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经济与国际经济结构变动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变动论文,趋势论文,智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我们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几千万人的温饱而痛苦地挣扎，艰难地为实现传统工业化目标而拼命奋斗的时候，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经在世界兴起。一种全新的经济正在形成、发展，爆发性地向全球扩张。这就是智能经济，也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
当我们还在主要依靠廉价劳力、土地、能源和矿产资源来发展自己、创造未来，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时候，人家已转向主要依靠知识和智能，正在进入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智能经济与传统农业不同，传统农业是以广大的耕地和众多的人口劳动为基础的；智能经济也与传统工业不同，传统工业是以大量的矿物能源和矿藏原料冶炼、加工、制造为基础的。这种新的经济，是以不断创新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的创造性应用为主要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依靠新的发现、发明、研究、创新的知识为基础，是一种知识密集型、智慧型的新经济。它以不断创新为特色，新的超过旧的，旧的退出市场丧失效用，新的占领市场获得超额价值。而这个创新过程是急速旋转，快捷异常，没有终止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知识与智慧，和土地、矿藏不同，它不具有唯一性和排它性。这块地你拥有了，他就不能同时拥有，种了玉米就不能同时又种水稻。这座矿藏为你占用就不能同时为他占用，挖完了就没有了。知识和智慧这个东西，它可以同时为多人所占有，并可一再重复使用。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它可以与其他知识连接、渗透、组合、交融，从而形成新的有用的知识。知识也有“自然磨损”，它的直接效用没有了，但还可以再开发，成为嫁接、培育新知识的“砧木”，成为启发新的智慧的火花。
新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智能经济的爆发性扩张，是与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紧密相关的，是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之翼而飞扬升空，从而形成爆炸性增长和爆发性扩张的。不断革新的计算机与光纤网络通信、卫星远程通信相结合，将知识的编码、储存、传输、扩散速度极大地提高了，方式极大地简单化了，成本极大地降低了，从而使数字化的多媒体网络通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技术，使不断更新的知识成为全球任何角落里的人群都可以随时廉价获得的。数字化、网络化通信技术革命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与风险投资和现代风险企业体制相结合，这就极大地促进了新知识的实际使用，促进了发明创新的物化过程，极大地加速了新知识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文明大传播和文化大普及。一个人类智慧大开发和经济大发展的高潮已经到来了。正是这样，计算机和网络通信领域首先成为智能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域，而站在计算机网络通信领域最前列、开创高科技风险企业、率先经营智能经济的科技企业家，首先成为企业发展最快、资产膨胀最迅速的“世界首富”，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海外奇谈”了。
居于这场全球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最前列的，仍然是美国。这个地位，当然“非一日之功”。早在1956年，美国社会劳动者总数中的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总数，就已预示着美国正从传统工业社会中以体力劳动、制造实物产品为主，向后工业社会依靠脑力、以处理信息运用知识为主的转变，是美国在全世界率先出现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和社会结构根本性转型的标志。40年来，美国经济在发展中波动起伏，曾被一些人判定已是“明日黄花”。日本人也自以为“可以说不”。曾几何时，日本这个“不”，似乎是说早了。9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大体上是处于二战以来最好的时期。近年来更是保持着低失业率、低通胀下的高增长。联邦预算赤字也是逐年减少的。特别是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产业的关键技术领域发展方面，仍然走在世界前列。
80年代日美两国关于高清晰度电视技术路线上的不同选择，实践已经作出了判断。事实证明美国紧紧抓住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是大有远见的。两国的不同选择，不只是技术路线上的正误之别，更重要的是，从中表现出两个民族两种大不相同的人文精神。日本人始终摆脱不了人的被动客体地位，一再在增加画面的扫描线数，改变画面的高宽比例……上下功夫，走不出“给什么吃什么，播什么看什么”的格局。而美国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建设双向互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实现各种媒体形式、全球各国各类信息源的全面贯穿和横向互连，从技术上摧毁了传统的纵向等级层次结构，形成网络式的横向自主连接结构，表现着对人的尊重和从技术上支持人的自主选择权利，实际上体现着人的主体地位的高扬。是当代人文精神对传统的单纯工具理性的胜利。
要参预智能经济，你就得有知识。这里讲的知识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呢？按传统的知识分类，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农工商医教，……很难列举。概括的讲，大体包括五大类型（OECO的报告分为四类）的知识。这就是：关于“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 关于“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关于“怎么样做”的知识Know-how；关于“是谁（知道）”的知识Know- who ； 关于“（知识）在哪里”的知识Know-where。
过去我们讲知识偏重于“是什么”“为什么”一类的知识，这首先是些博物学、分类学的知识，是大量收集、观察、比较、分类得出的知识。更深一层、更重要、更大量的则是些原理性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基础性知识。一般说来，是依靠科学家们观察发现或实验研究归纳构建出来的系统化的理论知识。现时代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涉及面极其广泛，宏观上扩展到宇宙外空，微观上深入到细胞核内部、原子核内部。离开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离开宠大的现代实验设备、观测仪器，离开分工极其专业化、学术素养极高的专家，想凭什么“冥思苦想”，或什么“灵感大发”，恐怕是想不出来的。
Know-how这个词，近十几年来人们比较熟悉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花钱买过一些专利，连同机器设备也引来了。一试车不会转，或者出不来合格产品。找到人家才知道，还有个Know-how我们不了解，是不包括在专利里边的“诀窍”。这类知识常常是企业产品开发、技术开发中的专门化的工艺技术成果。有的做起来非常简单，“小窍门”，但当你不掌握时，你就搞不好，甚至搞不成。
“是谁”和“在哪里”这类知识，人们常常不视其为知识，只当做一则“消息”罢了。这在全球一体化、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是很重要的知识。广东人为香港、台湾老板加工产品，四川妹、贵州妹为广东人打工，为什么？还不就因为他掌握着国内外的市场信息吗？你不掌握，那就只能为他出卖劳力。现在的互联网络上，知识信息浩如烟海，虽然人人允许自由漫游，你也驰骋不过来。于是，专门为人查找、搜索、分类、集成各种各样知识信息的网上代理服务商出现了。他吃什么？还不就是他拥有“是谁”“在哪里”这类专门知识吗？上海的“跑街先生”、“包打听”大概也可以归入贩卖或订购这类专门知识的服务商之列。
很明显，站在全球知识经济爆发性扩张背后的是人。是本身具有相当丰富知识的人，是对新知识敏感而又善于学习、不断获取新知识的人，是敢于和善于应用新的知识、将其物化为能满足人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的人，是善于将分散存在的知识融汇贯通、组合集成，创造出新的知识并付诸新的应用途径的人。不难看出，这就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一种驾驭知识的出众的能力，属于智慧的范畴了。
这就涉及国民基础教育、社会职业教育、专业知识教育以及全民终生教育等等。
美国是站在当今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前头的国家。面对世纪之交的全球智能竞争，克林顿对美国国民素质是不能不深表忧虑的。为了适应全球新的发展浪潮，他提出了全美新的国民教育纲领。要求8 岁以上的儿童“能读会写”，13岁以上的少年“能上计算机网络获取知识”，18岁以上的青年都接受“大学教育”，成年人接受“终身教育”。
我国教育法中国民义务教育的公开承诺，在不少地方至今还难以实现，不得不寄托于“希望工程”，令人担忧。
为了在新世纪中我们民族还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放弃一点其他“宏图大略”，也得把已经耽误了的国民教育搞上去。而且要改革教育，把培养人的素质放在首位。
（二）
20世纪人类陷入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着空前的灾难。传统的商品市场经济制度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危机。少数人富得流油，大多数人一贫如洗；生产停滞并大幅度下降，人们大范围失业；银行倒闭，股市狂跌；整个经济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沿。这一切都不是因为生产不足而是因为生产得太多了。这是多么荒谬而令人类感到难堪。对经济社会危机的恐惧和批判，导致对一种理想的公有制、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的追求。20世纪是人类在全球范围将这种理想和追求付诸实践的世纪。试验中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在高强度集中资本和资源，推动后发展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和战后恢复重建中表现了一定的力量，但成本是很高昂的。农业和轻工业的长期落后，消费品长期短缺，重工业也无力及时技术改造、自我更新。整个国民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持续高涨的全球经济增长面前，越来越显得僵滞、不相适应。于是新的探索和试验摆到了人们的面前。改革在许多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全面而深刻地展开了。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20世纪自身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钢性较弱、弹性较强，排它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了的，有效组织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场景，正是其力量的明证。
20世纪人类经历的另一场严重的灾难，是全球性的自然生态危机。这是人类在300年工业革命征服自然中节节胜利，忘乎所以， 与自然界尖锐对抗，所遭到的大自然的报复。生态意识的萌发和全球迅速响应，列为各国首脑会议的主要议题，反映了人类的共同觉醒。
生态意识的方法论意义在于，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这就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如此等等。
人们喜欢热带兰的五彩缤纷、千姿百态，但又怕热带雨林的炎热和湿闷。人们珍爱高山雪莲的纯洁优美，但又畏“高处不胜寒”。老想用剪子把她剪下来，放到自己小屋子里，她能不枯萎吗？
科学是自由思想开出的花朵，技术的不断进步则是市场经济竞争强制推动的产物。这并不妨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可以是绞刑架前自由思想的花朵，而技术的飞跃进步，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强迫推动的产物。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吗？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地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吧！否则，即令是花大本钱引进来的“最新技术”，也是落不了土、扎不了根，而难免不老化、枯萎的。
为迎接新的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在东亚的大发展而重建华夏大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吧！
（三）
以上说的，是不是一派“悲观论”，还有没有一线光明？我们不是常说什么“机遇与挑战”吗？这确是挑战，而且是很严峻的挑战，但也有机遇。
这个机遇，就是当今正在全球扩展的数字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
我们可以粗略地观察一下它的技术基础，讨论一下这场信息革命及其最热门的代表——信息高速公路的文化背景。
当代的信息革命，是以两个领域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
一是数字化技术革命
数据、文字词汇、声音音乐、图形图画、雕塑建筑、三维图像、活动影视……
总之，人类制造的一切文明，都可以以0和1两个数字为基础的计算机二进制代码来表达、显示、集散、传输、加工、转换、储存、开发、利用……
总之，一切都数字化了。这里，包括数据库技术，数字压缩技术在内，这是一场范围极其广泛的数字化软件技术革命。
二是硅材料技术革命
一个是硅晶体材料。是微处理器、计算机的心脏。它使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技术找到了物质载体，取得了物质依靠。从而使超高速的运算发挥出难以估量的威力。
一个是玻璃纤维材料。是光导纤维，大容量高速宽带通讯网络的主干线骨干材料。它使数字化高速运算的计算机得以连接成为网络，实现大容量高速宽带距离数据通讯，使多媒体互联网络通讯成为可能。
两种材料革命使用的都是硅材料，是以硅为基础的一场硬件技术革命。
这两个技术革命都具有很古老的文化渊源。
现代的计算机二进制编码，来源于布尔代数。而布尔代数的创建可能与我国古代易经有某种古代人类的共同文化渊源。
莱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底细中国哲学》谈及《易经》中的伏羲八卦符号时说：“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断线组合而成的，……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而在几千年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而且在科学方面大大超过了近代人。”（见庞景会译：《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1981年3、4期，1982年1期。）
至于硅材料，则是人类的祖先最先找到的制作工具所使用的“石头”，是最古老的“石头”在现代最新技术条件下的深度开发和深度利用。
这两个革命汇集在一起，一方面，使计算机的容量和速率，每一年就提高一个档次；另一方面，使计算机和数据通讯的成本和价格，每几个月就降低一个档次。因而成为广大人民和后进地区都用得上、用得起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大众技术。
这两个革命的发展、成熟与航天技术的汇合，正好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在新的世纪之交和人类另一个千年之交。
出现在人类自身创建的制度之间相互敌视、对抗而经历了最深刻、最大规模的矛盾、冲突、危机、战争等社会灾难之后。
出现在人类因几百年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忘乎所以，受到大自然的报复，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之后。
出现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反映着亿万人民的共同要求之时。
出现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大交融的时代。
它的意义，它的影响，很需要人们认真地加以思量。
现在问题明白摆在这里，就看中国人能不能放掉包袱，革除积弊，抓住这机遇了。
注：作者朱厚泽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文系作者在研讨会上专题讲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