。
新时代的出现：革命与解放
革命是第三个能说明概念历史如何为我们提供理解这一方法及其携带能力的概念。对阿伦特来说，该概念与暴力的关系让她重新思考并重构该概念，以便看她是否能够挽救该概念，去掉其由暴力所带来的令人无尽反感的负面语义学含义，并关注其合法性。对于科斯莱克来说，同样的问题是，暴力如何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并被强调为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斗争。如果作为现代术语的革命最初出现是用来描述内战巨变和长期变化的，那么其语义学的转变将向我们揭示发现其作为模糊概念的演变是多么的复杂。
阿伦特认为，革命的概念与罗马人对变化或内战一词的使用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是指某些侵扰希腊城邦的暴力实践。(19)因为罗马人和希腊人在论及变化和暴力时，把时间理解为循环，这让他们相信，变化只是相同的回归。正是现代时间概念的出现才赋予了该概念全新的含义。两个重大事件改变了人们思考巨变和时间的方式：一个是社会行为主体不再顺其自然，而是期望改变；另一个是一旦基督耶稣的故事让时间的世俗概念作为一个新开始，并在其中开始展现这一新故事，那么时间的概念就改变了自身。
对于第一个事件，阿伦特认为，只有在现代而非以前，人们开始质疑贫困是否是固有的人类条件，以及质疑少数通过各种手段或力量或欺骗成功脱离贫困的人与多数劳动贫困人口之间的区别，且多数贫困人口不再认为这种区别是永久而不可避免的，此时社会质疑才开始发挥革命的作用。(20)只有在这一切都发生后，社会质疑和穷人的反抗才使革命一词在来自行为主体的政治期望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第二个事件，阿伦特质疑了现代革命有其基督教根源的流行观点。她认为让革命一词在其转变道路上前进一步的是“新世俗领域的诞生，而世俗化的第一阶段是极权主义的兴起，而非宗教改革”。(21)但是，基督教的确在这一转变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了作用。基督教哲学结束了时间的古老概念，把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世俗时间的起点，成为一个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事件。于是，现代革命概念就不可避免地与这一观念紧密相连。阿伦特认为这一事件的情节为现代自由概念的出现提供了空间。(22)自由与行为主体的经历相关，这些经历又与偶然性和固有的历史概念相关，两者在社会行为主体理解革命的新含义中至关重要。自由和经历统一于这一革命的语义学概念之中。
科斯莱克追随阿伦特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重构，几乎使用了阿伦特一样的词汇和例子。(23)科斯莱克还注意到，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一词就获得了“自相矛盾的、普遍存在的语义学潜力”(24)，其所具有的携带能力让其他新概念能够揭示新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如阿伦特一样，科斯莱克认为时间的概念首先不得不改变，正是阿茹(Haréu)为我们提供了启示性的观察：革命需要转变，因为它在其最初的拉丁语用法中，不再说明“时代的转变”或“返回原点的运动”。阿茹实际的意思是仅有有限的法治形式存在，它们彼此相互溶解和替代，直至现代揭示了政治行为主体的新期望：他们寻求产生崭新事物的激进变革。(25)
阿伦特和科斯莱克都认为革命概念的问题明显与附加于该概念上的其他含义，如暴力紧密相连。对阿伦特来说，这与“不可抗拒性”一词相关。这是一个自然主义隐喻。阿伦特认为强调行动的不可抗拒性与我们现代的时间概念紧密相连，以至于革命的概念让它深入人心，即使在我们当代，行为主体还因这一特定语义学内涵而使用它。科斯莱克完全同意阿伦特的观点，但是他试图深入探究其复杂性。他解释道，革命的概念最初仅仅是一个“自然政治”的概念，只有当音节re成为革命(revolution)一词的一部分时，革命的概念才从其早期的用法转变成完全不同的用法。re的增加明确显示了回到先前构建的事物。
即使自然主义隐喻仍然与政治革命的含义密切相关，但情况不久就发生了改变。科斯莱克解释道，已发生的转变把革命的概念从永恒的概念变成了全新的元历史(metahistorical)的概念，“完全不同于其自然主义起源，从而被指责为命令了历史循环的骤发经历”，这种新的重点为革命一词提供了“永恒的意义”，因为它“成为了知识和所有革命行动的规制性原则”(26)。
在此之前，中世纪的血腥战争似乎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描述的：暴乱、反抗、起义、谋反和内战。所有这些含义和核心概念都与“狂热宗教忏悔斗争的苦难和经历”(27)相关。科斯莱克认为古老的内战都是从基于社会阶级组织的角度来进行概念化的，所以它们被看作内战。这就是为什么“内战”一词不能与革命的概念互换，尽管两者并不相互排斥。科斯莱克与阿伦特用概念历史的方法解释了最后变革的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没有任何词汇来描述政治期望的目标是把整个结构改变成反叛者成为新统治主体的结构。正如科斯莱克所说，在此之前，“作为革命过程的社会解放仍然是在人们经历之外的”(28)。
当科斯莱克认为政治理论中的时间加速概念让这些理论替代了革命即将到来的预言时，他就偏离了阿伦特关于创新的概念。他认为这是因为“历史期望的无意识世俗化”(29)。阿伦特同意科斯莱克的观点，但她并不认为语言替代了理论。相反，她把理论让历史显得好像有其自身的目标归咎于不可抗拒性的概念。科斯莱克则认为革命的概念获得其全部的含义成为现代概念的关键因素在于时间加速的概念。但是，革命的概念如何成为了国家的反概念呢？科斯莱克指出这是因为“反革命”这一新词的构建是在1800年左右从德语Staatsfeind翻译过来的，意为国家的敌人。(30)于是，一种新经历开启了具有不同阶段的、并最终显示1789年革命的社会互动领域。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够看出行为主体的经历从空间转移到了时间，并使预言成为所有政治理论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潮流。
阿伦特认为革命概念是沿着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路径发展。该概念的创新之处在于政治革命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改变其社会结构而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科斯莱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变化的开始，而阿伦特所要挽救的唯一成功的革命是美国革命。但是，两人都同意，这一改变最重要的特征是“一旦人权宣言开启了社会期望的空间，人们都试图以自由或平等或两者的名义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每一项计划”(31)。对于这一激进转变，历史偶然性与社会行为主体期望的注定出现致使人们把这些经历和期望界定为其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斗争的目标是改变其出生时的特定环境，从政治上界定不可剥夺的人权。(32)“人”一词成为了一个概念工具，明确地把平等的价值作为一种政治创新。伴随着革命概念的转变，且只有在启蒙运动中，作为期望体现的解放挑战让社会行为主体要求消除一切人统治人的形式。他们把这种可能的转变视为理想的政治目标。
不用说，尽管科斯莱克对法国大革命有负面意见，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概念化并没有妨碍他看到革命概念与我们现代对权利的政治诉求变化所导致的新期望之间的联系。这种历史结果必然与具体解放概念的出现相联系。科斯莱克回顾了解放在罗马共和国是用来描述一种法律行为：家长能够对其儿子放弃父权。该词进入中世纪后也是作为一个技术法律词汇使用于德国习惯法中。科斯莱克解释说，该词失去了在罗马法中家长的单边法律行为的含义，而变成了有关年龄和成熟的自然状态，即某人达到具体的年龄限制。该词的使用十分灵活，大约在1700年，成熟年龄与独立的概念相关，逐渐被描述为解放。解放的反概念是统治。有趣的是，在中世纪，封臣一词是用来描述某人即使到了成熟年龄，也不能免除自己在封建制度中的劳役。科斯莱克认为，在那段时间中，没有词用来描述普遍的免除统治。到18世纪晚期，“解放”一词逐渐用来描述这一空白：“含义的决定性转变并非由法律语言导致，而是由该词在心理学、社会、政治上、以及最重要的是哲学上的使用造成的”(33)。在这一意义上，科斯莱克的概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正是通过把解放一词当作动词和副词，而非名词来使用，其语义学的创新揭示了自身。解放一词的灵活运用让它能够把其含义从达到成熟年龄的习惯法领域扩展为描述某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为的生活。从最初由哲学家、诗人和知识分子使用，到所有人以新方式积极使用，其扩展超越了群体和制度，涵盖了所有人。当康德论述“解放”时，他向前迈出了一步，因为从成熟的自然阶段到道德政治“律令”的转变让以前与法律解放概念相联系的语言使用更为有效：因为成熟成为了“一种看待人类未来在政治上自治的历史角度”(34)。这一概念转变无所不在：部分是现实，部分是社会行为主体的目标，这一过程事件逐渐重新描述了理解自由的新方式。由于它变成了一个历史哲学的过程概念，所以它也是一个指导行动的概念。其充分的展示是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解放在当时被视为所有与正义相关事物的共同分母，“所有诉求的目标是要消除法律、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平等”(35)。
即使科斯莱克否认在当代该词增加了新的结合力，但甘地领导的和平革命、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革命都是增加新结合力的转变经历，因为在这些革命中没有了暴力。的确，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反暴力的，暴力成为了革命的反概念。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后，对人权宣言的回应更充分地揭示了平等一词的含义，正是因为在法美革命之前，妇女和奴隶等人被禁止进入公共政治领域。(36)这些社会行为主体明白，为了成为政治行为主体，他们需要把自己从被界定为私人领域的角色里解放出来。这种对新融入权利的理解和现代公共领域概念的构建表明了在20世纪重大革命中社会行为主体的下一步目标。这些例子显示了行为主体的期望与其概念局限是如何相互伴随。新的社会和政治目标让行为主体改变了政治革命词汇的图景。我们开始看到中东地区的和平革命，如“街道”等城市词汇的使用获得了新的政治象征重要性。这种概念化的城市景观让我们看到了革命是如何与城市相联系的。
因此，科斯莱克所说的概念所必需的模糊性的一个例证就是“解放”一词，它能被用来描述各种不同的诉求：消除人对人的统治、主张法治的自由主义诉求、主张人民主权，进行激进变革的民主诉求，或者是消除经济统治的方式。它占据了所有有关正义的词汇空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反抗任何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
阿伦特得出了关于新时代的具体结论。如果历史不得不成为科斯莱克以前所说的救赎的政治预言的媒介，那么它首先会成为世界历史。正是由于“世界历史”的概念，历史概念成为政治起源的根基：“在它之前是法国和美国革命，两者令人自豪之处在于为人类引领了新时代，并关注于作为人类的所有人，无论他们居住何地、环境如何或是什么民族。世界历史的概念产生于人们在世界政治中第一次努力，尽管美国和法国革命对于‘人权’的热情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很快衰减，而民族国家虽然被证明是短命的政府形式，却是欧洲革命唯一相对持久地成果，但事实是世界政治以一种或其他种形式已附属于从那时到现在的政治”。(37)
结论：内在批判所预见的未来
正如我们所言，科斯莱克和阿伦特都认为时间影响了政治领域的整个词汇表。(38)在这一方面，康德是一个发明者，他在其著作《永久和平》中先让未来与道德目标暂时联系。他的未来概念是与现在以民主名义而运作的不同权力的分离相关联，人们追求的这种新政治事业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事业。科斯莱克认为正是那时，诸如“民主”和“共和”等类概念不再仅仅是描述性的，通过引入虑及政治媒介领域的历史运动，政治行为主体就有义务为了人类而代表这些理念而进行干预。其他诸如“自由主义”等类的概念紧随具有未来解放目标的理论而出现。不久，诸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又紧随其后。于是，即便科斯莱克和阿伦特在有关政治二元论和时间改变概念图景方面具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们均认为正是未来因素的临时化为政治理论引入了新的图景。的确，在概念构建的历史中，概念改变的运动和动力是在使用“-ism”词尾的帮助下引入的。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解释说，四个前缀，“现代”、“反”、“后”、“新”“不仅揭示了相互竞争的理论立场，而且还揭示了历史敏感性的深刻变革”(39)。其中某些术语正好用来显示过渡阶段，而它们的反概念——“君主制”、“贵族制”、“保守”、“奴颜婢膝”则用来把过去的全景与未来相联系，并在从过去向未来的转变时期中确定行为主体。正是在那时，运动的临时化和动力赋予了革命概念揭示人类转变事业的维度，于是革命概念获得了新的含义。最后，“解放”似乎正在吸取一个不可逆转进程的语义学概念，而这一进程将导致人类自决。
科斯莱克认为，这些概念让行为主体在把精力投入到自我创造进程中时感到自己负有责任。这些概念阐明了一种同时为了阐述者和受众的新历史力量。从这一角度出发，科斯莱克和阿伦特都证明了概念拥有激活政治媒介的内在临时结构。政治和社会概念变成了指引历史运动方向的工具。它们不仅显示了时间的变化，且还是这些变化的真正代理人。这样，理论开始因意识形态架构而彼此影响。某个反对派的意识形态化还会变成控制政治语言的机制。政治术语的影响超越了先前的领域，其中只有学者和贵族使用这些术语。资产阶级及其市民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学会了以这样的方式操控和使用语言。科斯莱克指出存在着有关概念的斗争：“语言控制的挑战，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意识和行为导向的掌控改变了概念的内在临时结构。”(40)这些新概念激发了新的期望，唤起了需要实现的目标和欲望。最后，开始于世俗历史理论发展的这一进程现在深深融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心理之中。
在这一特殊时刻，一个新的内在领域：内在批判的领域打开了。理论、概念、态度、计划，以及行为方式都被认为划分并使用了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意识形态的叙述第一次被认为是错误、谎言或偏见。政治媒介让语言成为了决定性的武器。谎言能被删除，错误能被改正，偏见能或必须被消除。紧随其后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一个不同的过程，因为它试图让自己与该问题保持距离，试图揭露。概念开始被更为抽象的运用。的确，正如科斯莱克所认为的，“概念越是普遍，能够使用概念的人就越多。概念成为了流行语……而且[这]样，有关概念的恰当解释和使用的竞争性斗争就出现了。[最后]，民主[正如我们所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的法治概念，所有阵营都为自己以不同的方式要求民主。”(41)在这里，内在批判领域让我们可能揭示有关这一概念恰当解释的新斗争。于是，根据科斯莱克的观点，现代关于“新时代”的政治思想的发明开启了批判思想和意识形成的进程。赋予政治媒介新意义的这两个进程是一个复杂合力的结果，其中社会和思想家在由过去和未来之间关系所产生的历史运动的帮助下，借用了共同体的新概念。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构建是人们思考历史中的时间和政治中的行动的结果。
*本文为“2011布拉格哲学与社会科学大会”的论文。
注释：
①Skinner,Quentin,Visions of Politics,Regarding Method,Volume 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9.
②同上书，p.125。
③在这一方面，关于考古学方法的论述十分有用，见：Agamben,Giorgio,"Philosophical Archeology" in: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On Method,New York:Zone Books,2009,pp.81-111,p.83.
④Ko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74.
⑤同上书，p.82。
⑥Laclau,Ernesto,On Populist Reas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p.95-96.
⑦Nsstrm,Sofia,'The Legitimacy of the People',in the journal Political Theory,2007,no.35,pp.62-658,p.644.
⑧同上书，p.645。
⑨Fraser,Nancy,"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in Adding Insult to Injury,Nancy Fraser Debates her Critics,Kevin Olson ed.London and New York:Verso,p.279.
⑩Rosanvallon,Pierre,"Democratic Universalism as a Historical Problem",Constellations,vol.16,no.4,2009,p.546/pp.539-549.
(11)见：Hunt,Lynn,Inventing Human Rights:A History,New York and London:Norton & Company,2007,p.82.也见：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ynn Hunt,Boston and New York:Bedford/St.Martin's,1996.
(12)Ke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84.
(13)Habermas,Jürgen,"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published in the volume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Pablo de Greiff and Ciaran Cronin editors.Cambridge,England:Polity Press,1998,pp.105-127,p.107.
(14)同上书，p.110。
(15)同小注(13)，p.111。
(16)见：Hunt,Lynn,Inventing Human Rights:A History,Loc.cit.
(17)Habermas,Jürgen，同上书，p.115。
(18)Ko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84.
(19)Arendt,Hannah,"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 published in the volume On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90,pp.21-58,p.21.
(20)同上书，p.23。
(21)同上书，p.26。
(22)同上书，p.29。
(23)见：Arendt,Hannah,On Revolution。
(24)Ko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41.
(25)同小注(24)，p.41。
(26)Ke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47.
(27)同上书，p.43。
(28)同上书，p.44。
(29)同上书，p.47。
(30)同小注(26)，p.47。
(31)Ko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49.也见：Hunt,Lynn,Inventing Human Rights:A History.也见: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Edited by Lynn Hunt。
(32)Hunt,Lynn.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p.15.
(33)Koselleck,Reinhart,"The Limits of Emancipation" published in the volume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Timing History,Spacing Concepts.Translated by Todd Presner and Others with the foreword by Hayden Whit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48-264,p.251.
(34)同小注(33)，p.253。
(35)同上书，p.254。
(36)见：Hunt,Lynn.Inventing Human Rights:A History,Loc.cit。
(37)Arendt,Hannah,"The Meaning of Revolution",p.53.
(38)Ke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258.
(39)Alexander,Jeffrey C.,"Modern,Anti,Post and Neo:How Intellectuals Have Coded,Narrated,and Explained the 'New World of Our Time'",in Volume Fin-de-Siècle,Relativism,Reduction,and the Problem of Reason,Loc.cit.p.7.
(40)Keselleck,Reinhart,Future Past,p.263.
(41)同上书，pp.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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