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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过剩
中国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源自于三个新的矛盾。其一是体制性矛盾。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长期包容在“终身就业”体制之内的国企冗员开始大量排出。2000年末，全国累计未安置的下岗职工总数仍有近1000万人。即便如此，国家经贸委估计国企仍有占职工总数三分之一的冗员需要排出。其二是结构性与区域性矛盾。从“九五”中期以来，一些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状况开始显现。在压缩过剩生产能力的结构调整中，局部区域的下岗现象特别突出。另一方面，资源枯竭地区也出现了失业人数激增的现象。其三是发展过程的矛盾。21世纪的最初10年，每年至少需要有25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出，才能保证农村的人均收入跟上社会富裕的步伐，才能保证城乡以及工农两大劳动者集团之间的经济矛盾不至趋于激化。这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制度安全也至关重要。
优化产业结构
在过去2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供给的快速扩张。从世纪末的情况看，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按照工业化初中期发展目标配置资源的产业组合状态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产业结构迫切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全面优化。我国产业落后，根本就是技术手段落后。1999年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中央财政提供的企业技术更新改造贷款贴息从上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2000年，这一财政政策仍持续了上年的力度。从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短期财政政策介入到了中长期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政策领域。在2001年及稍后一段时期内，这项财政政策尚不能完全退出。
加入WTO和外来竞争加剧
备战WTO，2001年要重点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提高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我国的轿车价格比国际市场高80%-100%；钢铁工业的吨钢可比能耗为0.9吨，而世界先进水平为0.65-0.75吨。留给我们降低成本的时间已经不多。二是市场竞争规则还不完善的问题。从1999年到2000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看，与WTO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垄断行为仍在市场上此起彼伏。反垄断可能是我国加入WTO最重要的软环境准备。三是产权市场化进程滞后的问题。国际大资本正在致力于对中国企业的收购、兼并。学会资本运营，推进产权市场发育将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重要任务之一。四是“走出去”的经验严重缺乏的问题。我国加入WTO的本来目的，就是要全方位地加入全球化竞争。主动“走出去”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经验严重不足。例如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动辄实施“反倾销”的贸易政策鲜有应诉。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已成当务之急。
城市化
我国前期战略发展过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其表现有五点，一是特大型城市发展政策的摇摆不定延误了战略发展时机。在80年代的整整10年中上海几乎没有得到象样的城市改造，90年代初以浦东开发为龙头，才真正揭开了上海的城市扩张和重新构建的进程。二是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压抑了城镇发展与人口的合理聚集。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高潮中，“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不合理政策给结构调整、给可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留下了很多很深的隐患。三是未能及时对老工业城市进行综合性改造。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由于迟迟没有对单一产业、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区域经济进行足够力度的改造，这部分城市化程度最高、人均固定资产拥有程度也最高的区域经济并未取得理想发展。四是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滞后。在90年代中后期，西部广大地区的地方财政以及可支配资源比较集中地用于扶贫和奔小康过程，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被迫延缓。五是城市化进程被扭曲为建楼“大跃进”。90年代初期，在若干地方出现了把城市快速扩张和炒房地产结合起来的“泡沫经济”膨胀过程。
区域向发展不平衡
为抑制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持续扩大的趋势，我国启动了需要几代人艰苦努力才能完成的战略——西部大开发。但从目前看，西部省区的经济发展面临若干新的难点。一是供求失衡下的过剩状况已经延伸到能源与其他资源产品。寄希望于大规模资源开发、国家对大型重点建设项目投入以及“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等措施可能已经不再切合实际。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江河治理力度以及加强国防安全等许多更为迫切的发展难题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施节奏被迫放缓。三是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要使重要江河上游地区垦荒、伐木、灌溉等发展设想受到重大限制。四是我国大量进口原油及铁矿石已不可避免，高耗能产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设想需要重新评价。
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
从长远看，国有经济实施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调整，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基本存在形式将从国有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国有资产的一般形态将首先表现为国有资本的产权，而不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一个可流动的概念。由于体制性、历史性因素，我国的国有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套”在了已经很难有盈利前景的领域中，“套”在了特定实物资产状态上。在这样的状况下，财富不仅不增值，反而要在高成本、低效益的亏本买卖中不断折损。这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已经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上升为一项长期战略方针。尽管2000年的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重要转折，供求失衡状态有所改善，但在2001年的经济运行中仍需继续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
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已经从供给领域转移到了需求领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已经从产业与供给扩张转变为需求拉动。这些变化反映在市场上，就是短缺已让位给过剩，供大于求已经成为供求格局的常态。预计在2001年中，农民增收可能仍难以有大的效果显现，出口增长可能将有所放缓；但价格形势将呈现为正增长局面，供求失衡状况会继续有所改善。
新形势下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调整公平杠杆，改善社会经济预期。例如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用利息税补充社保基金以及拟议中的开征遗产税等。二是促进社会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转变。例如发展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减持等。三是适应消费结构转变，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例如高校持续扩招、增加法定假日等。四是开拓个人信用资源，促进信贷消费发展。五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经济安全
在2000年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国际油价的暴涨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内产品油价格陆续上调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考。
目前预测，我国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时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时仅为6种。以石油为例，从当前石油进口的实际情况看，可以预测今后三年内每年继续增长1000万吨。由此，2003年我国的石油进口总量就极有可能超过1亿吨，2005年有可能达到1.3亿吨。到2015年和2020年，我国石油的年进口总量可能要分别达到1.8亿吨和2.5亿吨。这个进口规模比我们的前期估计要大得多，增长速度也快得多。
一方面是我国的资源供给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明显受到国际大资本，其中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的操纵。当前国际油价的激烈波动已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供求失衡格局尚未充分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由成本推动的价格大幅上扬，国民经济可能会陷入比通货紧缩更为严重的滞胀局面。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治国安邦的大计，这项工作时不我待，不能拖延。目前我国社保体系发展面临的难点较多。一是由于下岗职工归入一般社会失业人口，失业保险基金可能出现收支赤字。根据物价和工资水平，2000年人均救济水平达到1400元／年，那么，为新增的500万失业人口支出的失业保险基金至少要增加70亿元。二是养老保险基金现收现付制度可能难以长期维持。2000年初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节余只够支付养老金5.06个月，比1998年减少了1.72个月。三是企业经营状况不良导致保费不能足额收缴。一些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无力缴纳或以各种方式拒缴。四是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社保体系面临提高缴费率的压力。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26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将达18%。五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仍未找到完善的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九五”发展过程对我们的最大警示就是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战略。1997年的黄河超长期断流、1998年全国性的特大洪灾以及渤海赤潮、2000年北京的沙尘暴等环境变异清楚地表明，用“刻不容缓”、“迫在眉睫”来形容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毫不为过。严重的教训已经使采取断然措施的必要性不容质疑。在这种形势下，依靠行政性、法律性强制手段，黄河上中游用水限期缩减50%、森林资源“全面禁伐”、对环境有明显破坏作用的资源采掘实施“禁采”等措施陆续出台。2000年，与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我国还进一步实施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的“一退三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