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平凹散文的审美类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类型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01)03-0026-05
贾平凹创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断开拓，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断“转移”。这种永不满足、执著追求的转移，既表现在从商州农乡题材到西京城市题材的变化上，也反映在从传统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兼而有之上。如果说，他的长篇小说创作力求每一部都有所变化有所创新的话，那么，他的散文创作则不断开拓新的审美类型，由写实到抽象，从抒情到写意，从乡村到城市，从现实到历史。丰富的生活文化内容，使他的散文映照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展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化的轨迹。综观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其作品可以大致分为自传类、风情类、世相类、禅思类、文化类五种审美类型。
自传类 这种忆写家庭和个人生活及其解说创作情况的散文，大都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的贾平凹身处火热的时代大变革之中，他以一个农村青年对生活的激越的热情，去记叙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对幼小童贞心灵所造成的深深的伤害，对患难与共的血亲真情寄予深切的赞美。此类作品讲求情节，记叙细致，内中承载着强烈的人生际遇的感受，读来生动感人。《纺车声声》、《初中毕业后》、《童年家事》可为代表。《纺车声声》通过“我”缀学砍柴买回纺车，母亲日夜纺线换回家人生活的描写，抒发了母子患难的深情。母亲对做教师的父亲的理解，对孩子的慈爱和自我牺牲精神，令人感佩，催人泪下。
总体来说，自传类散文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身世、秉性、写作背景和精神风貌，多具史料与资料价值，较少审美价值，艺术品味较低，尤其是“练笔”阶段（70年代）的自传类散文，作者过于注重个人遭际的历时过程，多做生活流的记录，尚未能将个人苦难与民族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做深刻的文化的历史的反思，故而缺乏审美的个性特征。《童年家事》洋洋洒洒6万余字，详细记述了从作者出生到祖母去世整个大家族近10年间由和善到分家的过程。婆的精明、三婶的能干、母亲的忍辱屈从，文章似小说一样有着较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清晰的时空要素。但作为散文，幼小的“我”却犹如道具，无从发出个性的感受心声，仅作为叙事人，讲述家人的故事，因而也就缺少散文的文体特色。
风情类 这是对描摹民俗风情、感悟山水人生的散文的归类。这类散文主要反映在80年代商州题材上，还包括陕北、关中以及陕西以外地方风情的作品。写陕西的风情类作品大致有：陕北风情类15篇，包括《走三边》、《黄土高原》等；关中风情类20篇，包括《五味巷》、《关中论》等；陕南风情类45篇，包括“商州三录”等[1]。已经走向成熟的贾平凹伴随着文学寻根的潮头，有意识地对故乡民俗风情做了一番文化梳理，营造出富于地域特色又暗喻着民族品性的家乡风情。地方性是民众的生活习惯在空间上所显示出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它是构成散文地方色彩和文化特色的重要源头。商州地僻，文化传统悠久，千百年来形成了封闭而又古老的地域文化精神。改革开放所吹进的经济文化的文明之风，使商州古老的生活文化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新与旧的转型和重新整合，给文学反思带来了极好的描摹与反思的样态。贾平凹摆脱了第一个阶段狭隘的家庭、个人的家乡观念，转而在更大的空间开创出商州故乡文化风情散文。“商州三录”继承自传类散文讲求情节，描画人物的特点，对商州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透视与描绘，以“再现一种社会和精神的活的过程”，反映了商州山民的生息繁衍与追求。《黑龙口》写山民接待“旅人”的特殊方式——夫妻与“旅人”同睡一炕，让人领略了商州人的淳朴与狡黠；《一对情人》通过驼背老五的女儿自由婚恋、弃家出走的曲折故事，反映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正在改变着商山儿女的命运；至于金洞狼的凶残与仁性（《金洞》），刘家三兄弟的乱伦与亲情（《刘家三兄弟本事》），木碗世家的手艺（《木碗》）等，都是商州的人性、天性，甚至狼性的写照，让读者看到商州淳朴与保守的民情民风。贾平凹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和衷情，他从商州风土人情中找寻到了自己创作的新坐标，标志着他“商州意识”的形成或“商州情结”的聚现。正如贾平凹所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
同为商州家乡题材散文，自传类与风情类散文明显不同。在自传类散文中，我、父母、家庭和村落是具体的，标明着传统乡土文化的意蕴，弥漫着家族血亲之情之爱。在风情类散文中，“我”已不是传统家乡文化的儿子，作为一种文化视角和文化符号，“我”成为透视和描摹新的文化启蒙大潮的佐证人，而商山也在时代背景衬托下，升华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的生存空间，成为贾平凹创作的乡土的民族的审美世界。风情类散文的文体特征也有其“失体”之处，情节的强化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使其与小说颇多近似，成为一种模糊性文体，这是作家在一味寻根的时候，忽略文体感所致。
世相类 这是对城市民众生活相的认识与描摹的散文类型，它反映了贾平凹在从商州转向西京后，对城市文明生活的感触与思考，带有浓重的现代人生悲剧哲学的意味。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市民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深深眷恋着大山和山民的贾平凹，从小形成的自卑与孤独感，在心理沉积着对大自然的向往与崇拜情结，渴望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理解与沟通。目睹城市文明中种种陋习怪僻，贾平凹有着一种难以融入城市的心理隔膜，因此，他的笔下就更多地书写着现代人生怪异荒诞的种种病态。自80年代后期写下《笑口常开》、《人病》、《闲人》等名篇之后，进入90年代，他又续写了《名人》、《说孩子》、《说家庭》、《说打扮》、《说奉承》、《说死》、《说话》等篇什，进一步抽象出城市人受“文明”之累，为说话、打扮、孩子、家庭而奔波劳顿，谋划算计，失却本真的可悲。
人的存在本应是敞亮自我的本真状态的存在，一种自由选择的存在。然而世俗社会促生的权力、利益、虚名等外在于生命的虚无，却将人卷入追逐外物和舆论声浪的沉浮中，因而忘却自我最真实的“在”。尤其是中国在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生命被陷入“沉沦”状态。从这个意义上去审视贾平凹的散文，不能不肯定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具有现代哲学的支撑，表达着知识精英对现代人命运走向的忧患与焦虑。尽管贾平凹的忧患意识内在的与农耕文明相伴而生，有着拒斥城市文明的自卑心理成份。
将世相类散文与风情类散文相比较，可以发现，贾平凹笔下的农耕世界是活泛的充满灵气，人与物，人与人沟通相融，淳朴自然。即使是陋俗恶习，也充满慈善光泽，悦人心目，而市井中人却多冷漠，相猜忌，难沟通。故此，城市被描写成充满怪异、荒诞、病态的世界。《笑口常开》典型地反映了城市病态的各种类型：人情薄，赠书即弃；难相爱，老来才有黄昏恋；居住挤，房事匆忙无欢乐；不坦诚，阿谀奉迎才为真。应该说，贾平凹是描摹乡土的能手，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人物鲜丽，语句活泛，最能表现他的艺术才情，他虽然也是反映市井生活的行家，世相类散文亦代表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理解，但城乡文明在他笔下还是矛盾的，骨子里的向农背城，决定了他两副笔墨、两种心态写作城乡文明。这也是他以后需要调整解决的认识问题。
禅思类 80年代以来，贾平凹逐年渐多地写了大量的山水游记、生活感悟性散文，这些散文寓意并不在山水形态和生活琐事。作者于娓娓叙写中蕴藉文中的是主客体感应交融的境界，主体专注于一境，心灵静虚时的思想。这种具有佛家禅定之思意味的散文，权作禅思类称谓。在《月迹》、《月鉴》、《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静虚村记》等80年代散文中，贾平凹的禅味更多地体现在客体所具有的启唤主体感应的特质上，即物我交融形成的一种幽静的意境。大戈壁本应是荒凉寂寞之所，但在作者眼中，它却是一块“难得糊涂的，大智若愚的地方”，因为它经历了荒寂、繁荣，走入了单纯。广袤的大戈壁因此而成为一幅“现代艺术的画，画中一切生物和动物都作了变异，而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静穆，和静穆生命中的灿烂。”（《戈壁滩》）而在90年代的禅思美文中，人生体悟与学养所促发出来的已是主体寂静心境对自然的投射与泻写。此时的客体只是预应主体禅思的凭借，无所谓客体启唤主体的特质要素。此时抒发的禅思即所谓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的禅宗自度顿悟的境界。《三目石》、《树佛》、《坐佛》等均有这个特点。面对顽石，人为何竟会“夜不成寐”，为何会出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又看山不是山，又看水不是水，再看山还是山，再看水还是水”的情形？（《三目石》）当然是主体移情石中玄想认知所致。以上两种禅思类散文，归总起来前者体现了贾平凹归复自然，与自然和谐同一的审美观，表现为人的自然化特征。后者则心境扩拓，容纳万物于心，表现为自然的人化状态。总括而论，和谐、宁静、幽远，这是贾平凹禅思类散文所努力追求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境界。这也是贾平凹散文有别于当代诸多散文家创作的一大特色。
贾平凹禅思美文的创作与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心理情结密切相关。“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应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正是这种孤独、内向甚至“形象委琐，口舌木讷”（《一匹骆驼》）的原因，使贾平凹以山石、明月、竹树为伴，借以慰藉灵魂的安宁。也正是在这种对大自然宁静、清雅、朴拙的感悟中，贾平凹才“忠实着生活，又突破生活的极限……在有限之中唤起了无限的思想和情趣”，（《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才写出了一篇篇人与自然相合、宁静致远的禅思美文。相比较而言，表现了主体客体化（人的自然化）的禅思美文要比客体主体化（自然的人化）的散文写得更空灵、质感，易于激起读者的审美感受，而后者因缺少主体禅思赖以凭借和依托的客体唤情结构，故而有充满玄想沉思的“作文”感。这或许正应合了王国维的“有我无我境界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2](P34)文学审美犹如人生意义，尽在过程中主体的价值感觉。苦乐悲喜皆可体验为美，而《坐佛》却缺少审美的过程，没有客体的启唤和主体移情的描写。一棵秃枝老树和一块黑石，卧于此上的平凹“顿觉心旷神怡”，“再后，平凹坐于椅，坐手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身静思安。”何为？尽管批评者理解作者的禅思：无欲寂静。但作为一篇散文，全文仅只一百多字，缺少言志的物托和寄情的对象，无法将读者带入审美移情体悟的境界，属于“有我之境”的“作文”。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用“禅思”概括贾平凹此类散文的特征，但并不是这种充满寂静圆融的感觉描写的散文，就类同佛家所追求的色空涅盘境界。在骨子里，贾平凹散文还是道家还生命于自然的超越世俗之道，这种超越反映了他在世俗苦痛中保护生命的生命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贾平凹面对的人生坎坷与悲剧，同样具有传统士人的忧患与焦虑之心，只是与屈原、杜甫、陆游这些著名的忧患之士泪溅春花，死犹遗恨的入世态度有所不同，贾平凹抚忧虑于平和之境，平忧患于自然之中，求取的是一种寂然恬淡的人生意趣和僻尘世的喧嚣与繁杂于内心的宁静的体悟，即在审美创作中悠然自乐。
文化类 此类型散文主要是对人的行为方式及其历史影响所做的描述与思考，它包括部分古圣地游记、太白山记和研史写事性散文。贾平凹是一个述情抒理、重在表达感受的散文家，在他逾百万言的散文作品中，真正从某文物、史事出发借以表达作者文化见识的篇章并不多，虽然大量的风情类散文也可以冠之以风俗文化散文，但那是一种文化泛称之下所使用的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贾平凹与余秋雨划开了一条个性界碑。1990年，在写作《烟》、《美穴地》、《白郎》和《五魁》等具有浓重神秘文化特征的中篇小说的空当，贾平凹创作了既有表征上的民俗风情特点，而实为民间信仰文化大会聚的《太白山记》。初读该文，令人颇为不解。公公戏媳，而为娃娃鱼（《公公》），丈夫外出贩货，妻子秀变难捱上吊自尽（《丈夫》），寡妇丧夫，孩子却夜夜见爹骑娘身上打架（《寡妇》），猎手打狼而死者为人（《猎手》），村人由淫欲到戒欲，终变为石木（《人草稿》），妻子酒醉夫疑被奸，排尿中竟见一螃蟹（《饮者》），如是等等，可谓稀奇古怪。其实，《太白山记》正是贾平凹在写完《浮躁》之后声称要改换写法的试验作品。这半是小说半是散文的作品，大量采录民间传说，假借深山民众的生活方式，以生动形象的故事，表达作家解悟到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内容。其中，无论是抨击现代官宦鸡偷狗盗，还是寻求太白山娃娃鱼的珍产源头，或是山中石、木缘何为女娲造人之所由，都有一个性文化隐喻其中。古人云：食、色，性也。在中国民间，性文化——性启蒙、性教育、性娱乐当为精神信仰中的基质文化，犹如人们相见总相问“吃了没有”一样，性象喻也充斥于民间生活文化之中。当然，贾平凹所作《太白山记》，是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民众对时政的看法，用性做象喻，转喻作家心中的社会批评与审美追求的。“关心社会，关心生命，如果有悲哀，那不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是关于人的大悲哀；如果焦虑，也不是个人的得得失失，是关于时代的大焦虑。”[3](P135)从《太白山记》、《美穴地》、《五魁》到《废都》，几乎在时间上紧紧相承的作品，在性的象喻上也一脉相承。
在文化类散文中，洋洋数万言的《老西安》最为出色。它是贾平凹以文化学者身份透析历史名城所做的人类学方式的散文报告。作者好似在做田野调查，对古城西安的历史演变，做了个人感受式考察抒写。历史是主体价值视野的历史，也是个人感受中的历史，贾平凹采取民间百姓的评说方式，借以阐释西安的历史沿革。文章纵横捭阖，把个人参与历史建构时的感悟与历史事件的描述融合抒写出来。全文既像人类学的城市史调查，又似历史学的时段研究方法，不仅有短时段的政治军事史研究，还有中时段的经济文化史研究。尤为难得的是他对影响历史沿革的长时段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研究，使他的长文具备了大文化散文的品格——题材大，内容深广，时段长久，地域阔大，认识深刻，角度独特，手法多样。正因此，读罢此文，人们大都赞叹作者才气纵横，文章大气超凡。
从风情类散文到文化类散文，贾平凹—以贯之地从民间文化中追求创作灵感，创作素材，创作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鲜明地有别于余秋雨。余秋雨的散文大都是通过对历史上文人文化的追寻与反思，通过对历史事件和文人命运、心态的剖示与解析，来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民族命运的关怀。总体来说，他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对精英文化的关怀和思考，缺少一种平民意识和平民关怀。而与此不同，民间的和边缘的文化视角使贾平凹的创作平添了余秋雨散文未曾有的丰富底蕴，它既是对生存的物质文化的反映与描述，也是对精神的信仰文化的关怀与寻思，是一种对民间大众全方位的人文关怀。
[收稿日期]2000-10-25