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国际贸易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新国际贸易理论兴起于本世纪80年代，其理论立足于两个基本论点：一、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二、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策略的行为（Strategic behavior）来影响贸易关系和福利。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矛头指向古典理论的核心——比较成本说，对传统贸易理论视为一国最佳政策选择的自由贸易主张提出了质疑。新国际贸易理论出现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文试图先对西方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渊源——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介评，进而探讨新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及其原因。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与评价
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具体分析产业内厂商相互竞争与垄断关系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处理好竞争与效率的关系，也就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前提下，为优化资源配置，既要鼓励市场竞争，使厂商有足够的改善经营管理、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和压力，又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性，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
产业组织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与新古典的微观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以完全竞争的市场作为分析前提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厂商的产量维持在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因而可实现社会资源及社会福利的最优配置。然而，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竞争逐渐让位于垄断，引发了对新古典学派理论越来越多的质疑。至1921年，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两大思潮：其一为新古典主义。它将完全竞争理论推向极端，强调竞争体制的效率，其分析是高度抽象的。其二为“现实主义（realistic）”。 它考虑到因垄断而引起的各种实际发生的条件以及各种新信息及其在现实世界的作用。 1933 年张伯仑（EdwardChamberlin ）和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分别提出垄断竞争理论，试图解释由于市场结构变动所导致的厂商行为的变异，及其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这种分析框架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故学术界大多认为，本世纪30年代张伯仑和琼·罗宾逊各自发表的关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著作（注：Edward
H. Chamberlin,"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8th ed.1965);Joan Robinson,"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London:Macmillan,1933.)）实为产业组织理论之滥觞。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以哈佛学派为代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梅森（Edward S.Masson）和贝恩（Joe S.Bain）等人（注：Joe S.Bain,"Industrial Organization",rev,ed.( New York:John wiley,1968);"Essays o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Honor of Joe S.Bain".(Cambridge,Mass Ballinger,1976.)），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范式（S－C－P Paradigm）。这表明传统的理论遵循结构主义的原则，判断某一产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只看市场行为（如定价行为）或市场绩效（如是否存在超额利润），而应看市场结构，也就是该产业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控制，还是分散存在着许多中小企业；此外还要看产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致遏制了新厂商的进入。鉴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内容庞杂，搞清其逻辑顺序就成为掌握其理论框架和内容的关键。它的逻辑顺序是：市场模型是其理论展开的基础，“三分法”范式（S－C－P Paradigm）就是在特定的市场模型即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展开的，其主要特点是：1.经验研究，以验证“结构—行为—绩效”范式；2.研究重点指向产业状况和集中度的问题；3.基本研究单位以“产业”替代了“厂商”。
传统理论虽然具有较完整的体系和可操作性，但仍有其局限性：1.尚未摆脱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窠臼，依旧是以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为假定前提；2.其分析方法是静态和单向的；3.假设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完全理性的，他们的信息是完备的。故能使市场自动实现均衡，但信息经济学否定了这一假设，从而动摇了传统理论的基础。新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于本世纪80年代初，它突破了传统理论的单向和静态的分析方法，建立起双向和动态的分析框架，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厂商行为的分析，即由结构主义转变为行为主义。同时，引入“博弈论”（Game Theory）作为分析工具， 着重强调策略的行为以及不对称信息的效应。这一变化基于这样的认识：经营方面的不同安排可以增强企业的竞争性，超越竞争对手，以便充分有效地利用市场机会。研究方面上的这一新变化，可以从其主要研究对象中略见一斑，它们是：寡头模型（Oligopoly Models）、策略行为（Strategic behavior）、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产品差别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企业集团化和兼并（Integration and mergers）、研究、 开发与创新（R & D and innovation）。
产业组织理论以微观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其特征，具有较完整的体系和可操作性。特别是新产业组织理论更是建立在较能反映实际状况的市场模型基础之上，分析定量化，属于实验性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之一。然而，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难以解决微观与宏观的冲突。我们知道，微观高效率并不等于宏观高效率，但是如果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实现宏观资源优化配置就存在着困难。其次，它的客观基础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故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性受到限制。再次，它尚未深入探讨有关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引导问题。
二、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联系
进入本世纪80年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界开始以国际市场的不完备和策略行为的问题为研究重点，并得出结论：企业和政府可以在当今不完备的世界市场内通过自觉的策略行为来影响一国的贸易差额和福利。产业组织理论正好为新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分析工具，以解决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问题。
上述新的变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进入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这不仅表现在一国企业面临着愈来愈大的来自国内外的竞争压力，同时也表现在一国政府的决策受到外部因素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决策时须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正是策略行为问题研究的客观基础。其次，区域贸易集团化的加强以及保护主义的呼声日高，也都刺激了国际贸易理论界与政界为此寻找辩护的理由和对策。例如，1988年美加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之后又扩大到墨西哥。欧共体于1992年实现统一大市场，取消一切内部壁垒。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成熟的工业要求获得更多的保护，新兴工业如半导体产业、通讯业、航空产业等也在积极寻求政府资助。这种对内自由化和对外高筑壁垒的状况，正好验证了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论点，即世界市场是不完备的。第三，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某些产业内巨大规模经济性的出现，对传统的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古典理论认为企业不具备影响价格的能力，只要众多的企业按正常标准经营，贸易理论就无需对策略的行为作出解释，因为所有的企业在此都被假定为价格的接受者。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产业集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和加强，大企业有能力影响市场结构和行为，企业和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策略在国际市场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对此，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而且面临的困境还远不止此。例如，70年代以来美国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按照李嘉图的说法，通过汇率的变化即可很快削减美国的逆差，使贸易收支重趋均衡。但经验证明，在整个80年代，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根本就未依据比较优势进行。虽然有些国家仍然出口其要素相对充裕的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但是对制成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格局却很难用这一道理解释。与依据传统的要素禀赋概念而产生的推论相悖，不少国家同时既进口也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货物和服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产业内贸易，它自从8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古典贸易理论问世以来，尽管不断受到某些西方学者的质疑，但始终未有更好的学说足以完全取代它。例如，产品生命周期说，尽管也吸收了不完全竞争的观点，但也难以形成西方贸易理论的主流思潮。然而，自从70年代以来，一些从事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哥曼（Paul Krugman）教授，发现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中上述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注：Paul Krugman(ed.),"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Cambridge MA:MIT Press,1986); Paul Krugman,"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Business Economics,April 1988.）。 产业组织理论对于规模经济性、学习效应、研究开发的竞争以及技术的波及效应等问题的分析，对于解释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寡头竞争模型尤为重要。不少学者认为如果将不完全竞争模型用于国际贸易，必能加深对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理解。
西方学者将产业组织理论中新的成果用于分析下列国际贸易问题：1.一国政府是否要控制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2.一国政府是否要扶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活动。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均极具争议性。因为按照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观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将导致一般均衡的破坏以及降低市场的效率。然而，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回答却是，通过干预，政府可鼓励能产生积极外部因素的活动，以及鼓励利润由国外向本国转移的经济活动。新国际贸易理论为保护主义以及可提高本国福利的补贴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新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新国际贸易理论出现后，引发了对政府实行策略干预问题的激烈争论。尽管此类政策争论大多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保护主义者来说能在其观点中运用如此之强的理论依据还是首次。争论的焦点仍然是上文所提及的两个问题。有关学者为此建立了相当精致的数学模型，还引入了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摒弃了传统理论的静态方法，为政府的策略行为赋予了动态特性。所有这些努力使它得以成为保护政策的理论基础，为策略贸易政策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然而，其数学模型的假定条件往往是不现实的，从而降低了制定政策时的有效性。为此，新国际贸易论者开始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问题的研究。但是，困难很多，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足够的信息。
上述经验性研究方面的困难和局限，使得学者们对将它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时持谨慎态度。首先，他们最为担心的是，政府决策缺乏不存在偏见的真实信息，而错误的信息将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其次，基于产业组织理论建立起来的精致的数学模型，因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很难在实践中运用。一方面，模型中所假定的外国企业和政府的反应条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本国政府如果积极实施策略贸易政策，可能面临较大的潜在风险并将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另一方面，鉴于模型过于复杂，使得政策制定过程缺少应有的透明度，因而，也就缺少相应有效的政策监督机制。
尽管新贸易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上述缺陷，但学者们仍坚持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是遵循“有条件的、合作性的”策略规则。他们认为无条件的合作策略将诱使他国政府“搭便车”，从而牺牲本国的利益。至于有条件的合作策略，用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自由贸易的“胡萝卜”是以报复措施这根大棒作为后盾的，这是诱使外国政府进行合作的最佳选择。这个结论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可以从近年来的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言行中获得印证。
虽然自从80年代初以来不少学者依据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各种模型以使国际贸易理论更臻完善，但另一些来自商学院的教授则另辟蹊径，将商业竞争策略和产业组织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领域。他们采用了不同于数学推导的经验性研究方法，从探讨某些国家的某些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原因入手，对传统的比较优势学说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米切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其代表作是《国家竞争优势论》（注：Michael E. Porter, "The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90.)）。
四、结束语
至80年代末，在西方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很少有人再用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等传统理论来解释现实贸易格局的变化了，传统理论对工业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特别对所谓产业内贸易的格局更不能适用。为了探讨新的解释，西方学者开辟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是对不完全竞争条件的贸易进行研究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其二便是以米切尔·波特为代表的所谓经验归纳法，构建了分析国家竞争力的复杂的理论框架。这两条不同的途径均起源于产业组织理论，故了解产业组织理论，对掌握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十分重要，而掌握这种新发展，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对我们分析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策略行为，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也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